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他在同盟会中的声望和地位，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近年来，有的文章一提到宋教仁，就讥笑他是什么“议会迷”。这样的评价是不全面不公正的。宋教仁，为资产阶级革命奔走呼号，并献出了自己的一生，在我国近代史上应该是个值得肯定的人物。
一、走向革命
宋教仁（1882—1913年）字遁初，号渔父，湖南桃源县人。早年父亲去世，赖其母抚养成人。1899年，他由私塾转入漳江书院读书，喜爱政治、法律、地理等学科。1903年春，他考入新式的武昌文普通学堂。这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已经堕落，资产阶级革命思潮正在兴起，宋教仁在学校中常与同学田桐等议论国家大事，朦胧地产生了革命思想。同年夏天，留日学生黄兴由日本回国，到武汉两湖书院演讲，抨击清朝政府的腐败，力主改革政体以救国，宋教仁听后非常信服。后来黄兴被湖北地方当局驱逐出境，回到湖南长沙，宋教仁也愤然离开武汉返回湖南。从此，他与黄兴往来甚密。
1904年春，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在长沙刨立革命团体华兴会，宋教仁也是筹备人之一。会中黄兴被推举为会长，宋教仁被推举为副会长，其他人分担联络革命志士和运动会党的工作。同年夏天，宋教仁又和胡瑛等人在武汉筹备成立湖北省第一个革命小团体科学补习所。
华兴会成立后，考虑到会员多属知识分子，乃派同志联络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地区的哥老会领袖马福益。取得马的赞同后，就决定于这年十一月十六日（阴历十月初十），清廷慈禧太后七十岁生日那天，在长沙城内首先发难，把参加祝寿礼的全省文武高级官员一举炸死，乘胜占领长沙作为根据地；并联络岳州、常德、浏阳、衡阳、宝庆五路同时响应，常德一路由宋教仁负责。
宋教仁接受了任务，便赴常德聚集同志，积极筹划。后因回长沙筹措经费，知起义事已因消息走漏而失败。同志星散，官府正在搜捕革命党人，还悬赏通缉黄兴和他。宋教仁被迫潜离长沙，经上海，逃亡日本。船自岳州过湖北螺山时，他感慨万分，口占长歌一首：“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之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嗟神州之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抒出一个满怀革命斗志的爱国青年的感情。
二、流亡东京期间的革命活动
宋教仁到达日本东京后，先就读于东京政法大学，继转入早稻田大学学政治。这时中国留日学生达数千人，正在国外形成一种政治力量。宋教仁感于国内人心消沉，想用文字来激动人们的心弦，就邀约田桐、白逾桓、陈天华等十余人，于1905年春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在这份杂志的创刊号上，他亲手选印黄帝肖象，并题有这样的诗句：“起昆仑之顶兮，繁殖于黄河之浒。借大刀与阔斧兮，以奠定乎九有。……”这里再一次反映了宋教仁走武装革命道路的坚强决心。随后，他倡议用黄帝纪年以代替帝王纪年，直接否定了清帝的年号。《民报》采用黄帝纪年，就是以宋教仁的倡议为依据。武昌起义和各省响应时的纪年方法，又以《民报》为依据。可见，这一倡议的影响是很大的。
随着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同时也给革命党人提出了怎样把这些革命小团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以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问题。这年七月，孙中山从欧洲来日本。他倡议把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其他革命小团体，联合组成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革命组织。宋教仁经人介绍和孙中山会晤后，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倡议。七月三十日，各革命团体在东京召开第一次联合会，决定建立中国革命同盟会，并确定以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宇作为革命纲领。八月二十日，同盟会在东京正式成立，推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庶务（相当于协理，负责主持日常工作），宋教仁为司法部检事长（同驵会参照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设执行、评议、司法三部）。黄兴建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改名为《民报》。宋教仁被分派去兼任《民报》的庶务干事（相当于经理）和撰述员。