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
为宪政流血，公真第一人！”
这是孙中山在宋教仁追悼会上献的挽联。内中没有悲戚之情，只是直白地道出了宋教仁被暗杀的真实原因，袒露了革命党人为了民权，渴望献身的壮烈情怀。正是这寥寥几笔，平平二句，振撼着人们的心灵。革命党人以“无量头颅无量血”，换来了辛亥革命。但是，孙中山将为宪政流血“第一人”的殊荣给了宋教仁，绝非溢美之词。
宋教仁其人
宋教仁（1882—1913），字循初（又写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上香冲人。1903年他和黄兴等人在长沙创立了革命团体华兴会。随后他被派往湖北，在武昌组织华兴会支部，从此以后，他同湖北革命党保持了较多的联系，为以后的革命打下了基础。后来华兴会在长沙组织武装起义失败，宋教仁逃亡日本，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主攻政法。清政府对革命派的镇压，无异于为渊驱鱼，将革命的势力，集中到了海外，特别是日本。1905年，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的政党——同盟会，宋教仁是发起人之一，被推举为同盟会司法部检事长。
宋教仁将宣传作为自己革命的主要方式。他主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并曾担任过《民报》的编辑。1911年，他回到上海，应谭人凤的邀请，担任了《民立报》主编，署名“渔父”，发表了大量时论文章，披露清政府假立宪法的真面目，揭露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野心，使《民立报》享誉天下，桃源“渔父”也因此而扬名。
爱国，是革命者的共性。宋教仁最具传奇色彩的事，是他撰写了一部6万字的《间岛问题》的专著。所谓“间岛”，并不是一个岛，而是中国靠近朝鲜的一大片土地。1907年日本突然就这块土地的归属提出疑问，以为当属于朝鲜。由于当时整个朝鲜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便以保护韩民为由，挑起纠纷，于1907年7月派宪兵前往，设立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宋教仁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后，跑到间岛一带进行实地勘查，收集了日本与朝鲜关于中韩之间这块土地归属的大量资料，说明了如下历史事实：间岛位于满洲东南与韩国接壤之处，由于清廷的建立，当地的满族人一大半都随之人关，长白山附近原清朝的发祥之地被封禁。因此，西起边外，东至珲春逐渐荒芜，疆界慢慢不清，后来朝鲜人逐渐西移，清韩两国曾多次查勘，定疆界，间岛完全归清所有，清将一些土地租给韩人，现还有十块界碑可以作证。宋教仁这篇文章揭示了不可辩驳的事实，为清与日交涉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对保住清的发祥之地起了极大的作用。清因此对他的才干十分欣赏，曾想赐给他一个四品京官，让他从事对外交涉事宜，但宋教仁没有领情。由此，我们可以从共性中看到宋教仁的个性，即踏实、务实的风格和科学的态度。
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声誉不能与孙中山、黄兴相比，但是，他的才干和革命热情，加上理智的态度，使他独具慧眼，在革命队伍中自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果我们仅仅研究孙中山，对于辛亥革命就会提出这样的疑问：孙中山、黄兴等人，长期在广东和西南边陲从事于武装斗争，可是革命的爆发却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个中国，其中起作用的难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义与同盟会有什么关系？通过了解宋教仁，我们或许能够明白一些。
据宋教仁回忆，他和陈英士、谭人凤等曾经就革危策略进行过探讨，宋教仁提出三策：以中央革命为上策，联络北方军队，以东三省为后援，一举而占领北京，然后号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中策以长江流域各省同时大举，设立政府，然后组织力量北伐，夺取政权；下策是在边疆沿海一带，建立秘密机关，以此为根据地，逐步进取。先是避难就易，于是有1911年3月广州黄花岗起义，但是，起义失败了，广东革命力量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事实说明，这个方案行不通了，于是，他们决定采纳中策。为此，他们在上梅成立了同盟会中部总会，选举陈其美、潘祖蠡、宋教仁、谭人凤、杨谱生分别负责各项事宜；并决定在长江流域“遍立分会”，派员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会，同时在四川、陕西等地运动，以便策应。当四川保路风潮兴起，他们感到时机已到，决定以湖北为中心，并在汉口设立起义机关，决定9月1日起义，但由于走漏了风声，三个主要的领导人被捕就义。不过，即使这样，10月10日武昌起义还是爆发了，历史朝着宋教仁他们预定的目标前进了。辛亥革命在人们的意料之中，又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到来。
我们应该承认，同盟会在组织上始终比较松散，成员之间仍然存在着亲疏之别，他们对于革命的策略，有着不同的意见，他们的活动重点也不同。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或多或少地改变了这种缺乏计划、缺乏联络、缺乏统筹考虑的情况，为辛亥革命的到来，作了一定的组织准备。同时，孙中山等主要领导人长期在国外活动，如果投有像宋教仁、谭人凤、吴禄贞、陈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动，尤其是设有他们在长江流域的艰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来，革命党在这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确。因此，宋教仁等人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应该被遗忘。
