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宋教仁以“政党内阁制”为旗帜，与袁世凯展开了斗争。黄兴在应袁世凯之邀北上“交欢”之时，邀杨度加入国民党，杨度以“取消政党内阁之议”为条件，拒绝加入。故此，论者皆视杨度为“政党内阁制”的反对派，而不知杨度是中国近代宪政史上“政党内阁制”的首倡者。在中国近代宪政史上，杨度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虽为立宪派的一位干将，但其宪政思想与康梁有极大的区别;而这些差异在其“政党内阁制”的捭阖上作出了充分的表现。可惜，已往论者皆忽视了此一问题。笔者谨撰此文，以裨于中国近代宪政史的深入研究。

一

杨度的“政党内阁制”思想形成较早，在1907年完成的著名论著《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他已作出了完整的阐述。在这篇长达14万字的宏论之中，杨度用第六节“政治革命”为题，将其“政党内阁制”的思想作为救国之方提了出来。

他首先指出:“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在于创建“责任政府”；而创建“责任政府”的关键在于建立“国会”和“责任内阁”。在建立“责任内阁”的步骤与方法上，他提出了由“不党内阁”到“半党内阁”再“政党内阁”的由低到高的演进过程的完整思想。何谓“不党内阁”?杨度指出:所谓不党内阁即是指内阁的成员由总理大臣至各部大臣“皆为官吏而非政党中人”，其原因是“立宪未久，政党未盛”。故此，杨度称不党内阁是“幼稚立宪国之政府”，是责任内阁制的初级阶段。随着宪政的建设与发展，国民程度稍渐提高，“政党稍盛，则此等内阁必不适于生存”，这时候，责任内阁将由不党内阁向半党内阁过渡。何谓“半党内阁”?杨度指出:半党内阁是“不党内阁既不生存，政党内阁尚未成立之过渡时代现象”;内阁的总理大臣和各部大臣是由“政党与官僚杂组而成”，其原因是“政党势力欲盛未盛之结果”。何谓“政党内阁”?杨度指出:政党内阁是“政党势盛之国，非在议会制多数之党魁，则无组织内阁之资格，惟命党魁为总理大臣，而任其组织党员以为各部大臣”，由此，“内阁与议会联为一致”。在杨度看来，创建政党内阁是立宪政治的最高目标，只有实现政党内阁才能建立完全的责任内阁制。

在此之前，中国近代宪政思想的发展已经历了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思想勃兴两个大的飞跃时期，但没有人像杨度这样如此完整、系统地阐述过政党内阁制的宪政思想；不仅如此，就是有关责任内阁制的思想也鲜为当时的杰人论及。

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扬起了“仿洋改制”的大旗，奠定了中国近代宪政大厦之基，但他不可能，也不敢提出责任内阁制的思想。因为，他的“改制”思想是以维护君主至高无上的皇权为前提的，而责任内阁制的前提条件是君主无权力(即无责任)，内阁只对国会负责任。加之其“忠君”“报恩”思想的桎梏，致使康有为在民主运动兴起之后，沦为时代的落伍者。被誉为中国近代思想界巨星的梁启超，其思想虽无康有为固执、保守，但由于其思想局限，在与革命派展开大辩论时，也只能喊出“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又不如开明专制”的口号。开明专制顾名思义即是圣明天子的“王道”统治，此一思想与责任内阁制思想实是风马牛不相及。

20世纪初，特别是大辩论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革命派在反对保皇派、宣扬民主革命思想上做了大量的工作。自同盟会成立后，民主革命思想飞速传播，民主宪政思想也乘势得到大的跃进。但由于革命党人忙于筹划武装起义，专注于与保皇派就“革命”与“改良”为核心问题的大辩论上，无暇顾及立宪政体的理论建设与宪政过程的具体方案的探讨。故此，无论是革命领袖孙中山也好，还是被誉为“中国近代宪政第一人”的宋教仁也好，都无从涉及责任内阁制的具体理论建设。在此之前，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主要是从国体问题上阐述建立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的必要性，并提出了立法、司法、行政、监察、考试五权分立的国家体制和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期学说等等，但有关责任内阁制问题并未涉及。事实上，孙中山本人一直是主张总统制的，故此，在具思想体系中对责任内阁制都给予了忽视。宋教仁是责任内阁制的积极倡导者，并为此而献身，但他的责任内阁制思想形成较迟。直到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时，宋教仁代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草拟文告、约法及中央与地方制度方案，准备在起义胜利之后颁布实施时，才从紧张的党务和武装起义事务中静下心来，考虑宪政建设问题，其责任内阁制思想也才得以形成。

