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个末代经学大师王闿运（1833—1916）。他是一个死抱住圣经贤传不放的守旧派，又是一个帮忙也帮闲的幕僚政客；是一些著名书院的山长，又是一位风流倜傥的大名士，言行怪诞，经历不凡，是个颇有戏剧性的人物。
红袖添香夜读书
王闿运字壬秋，又字壬父，1833年生于湖南湘潭云湖桥，自幼熟读经史，勤勉过人，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薄有文名。在他南下岭南游历时，曾萍水相逢邂逅了一位红极一时的女名伶。女伶已积资数万，因厌倦风尘，有意择人而事。当时有两个达官贵人都想娶她，但她都敬谢不敏，偏偏仰慕王闿运的才学和文名，宁愿嫁他为妾。王娶她后，根据辛弃疾诗“绿云依旧无踪迹”之意为其取名“绿云”。此时他人财两得，可以不事生产，就挈她隐居石门山中，专心治学，历时十二年，毕治九经，红袖添香夜读书，其乐无穷。绿云原不过中人之姿，但擅唱昆曲。王读书石门时，相约每日写经注三张，迄晚绿云就为他歌昆曲三阙，以赏他的辛劳。当时湖南人任巡抚的有七人，得知一代名伶下嫁一个穷酸文士后，在彼此书信往返时，都不约而同地对王表露出一份歆羡之情。王闿运得知之后，得意非凡，在给别人的书信中，曾夸耀自己“纳一妾而名动七巡抚”。
名山事业 经学宗师
王闿运癖爱庄周之学，在他写给友人的信中，曾有“把臂漆园，通情孔周”之语。他深受庄子思想影响，视之为立身处世之道，但他用力最勤的，还是儒家文化的公羊《春秋》，此外他对《诗经》、《礼记》等也都有很深的造诣。他一生除作了一些经部子部的笺注外，还撰有《王志》、《湘军志》及一些地方志。他不但是治学谨严的学者，也是诗酒名士。诗文摹拟汉魏六朝，著有《湘绮楼诗集•文集》，还编纂了《八代诗选》，杂著则有《湘绮楼日记》传世，后来其全部著作都被编人《湘绮楼全书》。湘绮楼是他晚年的读书楼，所以他自称“湘绮老人”。
王闿运年轻时适逢曾国藩居乡办团练，他不甘寂寞，前往投奔，成为曾的人幕之宾。因他当时已经声名藉藉，曾对他特别优礼有加。后来湘军以暴力镇压了太平军，那位被俞曲园阿谀为“出人将相，底定东南，勋业之隆，一时无两”（《春在堂笔记》）的曾大帅在志得意满之余，为了显示他的儒将风度，极力提倡以经史儒术治军治政，王闿运适逢其会，在曾幕中被奉为儒学宗师，炙手可热。曾部将帅，包括很多戴红顶子的大员，都不约而同顶礼膜拜于其门下，也算大长了当时那些落寞文人的志气。王于旧学虽极渊博，但对新学则一无所知，而当时曾国藩幕中不乏对洋务尤其洋枪洋炮一知半解的人物。他们对王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很是反感，因此不免借故加以揶揄。曾国藩的长孙曾仲伯就常摭取一些新名词在大庭广众之中请他解答，使他无法应付。有次曾仲伯就拾取《策府统宗》一书中的西洋名词“克虏伯”相诘询。王瞠目不知所对，但嗫嚅而言：“这似是一个僻典！”在场的人哗然大笑，王大为困窘，几至无地自容。
宦海波澜 仕途偃蹇
咸丰帝末年，由于怡亲王和郑亲王颟顸无能，亲贵大臣肃顺和端华凡事都投咸丰帝之好，得以窃据政柄（王先谦诗“二王不达政，肃乃颜敷腴”即指此）。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曾广延人才，因此王闿运得以投在他们的幕中。到咸丰帝在热河行宫去世以后，慈禧后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翦除“顾命八大臣”。王闿运被视为余党，被投闲置散。王本来是一个喜欢纵横之术的人，原来在北京时，就常游说于公卿之间，以图自显。他曾将自己的字“壬父”镌刻篆文小印，颠倒看去，恰似“文王”二字，其意系自比于素王之改制，志不在小。但慈禧垂帘听政之后，他却隐晦韬光，再也不敢出头露面。有人劝他再参加一次会试，猎取一个进士头衔，他也敬谢不敏。他自知除顶着一个举人头衔在仕进之外另辟蹊径外，已别无出路，因此，从36岁起，就只好“红颜弃轩冕”，无可奈何地走上了以后40多年的“皓首穷经”的生活历程。