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阶段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把分散的地区性的组织，组成为一个统一的全国性的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它提出了比较完整的革命枫领，从此革命运动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宋教仁是同盟会的积极促进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作用和功绩是必须肯定的。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着重从两个方面开展革命活动。一是大力进行革命宣传，向清朝反动政府和改良派发动思想进攻；二是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用暴力推翻清朝反动政权。宋教仁是《民报》撰述员之一，他埋头撰写下不少揭露清朝政府倒行逆施和发扬民族自由独立思想的文章，如《既设警政部复置巡警道果为何耶》、《南洋华人求入日本籍》、《尼夫阿利亚之独立》等。他又译述了《一千九百零五年露（俄）国之革命》、《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以及英国制度要览、匈牙利制度要览、澳地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等等。这些文章和译述，对于鼓舞革命斗志，是起过积极作用的。
1908年春天，中日“间岛问题”发生，清政府交涉将败，一筹莫展。这时宋教仁引用各家著述及报刊资料，写成《间岛问题》一书，以充分的材料，确凿的证据，论证延吉地区自古以来便是我国领土，揭穿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把我延吉地区作为“间岛”以占为已有的阴谋。清朝外交当局凭着这本书，终于挫败日本侵略者，使交涉转败为胜。事后清政府请他担任外交要职，他坚决拒绝。该书所获稿费，他用小部分买书外，大部分都赠送给贫困的革命同志。同年冬，同盟会经费支绌，他翻译日本人所著的《财政学》一书，得稿费数千元，也全部捐献作革命经费。 三、策划辽东起义和参加辛亥广州之役
1907年春，孙中山与黄兴由日本赴河内组织领导机关，准备在中国南方发动起义。宋教仁则决定到北方策动，以便南北呼应。他从日本友人萱野长知那里，探知辽东“马侠”内幕详情，又结识了曾在“马侠”中做过头目多年的日人古河等人，古河应允引导。他征求黄兴同意后，就邀约白逾桓、吴昆、古河等潜往东北。宋教仁来到辽宁的安东后，一面研究地图，详察形势，了解风土人情，以为用兵的依据；一面写信给“马侠”头目李蓬春、朱二角说：“仆等向在南方经营大业。……欲为割据之事则易，欲制清廷之死命则难。视公等所处之地，形势不及远矣。欲与公等通好，南北交攻，共图大举。”李等是“草泽英雄”，接信后表示愿意一致行动。从此，志愿参加的人一天天增多。宋教仁迅即组织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机关，积极策划武装起义。
同年夏天，当宋教仁得悉革命党人己在广东的潮州、惠州先后起义，就决定同时发动。他计划先占辽宁，再逼榆关，而窥京畿。后因招兵风声走漏，白逾桓不幸被捕，大势已去，宋教仁只得化装逃往日本，再待时机。
1910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又失败。同盟会本部精神“惰懈不堪”。这一年冬天，宋教仁因寄身异域，工作不易开展，就返回上海。经于右任、陈其美邀清到《民立报》任主笔。这时期，他署名“渔父”，以犀利的笔锋，又写下了不少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抨击清政府反动统治的政论文，如《东亚最近二十年时局论》、《滇西之祸源》、《论近日政府的倒行逆施》、《希望立宪党者其失望矣》、《论都察院宜改为惩戒裁判所》、《四国借款之用途》等等。这些文章有不少激动人心的内容，对当时的政治斗争有较大的影响。《民立报》在辛亥革命时期成为宣传进步思想的影响最大的报刊之一，是和宋教仁主持该报笔政分不开的。
1911年春，黄兴与赵声在香港成立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准备在广州再次发动起义。他们联电邀宋教仁前去。那时他也在上海有所策划。有人劝他留下，仍主中路，为南路策应；有人认为此去危险性大，最好不去。他慷慨地说：“这点你们不必怕，成功了是为四万万同胞造福，不成拼我一颗头颅就算了！”当即将报社工作托人暂代，迅速赶到香港。从此“统筹部”的一切布告、命令都出自他的手笔。这次起义，由黄兴先到广州布署一切，宋教仁、胡汉民、赵声等在香港筹划，到期再前往共举。后因运军械人员叛变，广州重要机密机关先后被破坏，原来部署被打乱，迫得黄兴仓猝起义。待宋教仁等到广州时，大事已败只得折回香港办善后。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失败后，不少人垂头丧气，宋教仁却很乐观地安慰大家说：“这次虽败，然得极多经验，足为日后取法。”
四、筹组同盟会中部总会并策划新的起义