毋庸赘述，在杨度提出完整的责任内阁制思想之前，还无人涉及过此一问题。在中国近代宪政思想发展史上，杨度是“政党内阁制”的首倡人。

二

1905年末至1907年初正是革命派与改良派两大阵营展开大辩论的高峰时节，杨度能超然于大辩论的战场之外，把目光关注于宪政建设的具体问题，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与特殊的思想根源的。

20世纪初的最初几年里，中国近代历史进入了一个长足发展的新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于1905年正式建立同盟会，加强了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国内的武装起义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1906年，孙中山正式为同盟会制定出《革命方略》;同年1l月，孙中山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创刊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的演讲，成为同盟会领导民七革命的纲领。随着革命派同改良派斗争的日趋尖锐化和大辩论的深入展开，民主共和国方案日益深入人心。面对革命力量的飞速发展与壮大，清政府一面使用暴力，血腥镇压人民，一面加紧玩弄欺骗诡计搞假立宪，妄图抵制和瓦解革命。1905年下半年，清政府成立了所谓考察政治馆，派载泽、端方、戴鸿慈、徐世昌、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以熊希龄为随员，作准备立宪的姿态。

五位大臣对宪政一窍不通，随员熊希龄虽有济世之才，也对宪政一知半解，急于找人咨询。其时，梁启超和杨度都以精通宪政而著称于世，熊希龄认为找人咨询非二人莫属。然而梁因戊戌变法旧案关系，自然不便去找;熊希龄与杨度是同乡旧友，因此，熊氏向五大臣建议，请在日本的杨度代写一篇关于东西各国宪政情况的文章，作为将来考察宪政报告的蓝本。该建议甚为五大臣称赞，熊氏乃立即到东京找杨接洽。杨度认为这正是可以实现自己政治主张和救国抱负的时机，因而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五大臣在欧、美、日本走了一趟，于第二年回国后，将杨度写的上述两稿作为考察各国宪政的报告书上奏。清政府根据这些报告，于1906年9月，下诏预备“仿行立宪”。杨度在东京看到自己的主张有实行的可能，即在这年12月创办《中国新报》(月刊)，连续刊载自己撰写的《金铁主义说》长文，在该文的第六章“政治革命”中，完整地阐述了政党内阁制的思想。当革命派积极揭露清政府为阻碍“民族革命之潮流”搞假立宪的阴谋时，当保皇派为“皇上无虞，宪政将行”并决定于丁未年(1907年)元旦举行大庆典时，既不加入革命党，也不加入保皇党的杨度已经开始谋求立宪的具体进程了。

在保皇派的眼中，杨度是“东京中最同志而最有势力者”;在革命派看来，这位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的作者，是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的桥梁之一。保皇派和革命派都想邀其入伙。同盟会成立前夕，孙中山还与他交谈三昼夜，然而，杨度终不为所动。是什么原因促使杨度超然于保皇与革命两派之外，而专注于研究宪政具体进程的理论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杨度的生活经历及其思想意识中去寻找答案。

从杨度的生活经历来看，与康梁保皇派和孙黄革命派都有较大的差异，从而使杨度秉承了一种极为矛盾而又极具个性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杨度与康梁保皇派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主要有如下两大差异:

