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有些人物能够与时而进、跟上历史步伐，也有些人恰好相反，在历史的滚滚风尘中落伍了，甚至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但是，除此以外，我们不应忽视另一种历史现象的存在:即历史过程的曲折必定也造成历史人物的曲折变化。尤其在新陈代谢的步子很快的时代。比如中国的近代。在近代中国，时代变化的脚步迈得快，因此形成了当时历史人物思想的转化频繁。我们评价梁启超是近代史上一个“流质多变”的人物，就是这种历史现象的例子。作为中国二十世纪初的著名政治人物的杨度(1875—1931年)同样是这样一位趋变性的人物。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时势造英雄”就是说只有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才会产生与当时环境相佐的风云人物。“近代中国是个变的时代，‘变’是它的最大特征”。“近代这个‘变’既出现在一代一代人的身上，也反映在一个人的不同时期。”杨度就是处于这样一个“三千年来一大变局”的大背景下的人物。他的思想与个人道路的选择也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个时代“变”的烙印。1902年初窥新学的杨度远渡东瀛，与激进民主主义者杨笃生等创刊《游学译篇》。在这期间，表现了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所具有的爱国反清的激情。他号召留日学生，“讲求科学，以新吾中国，救吾中国”，表现了意气风发的革命气概。1905年同盟会成立，孙中山邀杨度入盟，他却以宪政名家的身份，拒不加入。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之间，他选择了前者，并于1906年初，当清廷五大臣考察完宪政经过东京时，杨度接受了代拟报告蓝本的任务。袁世凯篡位后，杨度被任命为宪法委员会委员，参政院参政。并于1915年，“承极峰(指袁世凯)之旨”，先撰《君宪救国论》，后组筹安会。成为鼓吹君主立宪的中坚。而随着袁世凯在护国军的金戈铁蹄的冲锋号角中和全国人民的咬牙痛骂下一命呜呼，杨度也成为千夫所指的通缉祸首。他避居青岛，声称“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自叹末路，寄身佛门。“五四”前后，杨度被赦免，通过与李大钊等进步人士来往，目睹现实的惨状，检省过去，他说，时代变了，君宪救国已经是废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的时候了。终于在走过了大半生的错误坎坷的路后，走上了“光明之路”并于1928年秋，经周恩来同志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共。纵观杨度一生，人生不可谓不复杂，思想过程不可谓不趋变。历史辨证地对待这样一个前愆后功的人物，就应当是“我们不应先入为主地以他先前的暗影抹掉他晚年的余晖。”

本文在简述了杨度的思想的“变”的特征之后，主要是来对《君宪救国论》一文做个分析。因为我认为即使在一篇标志他思想主流与高潮的文章中，也体现了那个时代与其个人“变”的心理矛盾和思想复杂。

杨度认为革命党人“暴烈有余，成事不足。”而自持“和平的进步主义”，即主张君主立宪。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杨度的《君宪救国论》尽管是奉袁世凯之命而著，其主观目的却并非一定为袁氏效命。即使是，在杨度心中的袁世凯也非近代中国史上的袁项城，而是象威廉、明治那样的英明人物。但其客观影响却是为袁氏复辟进了奏本。也因此，袁世凯亲书“旷代逸才”给他以示褒奖。如果我们探究一下杨度的思想深处，就会发现，杨度从小特别注意其师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并留心古代策士之术，企图辅佐“非常之人”而成帝王之业。因此，杨度将袁氏作为“非常之人”来辅佐，以实现个人的政治抱负，无论如何有趋附权势之嫌，何况在中国的近代了。但是，杨度的思想是复杂的，甚至充满了迷惘。他1916年6月上旬为袁世凯写的挽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评是狱;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就是思想与实践一样破产的苦痛流露。

我们就来细读这篇文章。

先说上篇。在上篇里“虎公”阐述了君宪救国的理由，然后得出一个结论:“非立宪不足以救国家，非君主不足以成立宪”。暂且不去评论这个结论如何，我们先来看看杨度如何分析在“共和”之名下中国将“强国无望、富国无望、欲为立宪国无望”的。

“强国无望”。虎公认为:(一)强国以军事为最重，“军事教育、绝对服务、极重阶级”因此就需要强调“节制谨严”。举例如德、日“能称雄于世”，就是因为实行君主立宪，而法、美却因为实行了共和，导致“能富而不能强”，其原因是无法“节制”军队。由此得出结论:“故共和必无强国，已成世界之通例。”(二)中国民众“程度甚低”，缺乏国民教育。在君主时代，当兵的尚且知道为“皇家出力耳”，而现在共和之下，士兵便不知道为谁效命了。“故民国之兵，求其不为内乱足矣。”军队如此，强国无望。

