近代著名政治家杨昌浚创作的“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是一首把爱国主义和时代精神同艺术形式完美结合的好诗。作者杨昌浚，字石泉，湖南湘乡人。先后任过浙江巡抚、帮办甘肃新疆军事、陕甘总督、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等职。同治十三年(1874)在浙江巡抚任上，为了支持他的朋友和老上级左宗棠收复新疆，筹集协饷多解白银37万两。后来因余杭葛毕氏与举人杨乃武的冤案失察而革职。光绪六年(1880)叙筹解西饷功，赏加头品顶戴。《清史稿》和《清代七百名人传》均有传。

对这首诗的内容本来是有定评的，并且从无异议。1983年8月，王震同志在接见左宗棠的后人左景伊同志时谈到这首诗，特别指出:“左宗棠率军出关西征，打败了阿古柏、白彦虎，收复了新疆，并迫使沙皇侵略者交还了伊犁，保卫了祖国的领土。”王震同志对左宗棠和这首诗均作了充分肯定。但是《文史知识》1992年第12期发表吴奔星先生的《也谈<左公柳〉》一文，对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却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他说:这首诗所写的“‘筹边’实际是平定兄弟民族造反的遁词”，它“透露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武装镇压”，因此“思想上有可议之处”。这就把近代史上著名的我国各族人民团结反击英、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入侵新疆、维护祖国统一的正义斗争的是非完全弄颠倒了。没料到《文史知识》1993年第4期又发表文章，继续对吴奔星文的“分析与论定”表示“无异议”。至今在该刊上没有见到一篇批评吴文错误的文字，却这么快地发表支持文章，无疑表明了刊物的一种态度。为了纠正吴文和《文史知识》混淆历史是非的错误，爰作此小文以正视听。

吴文在开头说作者杨昌浚“生平不详”，其实吴先生对这首诗的本事和诗的本意均很不详。为了准确把握诗意，回顾一下历史背景很有必要。清同治四年(1865)，受英国支持的浩罕军官阿古柏带兵侵入我南疆，在镇压各族人民的英勇抵抗后，陆续占领了南疆八城(西四城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和阗，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喀喇沙尔)。同治九年，先攻占吐鲁番，后侵占了乌鲁木齐、昌吉、玛纳斯等北疆重镇。次年，沙皇俄国出兵侵占我伊犁地区。要不要从侵略者铁蹄下收复我神圣领土新疆?李鸿章认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师老财匮，尤虑别生他变……况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主张把新疆白白送给外国侵略者。这时陕甘总督左宗棠严厉驳斥李鸿章的主张是“自撤藩篱”，倘若照李说办，“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力排众议，在光绪元年(1875)受命督办新疆军务。第二年，左宗棠进驻肃州(今酒泉)，开始收复新疆的战斗。由于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六月收复乌鲁木齐，九月收复玛纳斯，阿古柏在北疆的侵略势力全部被肃清。光绪三年三月，收复南疆的战斗打响。在围攻达坂城时，城内维吾尔族群众派代表冒着生命危险出城向清军递送了重要的军事情报。收复吐鲁番后，清军行至库尔勒，当时军粮不继，由于有当地少数民族群众帮助，掘出窖藏粮食数十万斤，解决了燃眉之急。当时清军得到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势如破竹;而敌人则如风声鹤唳，节节溃逃。十一月二十九日收复和田，消灭阿古柏侵略的爱国战争胜利结束。光绪四年，被革职的浙江巡抚杨昌浚起佐新疆军事。这首诗即写于他赴疆的途中。到肃州军营后，诗传诵于大营，“文襄公掀髯大乐”。

