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创建的初期，孙中山、宋教仁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领袖和杰出代表，为建设中华民国、开创共和体制而并肩战斗，始终坚持了推动革命前进的正确方向。但是，他们对于实现革命的具体道路和手段是不同的、是有分歧的。这种不同和分歧，是在大方向相同的情况下，各自有所侧重。
第一，在政治体制上，孙中山主张实行总统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
1911年11月26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胡汉民、陈其美、张静江、汪精卫等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齐集孙中山寓所会议，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政治体制上存在分歧：孙中山坚持实行总统制，宋教仁却主张责任内阁制。据居正记述：“十一月初七日（即12月26日），假哈同花园公宴总理（孙中山）。宋纯初自宁赴会。席次，克强与英士、纯初密商，举总理为大总统。分途向各代表示意，计已成。晚间复集总理寓所，会商政府组织方案，宋纯初主张内阁制，总理力持不可”，而主张总统制。
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基本上采取两种形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总统制和以英、法为代表的内阁制。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总统权力很大，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政府各部部长均由总统任命，只对总统而不对议会负责。这种体制，很符合孙中山的一贯思想。早在其《革命方略》一书中，他就明确规定：革命胜利后，国家要经过长达九年的“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即用革命军事专政来扫除旧制度、旧思想，“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这时期的军政府拥有无上的权威，国家权力都集中在政府首脑手中。而后，才能实行“宪法之治”，即“制定宪法，军政府解除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治，依于宪法以行之”。根据上述设计，革命成功后的大总统应是贤明能干的强者，集权力于一身。故在讨论临时政府组成时，孙中山明确表示：“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余亦不肯徇诸人之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之大计”。态度强硬，强调对大总统的绝对信任，大总统要拥有绝对权力。
宋教仁力主内阁制。早在辛亥革命前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就亲身体会到日本军阀干政的严重危害，他说：“日本之政治，号称立宪几三十年，而犹不能脱少数人垄断专制之习，左右国务者，总不离乎藩阀武人者近是”。日本的“武人政治”，和孙中山所设计的“军法之治”、“约法之治”有相似之处，容易造成军人把持政权的局面。同时，宋教仁对西方各国的民主政治、法律制度曾进行过认真的研究，并翻译了几十万字的有关文件，非常向往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认为“世界上的民主国家，政治的权威是集中于国会的”，权力集中于国会，即指内阁制。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政府首脑由获得议会多数议席的政党担任，对议会负责并接受议会的监督；总统只是国家元首，没有实际权力。他说：“关于总统及国务院制度，有主张总统制者，有主张内阁制者。而吾人则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院政治者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此吾人所以不取总统制，而取内阁制也”。他还强调：“总统当为不负责任，由国务院负责”，此“内阁制之精神，实为共和国之良好制也，国务院宜以完全政党组织之”。宋教仁起草的《鄂州约法》，规定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都督总揽政务大权，但在执行权力时，必须由政务委员副署；政务长相当一个省的内阁总理，行使行政权力。显然，《鄂州约法》已不同于孙中山《革命方略》中的设想，而是一部体现了内阁制精神的资产阶级宪法。
由于孙中山坚持总统制，加以黄兴、张静江、胡汉民等多数的支持，故在12月27日各省代表讨论政府组织方案时，决定实行总统制，并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宋教仁的内阁制主张虽然被否决，仍然建议增设副总统，政府增设教育、司法等部；规定大总统发布法律及有关政务之命令时，须国务委员副署。宋教仁的上述意见，得到认可，故政府组织仍带有内阁的色彩。
第二，在建国的具体道路上，宋教仁主张政党政治，孙中山则以实业建国相号召。
孙中山一贯把人类社会看作是不断进化发展的历史过程，并认定“民生问题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历史的重心”。革命胜利后，更必须“以民生为社会进化的中心”。孙中山将权力交付袁世凯后，即以全付精力来解决民生问题，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实业建国的主张和具体方案：