其实，在肃顺之祸已事过境迁之后，他也并非毫无立足之地。他曾在曾国藩处为幕僚多年，曾国藩一直待之如上宾，而曾那时正大权在握，受到慈禧后的青睐，他还可能得到曾的提携，他为什么要绝意仕途呢？这是因为，除了肃顺之祸使他名列另册，朝廷对之另眼相看，政治前途甚为黯淡以外，就是他自己傲骨天生，正如后来光绪帝的宠臣文廷式所说的“王湘绮肆无忌惮”那样，有些恃才傲物，狂放不羁，难以为人所谅。后来醇亲王有意让他拾取一个会元的机会时，就因他声言“如屈老夫，除非特开鸿博”，而使醇亲王大为不悦。他惊弓之鸟，深恐一旦获咎，危及己身，因而不免畏首畏尾。此外，据说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后，王闿运曾几番进言：“清祚已衰，君侯宜自为之计，王侯将相，宁有种哉？”劝他取清自代。曾国藩老奸巨猾，一生谨慎，听了他的话，不予置答，只环顾左右而言他。最后一次，王又在密室中向曾聒絮，曾沉默不语，但用手指蘸茶水在茶几上涂写。后有亲随人室，见茶几上涂写的都是“妄”字。曾国藩曾言：“办大事以找替手为第一”，一生引荐保举的人很多，甚至后来位至督抚的也不乏其人（近人钱基博教授《近百年湖南学风》中，即称曾好荐士，其尤者至起家为巡抚、布政史。）唯独王一人落寞向隅，就是因对王的妄人妄语怀有戒心，恐怕以后受他连累之故，足见他两人貌似亲密无间，实则内心甚为扦格不入。曾国藩死后，曾的后人曾为之刻印专辑，将王闿运也列为曾门弟子。有人告诉了王，王捋须而笑：“曾涤帅一名，我并未师事于他，他弃世后虽派我为弟子，于我亦毫厘无损，何用辩白哉？”他送曾国藩的挽联是：“平生以霍子孟（霍光）、张叔大（张居正）自期，异代不同功，勘定仅传方面略；经术在纪河间（纪晓岚）、阮仪征（阮元）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恨礼堂书。”上联讥笑曾未能身登相位，下联讥笑曾没有著述，因此曾的儿子曾惠敏公纪泽见了，大骂王“真正狂妄”。
清末，有人以为曾国藩以书生治军，底定东南，应配祀文庙侧庑，清廷命礼部复议。礼部以“文正于经学无深造，不当从祀”答对，因而作罢。当然，曾的头衔只是一个“赐同进士出身，平生也无正式著述，不敷人望，但王闿运的挽联不胫而走，腾笑士林，以致礼部不能不有所顾忌，也不能不说是原因之一。
传道授业 济济多士
王闿运中年仕途失意后，因文名藉藉，曾先后被湖南、四川、江西等省延揽讲学。他在湖南船山书院主讲最久，而以主讲成都尊经书院影响最大。尊经书院是清同治十三年经四川学台张之洞倡议，而由四川总督吴棠创立的。开创时即邀王闿运前往主讲，王未应命，后来又经由川督丁宝桢五次恳请，王才在光绪五年前往就任该院山长。王到任后，锐意改革，由于擘划有方，院务日臻完善，声誉日隆。王日夕与学生讨论经义，诲人不倦。春秋佳日，本《论语》“浴于沂，手舞雩，咏而归”之义，常率生徒寻幽探胜，诗酒唱和，藉收潜移默化之功，以是学风丕变，人才辈出。廖平传其公羊之学，并加衍变发扬。宋育仁宗法《周官》，杨廷锐精于词章，吴之英、张祥龄、杨锐等亦各擅其长，为生徒中之佼佼者，遗风所及，驯至再传弟子蒙文通教授，亦卓然有所树立。在船山书院，则杨度更是才华横溢的饱学之士的范例。王闿运广施教化，沐其春风化雨者更仆难教，如湘潭的僧敬安（即八指头陀）、画家齐白石等皆是，还收过一个铁匠张正畅和一个铜匠为门生，加上齐白石也是木匠出身，真算得继承了孔老夫子“有教无类”的衣钵，作为教育家，王闿运实在功不可没。
狂放不羁 恃才傲物
王闿运从青年时代起就开始作日记，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这就是世人所熟知的《湘绮楼日记》。日记中很少涉及学术问题，多为家居课子的琐事和一些游戏笔墨。刻成后，他的长子代功以他受其父督责之事记载特多，乃大加斧削，以致面目全非。王闿运本来就有恃才傲物的性格，脱离仕途后，更是狂放不羁，一无顾忌，如他说：“杨升庵（杨慎，明末状元）如果有幸遇到了我，他的学问必会更大。”又自诩史学造诣超过了陈寿，可和范晔相比。他收齐白石为弟子，教他作诗文，但日记中却鄙薄他“文尚成章，诗则似薛蟠体。”他不喜与绅吏交游，即使偶有交游，也格格不入，但遇好学少年，则和蔼可亲，谈笑风生。有人问他其故安在，他答谓：“此无足怪，位高年尊者，不如后生可畏耳。”他在谈笑中常喜杂以谐谑，且应对敏捷。民国元年，王的寿辰日，湖南都督谭延闿登门祝寿，身着西服，施施而来，一见那位寿星还是补服顶戴，一仍旧贯，当即边笑边说：“革命了，老丈还穿夷服？”王当仁不让，反唇相讥：“你穿的不也是夷服？”谭瞠目不知所对，王快人快语，一时传为佳话。
