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字皙子，1974年出生，湖南湘潭人。早年受教于湖南湘潭著名学者、清朝末年的知名人士。
杨度最风光的舞台是在北京，但北京已经无从找到他的故居了。当年，为营救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把自己的家园“悦庐”卖了；未过几年，为了救济蒙难志士的家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德租界里的房子变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成了豪门的清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
杨度算是一个民国初年的无双之才。少时他即与其妹以“才子”、“才女”名扬乡里。青年时代，更以一曲《湖南少年歌》盛誉海内外，尤其这首长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死尽”的豪言，曾说热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留学日本时，他是孙中山志同而道不合的朋友，也是孙与黄兴相识的介绍人。这样一位天赋极高且资望极好的青年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筹安会六君子”的恶名又使他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罪人。袁世凯一命呼呼，黎元洪当家，他立即成了被缉拿的“帝制祸首”，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是有人提出干脆杀了他！他不得不先后在有洋人租界的天津与青岛避难，直到政府通缉令解除后方回京城，却又幡然成了历届北洋军阀政府的高级谋士。
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竟在暮年悄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彼时，正是转入地下的共产党被当政的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列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即使到了解放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甚至一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亲历者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缉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杨度没活到万山红遍层林尽染的1949年金秋——早在1931年秋，这位红色居士与世长辞。
死前数日自题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那一年，杨度58岁。
奇人杨度之死，自是轰动一时，但当其棺椁下葬于上海虹桥的万国公墓后，人们便慢慢地遗忘了他。若不是垂危之际的周恩来临终道破这个秘密，杨度到现在怕也是个可憎复可笑的历史小丑！
现在的杨度墓，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修复的，建在宋庆龄名誉主席陵园的右侧万国公墓内。
杨度是中共一分子，这事实不是惟周恩来一人惦记着，潘汉年记得，夏衍也记得。只是到了风雨初霁的“文革”结束后，夏衍才敢公开回忆故人棗尽管他忆的主要是5年前死去的潘汉年，文中却提到了早逝了半个多世纪的杨度。
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说：
这一年（193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潘汉年）介绍给我一位50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脱，相互间没有什么寒暄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是稳当可靠的。’这位老先生和我握了握手。潘又补充说：‘他比我大六、七岁，我们是老朋友。’他们随便地谈了一阵，讲的内容，特别涉及到别人的名字我全不了解。临别的时候，这位老先生把一盒雪茄烟交给了他，潘收下后连谢谢这句也不说，我也猜到这不是什么临别礼品了。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停了一会，又说：‘这座洋房是杜月笙的，安南巡捕不敢碰，所以你在紧急危险的时候可以到这儿来避难。’在回忆《杨度同志二三事》一文中他写道：“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也和他谈些国内外形势棗主要我所知道的中央苏区的战争情况。他从敌阵中来，知道许多北方军阀、国民党内部的派别矛盾，谈到这些问题时，他常高谈阔论，奇语惊人。他还不止一次地把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党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的确大吃一惊。”夏衍还写道：“我和杨度同志单线联系时间不长，但我知道他在晚年为党做了许多有益工作，他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掩护过地下党，按期交党费，还对我说过，他曾不止一次规劝过杜月笙，劝他不要再为国民党卖命。”
夏衍说的建国中路上的这座建筑，就是现在的“杨度故居”。