1、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在于发展实业。孙中山说：“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均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吾人所当致力的即在此事”。那么，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7孙中山认为“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要解决好吃饭、穿衣的问题，就必须发展经济、兴办实业。他说：“我中华之弱，由于民穷。余观列强致富之原，在于实业。今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据统计，孙中山在辞职后的一年内，发表各种文告157篇，其中讲实业建设的67篇，约占总数的43％；发表演说76次，其中讲实业建设的44次，占总数的58％。
2、发展实业的中心是修筑铁路。孙中山说：“建设最要之一件，则为交通。以今日之国势，交通最大者，则为铁路”。认为兴办铁路为国家生死存亡的“惟一之急务”，“交通为实业之母，铁路为交通之母，国家之贫富，可以铁路之多寡定义，地方之苦乐，可以铁路之远近定之”。1912年9月，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任命，在北京就任全国铁路督办，下决心“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于十年之中，筑二十万里之线，纵横于五大部之间”，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富强之国”。
3、修筑铁路的经费以借外债为主。孙中山认为国家民穷则竭，无力筹集建筑铁道巨款，只有募集外债。他说：“国家欲兴实业，而苦无资本，则不能不借外债。借外债以兴实业，实内外所同赞成的”。为此，孙中山主张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让外国在中国办理工商企业和投资修筑铁路。铁路可让外国人经营40年，而后归还中国。他还以美国为例，说明“外债不足以祸国，且深信借债修铁路与中国有百利而无一害”。1913年初，孙中山亲自到日本游说，以图吸引外资。
4、发展实业要用和平的方法。孙中山认为进行种族革命要用武力，而解决民生问题的社会革命，则要用和平的方法实现。他说：“社会革命比诸政治上革命愈属重大，且非兵力所能援助，必须用和平手段从事”。。他还以苏俄为例说明：“用革命手段解决问题，在俄国可说是完全成功；但是到用革命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在俄国还不能说是成功”。他还认为中国经济不发达，没有大资本家，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可以用和平的方法，依靠政府来发展经济，兴办实业、修筑铁路。
宋教仁在中华民国成立后的政治活动，仅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曾任农林总长，改组同盟会为国民党。特别是1912年10月以后，宋教仁离京南下，周游长江流域、南方各省，会见各方人士，发表演说，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进行竞选活动，在全国掀起了政党政治的高潮。仅据《宋教仁集》统计，一年中共收录宋教仁文稿58篇，其中讲政党政治的21篇，占总数的36％；发表演说15次，宣传政党政治的13次，占总数的86％。在这些文稿和演说中，宋教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政党治国的主张：
1、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宋教仁一直梦想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为共和制度在中国出观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说：“宪法也，共和政府之保障也。中国为共和政体与否，当视诸将来之宪法而定”。因此，他早在起草《鄂州约法》时，就以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为思想基础，规定“人民一律平等”；“都督由人民公举”；“议会由人民选举议员组织之”。他参加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正式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他所组建的国民党则公开标榜“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其宗旨”，宣告“共和之制，国民为主体，吾党欲使人民不忘其义也，故颜其名曰国民党”。始终坚持民主共和，反对独裁专制，是宋教仁政党政治的基调。
2、建立强大的政党，由政党掌握国家权力。宋教仁认为：在资本主义共和国，“其政治之中心势力，则不可不汇之于政党”。“一国之政治，恒视其运用政治中心势力为推移，其中心势力强健而良善，其国之政治必然可观，其中心势力脆薄而恶劣，其国之政治必然暗然失色”。政府政策的优劣，政治权力的运用，人民利益的保障，都取决于是否有一个“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政党，谁能组织这样的政党，谁就可以“组织政府”，掌握权力，左右国家的政治生活。当时，国内各阶级、阶层、集团以及各类各色政治家纷纷活动，提出政治主张，拉帮结派，组建各种政党、政团。在这种形势之下，同盟会却内部意见分歧，步调不一，甚至各行其事，分化转向，相互攻击，已不适应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于是宋教仁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骨干，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全国联合进步会等小党，组建为全国统一的国民党。从此，国民党成为宋教仁推行政党治国的一面旗帜。