这首诗是近代诗作中传诵最广的诗篇之一。由于口耳相传，不仅诗句多异文，连标题也多歧异。吴文说:“诗的题目，或作《赠左宗棠》，或作《左公柳》。前者似为杨昌浚所题，后者当为后人歌颂左文襄公的功绩所加。”其实这是不确的推测。左宗棠是杨昌浚的老上级，左对杨又有知遇之恩，《赠左宗棠》显然不会是原题，不然杨就失礼了。《左公柳》也非“后人歌颂左文襄公的功绩所加”，而是传诵过程中不记得原题而临时拟的诗题。吴蔼宸的《历代西域诗钞》选录此诗题作《恭颂左公西行甘棠》。清末《点石斋画报》曾以《甘棠遗泽》为版画标题歌颂左宗棠西征建立的功绩，画的题辞中特别讲到杨昌浚在甘肃任职时对左公柳的保护。这从一个侧面证明这个标题才是诗的原题，它把诗人对左宗棠的敬意和两人关系作了准确的表现。由于这首诗传诵广，所以每一句都有异文。第一句“上相筹边未肯还”，除“还”字外，字字有异文。这一句一般作“大将西征尚未还”，可能是传诵过程中对原作的通俗化，易晓易记，使诗流传更广。比较起来，“大将”句不如“上相”句准确地表现人物爱国主义精神。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晋东阁大学士，地位相当于宰相，诗以“上相”称之，既准确，又见出诗人对左公的崇敬之情。以“大将”呼之，则没有把左公的特殊身份地位表现出来。“筹边”也比“西征”好，因为它把左公率军出师消灭侵略者以使边疆各族人民过上安宁日子作了表现，“西征”虽然“能给读者留下较为宽广的思维空间”，但意义失之太宽泛。“尚未还”是消极表述，“未肯还”则不同，是积极描绘，刻画左公不收复祖国疆土决不回还的爱国豪情。此诗作于光绪五年春，当时阿古柏侵略军已被消灭，南疆八城已全部收复，但沙皇俄国仍占据我伊犁地区，诡辞狡辩，拒不归还。左公计划次年春天出屯哈密，准备和谈收复伊犁失败，便以武力收回伊犁。《清史稿•左宗棠传》记载:“光绪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当时69岁的左公抬着棺材进了疆，表现了誓死收复我神圣领土的决心。“未肯还”三字把左公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生动的刻绘，至今读来仍让人激动不已，催人献身祖国边疆的建设事业。“湖湘子弟遍天山”句中的“遍”字又作“满”。“遍”为去声字，音调干脆响亮，而且形象，作“到处都有”解，天山南北到处都有湖湘子弟战斗的足迹。“满”为上声字，“满天山”用了夸张的辞格，给人的感性形象不如“遍天山”美，且有“人满”之感。“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扣“西行甘棠”的题目。《诗经•召南》有《甘棠》篇，描写召伯循行南国，有时住在甘棠树下，布文王之政，“其后人思其恩德，故爱其树而不忍伤也”。后来人们就用“甘棠”称颂地方官吏行惠政于民者。左公柳即新时代的甘棠。末句“引得”又作“惹得”“赢得”。“惹得”调皮空灵，富有表现力，但不如“引得”内涵丰富。“引得”含有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思想，我用“新栽杨柳三千里”，硬是要把春风“引得”度到玉门关外去。

这首诗之所以脍炙人口，传诵很广，除了昂扬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外，还因为它的艺术成就很高。首先，语言高度精炼、形象而富表现力。前两句描写消灭阿古柏侵略者所取得的胜利，含蕴深厚，作到明朗和含蓄的统一。“湖湘子弟遍天山”，表现爱国战争的胜利，充满豪情，明朗而欢快。本来参加战斗的部队有左宗棠的楚军、刘锦棠的老湘军、张曜的蒿武军、徐占彪的川军，等等。由于作战的主力是楚军和湘军，所以用“湖湘子弟”指称爱国将士既有代表性，又同歌颂左公的功绩扣合很紧。前边分析了首句的丰富含义，其中最耐人咀嚼的是“未肯还”三字。一般人印象中的玉门关外是荒凉的不毛之地，没有值得留恋之处。读者会在这里发问:既然反击侵略者的战争取得了胜利，上相为什么还不肯还朝呢?它暗含沙皇俄国还侵占着我伊犁地区，不收复祖国的这块肥美的土地，上相以为没有完成卫国复土的任务，因此宁可马革裹尸，决不回还。这就把被歌颂的主人公执着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了含蓄感人的表现。

其次，创造性的艺术手法和新的时代精神结合得很完美。曹雪芹曾通过他笔下人物之口这样论诗:“做诗不论何题，只要善翻古人之意。若要随人脚踪走去，纵使字句精工，已落第二义，究竟算不得好诗”。这正是一首“善翻古人之意”的好诗。王之焕《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是熟传众口的唐诗，杨昌浚反其意而用之，才写出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绝唱。在《凉州词》中杨柳受制于春风，在杨诗中却是杨柳决定春风，三千里杨柳引导着春风度过了玉门关。这首诗的成功，无疑是继承传统并改造发展传统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这首诗还具有唐诗所没有的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即改造自然、战胜自然、绿化祖国边关的新思想。吴文在解释这两句诗时说:“从写情看，‘大将’所关注者，唯恐‘西征’遥远，士卒迷途，命令沿途插脚，作为路标。”这种想当然把作品所抒发的壮志豪情完全曲解了。秦翰才《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记载，后人不负文襄公当年一番倡导的苦心，沿途曾有下面一种告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说明左公植树的苦心，目的就是改造艰苦的边关环境，通过“千里一碧”，要引春风过关，让“马嘶人泣”成为历史。杨昌浚所表现的这种新的时代精神，正是这首诗赢得人们长久喜爱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