这是杨度的最后住所。本是上海滩“青帮”头子杜月笙的一处闲房，只因位于法租界内，比较安定，所以，杜氏就赠给了他的律师章士钊先生介绍来的好友杨度。杜月笙除为杨度提供了这套阔绰的住房外，另每月致送500大洋供其花销。杨度就是靠这笔钱再加上点卖字画的润笔费过活的。不过，杨度毕竟是政坛元老，虽沦落到不得不吃嗟来之食的地点，但却并未给杜月笙当什么“秘书”，杨度除撰写过《杜氏家祠》之外，似乎再没替杜月笙干过什么事。
倒是利用杜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杨度干过许多对共产党有利的事，除用本宅做与陈赓、潘汉年、夏衍的可靠接头点外，他还收容过被巡捕急追的的本党同志。
关于杨度入党，我见过3种说法，一说是周恩来亲自介绍其加入中共，周先生在1928年的中共六届中央领导机构里，系排名第二的政治局常委（仅在主席向忠发之后），组织部长、军事部长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绝对核心，由他亲自发展党员，可见发展对象之非常；一是中共特科的干将陈赓前来此宅游说杨度，使皙子先生从此信仰了共产主义，而后，经周的批准，潘汉年把杨度发展成了自己的同志；最渺远的一说是早在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即在北京把北洋军阀的客卿杨度培养成了自己的同党。
但不管怎么说，这处现在已经破落了的民宅小楼，早先绝对不寻常，是房客杨度先生把这儿变成了上海滩上中共中央的一处绝对可靠的避风塘。
1905年，孙中山先生从南洋到日本，寓居横滨，号召国人起来实行民主革命救国。留日学生时常聚集在孙中山先生的家中，讨论国家大事。
据杨度的女儿云慧回忆：当时孙中山先生曾经去东京我父亲住的饭田町寓所，一起讨论救国之道。由于两人的救国主张不同，辩论得很激烈。有一次，孙中山先生因为谈得时间太长，就留宿在我父亲的寓所，晚上继续讨论，直到天明。
我父亲和孙中山先生很友好，但是彼此之间的救国思想仍有不少分歧。我父亲总觉得国家太疲弱，要是革命的行动太暴烈，人民经受不了这剂猛药。所以，他不同意孙中山先生的以武装革命手段来推翻君主制的主张。
原来，我父亲到日本留学时，正是在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以后。他看到日本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变成为世界列强之一，便认为中国完全可以仿效日本，将君主专政变革为君主立宪。这样既可避免流血，又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岂不更好！
孙中山先生很重视我父亲的才学，孙请其加入新成立的中国革命同盟会，他却毫不客气拒绝说：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其在后日，勿相妨也。”
民国元年，另位革命领袖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应袁世凯之邀抵达京城，孙、黄、袁三巨头会面遂为天下瞩望的一大盛事。同为湖南老乡的黄兴曾力邀相识多年的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国民党，杨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谢绝。
甚至到了后来，他理想的君主立宪梦明明已经破灭，天下讨袁浪潮日渐汹涌，他竟然还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宣称：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有减，10年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真是个死不改悔的保皇派！那时的杨度认为，君主立宪的经是好经，是老袁把这经念走样了棗数日后，袁大皇帝呜呼哀哉，杨度赴公府吊唁，送上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
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
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变更的是时代，不变的是信念。失败了的杨度也不肯改变自己的主见，开口闭口仍是“君主立宪”。
杨度被解除通缉后，一时颇为潦倒，只能靠卖字画为生。大总统曹锟闻讯，悯其不幸，特赐银洋2000以示关怀。但国家领导人的恩赐却并未触动杨度灵魂，他还是政治江湖上我行我素的独行侠。
那么，足以让这个咬牙能咬出血来的政治家改变信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那是杨度53岁那年遭遇的一件事棗北大教授李大钊先生被政府处死，这桩惨案令固执己见的杨度幡然醒悟。
李大钊的死太让他伤心了！他本来是能救这位革命党领袖逃离死境的啊！
1927年4月4日那天，他去北京的太平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张罗的宴会，熊是他的老友，曾任袁世凯手下的国务总理。与在外交部任职的汪大燮闲聊时他获悉，主持北京政权的张作霖已命汪向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了招呼，这两天就要派军警对躲藏在苏俄使馆旧兵营里的革命党人进行大搜捕。杨度迅疾托辞离去，通告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负责人棗那时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往来密切同一战壕战友。杨度报警：军警不日内将入使馆区追捕党人，请马上转告守常先生，火速走避！
按说，杨度报警的时间并不算晚：从4月4日当晚送到消息，到4月6日下午军警闯入使馆俘获众多党人，李大钊原本有足足一天半的时间潜出外逃啊！
然而，李因未料其来之速，且内部事务尚未办好，故遭难……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