其一，与光绪皇帝无亲密之关系，所以在杨度的思想观念中缺乏忠君思想。众所周知，康有为在1898年初由于第五次上清帝书得到光绪帝的赞赏之后，很快从一个区区主事，得以“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并得以专折奉事。康有为在当时的身份可谓一步登天，实际上成了光绪帝的政治代言人。这种殊荣和“恩遇”，固然使其声名鹊起，朝野瞩目，却对他又是一种悲剧，使其从此再也无法挣脱“皇恩圣德”的绳索，卸下“帝师”和“复辟”的沉重包袱。1902年春当民主思潮勃兴之始，康有为发表了长篇《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号召南北美洲诸华商誓死保皇，把希望寄托在光绪帝复辟上。他宣称:“皇上一复辟，可立行变法自强，立与民权议政，立与国民自由自主。”梁启超在百日维新中也被光绪帝召见，并赏给六品衔，奉命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拟定废除八股折；加之其师康有为的制约，辛亥革命以前他还无法摆脱忠君报恩思想的桎梏。与此相反，杨度一生中不仅未感受过皇恩的泽露，却蒙罗过失意的苦楚。杨度幼年家境贫寒，资质聪颖，后因伯父鼓励，王闿运的培植，于1893年19岁时即高中举人。但在此后的会试中，连连落第，颇有怀才不遇之感。1897年，正值维新运动高潮到来之际，杨度第三次赴京会试，又遭落第，此刻他胸中不仅无任何皇恩的感受，而且充满了悲愤之情，于是写下了“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的词句，以抒发对清廷的不满。

其二，与革命派私交至深，因此在其思想中新学观念颇浓。康梁执改良派的牛耳，在《新民丛报》与《民报》的那场大辩论中，与革命派揭橥两端。他们以保皇立宪为论战大幡，充当了民主大潮的绊脚石。杨度虽为一代宗师王闿运的得意学生，但在20世纪初几度留学日本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教育，并结交了许多革命志士为友。1902年，杨度第一次渡海日本留学半年，他就成为了一个具有强烈的反满爱国思想的青年。是年12月回到长沙时，他的反帝、反满革命主张曾引起保皇派的惊骇和诧异。王闿运的长子王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中曾记载此事:“杨晳子自日本返，叩其所得，乃欲抹杀君父，以求自立新学”。清朝御史胡思敬也因此弹劾杨度，在奏折中将杨度“与明末牛金星以举人叛从李闯……事情相同，罪实倍之”来请旨问罪。为此，清廷视杨度为新党嫌疑分子。杨度被迫于1903年再度赴日本留学。在此之时，他写了一首气势磅礴的《湖南少年歌》。并与冯自由、刘成禹、马君武、胡毅生、程家柽等革命志士交往甚密。1903年秋孙中山从南洋到日本寓居横滨，杨度又与上述一班人往来于东京、横滨之间，同孙中山讨论救国大计。其时，杨度与黄兴、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保持了密切交往。1904年10月杨度作为留日学生界代表回国参加护路请愿，黄兴正在上海余庆里召集党人会议，杨度也被邀请参加。此见其关系确非一般，次年，杨度又将华兴会领导人黄兴介绍给孙中山，促成了孙黄合作。正是由于杨度与革命党人建立了如此亲密的关系，其言论中反满革命思想十分显露，故被清廷误认其为革命党人;革命党人也视他为同道中人。