光绪末年，清廷震于王闿运的声名，授以翰林院检讨之职，随后又加授侍郎衔。当时已有考选“洋进士”、“洋翰林”之举。如考试合格，则学牙科的授以牙科进士，习染织的授以染织翰林，一般老学究们少见多怪，引为儒林奇耻。王闿运被授翰林院检讨时，在其赠张之洞诗中曾有“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之句，谑浪之中的弦外之意，隐约可闻。王一生只考得一个举人头衔，一直耿耿于怀，所以趁机在诗中作了一点自我解嘲。
家学渊源 诗书继世
王有二子四女，几个女儿都有才学。长女出嫁之日，彩轿已到门前，王还要她背诵《离骚》，因背错数字，王还用手敲了敲她的额角，以示谴责。次女嫁黄十一，洞房花烛之夕，王女叩问黄的所学。黄系纨绔子弟，无从置答，恼羞成怒，竟对王女高声呵斥：“我所知者，夫妇之道而已，聒絮何为？”翌日又胁逼她：“你来我家，不准看书写字，如敢不从，定加鞭笞。”王女所适非人，只有吞声饮泣。王第三女亦有才学，不幸夫婿患有狂疾，为此忧闷而死。第四女嫁山东丁宝桢之子，丁子不幸早死，女无依无靠，竟出家为尼，伴青灯古佛了结一生。当时论者谓王壬老善生女，女又都擅文才，但或则红颜薄命，或则命途多舛，壬老平素工于谑浪，不知对此何以自解。
王闿运和筹安会六君子之一的杨度既有乡谊和戚谊，又因杨曾从王治公羊之学而兼有师弟之谊。杨度妹杨庄，字少姬，聪慧而有才学，王聘之为次子文育之妇。文育生性愚鲁，王虽督责很严，仍然很少上进。某日王讯问少姬：“文育近来读书有何上进否？”少姬答以“文育能近读《恨赋》，一夕之功，还未能琅琅上口。”王怒，对文育大加呵斥，文育迁怒其妻，加以凌辱，少姬不能忍，驰书向其兄泣诉。杨度复信谓：“夫妇之义，同于君臣，合则留，不合则去。”少姬得兄书，便要求去。王闿运得知后，不但毫无愠色，反温言加以抚慰：“豚儿确乎配不上你，但我还要留你在我家，不做我的儿媳妇，做我的女弟子如何？”少姬当即唯唯听命，从此就随王学习诗文，深得其中三昧。她最擅长五言句，偶有吟咏，简直可直追王闿运。她晚年长斋礼佛，精研梵典。文育受了她的感染，也潜心佛法，夫妇之情，反老而弥笃。
《湘军志》的得失之争
王闿运因久处曾国藩幕中，对湘军情况十分熟悉，而被曾纪泽遴选为《湘军志》的撰写人，其时（光绪元年，即1875年）湘军将领大多还健在，曾纪泽等就是想要王闿运把湘军的“功绩”汇编成书，“以信今而传后，”为之涂脂傅粉。王闿运欣然受命，想的却是借此一显自己的才华和史识，做到真实而不循情。囿于阶级立场，他当然对农民起义战争极力诋毁，对湘军将领曾国藩、胡林翼等则大唱赞歌；但他对清廷的腐败、湘军在战役中所受义军的打击，以及湘军的内部矛盾也能秉笔直书，无所遮掩，尤其对于湘军将领攻下南京时纵兵劫掠的暴行，更未隐瞒，如说“江南资财尽人军中”，就揭穿了曾国藩上奏说南京城破后并没有发现金银如海百货充斥的“贼库”的鬼话；又如说湘军将领“统万人者岁人六万金，尤廉将也，”也揭露了湘军将领巧取豪夺的真实面目。王此书于光绪四年写成，光绪七年定稿，于镌刻前即已流传在外。湘军宿将闻讯，对之大为不满，曾国藩弟曾国荃曾对王大兴问罪之师：“皆君故人，何故刻画之？”甚至扬言要杀他。后经人调解，将书版毁弃。因该书已流传甚广，深受一般人欢迎，于是曾国荃又命其幕僚王定安另撰《湘军记》加以取代，并由郭嵩焘兄弟撰写《正谬》予以驳斥。
王闿运当初纂修《湘军志》是有抱负的，曾自称要步司马迁、陈寿、范哗后尘，使《湘军志》能步伍和媲美《史记》、《三国志》、《后汉书》，所以对“失实”、“循情”十分警惕，无奈写成传世之后，却引起极大的争端，见仁见智，争论得不可开交，确非他始料所及。
