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军将领杨玉科，在中法战争中，驻守镇南关外，英勇抗击进犯的法国侵略军，在激战中，不幸中炮牺牲，盖棺而论，应是一位反抗侵略者为国捐躯的爱国将领。然而，处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的清军将领，处于民族危机日益深重，阶级斗争异常激烈的历史环境中，杨玉科也象许多近代历史人物一样，在面对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时，有爱国之心，守土之责，英勇抗击侵略者，战功卓著;但在国内日益激化的阶级斗争中，在面对着反抗清朝封建王朝的人民起义时，他们又身受王命，有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职责，在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中，又常是罪恶累累。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只杨玉科一个，就在中法战争中，与法国侵略者英勇战斗的滇军或滇藉将领中，就有一批这样的历史人物，包括曾受命出关督师的云贵总督岑毓英;法军破山西，刘永福军败退兴化时受命招抚溃师的总兵丁槐;记名提督分统广武军三营的蒋宗汉;记名提督分统广武军三营驻守镇南关力战阵亡的徐联魁等将领。他们多是在镇压清咸丰、同治年间云南西部以杜文秀为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各族人民联合反清大起义中起家晋升的。这些历史人物在镇压杜文秀起义中的历史罪过，在云南近代史研究中，涉及较多，但对他们后期在中法战争中反抗法国侵略者功绩，尚缺乏深入的探讨，给予较全面的评价。所以，这些人物还只是被视为镇压人民起义的罪魁来对待。杨玉科在大理的祠堂被毁，有价值的文物荡然无存，原西云书院云阶院内遗物包括御碑亭、祠堂内精美木雕等均毁坏无遗；蒋宗汉祠堂内的碑文等均已砸毁;在“文革”中，有岑毓英题记的云南省城昆明著名的代表性古建筑金马坊、碧鸡坊也被拆毁，如此等等，都与这些历史人物在中法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未受到应有的评价有关。这一批历史人物中，杨玉科又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试图从杨玉科在中法战争中的历史功绩来评价他的一生，使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在云南近代史中获得比较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这也将有助于给岑毓英、丁槐、蒋宗汉等一批历史人物以较全面的历史评价。

一、杨玉科的身世

杨玉科，字云阶，其“先世居楚之靖州。大父纯修公避教匪乱，迁于滇。以开矿积微赀，因家于丽江县属文山后里，遂为丽江县人。”杨玉科的祖父杨纯修，“累赠建威将军”，其妻田氏，生三子，长子再高、次子再升、三子再华。次子杨再升娶妻赵氏，生子杨玉麟、杨玉科。杨玉科在他撰写的《从军纪略》中说，他父亲“有隐德，乡邻咸服，性善饮。”他的母亲赵氏“尤称贤孝”。至于他的家境，“素不丰，食指日繁，仰事俯畜，每多不给。”他的母亲“躬苦操作，无少间”，家庭仍然常处困境，不得已，去娘家，“一二日回，必负粟米蔬菜以供甘旨，屡以为常。”杨玉科的母亲赵氏家，“本剑阳世族也，家素封，亦乐周济，尤爱怜”，杨玉科说，此吾家“得以无冻馁遂生成者”，皆得其母赵氏之力。

杨玉科少年时，“读书未售，年将及冠，目击时艰，尝思自奋，欲与磊落奇伟之士结交，而同志者卒鲜。”在这里，杨玉科自己也说他少年时读书不成，到成年之时，所谓“目击时艰”，就是云南各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斗争已经时有发生，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已日益陷入困境，杨玉科在这种形势下，“尝思自奋”，想谋一条出路。不过他所说“欲与磊落奇伟之士结交”，则是美化他青年时期浪荡生活的言词，据滇西民间传闻，杨玉科少年时读书不成器，成年时期学手艺也无成效，他结交了一般浮浪子弟，聚赌斗殴，把一点家产也输光了，于是浪荡乡里。到了清朝咸丰初年，清朝在云南的统治秩序日益不稳。咸丰六年(1858年)在云南西部大理府，终于暴发了杜文秀起义。杜文秀起义暴发，云南全省震动，这就给“思自奋”而久浪迹乡里的杨玉科一个机会，他终于在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奋力镇压杜文秀起义的斗争中发迹了。

二、在镇压云南各族起义中起家

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到道光末年已陷入深重的危机之中，云南社会经济的重要支柱矿冶业衰败，农村破产，到咸丰初年，各族群众的反抗斗争不断发生，哀牢山区暴发了彝族农民李文学领导的反清起义，姚州回民反抗清政府推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抗官斗争也日益发展，就在滇西政治文化中心大理府城，也发生了各族农民为反抗官府增加赋税，在城北三塔寺聚集，然后入城捣毁县衙门的暴动。面对着各族群众的反抗，清云南地方统治者更变本加厉地推行高压政策，云南巡抚舒兴阿等特别加强对滇西回民为主体抗官斗争的镇压，终于在清咸丰六年八月暴发了杜文秀、马金保领导的起义，并一举攻占了大理府城，于九月间建立起以杜文秀为总统马兵大元帅的“大理政权”。

这就是杨玉科在《从军记略》中说的“咸丰六年丙辰，回首杜文秀倡乱”一事。杜文秀“入踞大理府城，蓄发僭号。云南各府属回民闻风响应，戕官扑城，全滇一时戒严。巡抚舒兴阿行文各集乡团，极力自守。余因约同志者，得三百人，守剑川城，与丽江、鹤庆团乡，互为响应。”自此，杨玉科乘势而起，有云南巡抚舒兴阿行文号召，他聚众三百余人，自为团首，前往守剑川城，与丽江、鹤庆的团首相呼应。这是咸丰六年的事。

