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在宋教仁的主持下，中国同盟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一些同志认为，国民党把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尽行删除了，”已“倒退为以争取议会席位为唯一宗旨的、无原则的政党，”和“得不到人民拥护和同情的官僚政客集团”，宋教仁也因此被人视为“比较妥协的分子，”甚至被贬为“议会迷”，仿佛宋改组同盟会是做了一件很大的错事。这种看法显然是片面的，不尽符合历史实际。本文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正在向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客集团演变，但仍不失为一个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宋教仁虽然在改组同盟会的过程中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与同时代人相比，仍不失为一个朝气蓬勃、奋发前进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为民主革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一、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适应当时阶级斗争形势需要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改组前夕，在辛亥革命时期最为活跃的三股政治势力，仍然在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当时的政治形势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让出了中央政权，但是还继续控制着七、八个省地盘和十几万军队，并且在人民中间仍然具有较大的影响；以梁启超为代表的立宪派，由于投机革命，也直接间接地控制了云贵两省，以及当地的一部分军队，立宪派分子散布全国并受到袁世凯的笼络；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买办军阀官僚集团，虽然窃取了中央和许多省份的政权，但是，他们还没有控制整个中国。三方都对现状不满，在新的一轮斗争中，都力图使政局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在袁世凯的支持下，立宪派和部分官僚政客，如张謇、黎元洪、汤化龙等，抢先在1912年5月联合组成共和党，公开“以国家主义相标榜”，“以拥护政府为己任，”在议会里拥有与同盟会相抗衡的政治实力，对革命派构成一定威胁。在这种局面下，同盟会怎么办呢？当时出现了不同意见，“中山先生主张退为在野党，对政府进行监督。宋却主张联络原与同盟会有关系的党派，合并改组成一个大党，先在议会中获得优势地位，然后组成以政党为基础的责任内阁，积极前进而不是消极后退。黄克强和多数党人赞同宋教仁的意见，汪精卫高唱‘六不’，自鸣清高，胡汉民回任广东都督，中山先生只好听凭宋教仁去进行。”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为改组同盟会四处奔走游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终于以同盟会为基干，联合原先由部分同盟会员和立宪党人组织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几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国民党在北京设立本部，在各省和海外各埠设立支部，在国内各主要交通口岸设立交通部，很快成为机构遍于海内外，党员人数众多，在临时参议院拥有三分之二议席的第一大党。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后，不仅宋教仁在湖南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而且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多数议席。这表明，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活动，从造成一个大党和争取多数议席来说，是成功的，“故当时的国民党员，无不欢欣鼓舞。”虽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袁世凯大权在握的情况下，取得议会多数议席并不能给民族资产阶级带来什么实质性的好处，并不能改变政权的性质，但这并不等于说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可以放弃合法斗争。国民党在大选中获胜，总比在大选中败北要好，这是人们的常识所能了解的。
二、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在政权为袁世凯纂夺后提出的一种补救措施。宋教仁企图通过造就一个强大的国民党来控制内阁，约束袁世凯，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行动。面对袁世凯大权在握，咄咄逼人之势，宋教仁感到唯有在初生的中华民国里造成政党政治的局面，才能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得到巩固和发展，才能对袁世凯有所制约。他说：“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之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之有所惮而不敢不为。现在接到各地的报告，我们的选举运动，是极其顺利的。袁世凯看此情形，一定忌克得很，一定要勾心斗角，设法来破坏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他不久的将来，容或有撕毁约法背叛民国的时候。我认为那个时候，正是他自掘坟墓，自取灭亡的时候，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不迟。”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以约束袁世凯的权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触及到了国家政权究竟落到哪个阶级手里的问题。是实行责任内阁制以分袁主权，还是反对责任内阁制以拥袁集权，这在当时是进步势力和反动势力斗争的焦点。当时社会舆论就已指出：中国“数千年来专制之政治，阴驱潜率，蒂固根深，已种毒于人心而莫由拔，今一旦覆专制，立共和，毅然决然揉用內阁制，盖所以防专制之复生也。立法命意，至为深远。”当时袁世凯自恃有兵力，不怕国民党以武力夺取政权，而怕国民党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权，使自己处在有职无权的位置上。因此，他对宋教仁所进行的合法斗争活动极为敌视和仇恨。他说：“噫！宋教仁意欲组织政党內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袁世凯公开宣称：对于这种无权总统“我决不居。”共和党则大骂国民党为“莠民社会之乱暴势力”，其祸“更甚于洪水猛兽”，公然宣称要与袁世凯紧密配合，对国民党严加“制裁”。这就从反面衬托出国民党仍不失为一个与反动势力相对立的具有进步性的政党。议会斗争固然不是最理想的战场，但是宋教仁企图通过资产阶级的法治，置总统于无权地位的“钳袁”活动，触及到了权力究应掌握在谁手里这一革命的根本问题。责任内阁一旦实现，袁世凯自然难以避免陷入网罗重重的处境。因此，他对于已经交出政权、军权的孙中山、黄兴并不十分在意，而对于锋芒毕露的宋教仁却感到难以对付，“孙、黄易与，宋公实其劲敌。”显然，低估宋教仁政治活动的冲击力，是不符合历史的本来面目的。