这是当时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发往南方的秘密报告，它如实记录了杨度在危急关头的行踪与功绩。
谁能想到，10多年前声名狼藉的帝制头号吹鼓手，此时已经是南方革命党的秘密同党棗他曾亲往上海在孙中山先生寓所当面请求加入国民党，并随后开始了期后半生的极为诡秘的特殊生涯。也就是说，早在杨度成为极机密的中共党员之前，就已经自孙中山处领命开始特殊的革命生涯！
李大钊蒙难的那个春天，杨度忧心如焚！且看他在李大钊被捕后的时间表：
4月6日，派长子前往东交民巷观察，惊悉大钊先生等60余人被捕；
9日，以张作霖所聘的“政治讨论会专职委员”身份前往出席会议，并与人议决将“李大钊党案”移交法庭审理以避免被军法滥判；
10日，与司法总长等人同往安国军总司令部面见张作霖，陈述将此案移交法庭的理由。
其间，他还曾两度派其长子前往京师警察厅探视李大钊并秘传消息；他毅然变卖了京城的寓所“悦庐”，将所得4500银圆悉数交出以充营救费用。
28日，李大钊等革命志士被送上了绞刑架后，他又“八方张罗，所蓄为之一空”！
人格高尚的李大钊的圣像在绞架上的定格，使素不言变的杨度一下子变了。
只是，他醒悟得太迟，时已年过半百，时代没有再留给他重新走上权力中心参与决策的机会。
变更的是信念，不变的是外表。囿于他的经历他的性格，杨度最终选择了继续以灰面孔出现在世上，而把已经浸红了的心隐在极深处，默默开始了另一种人生，直至死。
1928年，北伐军胜利了，蒋介石趁机窃取了政权，定都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全国的政治中心既已南移，杨度也就在此时移居上海。这时，其长子杨公庶的一个留德同学黄伯樵在上海做铁路局局长。他有一所大洋房在上海法租界贝蒂鏖路（今成都南路一带），正空着，黄伯樵就请杨度一家去住。
杨度到了上海，开始以卖文鬻字为生。由于杨度是近代有名人物，又有“旷代逸才”之称号，所以前去购买“墨宝”者甚多。这时期，他与方表、王绍先、黄伯樵、章士钊等有密切来往，还参加了“中国互济会”进步团体，并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后来又加入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以及“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等左翼社会团体，并常和上海文化界的左翼团体有往来。
于是，人们看到，被甩出权力漩涡的杨度开始大谈佛经，普度众生棗他先后在上海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并捐款甚巨。熟悉20世纪30年代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营救了不少被捕的中共骨干的左倾慈善机构，中共能够通过这两个组织向敌人的法庭做工作，甚至有些已经被关进了耸人听闻的上海淞沪警备公司令部的政治犯也能极意外地被“组织”或名流们保释出来。鲁迅、郁达夫、杨杏佛等社会贤达是这个组织的发起人。
1929年的某天晚饭后，家中寂静无声，杨度独自正在看书。王绍先忽然带了一位朋友来访。云慧只见父亲连忙请他们上二楼，把门关上，密谈了很久。
20年以后，生母徐粲愣才告诉她，那一次由王绍先带上门来的是陈赓将军。后来，父亲告诉她，陈赓是共产党方面的。父亲曾对陈赓表示，为了挽救中国，愿尽一切力量为共产党工作，愿以当时的社会地位、身份、关系，为党贡献情报。这时，正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父亲慨然担负起这种艰巨而又危险的任务，使我生母整天忐忑不安，担心父亲出事。
那时，周恩来正在上海领导革命斗争。他从陈赓那里得悉杨度的这个态度以后，就命陈赓设法多与杨度联系。后来潘汉年奉命联系杨度，经深入了解，多次接触，认为杨度确有为革命工作的诚意，并对马克思主义抱有信心。不久，由潘汉年介绍，经周恩来批准，杨度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秘密党员。
1929年，当时上海的大流氓头子杜月笙听说杨度闲居上海的消息，意欲聘请杨度为名誉顾问，每月致送车马费数百元以示敬意，并将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155弄13号）小公馆让杨度住用。杨度考虑到杜月笙是上海青帮领袖，又是蒋介石的高级参谋，跟租界巡捕房很有交情，住用他的房子对革命工作有许多方便之处，便接受了杜月笙的邀聘。这期间，杨度家里宾客盈门，既有日本议员、部长、往日的旧谊，也有国民党在上海的官员。杜月笙也时常派人来问长问短，有时请他写几幅字，题几首诗，做几篇文章，以充风雅。杨度以此身份，周旋于各种人物之中，借此搜集情报，瞒过了当时经常接触联系的至亲友好，为党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0年，蒋介石在全国各地搜捕共产党员，上海亦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而杨度住在杜月笙公馆，为党做了大量工作，并为被国民党追捕的共产党人提供保护。
杨度在上海周旋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仪表堂堂，服饰整洁，酬酢谈笑，态度是既老练又有气派，言谈是既幽默又有锋芒，他以冷静应付别人的虚伪，以随和应付别人的傲慢，以谈笑风生应付僵局，以超然态度应付尔虞我诈，也以傲然不羁的作风应付某些多疑的人们。有的人喜谈佛学，他就和他大谈禅理；有的人附庸风雅，他就和他大谈诗词书画；有的人关心纱布交易，他就和他大谈实业救国；有的人大吹自己的“围剿”功绩，谈到得意忘形时，透露2天内要来个突击搜捕的秘密消息，杨度笑着和旁坐的人谈别的事，似乎根本没注意这边的谈话内容。可是，第2天搜捕开始，好多可能被捕的人早已逃出了罗网。要追查谁走漏了消息是枉然的，何况这类事谁都不会怀疑到“帝制余孽”杨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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