“富国无望”。虎公认为:“富国之道，全恃实业，实业所最惧者，莫如军事之扰乱。”而民国以来，战乱频仍。“实业现象，求如前清末年十分之五而不可得。”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战乱”局面呢，他认为，从二次革命后几乎每年一次爆发竞争大总统之战乱，战乱之由，来自“共和”之制。因此，“共和”制下，富国无望矣。

“欲为立宪国无望矣。”虎公认为:(一)“共和政治，必须多数人民有普通之常(道)德常识。”而当时中国民众“程度甚低”，显然缺乏道德常识;(二)共和伊始，名为共和实为专制;(三)共和绝不能成立宪”。总言之，中国要成为立宪国必去“共和”制富，否则，欲为立宪国无望矣。

既然“共和”会导致上面的残酷局面，当然就要予以摒弃。而什么可以使中国富强呢?虎公认为，“富强者，国家之目的也;立宪者，达此目的之方法也。”因此，在杨度看来，要使中国避免三个“无望”，非“立宪”一途莫属了。杨度分析了“立宪”的近代意义。他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富强的局面，那是因为有“英主”，如汉有武帝，唐有太宗。这种富强的出现是随着英主的出现而出现，亦随之离世而消失。即“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而要“人存政举，人亡而政亦举”，就“唯有宪政一立”了。在德意志，日本，之所以能使富强局面继续下去，就因为实行了宪政政体，国家有一定的法制，“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这样，“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欲国之不富不强，乌可得乎?”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认为杨度抛弃“贤人政治”的历史文本，而追求设计法制建设下的政治架构，来保证社会的进步，这是很有近代意识的。

但是，杨度并未就“宪政”做深入探讨，而是又走上了老路。他认为，“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因为“中国数千年来，政体皆为专制”，导致了近代积弱的艰难。因此，要确立宪政，必须依赖英主(这个“英主”在杨度看来即是袁世凯)，他说“非盖世英主，不能手创宪政”。这里所说与前面摒弃“贤人政治”之论显然矛盾。因此，毋庸讳言地说，杨度当时持这种矛盾的理论而倡导之，多少暴露了他为袁氏造舆论的事实。理论的矛盾，加上被他视为英主的袁氏其买是个权奸，不仅不会创立宪政，而且破坏已存的宪政。杨度在理论上和现实中都不敢正视或忽视了这一点，其思想自然走上破产，导致个人人生的歧途。

因此我们认为，杨度，“非宪政不足以救国家”的内容有近代意义。如果近代仁人志士包括革命派人物也能在这方面下功夫去探索并实践，真正建立“宪政”政体于近代，那么民国也许确实不会如此令人失望。但是杨度所言后半句“非君主不足以立宪”，则是完全违背历史潮流的。因为，我们在承认近代中国积弱局面、国民程度甚低的现实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皇帝毕竟已被推翻，帝制毕竟已成垃圾。要再捡起龙袍扶起龙椅，必忤逆历史和民众，被全国人民所唾弃。尽管当时“共和”也许只是个名份，但“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纵令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象尧舜那么贤圣，象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象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现实即是如此，被杨度视为“非常之人”的袁世凯踢开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也不搞什么宪政，而是野心膨胀，做起皇帝来，最后导致了民国的支离破碎。从这点看，作为理论的始作者，杨度难辞其咎。

次说中篇。中篇分析了当时总统制的弊害。虎公认为，(一)如果行“共和”制，则“将来必有竞争大总统之战乱”。因为“今中国四万万人赖以生存托命者，唯大总统一人”。这样“假使大总统身有不预，一二旬不能视事。斯时诲内震动，乱象已成。”这种以在上篇开始为杨度自己否定的“人亡政息”的理论来断言有法律约束与保障的“共和”政体亦会出现“人亡政息”的结局，显然是荒谬的。按杨度的理解，“大总统”也是封建“英主”而已。(2)共和制度下无法使政权产生合法的继承人。这同样是对近代民主政体缺乏认识或故意歪曲的结论。(3)因为前二点，所以他认为中国最终走向战乱，“故中国之共和，无论如何终必废弃”怎样才能避免“乱象”呢?唯一的选择就是变大总统为君主皇帝，变共和为他的君主立宪。杨度还说，“大总统之名义有竞争，君主之名义无竞争。”至此，杨度为袁氏呐喊的目的便暴露无遗了。他实质倡导的是一个至尊至圣的皇帝!即使这个皇帝是刘阿斗也行。杨度举例，左宗棠提拔刘松山之子刘锦堂统率一军，尽管刘锦堂是“一无战绩之少年也”但却“一军皆服”并非其“聪明才力遂出诸将之上也，其天然资格，无人能与之比较耳。”如果说上篇杨度主“宪政”还有点儿近代味道的话，那么，至此他的理论便是十足的封建渣迹了，没有任何的近代价值。除了他为了辅佐袁氏的忠心和个人企图成就名臣的目的外，已没有别的社会意义了。

