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是政治发展的途径和推动力量，是近现代社会特有的政治现象。滥觞于近代西欧北美的元生型政党模式，是在其政治体制内产生的，先有国家而后有政党。在西学东渐的思潮涌动中，西方政党观念输入近代中国并传播开来，为近代中国政党的出现作了一定的知识准备和政治动员。近代中国的政党身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临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双重任务，是产生于政治体制之外、先有政党而后有国家的次生型模式。
孙中山和宋教仁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和政党运动的先驱，他们的政党观既有对西方制度的引进，又有基于中国现实的考虑；既有对政党内涵与功能的许多共识，又有对政党建设的一些争议。有必要考察二者政党观中的联系与区别，二者思想的独特性与当时政治环境、社会大众思潮的呼应，以及其对于后来中国政党走向、政治发展的影响。
一、政党观的思想渊源
孙中山的政党观，源于他早年在海外对英美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的学习和考察。尤其是1895年10月至1897年6月旅居伦敦的两年时间里，如康德黎所记，“和我们一起住在伦敦的时候，孙逸仙从不在玩乐上浪费时间，他总是不停地工作，阅读关于政治、外交、法律、陆海军等方面的书籍，矿山及开采、农业、畜牧、工程、政治经济学等也为他所注意。他坚持不懈地仔细加以研究，他所涉及的知识领域很少有人达到”。通过刻苦攻读、社会考察、认真思考，孙中山奠定了三民主义理论基础，这也正是他建党的政治纲领。1913年孙中山论及其思想来源时曾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宋教仁的政党观，则来自于他在日本留学期间对各国政治制度的翻译与研究。1905年6月，宋教仁以公费留学资格进入日本法政大学学习政治和法律，1906年2月又改入早稻田大学留学生部学习。这段时期内，“他每天拿出一定的时间读书看报，从事写作，进行翻译，速度之快，文字之精，往往使他周围的人艳羡不已，在此期间，他除了撰写短小精悍的时评以外，先后翻译了英、美、德、俄、澳、比等国的官制和政治制度概要，还翻了日本宪法和各国的警察制度，这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他的英、日文水平，而且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状况的了解。从而为他研究中国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础。”
从孙中山、宋教仁的著作中，不难看到他们“在阐述其政党思想时，常常引西方政党政治之经，据西方政治学之典，总是力求与西方一致，似乎不这样，就缺少足够的说服力。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和社会现实制约的结果。在近代中国，中西交流的这种主要是从西向东输入的单向性，在政党思想方面也典型地表现出来。”
二、政党的内涵与功能
正是因为上述的思想渊源，孙中山、宋教仁在界定政党的内涵和功能时，以英美国家的议会政党为范本，严格区分“革命党”与“政党”。同时，在实际操作中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的问题，二者又有所分歧。
孙中山明确界定了革命党和政党不同的内涵与功能。他认为革命党是活动于共和制度诞生之前的秘密组织，主要功能是领导革命运动，推翻旧政权，建立共和国。“革命党之事业，必须流血冒险，牺牲生命财产，才能做成革命之功。其所抱持之唯一宗旨，则为三民主义”。而政党则是活动于共和制度确立之后的公开组织，主要功能是管理政府或监督政府，促进政治运行，维护民主制度。“政党之要义，在为国家谋幸福，为人民谋乐利。”政党的具体作用是“一以养成多数者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直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不溢乎正轨”。而革命党与政党又不是截然分开的，三民主义的历史任务是贯穿其中的。这从孙中山对章太炎“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严厉批评可以看出。孙中山强调“吾党之责任，盖不卒于民族主义，而实卒于民权、民生主义，前者为之始端，后者其究极也”。
在宋教仁看来，清朝换成了民国，情况变了，为实现民主共和的斗争方式也要相应改变。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从斗争方式上区分了革命党和政党，提出“革命的政党”，进一步强调了革命党与政党的历史延续性。“吾党昔为革命团体，今为政党，均同一为政治的生活。就先后事实上说，革命党与政党，本非同物；然就性质上说，革命党与政党，其利国福民，改良政治之目的，则无不同。故本党今昔所持之态度与手段，本不相合；然牺牲的进取的精神，则始终一贯，不能更易也。”这些看法也不同于章太炎宣示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与孙中山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孙中山、宋教仁对政党内涵和功能的认识都源于对欧美政党模式的比照，观点基本一致，在实际操作中却又有所不同。比如说，在民国初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的问题上，宋教仁是积极的倡导者和组织者，而孙中山原先是不赞成的。因为孙中山认为当时时机不适合，可能造成一党专制，“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中国无所谓政党。同盟会席革命成功之势，若及时扩充规模，改组政党，则风靡全国，亦意中事。同人等屡以是劝，而鄙人不为稍动者，知政府之进步，在两党之切磋，一党之专制与君主之专制，其弊正复相等。”但是因为二者在保障共和政体、开展政党政治的目标趋同，孙中山对宋教仁的改组工作未坚持反对，而是给予了真诚支持。国民党成立时，孙中山还亲赴北京参加大会并发表演说，同时接受了理事长领袖职位。
三、政党的制度模式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宋教仁都寄希望于通过政党政治实现民主政治，并倾向于英美式两党制，提倡政党竞争。二者的认识差异存在于对政体即总统制或议会内阁制的选择问题上。
孙中山指出政党政治对于国家政权和议会政治的重要性，井把政党政治作为实现民主政治的途径。“欲求有完全国家，必先有完全议院，必先有完全政党”；“中华民国以人民为本位，而人民之凭藉则在政党。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他以英美的两党制为世界上最完全最正规的范本，提出在中国也实行两党制。针对民元政党的纷起林立局面，他认为应该建设强健而良善的大党以巩固国家政治，“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两个大党通过合法、有序的竞争，轮流执政，互相监督，从而实现国家政治的良性发展。例如国民党执政，“本党将来担任政治事业，实行本党之党纲，其它之在野党，则处之监督地位。假如本党实施之党纲，不为人民所信任，则地位必更迭，而本党在野，亦当尽监督之责任，此政党之用意也。互相更迭，互相监督，而后政治始有进步”。可以看到，孙中山对政党政治是充满希望的。但是，他在提倡政党政治的理念井支持宋教仁力争建立政党内阁的同时，又认为民权主义已经实现，实际上逐渐淡出政治斗争和政党活动，而专心致志于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的实业建设。