鉴于南方起义一再失败，革命党人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的意志更为坚定，于是宋教仁又重提三个方案：一、策动北方军队，以东北“马侠”为后援，一举占据北京，然后统一全国为上策；二、在长江流域组织潜势力，一声令下，同时并举，创立政府，然后北伐为中策；三、在边疆要冲，密组机关，一朝大举，进据各塞，徐图攻取为下策。议论结果，大家认为上策行之较难，下策行之已败，决行中策。随后，宋教仁就和谭人凤、陈其美等人按照1910年在东京倡议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所拟计划，积极活动。这年（1911年）七月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宣告成立。总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帮，下设庶务、财务、文事、交通、会计五个部。各部负责人由谭人凤、陈其美、宋教仁、杨谱笙、潘祖彝分别担任。会长一职，虽说是“虚位待贤”，但隐约地以黄兴为对象。总会宣言和章程，由宋教仁草拟。
总会成立居，就筹立各省分会。由谭人凤去湖北同居正、孙武将共进会、文学会合组湖北分会。由曾杰去湖南同焦达峰、杨任组织湖南分会。由范鸿仙、郑赞成去安徽筹立安徽分会。又以长江上游的川、陕两省，地形重要，也须派人去经营。于是宋教仁分别会晤即将回川的吴玉章及陕西来沪代表，要求他们回去后各立分会，使成首尾一贯的形势。总会还作出首先在武昌发难，然后四方即起响应的决定。理由是：武昌居全国之中，交通四达，同志易于聚集，群众基础也较好。后来辛亥武昌起义的进行，大体和这一决定符合。
过去有的同志把中部同盟会的成立，说是宋教仁等企图别树一帜的分裂活动，这是不公正的。自南方各地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同盟会东京总部日趋涣散，孙中山先生又远在海外，宋教仁等人根据革命发展的需要，把注意力转移到有群众基础的长江流域，并组织同盟中部总会以加强领导，这是无可非议的。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在致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信中就曾予以首肯和高度赞扬。以后的革命实践也证明了，它的成立对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和武昌起义的爆发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五、武昌起义爆发后的贡献
四川“保路运动”发生后，清政府令端方调湖北新军入川镇压，湖北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难。他们派居正、杨玉如到上海购买枪械，并迎接宋教仁、黄兴来武汉主持大事。宋教仁起程前，忽接湖北来电，告以起义事因故暂缓。乃嘱居正运枪械先回武汉，自己留上海策动各方。他一面电请黄兴速来上海共商大事；一面嘱范鸿仙、柏文蔚攻取南京；一面助陈其美图取上海。
辛亥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猝然爆发，宋教仁与黄兴由上海赶到武汉。那时候，革命军方面正受挫折，局势危急。大家推举黄兴为民军总司令，负责率师反攻，推举宋教仁和胡瑛负责外交，力争外国人严守中立。
宋教仁受命后，除协助湖北都督府办理外交事务外，又与居正等拟定了《鄂州临时约法》，通电各省，请派代表来武汉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后以各省代表到来不多，他又不辞辛劳，亲自去上海敦促，一心要把新政府组成，以利统一军政和推动工作的开展。
南京光复后，临时中央政府改设在南京，他就前往南京参与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在推选大元帅摄行中央政权时，武汉方面的代表推举黎元洪，上海方面的代表推举黄兴，双方争论无结果，临时政府陷于难产之中。适孙中山由海外归宋，宋教仁和黄兴等商议，共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又分别做各省代表工作，才使虚悬了二个月的大总统人选问题获得解决。
大总统人选解决后，在讨论政府组织方案时，有的代表主张效仿美国，实行总统制。宋教仁则主张效仿法国，实行责任内阁制。他所持的理由是：“主张内阁制，以期造成议会政治也。盖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更易之。如必欲更易，必致动摇国本。”经多次讨论后，孙中山同意采用责任内阁制，并建议以黄兴为内阁总理。黄兴坚辞不就，孙中山又请宋教仁担任，宋坚决表示：“这绝对不成！人不将以我日前力争是为自己打算吗？”
后来各省代表协商修订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把宋力主的内阁制否决了；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提名宋为内务部部长，也因某些人反对未予通过，宋只被委派为法制局局长。对于这些事，在他人则悻悻争辩，而宋却毫不介意，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应有的风度。