3、政党争夺政权的途径是公开的、和平的、平等的选举。宋教仁说：“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他主张二大党对峙，相互监督，促进共和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他表示：“吾人改组国民党时，宣言政党宜二大对峙，希望自党发展，同时希望反对党亦发展，能旗鼓相当而后已”。这样，在选举中才能形成激烈的、势均力敌的竞争。选举的竞争，“是公开的、光明正大的，用不着避怎么嫌疑，讲怎么客气的”。“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1913年初，宋教仁旋风般地在全国各地开展竞选活动，大力抨击袁政府内政腐败，外交无能；热情宣传国民党的政治纲领、政策主张。词锋雄健，语言坚定，深得人心，“大有倾倒一时之概”。
4、政党政治的目的在于建立责任内阁。宋教仁对责任内阁制有明确的说明和规定：总统不负实际责任，由内阁代总统对议会负责；内阁实行政党内阁，由国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成；总理由国会中多数党首领担任，其他国务委员由总理提名组成。竞选的同时，宋教仁开始了组阁的具体行动，如曾“和湖南党政负责人商谈组阁计划，同时研究如何把湖南的政治地盘搞好，他邀谭延闫担任责任内阁中的内政部长，仍兼湖南都督”。1913年3月，选举结束，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得329席，占总数的45％以上；而支持袁世凯的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得223席，占不到总数的26％。国民党成为全国第一大党，有权组阁，掌握国家权力。可见，宋教仁的政党政治得到了全国广泛的支持，是民主共和对独裁专制的一个巨大胜利。
第三、孙中山和宋教仁虽然在政见上有歧异，但二人始终是互相支持的。
辛亥革命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生了分化，正如恩格斯所说：“在第一次巨大成功之后，胜利的少数照例发生分化，一部分人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成就，另一部分人继续前进，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孙中山、宋教仁都是“继续前进的”革命者，实业建国、政党政治就是他们分别提出的“新的要求”。这两个口号都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大方向是一致的，孙宋二人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都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
孙中山虽然热衷于实业建设，却依然支持宋教仁的政党活动，支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指出：“中国和其他所有国家一样，不管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君主的，政党总是存在的。中国已开始有了自己的政党。事实上，中国的党社，已经太多，最好他们能联合成两三个有力的大党”。1912年8月，孙中山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当选理事长，并发表了演说。他高度评价了国民党的成立：“合六党成一国民党，其功与南北统一同”。“国民党由革命志士各政团组织而成，本吾国之盛举”。稍后，孙中山主持了山西同盟会的改组，又电嘱广州、南洋等地同盟会，改称国民党支部。同时，孙中山还多次宣传：“一国之政治，必赖有党争，始有进步”。“新中国情形论之，以内阁制为佳”。并曾向袁世凯推荐宋教仁任国务总理。孙中山的上述言行，显然是对宋教仁的支持。
宋教仁非常重视发展实业，曾明确指出：“中国初立，万端初创，实业发达而后乃能富强”。“实业发达，制造品多，则我们中国可以不用外货矣，可以挽回利权矣”。把发展实业看做是国家独立富强、抵制西方国家侵略的必经途径和必要手段。宋教仁任农林总长期间，十分关心农业的发展；国民党成立，又把发展实业列为党的奋斗目标之一，并具体规划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蓝图。宋教仁也重视铁路：“铁路建筑，与实业固有极大关系，而与军事上国防上亦属紧要”，应该“急办”。宋教仁十分尊敬孙中山，强调“中华民国是本党同志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不避艰险，不怕任何牺牲，惨淡经营，再接再厉，才能够缔造起来的”。又称孙中山为国民党“泰斗”，“国民党之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不过执行之”。强调“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为之主持”。总之，宋教仁是拥护和尊重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的，是支持孙中山的实业建国的。