杨度的生活经历和思想观念虽与保皇派具有如上两大差异，但他终非革命党人。这是因为他与革命派也有两大不同。一是与清廷新派人物关系密切，政客作风极浓。自1906年初杨度为五大臣撰写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稿后，其立宪之才颇为清廷新派人物所赏识。1907年清政府改政治考察馆为宪政编查馆，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同时被召入军机处任职，参预宪政。同年10月，袁、张二人即联名奏保杨度“精通宪法，才堪大用”，并以四品京堂委充宪政编查馆提调。杨度到任后，即刻草拟了、“九年预备立宪清单”，通过劳乃宣上奏提出，并由清廷发布诏行。杨度从此正式进入清政府官场，与袁世凯结下特殊姻缘。这时间，杨度除了在宪政编查馆参与拟订预备立宪的法制计划，还对上充当皇家的君宪讲席，对外作君宪讲演宣传，成了一个清政府内的出色新派人物。在官场的纵横捭阖，杨度认为通过改良的道路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而逐步放弃了先前的反满革命倾向，在“和平的进步主义”与“骚动的进步主义”之间，他开始倾向于前者，踏上了改良之途。二是受帝王学说影响颇深，因而主张君宪政治。杨度虽无康梁改良派的“忠君”思想，但脑子里仍不乏君主观念。这是因为早年在王闿运门下求学三年，被王闿运的“帝王之学”熏陶的结果。据杨度的自述所言，王闿运的“帝王之学”奠定了他早年的政治思想基础。正是这一政治思想基础，使他在著名的《湖南少年歌》的结尾写下了“群雄此日争追鹿，大地何年起卧龙”的诗句。他以“卧龙”自许，等待着真命天子的出现，因而对于改良派与革命派的邀请，一概谢绝。他既不加入革命党，也不加入保皇党，两方面又都保持一定的联系。并于1906年底创办《中国新报》，另外独树一旗，交结一班人，以首领自居，以作为他将来依附新帝王的政治资本。杨度看中的新帝王是袁世凯。1908年底，当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养疴”，逐出京城时，一般趋炎附势及原来与袁氏接近的人都绝迹不敢与之来往。杨度自认为是匡时济世的谋士，预料袁有东山再起的机会，所以乘机“烧冷灶”，颇受袁氏的信赖。杨度与袁世凯的交谊，导致了他政治生活中的极大悲剧。

正是由于杨度与保皇派和革命派分别具有如上两大差异，从而促成他在保皇与民主两派之外另树一帜，把目光关注到两派因大论争而无暇顾及的宪政建设这一问题，为近代宪政思想史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三

杨度与民主革命派的两大差异，使其由“骚动的进步主义”的倡导者变成了“和平的进步主义”的力行者，其青壮年的政治生涯由此而披上了立宪派的衣冠。青壮年的杨度是立宪派，这在学术界已成定论，似乎无可非议，也无需赘论;然而，笔者认为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我们一究，即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与康梁保皇派的君主立宪思想有根本的区别。此一问题被已往论者所忽视，至今鲜有论及。笔者认为对此一问题的探究，对如何评价杨度的宪政思想，尤其是其责任内阁制思想至关重要，特增此一节，浅论如下。

据笔者考究，杨度的君主立宪思想与保皇派的君主立宪政纲有根本的区别，差异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对君主的态度不同。君主立宪顾名思义是维护君主的至尊无上的地位，既然杨度与保皇派都主张君主立宪，对待君主的态度理应相同，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所周知，1899年康梁流亡海外创立保皇会，其宗旨是保光绪皇帝，反对慈禧太后。在康梁眼中，光绪皇帝是“圣明”“至尊”的，只有“还政于光绪”，或者等慈禧太后寿终正寝以后光绪当政之时，中国的立宪事业才能真正有望实现。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梁启超提出了“开明专制”的理论，认为在光绪皇帝这样的圣明天子的专制统治下，中国才能国泰民安、自强致富。然而在杨度，不仅不主张还政于光绪，就是新的君主也不可掌握实际的治国大权。因为，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的核心思想是建立责任政府，按他自己的话说“责任政府为中国今日救国之唯一方法，而欲使政府有责任，则必使君主无责任;若君主仍有责任，则政府终必不负责任矣”。不言而喻，杨度所主张的君主立宪是重立宪而虚君主，君主仅仅为一招牌，立宪才是实在的目的；而康梁保皇派所拥为宗旨的君主立宪是先君主而后立宪，将立宪大业系于光绪皇帝之身。两种态度，差异甚巨。

