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爱的周总理病重时，犹眷眷不忘任何一个对革命做过贡献的人，关照有关同志，对中国近代历史人物的评价，要注意调查研究；特别提到对杨度晚年参加了党，要作出正确的叙述。——这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同志式的关怀，给我们指明:应当实事求是地全面评价历史人物，而要全面关键在于调查研究。何汉文、杜迈之编著《杨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一版)遵循周总理所指明的这一方向，在某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这些成绩对当代传记作家势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杨度传》的选题在我国史学史上可算一个突破。过去封建统治阶级专为帝王将相树碑立传，自有其反动作用；解放以来，正反两面事迹昭彰的传记，颇不乏人，而居中尚有争议的人物，就很少有为之作传的了。正反两个极端的人物，固当盖棺论定、各得其所，居中未有定评的历史人物、难道就不应当得到重视而泯灭其功罪吗?杨度在辛亥革命前，既不参加孙、黄同盟会，又不参加康、梁保皇党，是另一类型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分子；辛亥革命后，积极投靠野心家袁世凯，发展成为复辟的“帝制祸首”；八十三天的“洪宪”称帝失败后，他背上筹安会“六君子”、“十三太保”之首的骂名，在举国上下很不得人心。但是，他经过种种挫折，吸取教训，加上党对他的教育和改造，引起他思想上的大转变，能够幡然改悔，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革命事业做了一些工作。像他这样一个出身士大夫阶级的知识分子，从反面走向正面，从否定转为肯定，在新、旧民主主义交替的特定历史阶段，是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选择这样的人物来写传记，不但能够总结其一生的功过得失，为后人昭鉴；同时，能够反映出历史发展给予人们意志的影响以及人们主观努力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

对人物的生平事迹和政治活动，作出较为翔实而全面的叙述和评论，当为本书一大特色。过去由于传记作品选题局限于反正两极，“好人”必须“一贯正确”，好得上天；“坏人”必然“众恶归之”，坏得透顶，其间经过“史笔”的取含抑扬，与本来面目相去甚远，那就用不着说了。其实，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人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而个人的愿望能够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条件时，其所作所为，必属功德，倘有不符，就成过失；如再坚持，必为罪戾。人们的主观愿望产生于相应的厉史环境中，但能完全符合客观发展的情况，往往很少。因之，历史上并没有白璧无瑕的完人，也很少一无所长的笨伯。再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反两面相对而立，亦相转化，人物是在历史行程中时刻运动、发展、变化着的。人有功得，以为包袱，不再激励自守，往往从正面滑向反面；反之，人有过失，不再坚持，且加改易，何尝不可从反面转向正面？因之，作为历史人物的传记，必须发展地看待功过得失问题，然后才能作出全面、正确的评价。杨度在辛亥革命之前，认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行动为“暴烈有佘，成事不足”，已经是落后于历史发展的保守派言论，之后，他又替“帝制自为”的袁世凯当吹鼓手，更进一步成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绊脚石；再后，列名通缉之中，赖北洋军阀张勋、姜登选、曹锟、张宗昌等的卵翼，才获特赦，至此，他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失意政客，靠军阀的施舍度其公寓生活，并酝酿了逃避现实斗争的禅悦思想。一个政治上的反面教员，每况愈下，越陷越深，似乎已至尽头，无法好转。然而，他毕竟从失败取得教训，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找到真理，最后走上光明大道，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刻入了党，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完成了一个旧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传记总结他的一生，波斓起伏，变化多端，特别是晚年的大转变，给读者的启发是很大的——洗赎千古罪名，而赢得同志的光荣称号，取决于晚节的保持。这一点尤足与从旧社会和敌人营垒中过来者为鉴。

此外，传记取材的审慎，持论的公允，这里不能一一道及。不过，《杨度传》亦如杨度其人，实非完璧(作者自称为“一篇没有完成的传记”)，有两处值得商榷的地方，虽属一管之见，写出来也可供修订时参考。

首先，杨度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演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战士的关键，尚嫌不够具体、突出:书中既少杨度入党的史实；思想上质变的交待更是例证不多，是令人难以信服的。关于前者，何汉文先生在《后记》中已经谈到，因为“杨度是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作为秘密党员被接受加入共产党的”，当时道接领导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后，“势难再有人提出征信的材料了”。但是，当时沪上地下党的革命前辈还有人在，民间保存的革命文献并非绝迹，作者如能“作仔细的调查研究”，这一方面的遗憾一定能够得到一些补偿。关于后者，本书第十三章《学佛论佛》，介绍“杨度在君宪救国的主张遭到三度失败以后”，“也一度走上了佛家的道路”，用以说明他曾经消极逃禅，欲求出世，并无不可；但是，作者花了一万多字、约占全书十分之一强的篇幅，详尽地阐述他经“四大法门”的探索，对诤、律、密、禅、三轮、法相、俱舍、成实等佛教八大宗派的批判，归结为自成体系的“无我论(心理相对论)”，似乎杨度专心学佛，已经真正成了“佛教的马丁•路德”。倘若杨度当年的世界观确实如此，“走上了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那么，紧接下去的第十四章《走上光明大道——加入中国共产党》就使人有突如其来，“立地成佛”之感。事实上，杨度的“逃禅”，无非当时下野军阀，失意政客的一种时髦玩意儿，他不可能认真地“渐修顿悟”，达到“我即是佛”的境界，灵魄深处还是“休谈三藏教，只乞一文钱”的，不然，他在这段时期里，是什么思想支持他去策谋为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解危，为营救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志而奔走呢?与杨度同时，同僚的陆征祥，当过袁世凯的外交总长、国务卿，北洋军阀统治垮台后，于1927年入比利时布鲁日的本笃会圣安德修道院做洋和尚，到1949年死在那里，不曾回头，那才是真正“走上了极端主观唯心主义的道路”。在第十四章里，作者举出历史上的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张载、李贽、谭嗣同等都是“出入于佛老，运用禅宗泛神论的思想的萌芽作酵母”而形成各自的哲学思想系统的。但是，用王、张、李由客观唯心论入于朴素唯物论和谭嗣同由朴素唯物论回到主观唯心论的例子，试图证明杨度的主观唯心论转变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未免不伦不类。因此，第十三章是全书较为复杂的一章，有删芜存精，以突出杨度思想由渐变到突变的必要。

其次，全书对杨度的思想动态和精神面貌的阐述较多，对产生这些思想意识的历史环境分析太少。以杨度发起筹安会，鼓吹帝制复辟来说，不仅仅是袁世凯“帝制自为”符合杨度“君宪救国论”的个人知遇问题，而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妥协性留下了复辟的土壤，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反革命，企图瓜分或独占中国的问题。如果不这样从当时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出发，作者“论杨度对人民的犯罪不如袁克定……(第十三章《通缉中》)的说法，就近乎感情用事了。再从杨度晚年的转变来说，仅仅主观地从失意碰壁，谋求出路是无法说明这样一个顽固的保守派能够幡然改悔的；必须从当时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开创的历史环境中去找原因。如果没有党的教育，没有周总理的领导，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领导下革命形势的影响，杨度的转变确乎是令人难以理解的。《杨度传》一书如果能够再多一点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阐明，使读者能更清晰地看到: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它的阶级局限性带来的不彻底，留下了反革命复辟的空隙，杨度这样的人，只能由改良派到复辟派，越滑越远，接近了灭亡的边缘；而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它的先进阶级独有的全面性，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杨度这样的人，才能从“虎禅师”一跃而为革命战士，走出一条旧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新道路，为后世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