最后说下篇。下篇是评论清末假立宪与民国建立后的民主立宪。杨度认为，立宪并非没有在中国尝试，但为什么清末立宪不仅未能给清王朝带来生机，反而招致了革命呢?用杨度的理论来说，就是清末立宪的“假”，即假立宪而导致的。即违背了他主张的君主立宪“要义”之二:诚实。“然清室之所谓立宪，非立宪也，不过悬立宪之虚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使清王室真能立宪，则辛亥革命之事可以断其必无”。我们认为这种分折是符合当时的历史现状的。一是当时革命党势力影响还未能形成燎原之势；二是与之对应的立宪党人却影响颇显广泛，如在保路运动中的表现；三是下层的百姓对革命并不明白或不热心；四是革命在历史进程中并非“补泻兼备之良药，，革命的爆发是在改良走到绝境后才选择的、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总要前进，无论是以渐进的步子还是以激进的形式。但是，清末没有意识或者根本不在乎民意乃至“人民请开国会，无效也；人民请废皇族，无效也。”假立宪终于引起民愤，本来与清王朝妥协的立宪党人也不得已走向了革命。“武昌一呼，全国响应”，这是清王朝不“诚实”所致。至于“民国立宪”在杨度看来，亦违背了他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的“要义”之一:正当。“民党之所谓立宪，亦非立宪也，不过藉立宪之手法，以达革命之目的而已”。历史地客观地看待民国立宪，以《临时约法》为本，是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意义的。杨度加以否定，显然不妥。既然清末假立宪忤逆民心，当然只有进行革命。而以《临时约法》为革命手段达到推翻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政体，自然是历史的必然。而杨度把民国立宪与清末立宪等同起来不加分析地否定，是不对的。

杨度也许觉察到袁氏并非真心实意来实现他的君宪理论，因此特别强调“诚实”。他说“治国所最忌者莫如欺民”必须秉“诚实”之则去实践。“前清不肯以权利与民，而又不敢不言立宪，故以假立宪欺之，遂遭革命之祸”“故诚实为立宪最重要之义”另外，就是要选择“正当”的可行于中国的宪政制度。杨度认为，中国的宪政宜取法于普、日之间。他认为“中国承革命共和之后，民智大开，过于当时日本，而君主资格又不及其久远，若用钦定之法，未必能餍人民之心。故宜采普鲁士之法，略变通之。由君主提出，由议会承认决议，成立宪法之手续，以此为最适宜。至于宪法内容，如紧急命令权，非常财政处分权之类，则可采法于日本。”这种选择从理沦上讲未尝没有可探讨之处，但杨度必须明白他当时所处的时势，清帝已去，民智已开，为什么还要来一个君主呢?袁世凯称帝，万民不许，一命呜呼;张勋复辟，人人喊打，丑剧十二天即闭幕;不都说明中国人民已根本不容那个“皇上”么，这不也正说明杨度思想理论的破产么。

“正当则国安，诚实则民信”这两句话是绝对正确的，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使社会历史得以进步，国泰民安，这无疑充满了历史的进步性。但是，在杨度看来，只有他的“君宪”才是“正当”可以“救国”，便带有政治偏见与个人的目的。他在这篇文章里主要目的是否定“共和”，而为袁世凯称帝卖命，这不能不说是他个人一生中难以抹去的污点。随后的历史现实便宣告了他所谓“正当”理论的不攻自破。我们认为，无论何种政体要在中国站住脚，恐怕还是个广大民众的问题，并非几个政客或思想家认为“君宪”政体最适宜中国，就真的是适宜。

对于杨度这个人，正如前面陈旭麓先生所说，不应以他以前的过错而“抹掉他晚年的余晖”。但是，我们也不该因为他的余晖而回避其过失于历史的地方。比如这篇《君宪救国论》既在理论上否定“共和”其实质是与当时的历史潮流作对，反对民主共和，反对革命，而且在政治上为袁世凯复辟帝制鼓噪。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杨度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