其次，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又不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以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来作为衡量一种历史思想的进步与否的主要标准之一。杨度与康梁保皇派虽同时主张君主立宪，但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上却有极大的不同。早在维新变法运动期间，康梁因看不起人民群众，认为人民群众是  “群盲”，从而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改良主义道路，难逃失败之命运。当民主革命运动兴起后，在与革命派的大辩论中，康梁又搬出鄙视人民群众的陈辞滥调来攻击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如梁启超在大辩论中就宣称中国人的意见总是不一致的，  “无君主则人民利益不能调和”;由此而认为中国人民尚未具备“可以为共和国民之资格”，因此只有“开明专制实用于今日之中国”，从此着手，“拾级而上”，方可建立真正的立宪政府。杨度虽主张君主立宪，不服膺民主共和方案，其思想根源是帝王学说思想影响的结果，而非有丝毫人民水平低下，无民主立宪之资格的观念。此种观点，杨度在阐述其责任内阁制思想中已作了充分的表达。杨度认为，责任内阁制建立的前提条件是君主不负责任，而实现这一前提的道路是“开国会”。他大声急呼“无国会必无责任政府，此如车之两轮，今无其一，宜其一之亦不行也”。当有人散布“人民程度不足之说”时，杨度毅然反驳，指出此种观点是使中国“永不得开国会”，是“欺诳国民”，并“悍然以告持人民程度说者曰:有国会则国民之程度高，无国会则国民之程度低;论人民程度之足与不足，其惟一之标准在有国会无国会，谋人民程度之足，惟一之方法在开国会。”为了进一步表明其观点，杨度将中国人民的程度与英国始建国会之时的人民程度相比较，认为“中国之现状岂复当时海岛小国可比”。在杨度的眼中，中国人民的程度是完全胜任开国会的;中国之所以未开国会，并非是人民程度低，而完全是专制制度“欺诳国民”的结果。

再次，资本主义化的程度不同。康梁为首的保皇派的君主立宪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君主立宪方案。此一观点，学术界已成定论，无庸赘述。杨度也主张君主立宪，但其君主立宪方案并非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的方案，而是较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化的君主立宪方案。纵观杨度君主立宪的政论，我们可看到其立宪观念与保皇派的立宪方案除了具有如上两个大的差别外(这两个差别本身就是杨度君主立宪思想资本主义性质的表现)，其资本主义性质大大超越保皇派的程度还反映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反对资政院，主张民选国会。资政院是清廷搞假立宪的一个大圈套，保皇派们都心甘情愿地往这个圈套中钻。杨度则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政院，指出“资政院……是为代表官吏，而非代表人民，不成其为国会”，是“今中国新官制中”的“专制政体”。并强调:“国会之本质，有一最重要者，在于人民参政权”，如果国会不是人民自愿选举组成的组织，这样的国会就必定是假国会。其二是主张国会对国民负责而非对皇室负责。保皇派既然要保皇，就不可不对光绪帝效忠、负责。杨度的君主立宪是虚君立宪，君主不负责任，责任政府也不必对君主负责。杨度极力宣扬的是“国家以发达国民为第一之目的”，换句话说，就是责任政府要对国民负责。此一思想，杨度在其宪政言论中虽未明确表达，但从其所设想的责任政府图表中 已表述无遗。杨度自己为其立宪政府画的图表是:“对内的——富民——工商立国——扩张民权一一有自由人民；对外的——强国——军事立国——巩固国权——有责任政府”。从图表中可知，杨度所设想的立宪制国家在内政上强调人民的利益，在外事上强调国家的利益，在这里没有任何君统与皇族利益可言。内政与外事合二为一，是国家与人民的利益，即可谓国——民的利益。

杨度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根源与康梁保皇派存在着两大差异，其君主立宪思想又与康梁保皇派存在着上述三大不同，因此，笔者认为以往论者将杨度简单地归于改良派的阵营是值得商榷的。杨度主张君主立宪，反对“骚动的进步主义”，确实是一个改良派。然而，我们所言的改良派已成为半封建性半资本主义化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政团的代名词，这一派人与清王室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清廷新派人物则有渗入骨髓的怒恨;然而，杨度却与清王室关系淡淡，与新派人物至交颇深。就是在与革命派的关系上，两者也截然不同。故此，笔者认为杨度与其说他是立宪派，还不如说他是资产阶级化的立宪政客;其宪政思想是有别于革命与保皇两派，代表清朝统治集团中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新派人物的政治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