六、“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先生只当了三个月的临时大总统，就在内外反动势力包围下，被迫把政权让给袁世凯。当时以宋教仁为代表的多数同盟会会员，由于对袁世凯的反动本性缺乏认识，他们既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又想采用责任内阁制来防止袁的专权。宋教仁认为：如果能够组成一个强大的政党。在国会中占有绝对多数的议席，再由这个政党组成责任内阁，就可以对袁世凯起牵制作用。为此，他积极活动，以同盟会为基础，于1912年8月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四个小党合并组成国民党。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那天，孙中山曾亲临致贺词，当选为理事长，宋教仁等八人为理事。
为了在国会中与袁世凯豢养的共和党争选票，宋教仁以“朝野合作，新旧合作”为口号，把许多封建官僚和投机政客拉进了国民党。为了使这些人能接受，他又把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大加修改。至此，新组成的国民党，表面上声势显赫，是国会中第一大党，实际上已倒退为鱼龙混杂，五光十色的官僚政客集团。作为国民党的创建人和实际负责人的宋教仁，在这个问题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但也应该看到：在当时的同盟会领导人中，类似宋教仁的思想者相当普遍。就如孙中山、黄兴这样有经验有威望的革命家，在当时也没有提出过比宋教仁更激进的政治主张。他们同样醉心于资产阶级的议会政治，同样对袁世凯抱有幻想。孙中山就曾宣称：一切国事袁世凯均能办好，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他自己愿意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黄兴更怀满腔诚意，准备协助袁世凯办好民国的政治，他在北京逢人便劝其加入国民党，甚至劝过袁世凯来当国民党领袖。可见，宋教仁当时的思想和主张是和同盟会主要领导人相一致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因此，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不应完全归咎于宋教仁一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他想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来限制袁世凯专权，也不能说完全属消极倒退的行为。它至少说明了宋教仁对袁世凯是有矛盾和斗争的。
1913年初，宋教仁以国民党负责人的身份，先后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发表了一系列演说，揭露袁世凯的奸诈，抨击北京临时政府的内政、外交政策，为国民党竞选众、参两院议员争取了压倒的多数议席。当时到处是“政党内阁非国民党莫属”和“内阁总理非宋莫属”的呼声，宋教仁成了举国瞩目的风云人物。
这对于寸权必争的大野心家袁世凯，当然是势所难容，他绝不甘心让宋教仁组织国民党内阁来干预他的独裁统治。乃先使人匿名著论，与宋教仁对辩；又以所谓“救国团”名义通电责难。都被宋一一据理驳斥。袁世凯恼羞成怒，最后就布置人谋害宋教仁。
这年三月，不断有人提醒宋教仁，请他慎重防卫，他却毫不在意，并表示：“即使有此事，我难道可因畏惧就放弃我的责任心吗？”三月二十日下午，当他由上海车站搭车北上时，被袁世凯收买的暴徒狙击，延至二十二日逝世，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宋教仁临死前还不知是世凯杀害他。他对黄兴等说：“我死后，诸公对国事望勇往直前。”又请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了一封电报，期望他“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始终念念不忘要实现他的抱负，真如孙中山的诔词中所说：“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宋教仁的一生，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为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他奔走革命，不惜一切，作出贡献；为了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制，他对袁世凯有过幻想，更有斗争，最后还献出了生命。他的死是一个悲剧，也擦亮革命者的眼睛，使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推动了反袁斗争的开展，加速了袁记政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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