对于此书，有的人认为王闿运文采斐然，但叙述有欠翔实，带了个人感情色彩，未能坚持史家立场，如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壬秋文人，缺乏史德；往往以爱憎颠倒事实……要之此书文采可观，其内容则反不如王定安《湘军记》之翔实也。”梁任公史论往往有独到之处，但此处抑王而称许被御用的王安定，似有欠公平之处，盖任公于文笔素重“笔锋常带感情”，其心目中，似乎处处都可见到感情之为用，或不免推己及人，以为无不如此也。
春秋表竟成 纵横计不就
1914年，袁世凯准备帝制自为，为了收买人心和装点门面，特邀王闿运这位大经师大名士到北京担任国史馆馆长。王本来不愿为虎作伥，由于他的贴身侍婢周妈受了湖南都督汤薌铭之贿，力促其行，终于应命前往。到北京后，他的门弟子杨度和夏寿田（夏时任总统府内史）百般怂恿，于是欣然赴任。当时外界舆论哗然。有人登门问他：“公已83岁高龄，复何所求？折身事袁，为其下属，似不值得。”王却答以“做官是一件最容易的事，如今老愦，百事莫办，只得找最容易的事做做。”聊以解嘲。王到总统府见袁世凯时，由于他与袁家素有世谊，他还是袁的长辈，因此袁世凯对他极为恭谨。他却倚老卖老，嘻皮笑脸地对袁说：“以我之见，总统府应悬一匾额，上书“旁观者清”，既有匾额两楹还得挂一副对联，我看就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吧。（其后章太炎在上联下加了“无分南北”四字，在下联下加了“不是东西”四字，以刺袁世凯）又说：“政事堂也应悬一匾额‘清风徐来’。”袁世凯明知王话中有话，话出有因，但对这位滑稽突梯既谑且虐的前辈也无可如何，只好装聋作痴，一笑置之。
王闿运来京任国史馆馆长后，曾向袁世凯举荐他长尊经书院时的大弟子宋育仁担任该馆编修。宋是一个复辟派，公开主张宣统复辟，不久以里通宗社党嫌疑被捕，被捕后招供时，其口吻又转变为劝进派。袁世凯对此虽私心窃喜，然而迫于舆论，不得不将其递解回藉，以示惩处，但暗中却加以庇护，且月给二百元，作为其休养之资。王闿运闻讯，万分惶恐，深怕受到株连，决计洁身引退。于是留下一封致“慰亭老侄总统”的信，并把印信交给副馆长杨度，然后不辞而别，悄然回到湖南老家去了。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事起，外传王闿运曾有电向袁世凯劝进，因此大为舆论所鄙薄，有人还直接责问他，他却说：“听之可也，我劝进与否，终须大白。”实则有他具名的劝进电，并非他所拟发，而是他的门弟子杨度与夏寿田冒名发出的。
王闿运是个名士派，狂放不羁，不拘小节，因此外间对他不无绘声绘影的描述，尤以所谓他与周妈的韵事流传甚广。他的夫人及侍妾均已早逝，但他雇有贴身婢仆多人，其中小他多岁的周妈最得他的欢心，常形影相随，俨如夫妇。民国元年，王闿运去北京路过武昌时，湖北都督段芝贵设宴款待他。他赫然偕周妈入座，并伸箸为之加肴，还说：“段将军赐食，不可不尝。”座中人无不忍俊不置，而王却泰然自若，如若无事。他与周妈的韵事，一直是人们茶余酒后谈助之资，但其真相如何，当然非局外人所得而知。
王生前曾撰自挽联：“春秋表竟成，赖有佳儿习诗礼（指爱子代功）；纵横计不就，空留高咏满江山。”表示他虽然研习经史有成，但当纵横家为帝王师的壮志却已落空，不无遗憾。民国五年，这位末代大经师、大名士和未遂所愿的纵横家就在湘潭原籍寿终正寝了。他病殁后，当时的北洋政府副总统黎元洪为他竖立了神道碑，门弟子杨度为他撰写了一副挽联：“旷代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至今颠沛愧师承。”一则惜其师未能藉庄生之学淑世进而遂其匡时济世之志，再则亦自伤有志未酬，有负师承，而感慨系之，此联对比实际情况，亦可谓恰如其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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