为民国制定大法
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宣布中国走出了二千年的封建专制的轮回，义无反顾地向民主的新社会进发，她的主要的起草者就是宋教仁。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预见到推翻清政权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设，却要困难得多。他以为我国政治上的变革，最终的结局虽然不清，但是，君主专制政体“必不再许其存在”，民主立宪政体“则固事所必至者”。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精力从事于对各国政体的研究，陆续翻译了《俄国制度要览》、《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澳大利（亚）匈牙利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以及《普鲁士官制》等，在《民报》上发表。同盟会中，他和廖仲恺是翻译最多的两个人，廖翻译的重点在介绍社会主义，宋则以西方制度研究为方向。事后证明，他们两人的良苦用心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黄兴和宋教仁赶到湖北，领导起义。宋教仁马不停蹄，立刻着手制定《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并于11月19日公布。该法虽然是一部地方法，但却是中国第一部充满民主精神的法律。由于湖北为首义之地，一时成为革命的中心。《鄂州约法》的公布，为各地政权的建立树立了榜样，同时也为将来的南京临时政府提供了基本法的蓝本。
1911年12月，众望所归的孙中山回国后担任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宋教仁为法制院院长和法制局局长，这使宋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参议院是立法机构，但是，凡重要法制，均由法制局编订后，呈临时大总统，临时大总统咨请参议院议决。这样，临时政府时期的法令，实际上大部分出自法制局局长宋教仁之手。其中，《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基本大法，最为重要。
两部《约法》，本着民主制的基本精神，规划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建制，宣布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全体人民，体现了无分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则，人民拥有诉讼于司法、陈请于议会、陈述于行政官署、任选考试、选举与被选举权利；宣布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集会、结社、通讯、信教、居住、迁徙的自由和保有财产、身体、家宅的自由。它以三权分立为政府蓝本，中央政府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组成。地方政权由都督和都督任命的政务委员、议会、司法部门组成。都督由人民公举，任期三年，连任一次为限，议员则从人民中选举产生。
上述两部《约法》的立法原则，和法国、美国政制一脉相承，并不为以后的法律所认可。但它却是辛亥革命的宝贵遗产，成为中华民国的象征。袁世凯上台后，用专制取代了民主，先拿《约法》开刀。1916年袁世凯死后，革命党要求恢复《约法》而不得，于是又有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因此，承认《约法》与否，成了衡量真共和还是假共和的尺度。
护共和力主责任内阁制
辛亥革命，抬出黎元洪在先，让位于袁世凯在后，新政权逐渐被政治上老练的政客吞噬，他们携带的封建毒素，必然会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权。在这危机四伏的时候，宋教仁是少数几个将政权视为头等大事的人，为了掌握政权，他要抗争。
宋教仁的办法，就是实行责任内阁制。西方的民主立宪制度主要有两种：一是美国式的总统制，一是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制。从本质上说，他们是一致的。但是，内阁制下的总统，权力相对较小，行政权由内阁掌握，而内阁由议会选举产生，并对议会负责。宋教仁无论在湖北，还是在南京，一直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其中的关键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凯，想借内阁牵制总统，夺回权力。
孙中山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主张实行总统制。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与孙中山曾有过争论。就我们现在看来，当时全国形势还十分混乱，为求统一、安定，总统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孙上台之际，就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将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那么，总统制显然就不如内阁制了。孙中山在辞去大总统职务后，也赞成宋教仁的意见，因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采用责任内阁制。
根据《约法》，凡总统的命令，由内阁起草，内阁成员副署。内阁成员的任命，必须由议会批准才能通过。正式国会将由在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负实际责任。结果，总统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内阁总理的权力有所增加。内阁总理由众议院推出，其他国务员则由总理组织，不经过国会通过。