三、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组织上暂时团结了一支在不同程度上反袁的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以后，同盟会虽已成为公开的政党，但内部已开始分化，日渐松散，会员各行其是，战斗力远不如以前。作为革命领导核心的同盟会，巳濒临分崩瓦解的境地。章太炎与同盟会脱离，成立了“中华民国联合会”。随后，又与张骞的“预备立宪公会”等联合成立了“统一党”；湖北的同盟会员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拥戴黎元洪为首领，以湖北人为中心，组织了“民社”。后来“统一党”、“民社”和“国民协进会”等联合组成“共和党”，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处于这种情况下的同盟会，怎么能够承担起领导人民同袁世凯作斗争的历史任务呢？鉴于上述情况，宋教仁提出改组同盟会。“改组以后，对外发表政见，无论是新闻纸的论说，或个人的讲演，或在议会开会时之主张，均须由理事指导，或由党内于事前开会，议决之后，党员及新闻记者，必须服从多数者之决定，不能自由主张。”由此可见，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主观愿望是为了加强党的战斗力，虽然客观效果并未如此，但是，在当时整个资产阶级趋向于与袁世凯妥协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毕竟维系了一部分革命分子、进步人士和反袁力量，而且国民党中的基干力量，仍然大多数是原同盟会中的革命志士。
四、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后，宋教仁坚持了同盟会的基本纲领，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且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从筹备到成立，发布过《通告海外书》、《组党宣言》、《成立宣言》和《国民党规约》等文件，确定了党的宗旨、政纲和政治主张。这些文件表明，虽然国民党较之同盟会的革命性已大为削弱，妥协色彩更为浓厚，但仍不失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国民党公开宣言：“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其终极目的是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尽管国民党存在种种严重缺陷，但它并没有忘记本阶级所从事的进步事业和奋斗目标，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辛亥革命后，宋教仁没有能够坚持武装斗争，但是在合法的议会斗争中，强调实行民权，建立由革命党领导的责任内阁，这说明他没有忘记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孙中山去职下野，热衷于铁路建设；黄兴被解除兵权，着眼于矿业开发；章太炎离开革命，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大批革命党人消极徬徨之际，唯有宋教仁站在斗争第一线，朝气勃勃，舍生忘死，以“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相号召，希望通过政党内阁而掌握政权，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因而能名噪一时，得到民众的拥护。宋教仁的这种活动，毫无疑问，是企图集权力于一身的袁世凯所不能容忍的。宋的朋友多次提醒他提防袁世凯的暗杀，然而他却处之泰然，毫不畏惧，继续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讲，批评时政，公开抨击袁世凯政权是无能的、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他还两次拒绝袁世凯的重金贿赂，随时准备为维护共和制度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正如他自己所说：“脱不幸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之命运”。孙中山在宋教仁遇刺以后悲愤地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宋的死尽管说明了宋“政党政治”的主张在中国行不通。但是，他毕竟是抱着挽救革命的善良愿望而死的，并且他的死使许多革命者警醒过来。因此，他的死是重于泰山的。有的同志认为，作为“议会迷”的宋教仁死在袁世凯的手里是自食其果，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当时“议会政治”、“政党政治”在中国还是史无前例的事物，还没有经受过社会实践的检验，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当时谁也没有发言权。宋教仁作为资产阶级政治家，本能地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借过“议会政治”挽“政党政治”的主张，并运用于中国的实践，这毕竟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敢于探索、救革命的途径总比因循守旧，无所作为要好。
五、在当时同盟会领袖们的意见当中，宋教仁改组同盟会的意见毕竟是最积极的主张。同盟会把权力拱手让给袁世凯以后，同盟会向何处去？对此，领导者之间意见分歧，各行其是。自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妥协的势头更加占据上风。但是，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并未完全消失。在日渐妥协的同时，仍然在经济、政治两条战线上作了力所能及的斗争。孙中山被迫辞职以后，因革命理想的破灭而一度“心灰意冷”但他很快振作起来，转而注意于经济建设的“社会革命”。他认为，在无从插足政府的情况下，最好的途径是致力于扩张教育，振兴事业，这是中华民国的百年大计。据初步统计，从1912至1913年间，孙中山作过58次演讲，其中以民生主义为中心内容的达33次。他向革命党人反复强调，当时的斗争中心是“一心一德，从事建设”，完成“经济革命”。他认为，“今日共和初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最要之政策。”而在实业建设中，又以兴办铁路为民国生死存亡惟一之要务。”因此，他在期待袁世凯维持一个“小康”的政治局面下，宣称“十年不预政治”，而自愿以在野身份负责修建铁路。为此，1912年9月9日，孙中山接受袁世凯的委任，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对于孙中山提出的实业救国的主张，黄兴也给予全面支持和真诚合作。还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黄兴即向孙中山提出辞呈，要求创设拓殖协会，开发大西北。南京留守府撤销以后，黄兴一心“避政界而趋实业，尤专注于矿业，与中山先生的铁路政策，相辅相成。”由于孙黄倡导实业救国，中国出现了一次新的兴办实业的热潮，这些当然具有进步意义。但是，这种“尽让政权于袁氏”而埋头实业的做法，却把革命党人引上一条错误的道路，从而使革命力量遭受进一步的损失。