宋教仁则是坚定提倡政党政治井为实现政党政治付出艰苦努力。首先，他认为民权主义没有实现，“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在建设共和政体。今究其实，则共和政体未尝真正建设也”。其次，要以合法斗争争取民权主义的真正实现，即通过竞选组织政党内阁，由革命党人掌握实权，以防止专制统治的复辟。“吾党主张将来宪法上仍采用责任内阁制，并主张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担负责任”；“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前，宋教仁就主张责任内阁制以限制最高领袖权力，与主张总统制的孙中山意见不同。在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之后，宋教仁更坚决主张内阁制，争取国民党组阁，其“实际原因则是，袁世凯为总统，已无法更易，行总统负责制，则权在袁手；行责任内阁制，全在内阁制，权在内阁，而内阁通过竞选还有争取的希望”。为此，他全力以赴促成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共党等几个小政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宋教仁的血，是为争取真正的民主共和与政党政治而流的。
宋教仁遇刺、辛亥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不屈不挠地继续进行民主革命运动的探索。他在总结历史经验，审视世界时势，从效法英美转向以俄为师，从提倡政党政治转向强调以党治国。这是孙中山政党观的一个重要变化。尽管他晚年对政党政治仍是念念不忘，“政党者，政党政治所由成，政党政府之缩影也”。但是此时的政党政治已经是脱离英美倾向苏俄的以党治国，即革命党不仅要创立国家政权，领导国家政权，更重要的是要实行党、政、军三位合一的一党政治，巩固国家政权，以促进直接民权的发展。
四、政党的自身建设
孙中山和宋教仁都十分重视政党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一系列主张，以期加强政党力量，实现革命目标。
首先，两者都注重发挥政党政治纲领的作用。孙中山重视并致力于制定、完善政治纲领来引导政党的前进方向和健康发展。1894年兴中会成立时，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华夏、创立合众政府”作为纲领。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孙中山将之完善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纲领。推而远之，政治纲领不仅是治党的要领，也成为以党治国的核心所在。“所谓以党治国，并不是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是行，全国人民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并不适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这里的“主义”就是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重新解释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而宋教仁早期加入同盟会就是赞成以三民主义为政治纲领的。在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争取政党组阁的过程中，宋教仁也更加重视以政治纲领吸引人心，“我们可以自信，如若遵照总理孙先生所指示的主义和方向切实进行，一定能够取得人民的信赖。民众信赖我们，政治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为了促成同盟会与其它几个政党合并为国民党以期在国会中成为第一大党，他不惜抹去同盟会原先纲领中“平均地权”、“男女平等”等激进色彩，把国民党之党纲表述为“统一政治、地方自治、种族同化、民生主义、维持国际和平”。重新组建后的国民党是以反专制争民权的“民权党”出现，“共和之制，国民为主体，吾人欲使人不忘其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由于宋教仁等朝气蓬勃的宣传演说，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深入人心，机构和人员也迅速得以扩张。
其次，两者在政党组织领导体制的实践中有所分歧。“从领导体制看，自同盟会实行总理制的领导体制以来，除宋教仁主持的国民党时期实行理事和议制之外，后来的中华革命党及1924年改组前的中国国民党都沿袭了同盟会所确定的总理制。总理制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实行个人的高度集权。这种领导体制实际上是与政党本身所为之奋斗的某些革命目标（使人民获得政治上的民主权利）相违背的。1924年国民党改组时，孙中山顺应时势，在总结以前建党活动的错误和吸取俄国共产党建党经验的基础上，断然决定将国民党的领导体制由总理制改为委员会制。”
再次，在政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上，二者都重视军事的作用，但是只有孙中山才真正认识并做到党统军队。孙中山早年往往通过联络会党发起暴动以图推翻清王朝，但起义屡屡受挫。在其后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孙中山才逐渐认识到创建革命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于是创办了黄埔军校，仿照苏联红军的制度模式建立了党统军队的制度。“所以今天在这地开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而宋教仁早在日本留学时期“看到中国留学生中学习军事的很多，与程家柽和平山周等人商议，打算组织速成陆军学校，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为此，他特地到日本体育会报名学习徒手操、兵式操和骑马术。锻炼身体，为学习军事作准备”。回国后，宋教仁组建中部同盟会，开展武装斗争，正是对辛亥革命的重要贡献。在与袁世凯的斗争中，宋教仁也清楚地看到军权的重要意义，只是对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我们此时，虽然没有掌握着军权和治权，但是我们的党是站在民众方面的。中华民国政权属于人民”。
正如马克思语，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孙中山、宋教仁的政党观是对西欧北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制度和政治学说的引进，经过自己比较切合实际的创造性阐发，为中国革命运动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指导方向。二者政党观的正确与偏颇自有其后中国的政党制度演变与政治发展进程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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