第四、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出发，政党政治比实业建国更具有积极意义。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分析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的绝对要求，就是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孙中山辞职后，国内存在三种主要的政治势力：其一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他们虽然交出了政权，但在全国享有崇高的威望，还保有南方几省的地盘和十多万军队，并以各种形式为巩固共和、建设国家而奋斗。其二是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他们取得了中央政权，控制了许多省的地盘，拥有几十万强大的军队；但是，他们的政权尚未巩固，全国没有真正的统一。其三是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立宪派。他们趁革命之机，捞了不少权力和实惠，在全国很有影响，政治上则基本投靠袁世凯；但是，他们和袁世凯有矛盾，军事上无势力，内部派系多，难以统一。上述三大政治势力斗争的焦点，是袁世凯独裁专制，并企图恢复帝制；革命派力图巩固共和体制，发展资本主义，坚决反对独裁。这也是当时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问题，因此，评价任何政治主张和口号，都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
首先，实业建国和政党政治虽然大方向一致，但在客观上却分散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力量。孙、宋二人的主张，在革命派内部引起了分歧，一部分人追随孙中山，脱离政治，埋头开发矿山，投资工商，以求富国强民。一部分人追随宋教仁，希图用责任内阁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以巩固共和制度。这样一来，各有中心，各自为战，自然妨碍了革命派力量的统一和发展。当1913年3月，国民党选举胜利，与袁世凯独裁斗争的关键时刻，孙中山竟远在日本筹款，袁世凯趁机下毒手，暗杀了宋教仁。国民党功败垂成，内阁制终成泡影。可以说，孙、宋二人在政见上的歧异，在客观上帮助了袁世凯。
其次，实业建国的立足点在于依靠袁世凯政府来发展实业。孙中山对袁世凯的认识有一个过程。在让位前后，孙中山对中国的时局既悲观又乐观，他高兴地看到封建帝制的结束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立；又看到政局混乱，矛盾复杂，人事纠纷，手足无措。对袁世凯也是矛盾和犹豫的，满意袁世凯逼清帝退位；但又对其是否能忠于民主共和有所疑虑。1912年8月，孙中山北上和袁世凯会面，却立即为袁世凯的假面目所欺骗，转而完全相信袁世凯。称赞袁是“很有肩膀的，很喜欢办事的，民国现在很难得这么一个人”。“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袞总统万不可有猜疑心，妄肆攻讦”，表示要“公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孙中山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自己从此不问政治，完全信服袁世凯：“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其时予所办之铁路二十万里亦成，收入可决每年八万万，庶可与各国相见”。可见，孙中山实业建设的主张，建立在完全相信和依靠袁世凯的基础之上，其结果只能是纸上谈兵，而且在客观上麻痹了革命派，失去了对袁世凯的警惕性，也分散了革命派的力量。在当时离开政治而空谈实业，显然是不足取的。
再次，政党政治的目的在于建立责任内阁制分袁世凯之权。早在南北对峙时，在国民党内一片主张和袁世凯妥协的声浪中，宋教仁是有几分清醒的。他说：“袁氏号召私党，扶翼满族，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稍后，袁世凯取得大总统职位，宋教仁和孙中山一样，对袁世凯是犹豫和矛盾的。但是，由于宋教仁参加了内阁，和袁世凯有了直接的接触，通过唐内阁下台、陆内阁风潮、张振武被杀等事实，使宋教仁对袁世凯的本质有所认识。因而积极组建国民党，力图通过建立责任内阁来限制和削弱袁世凯的权力。1913年2月，宋教仁进一步策划袁世凯下台的计划；一是企图以黎元洪代袁世凯为总统；二是主张国会制定宪法，限制总统的权力；三是公开攻击和揭露袁世凯的独裁专制。3月，国民党竞选胜利，威望大增。这样。宋教仁以政党政治为武器，开始了与袁世凯的全面抗衡。
当然，宋教仁对袁世凯本质的认识显然不足，袁世凯决不会容许虎口拔牙，在袁政权下搞政党治国，无异与虎谋皮。袁世凯曾对他的谋士说：“孙中山襟怀若谷，是容易相处的，天真的黄兴也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又说：“以暴动手段，宋扼杀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袁还表示，没有权力的总统“我决不居”。队反面说明，宋教仁的政党政治是击中了袁世凯要害的。为此，袁世凯曾采取种种手段，如高官、美女、金钱来拉拢、软化宋教仁，均遭失败。宋教仁坚定地以政党内阁为口号，以国民党为旗帜，团结了一支巨大的、进步的、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坚持民主共和的政治力量。这是当时能够监督、限制、削弱，甚至能够推翻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政治力量，而是惟一能够和袁世凯全面抗衡的政治力量。这支力量虽然在军事上尚无力与袁世凯一决雌雄；但在政治上却有可能置袁世凯于死地。从这一意义上说，政党政治比实业建国更加进步，更加积极，是一面反对袁世凯独裁专制，坚持民主共和的战斗旗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