宋教仁从另一条战线展开斗争，他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积极着手改组同盟会，建立第一大党，进而组织责任内阁，以分取袁世凯的政治权力。宋教仁对袁世凯始终不那么相信。早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他就指出袁是“阳假议和之名，阴为添兵之计。其人本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袁世凯窃取临时大总统职位后，制造兵变，为其不离开北京老巢制造口实。当时，宋教仁就敏锐地指出：“此中隐情，定是手段。”当袁世凯无视责任内阁制，拒绝内阁副署而擅自发布命令时，宋教仁与蔡元培、王宠惠一起辞职表示抗议。宋退出内阁后，决定“以政党为号召，在选举时争胜。”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的政治见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正式政府由政党组织，内阁实行负责任，凡总统命令，不特须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使总统（立于）无权之地位。”尽管这表明宋教仁不了解中国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在内部没有政治民主，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但是他希望通过政党政治来约束袁世凯的倾向则是十分鲜明的。在政府大权被袁世凯窃取，民军基本上被遣散净尽的情况下，想用“政治见解”即议会道路和政党政治的办法去和袁世凯作斗争，尽管客观形势决定了这只不过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而已，但这仍然是一种力图有所进取的积极措施。在同盟会战斗力减低，处于分散瓦解的情况下，宋教仁将其改组为国民党，勇敢地挑起了和袁世凯作斗争的重担，这在资产阶级革命史上是难能可贵的事情，想继续前进总比那些停滞不前或倒退的行为好得多。无论是孙中山、黄兴，还是宋教仁，在当时都日渐脱离群众，放弃武装斗争。阶级的软弱，迫使他们不敢拿起武器同反动势力在战场上较量，他们共同采取“绥靖”的办法，力图在无权，无兵的情况下，开辟新的战场，企图通过发展实业或推行政党政治来挽救自己的失败。这种作法当然是舍本逐末，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但是，宋教仁希望通过政党内阁而掌握政权，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显然比孙中山强调的不合时宜的所谓“实业救国”之类的“社会革命”更为直接和更有意义。因而，宋的主张能赢得人心，“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宋也一跃而为当时国民党里最有号召力的领袖。宋教仁的主张同当时汪精卫、胡汉民等其他同盟会领袖相比，更要高明得多。宋的主张未能实现，这并不等于孙中山等人的主张要现实一些。宋未能实现自己的抱负，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更多地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六、同盟会改组国民党，并不仅仅是宋教仁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得到了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多数领袖人物的支持。宋教仁率先提出了改组同盟会的主张，“此论发表后，同盟会干部要人，皆表同意。”孙中山对此虽有过不同意见，也不十分积极，但是，当国民党正式成立的时候，孙中山以国民党首领的身份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他写信给南洋同志说：“近有数政团与同盟会政纲相和，协同合并，定名为国民党。……基础已定，势力已宏。”稍后，他又说：今日合五党成一国民党，实为“民国之盛举，”“其功与南北统一同。”孙中山还把赵秉钧内阁视为“国民党内阁”，他说：“今日内阁，已为国民党内阁，民党与政府之调和，可谓跻于成功。”并号召全党“全力赞助政府。”1913年3月，正是宋教仁周游长江沿岸列省，大力宣传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的时候，孙中山在日本神户国民党交通部举行的欢迎会上，反复强调在中国应实行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这表明，宋教仁在当时的组阁钳袁活动确实得到了孙中山的支持。黄兴对于宋的组党活动也是积极支持的。他多次主张“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显然，宋教仁的组党活动是在孙中山、黄兴等支持下进行的。但是，后来有不少人却把改组同盟会出现的消极影响和后果都归咎于宋教仁，并把孙中山提出的“实业救国”的主张作为唯一正确的根本方针加以肯定。例如，早在1915年，陈其美在《致黄克强书》中就说：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以后，“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而立民国国家百年根本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而中山先生谋国之苦衷，经世之硕画，转不能表白于天下，而一收其效。”这种指责，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总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从为了监督袁世凯政府，夺取议会多数议席，进而出组责任内阁以掌握国家政权，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主观愿望和政治实践来看，确实具有反袁的抗争意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以后，虽然其革命性和战斗力大不如前，但仍不失为民族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仍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斗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既有积极的意义，也有消极的后果，既为革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又不自觉地给革命带来了损失。但是，毫无疑义，宋教仁在这一时期的积极影响和贡献是第一位的。如果把改组后的国民党看成为“官僚政客集团”和“无原则的政党”，那就势必把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斗争，看成为反动派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势必把国民党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看成为“官僚政客集团”的头子。因此，简单地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说成是一种“倒退”，把宋教仁说成是“妥协分子”，“议会迷”，是站不住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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