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看到杨度为其门生董健吾写的一副对联，不仅在书法艺术上有其独到之处；而且从联文内容、书写年代等来看，对研究杨度晚年的思想与所处的时代背景，也不无参考价值。

这副对联上联是“但哦松树当公事”，下联是“愿与梅花结后缘”。落款除“杨度”外，复有篆刻印章“湘潭杨度”。虽无书写年月与地点，但经考证应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杨度家中所写。因上款题:“兰芳女士正之为董生健吾书也”，据董健吾生前回忆，那是一九三一年他与郑兰芳婚后不久，杨度邀他俩去吃饭时，于饭后当场挥毫(当时杨正患重病，仍写得刚劲有力)。

一九三一年，上海正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党的处境十分困难。当时杨度与董健吾都是共产党人，而且同是党领导的“互济会”成员。董健吾夫妇则在“互济会”办的专门收容、抚育我党领导同志与革命先烈后代的“大同幼稚院”工作。董识古董，曾设古玩店为掩护，并爱好书画，向杨学文学画，师事杨度。杨也认董为门生，故在题款中称董为“董生健吾”。一九三一年，也是杨度去世前一年，他正身患严重肺病与胃病，经济景况也颇困窘。在党与个人处境都很艰难，社会上对他又有种种压力的情况下，他对门生兼同志题以这副对联:“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既崇苍松之挺直长青，又学梅花的高洁耐寒，正是对他晚节的一种自勉。

杨度于一九三二年去世，葬在万国公墓。“愿与梅花结后缘”，他正如生前所自勉那样，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高洁的晚节。当时周恩来同志正在上海，闻讯后，十分悼念杨度同志，他不顾白色恐怖的危险，特地偕同陈赓等同志，到杨度墓前致哀，并手植柏树一株。直到四十多年后，周恩来同志在病重垂危时，还不忘杨度，嘱咐《辞海》编辑部在编写“杨度”这条词目时，要写入他参加共产党一事，闻者无不感动。如杨度同志地下有知，更应感激涕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