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致力于君主立宪。鼓吹之，辨论之，笃行之。然而，由于逆历史潮流而动，他一而再，再而三地碰壁，而且碰得头破血流。一九一七年的张勋复辟昙花一现后，他在《江亭词序》中承认:“予仍坚主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一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张勋)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对主义忠矣，可以已矣!”虽然他还在靦颜地自诩他的“政治节操”:“对国家对主义忠矣”。但在铁的历史事实面前，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惨败，表示他的君宪道路走到了尽头，“可以已矣!”本文试图对杨度的“君宪三败”作简略的分析。

“一败于前清”

一九○五年底，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王朝，为了欺骗人民，消弭革命，挽救其覆亡的命运，被迫打出了“君主立完”的幌子，成立所谓“考察政治馆”，派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并以保皇派人物熊希龄为随员。这些封建官僚对于宪政都一窍不通，于是经五大臣首肯，由熊希龄出面，请杨度捉刀。熊在戊戍变法期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理，与那时都是维新志士的梁启超、杨度即已熟识，以后熊也曾到日本考察教育和实业，与正在日本留学的杨度时有过从，私交颇探。经熊希龄奔走，杨度草拟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杨又请梁启超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五大臣将这三稿略加增删润色，便作为宪政考察报告上奏朝廷。

熊希龄为什么会看中杨度，而且一拍即合呢？这是与杨度当时的政治主张一致相关。这个时候的杨度，已由前几年主张“骚动进步”即暴力革命以变革政治退而醉心于君主立宪;己由与革命派接触频繁退而攻击革命派是“暴烈有余，成事不足”；已由一个具有初步民主主义思想的激进派退而与保皇派沆瀣一气。

杨度有这样的逆转绝非偶然。在认识根源上，他认为日本明治维新后，仅二十余年，就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了泱泱大国的清朝帝国，再过十年，又击败了被视为君主专制的沙皇俄国，其根本原因就是实行君主立宪。这种形而上学的认识，在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有一定代表性，不足为奇。在阶级地位上，杨度出身于仕宦之家，在留日期间又得袁世凯、张之洞拨款补助，成为华商锑业公司的大股东，已经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该公司一九一八年破产);在思想素质上，他接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又是晚清国学大师王闿运的及门弟子，特别潜心于王的“帝王之学”，即古代策士的纵横捭阖之术，物色、捕佐非常之人以成帝王之业，由布衣而致卿根，因此，杨度向以卧龙、周公自许。

现在，清政府祭起了君主立宪的旗帜，熊希龄又奉命牵合，自然正中下怀;以为可以实现自己的君宪主张。

然而杨度自视甚高，不甘寄于康、梁之下，企图自成系统，以便日后独得嘉果，成为君宪元勋。

当时，以孙、黄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梁为代表的保皇派分别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阵地，在东京等地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杨度便于一九○六年组织一班人，创立《中国新报》月刊，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表面上是另树一帜，实际上是站在梁启超一边，形成犄角之势，为君主立宪摇旗呐喊，向革命派进攻。

但同梁启超相比，杨度又自有其特色。梁是死保清朝皇统，拚命为光绪皇帝唱赞歌、杨度则主张“在宪不在立”，不管满人、汉人，谁当皇帝都可以，只要实行君主立宪就行。梁根本不敢触动清政府，宣扬他的“国家主义”即“保皇主义”;杨则鼓吹势的所谓“政治革命”，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改造清政府，并指责清政府是“对外唯知送礼，对内唯知偷钱”的“不负责任”的政府。梁主张先立宪后开国会、杨则主张先开国会后立宪。总之，君主立宪不能动摇，对梁启超也是小骂大帮忙。而在反对民主革命方面，两人则是完全一致的。杨度危言耸听，说是一旦革命爆发，就会“国内分立，必召领土瓜分之果。”因此，革命派不得不腾出手来，与《中国新报》论战，柳亚子主编的《复报》就尖锐地指出：《中国新报》与《新民丛报》为“百步与五十步之比而已”。这是十分中肯的。历时两年的大论战，梁启超招架不住，弃甲曳兵而走;杨度也随之偃旗息鼓。杨度与梁启超成了栓在一根绳上飞不起了的两个蚱蜢，然而他们还在挣扎着，扑腾着。

一九○六年九月，清政府根据五大臣的宪政考察报告书，下诏预备“仿行立宪”。一九○七年八月，清政府改“宪政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稍后，北洋大臣袁世凯、两湖总督张之洞同时进入军机处。十月，杨度因伯文逝世，回国奔丧，结束了六年的留日生活。袁、张联名推荐杨度“精通宪法，才甚大用”，被任为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正式进入了清朝官场。以后又由袁推任讲师，在颐和园给王公大臣讲解宪政，杨度一时成了为清王朝推行君宪骗局大造舆论的突出新人物。一九○八年七月，清政府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答应以九年为期，逐步筹备宪政，其中规定皇帝权力之大，一如专制君主。这个大纲的起草者就是杨度。