对此，袁世凯曾经这样说：“我现在不怕国民党以暴力夺取政权，就怕他们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把我摆在无权无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为，恰恰正是袁世凯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讳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中，毫不含糊地说：实行责任内阁是为了“使总统处于无责任的地位”。这句话，在民主国家算不了什么，可在想当皇帝的袁世凯听来，简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地大逆不道，“乱臣贼子”自然应该“诛之”。
行政党政治功败垂成
由于实行议会制度，由于议会中占多数席位的政党组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势在必行。
民国初年，政党林立。开始，同盟会在议会中占主导地位，但随即引起了立宪派、旧官僚和原来同盟会中分化出去的一些小党的不满。在袁世凯的支持下，1912年5月，这些党联合起来组成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颇有实力。共和党站在袁世凯一边，对同盟会不利。而这时的同盟会，内部十分混乱，孙中山、黄兴不过问党务，宋教仁作为代理苦于组织松散，意见分歧，无力指挥。于是，他在征得黄兴的同意后，在原来的同盟会基础上，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实进会与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于1912年8月组织了一个新政党——国民党，以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任代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等人为理事。
国民党成立以后，改变了原来议会中的力量对比，以原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势力又占了上风。经过宋教仁的努力，1913年2月，大选揭晓，国民党大获全胜。在参、议两院共870个议席中，国民党获得了392个席位，而共和等其他三个党加起来也不过只有223个席位，国民党占了绝对的优势。
如果按照民主制的规则，形势将发生根本的变化，政权很可能再一次回到代表进步势力一派的手里。不但国民党的代总理宋教仁可以出任内阁总理，而且人们开始猜测，孙中山是否会复出，竞选正式大总统。这时，曾经对政党政治并不十分热心的孙中山正在日本，他也颇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他对政党政治津津乐道，视为“民国的基础”。
可是，组织过多次武装起义的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显然还没有真正领悟毛泽东后来总结的一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他们更多地把国家机器当成一个管理机构，而不是权力机构、统治机构和镇压的机器。就在他们用合法的方式将要取胜的时候，袁世凯用不合法的手段轻易地占了上风。这就是暗杀宋教仁。
宋教仁——民主主义的化身
袁世凯要杀宋教仁，理由很简单，宋的政治活动，动摇了他的权威，威胁了他的统治。不仅如此，宋教仁简直就是一个民主制度的化身。宋教仁一方面认为共和政体并未真正建立，一方面他的所作所为所言，却俨然置身于美国、法国的大选之中。他告诉人们什么是民主观念？怎样参与政治，开展竞选？
1913年初，宋教仁由湖南老家出发，经湘、鄂、浙等省份，沿途他多次进行演说，对当时的政府提出批评，宣传国民党的政纲。他对于袁政权的基本评价是：“不合民意之政府”、“退步之政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具体说来，从内政上看，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是财政。政府解决困难的办法缺乏远见而无效果，使财政困难依旧；外交上也同样存在失误；尤其令他无法容忍的是，在这种不好的局势下，政府却依然歌舞升平，“不知是何用意”？他指责当权者没有责任心。针对袁世凯要“维持现状”的观点，宋教仁进行批判，他认为中国应该是改造，而不是不死不活地维持。他指出“且维持现状说兴，而前清之腐败官制，荒谬人物，皆一一出现，故维持现状不啻停止血脉之谓。”宋教仁强调大家应该力促政府改良进步才是。他不但建议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国民党组阁替换现政权，而且主张省长民选，反对袁世凯承袭清朝旧制，采用道府制度，等等。这一切令袁世凯忍无可忍，他说：“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
当时无论是旧官僚，还是原来的革命党，都有人攻击宋教仁想当总理，太具野心。对此，他嗤之以鼻，针锋相对。他以为国家既为民国，作为国民，当然应该承担责任。因此，有人想为国家作贡献、出力，是好事，指责别人有野心，恰恰说明这种人将民国的职务，等同于君主时代的官爵，错误大矣。而这种叫嚣误导了个人，使许多人有“推让之虚文”，自鸣清高而不顾国家，使国家蒙受损失。他的这些思想，惊世骇俗而坦坦荡荡，既批评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貌似清高，实为不负责任的态度，又充分体现了真正的主人翁精神，他的无私无畏，不能不让政敌感到恐惧。
1913年3月20日，准备北上担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到暗杀。两天后不治身亡。在此之前，宋教仁就听说有人想暗杀他，但他并不在意，以为“光天化日之政客竞争，岂容有此种卑劣残忍之手段”；弥留之际，宋教仁明知被刺绝非私仇，可是还发电报给暗杀阴谋的授意者袁世凯，希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这封电报，成为一个纯真的民主主义战士的点睛之笔，他的糊涂让人在心痛之余油然生出无数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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