这一系列过程，是由于清政府迫于革命的声势，迫于舆论的压力，才执导了一幕幕君宪闹剧，而杨度则亦步亦趋地打点精神辛勤卖力，自以为这是他施展才干平步青云的大好时机，实际上却充当了这些闹剧中很不光彩的丑角。这个时期的杨度，个人功利思想恶性膨胀，连自己鼓吹的君立主宪，也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纱幕，成了事实上的君主专制的卫道士，与其他立宪派人士相比都显得落后了。

一九○八年十一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三岁的傅仪继位，由其生父载沣监国。载沣迅即罢免了举足轻重的政敌袁世凯，令其“回籍养疴”。被袁保荐的杨度虽未革除，但受到冷落，颐和园的宪政讲座无形中撤消，宪政编查馆只剩下一块招牌，杨度赋闲了。

一九一一年十月，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土崩瓦解，杨度的第一次君宪之梦也随之破灭，然而他没有醒悟，自然不会深自反省，改弦易辙，还顾自惋借，“如清室真熊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断其必无。”

他赋闲了，但却不甘寂寞，仍然沿着错误的道路滑得更远。

“再败于洪宪”

如果说，在清朝末年，杨度认不清君主立宪主张不合中国实际，以致铸成大错，还略谅解的话，那末，当民主革命浪潮倾覆了清皇朝，民主共和国观念深入人心的时候，杨度仍然坚持他的错误主张，愈陷愈深，成为袁世凯洪宪帝制的得力吹鼓手，那只能受到毫不留情的谴责。

杨度之所以爬上袁世凯这艘贼船，上面已经谈到他们之间的一些关系。

袁有恩于杨，杨自然要报知遇之恩。更主要的是，杨度认为袁世凯是他心目中的“非常之人”，正好依附以施展帝王之学，既可实现君宪主义，又可攀附高枝，成为新朝首辅。

还在赋闲的时候，他就奔走于北京、彰德之间。趁机“烧冷灶”，深得袁的信任。袁出山后，组织了清末最后一次内阁，任杨为学部副大臣，虽然是清水衙门，俱毕竟是位列阁臣副手。投桃报李，杨度尝到了甜头，只要再加努力，卧龙之愿当遂，周公之志可酬。

以后杨度效命奔驰，在促成袁世凯爬上临时大总统、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进而窥测方向，领会“圣心”，为袁世凯帝制自为抬轿子，吹喇叭。他撰写了《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对袁歌功颂德，鼓吹复辟帝制，袁世凯大为赞赏，亲笔题送“旷代逸才”匾额一方。他参与制定君宪《新约法》，将总统的权力扩大到等于专制皇帝，接着他领衔牵头。拼凑班底，组织“筹安会”，两次发表宣言，结论是:“我国拨乱之法。莫如废民主而立君宪;求治之法莫如废民主专政而行君主立奔”。最后，这位“旷代逸才”草拟了推戴书，极力抬高袁世凯，替袁洗刷窃国篡位的罪责，殷勤劝进。

必须指出，这个时期杨度的一切活动，都是扯起君主立宪的旗号，君主立宪成了他手中的面团，捏来捏去。原来他宣扬“先开国会后立宪”，一变而为“先立君主后开国会”;原来他鼓吹“在宪不在主”，一变而为“在主不在宪”。好象只要袁世凯当了皇帝，挂出君主立宪招牌;中国就“强国有望”，“富国有望”。与此同时，他着力交结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便紧紧缠附于袁世凯，又能倚重于下一代的袁氏皇帝，用心可谓良苦。

杨度虽然自视甚高，期望甚大，卖力甚勤。然而，在老谋深算的袁世凯的棋盘上，只不过是一枚可供支使的走卒，绝非举足轻重的车马。在当时错综复杂的中国政局中，在盘根错节的北洋系统中，论军事实力，他手无寸铁;论财政实力，他不是一方财阀;论政治资望，他与清朝遗老、老牌政客也瞠乎其后，自然不会被袁倚为股肱，因此杨度始终没有排上重要的位置。在袁记“民国”的四届内阁中，他不但未曾晋身新朝首辅，位登总理，甚至连一个阁员也没有捞到，只当了一名参政，还是以后补上的。他自然不甘心，仍然做着“君宪救国”的美梦，希图有朝一日跻身新贵，终致探陷泥潭而不能自拔。

在全国天民的讨袁声浪中，袁世凯的皇帝梦破灭了，杨度的第二次君宪美梦也破灭了。但他绝不悔悟，一九一六年五月一日，《京津泰晤士报》记者走访杨度，谓其态度安详，词意坚决，杨说:“政治运动虽失败，政治主张绝无改变，我现在仍然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所谓““词意坚决”。说明他仍然固热错误，但只不过是气大心虚的写照，因为他毕竟在此之前辞去了参政一职，然而太晚了。

“三败于复辟”

继袁世凯之后上台的是黎元洪、段祺瑞，实权掌握在北洋军阀段祺瑞手中。段内阁不敢声讨与他们紧密相关的袁世凯及其重要党羽的罪行，但为了平息民愤，捞取政治资本，便向次要人物开刀，下令通辑“六恶”“七凶”所谓“十三太保”，杨度位列榜首。他只得逃往天津外国租界，充当寓公。但他仍然念念不忘他的君宪主义，伺机以待，希望再依附一个有实力的同道者，以酬夙志。

机会居然又来了。袁世凯死后不到一年，辫帅张勋策划复辟清王朝，曾去信邀杨参加徐州会议。有实力的同道者找上门来了，杨度又跃跃欲试，但因通缉在身，未便行动，只回了一封信，自己坐待天津，静观时变。信中对张勋备极推崇:“执事(指张勋)肝胆侠义之士，久为海内所共知，今国家危矣，必赖大侠以救之”。接着又极力煽动，以坚其志:“时不可失，机不再来，唯执事实图利之”。随后派代表列席徐州会议，提出必须以实行君主立宪为条件，得到首肯。当张勋率辫子军北上路过天津时，杨还写了一个复辟进行计划节略给辫帅。杨度又想爬上张勋这条贼船了。

不过这次他的态度审慎一些，没有公开出面活动，而且他看到张勋行事鲁莽，不计后果，但求一逞，知道这次复辟必然失败，于是他赶快缩脚。当一些实力人物通电反对复辟时，他也通电反对，文末犹痛心疾首于他的君宪主义不能实现:“所可痛者，此神圣之君主立宪，经此牺牲，永无再见之日，度伤心绝望，更无救国之方。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间世事”。但他仍抽出笔来，攻击民主共和:“盖无程度之共和，因如群儿之弄火”。

张勋复辟丑剧只闹腾十二天便收场了，杨度的第三次君宪之梦又破灭了。

杨度于“君宪三败”之后，一段时期并没有认识到他失败的原因:是不合时代潮流，仍然认为他的主张是好的，是解救中国危机的妙药灵方，之所以失败，只不过事非其人罢了。后来他同他的外甥王舒谈及:“我三次想实行君宪，时机都不错，以主持者之不行，都遭到失败，亦所谓天不从人愿耳!”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帝反封斗争，使他看到了挽救中国危亡的希望所在，主动接近共产党人，接受马列主义学说，毅然痛改前非，服膺真理，不顾白色恐怖的淫威，积极投身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并于一九二九年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晚节可风。

因为杨度曾经“三次想实行君宪”，特别在洪宪帝制时，大出锋头，被视为“帝制要犯”，因此对他晚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事有人讥之为“善变”“投机”，早年的杨度是一个追求进步，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爱国志士。他曾萌发过“骚动进步”的民主革命思想，大声疾呼“新吾中国”、“救吾中国”的爱国口号;《支那教育问题》，揭露了帝国主义奴役中国的野心，抨击了清政府的腐败，一时斐声海内外。由于种种原因，他沉缅于君宪救国的错误主张，走了一长段弯路，但他仍然在艰难地探索解救中国危亡的途径。

“君宪三败”之后，摆在杨度面前有几条道路。一、离居赋闲，学佛论佛。杨度有几年确曾攻读佛学，但这绝不是他的初衷，近代中国有不少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失意者，如冯玉祥、张学良、陈独秀都有过学佛参禅之举，但都不过是一种酬世姿态。杨度是一向热心政治、关心时局的人物，自然也是节此韬光养晦而已。二、寄身某一军阀治下，充当幕僚，他的密友也是“帝制要犯”的夏寿亩，这时就在直系军阀曹琨手下任机要秘书。杨度不屑为此，而且此时他已有了新的追求。虽然他也屈身充当过奉系将领姜登选、山东军阀张宗昌的幕僚，甚至在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的门下做食客。但这已是为革命的国民党奔忙，以及为共产党从事秘密活动。三、追随孙中山。参加国民党政权，杨度确曾有过这样的意愿和行动，他以自己的特殊身份，用巧妙的斗争方法，执行过孙中山先生交给的任务。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时，杨度承认了君宪主义的错误，赞成孙中山的革命主张，要求加入国民党，这是他走向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孙中山要他就洪宪帝制时组织筹安会一事，公开向国人忏悔，杨度感到难堪，便打消了加入国民党的念头，以后仍然为国民党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四、投身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北洋军阀统治下，长期处于地下括动。国共合作后，共产党在南方是公开了，在北方仍然处于秘密状态，而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共产党遭到残酷的镇压，不少意志不坚定的人，纷纷声明退党，更有少数堕落成为叛徒。就在这个时候，杨度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是经过痛定思痛的反思，咀嚼君宪三败的苦果，认定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才能迈出这一正确的、果断的步伐。因此当听到有人说这是投机时，他不无愤慨地对与他联系的同志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事实也是这样，他秘密加入共产党，自然不望做官，发财，只有担风险、冒祸殃而已。他设法通报和营救李大钊，参与柳直荀领导的太湖地区革命活动，还变卖家产筹措党的地下活动经费……这些活动，无一不会招致“杀头灭族”之祸。只有信念坚定，矢志斗争，才能置身家性命于不顾，投机者是决不可能冒这种风险的。

杨度由一个热血沸腾的爱国志士转为君主立宪的狂热鼓吹者、策划者，再进而成为光荣的共产主义斗士，终于找到了最好的归宿。

杨度的一生，是大起大落更大起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