咸丰七年(1857年)杨玉科随清军鹤庆中营游击张正泰率兵练进攻大理，破上关，直逼大理城，但张正泰骄横，遭仕文秀亲率起义军反击，张正泰军溃败，杨玉科与张正泰不合，他指责张正泰说:“胜负，军家常耳。然法不立，令不行，将拙兵骄，难与共事。”因而拂袖还乡。

咸丰八年(1858年)杨玉科又“随带土练千余人而出”，与杜文秀起义军对抗。咸丰九年冬，在鹤庆作战，以攻杀起义军有功，云贵总督张亮基先后受给他七品六品服。咸丰十年，带兵前往永昌府腾越厅一带与起义军作战，又以在澜沧江攻杀起义军有功，得云贵总督张亮基，巡抚徐之铭叙功，以把总补用。杨玉科以自己聚众办团练对抗杜文秀起义起家，经过几年的“自奋”，终于以镇压起义军的“战功”，而被云贵总督以把总补用，踏上了他在清军中晋升的重要的一个阶梯。此后，杨玉科随军征战数年，至同治四年(1865年)得云南布政使岑毓英的提拔，护理维西协篆。但未能获得云贵总督劳崇光的信用，同治五年劳崇光令杨玉科交卸维西协篆。杨玉科去职后，绕道投奔这时在滇东北镇雄督兵的岑毓英。据杨玉科自己说，他投奔岑毓英后，岑毓英以他“转战八年之久，屡立奇功，不获一荐，深为不平。”而他十分感动地对岑毓英说:“蒙公如此知遇，虽死不恨。以期后效可耳。”自此，杨玉科与岑毓英建立起了特殊的关系。同治六年五月，跟随岑毓英进攻镇雄起义军，俘获白金品，攻占州城有功，被保奏，得以守备补用，并加都司衔。接着又以在川、滇、黔交会边境，镇压猪拱箐等地苗族起义“异常出力”，而破格免补都司，以游击补用。同治七年，杜文秀起义军在打败进攻滇西的清军后，乘胜分几路围攻省城昆明，在此后两年省城昆明的攻守战中，杨玉科以抄袭起义军侧后，攻占武定、禄劝、罗次、富民等州县城池有功，受己升任云南巡抚的岑毓英大力保举，在同治八年三月又得到破格提拔，游击杨玉科免补参将，得以副将尽先补用。所部将士段瑞梅、徐联魁、蒋宗汉等各员，亦有升赏。同治九年二月副将杨玉科又以力解省围有功，“着记名，遇有云南总兵缺出，请旨简放。”五月奉云贵总督刘岳昭令，委署鹤丽镇总兵，许督办迤西军务。六月，总兵杨玉科又以“力疾血战，身受重伤，克复姚州坚城，擒获逆首”而被赏加提督衔。同治十年二月杨玉科补授开化镇总兵。九月总兵杨玉科又以攻占丽江、永北、鹤庆、剑川、宾川、镇南等处城池，得保奏由军机处记名遇有提督缺出，即请示简放。同治十一年杨玉科以战功补授提督，接着又以攻占赵州，蒙化并直逼大理府，攻陷上关、下关得赏给一品封典。此后，杨玉科在前军督率各路清军猛攻杜文秀起义帅府所在地大理府城，破城后，杀服毒出城的总统兵马大元帅杜文秀，并诱杀出降的杨荣等将领。接着大肆残杀起义军余部，镇压了杜文秀起义。杨玉科由于杀害起义军首领杜文秀，立了首功，又多次受赏加封，先后赏加一云骑尉世职，骑都尉世职，一等轻车都尉世职等，并于同治十二年八月奉旨召进京陛见，谕旨称:“一俟大理底定，该总兵无须留驻该郡，即着来京陛见”。杨玉科办理了滇西各属善后事宜，即于同治十三年二月初九日交卸鹤丽镇总兵事务，初十日由大理起程入觐，于七月初八日抵京，初九日即受皇帝召见，二十七日又一次召见之后，于二十八日离京回开化本任。光绪元年正月抵滇，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杨玉科署理云南提督印务，杨玉科于四月初四日接印任事。不久，又获正一品封典，赏给头品顶戴。

从杨玉科前半生的简要历史可以看到，他从办团练对抗杜文秀起义军起家，以镇压杜文秀起义的“战功”，由补授清军把总的低微职位，不几年间，晋升至云南提督一品大员，真可谓青云直上，飞黄腾达。杨玉科用起义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戴”，他前半生的显赫“战功”，实际是为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血腥镇压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起义军的累累罪过。在清政府镇压以杜文秀任总统兵马大元帅的大理政权的活动中，杨玉科成为仅次于云贵总督岑毓英的第二号罪魁。

三、在中法战争中壮烈殉国
　　
杨玉科升任云南提督开化镇总兵要职之后，“适腾越边防因杀马嘉里之案，告警。奏署总督云南巡抚岑公奏请，办理边防驻防。三月，竣后回署。”云南地处西南边疆，与缅甸接壤。英国侵略者逐步侵占缅甸，力图从西南后门打通进入长江上游的通道，拟定了从缅甸八莫进入云南腾越，经大理、昆明、直达长江上游的“八莫路计划”，这个计划由于杜文秀起义控制了以大理为中心的滇西地区而受阻，在一八七二年杜文秀起义被镇压之后，为重新推进“八莫路计划”，于是有一八七四年英国柏郎探查队由缅甸八莫准备进入云南腾越地区的事件，为接柏郎探查队入云南，英国驻北京公使成妥玛派翻译官马嘉里由上海来云南，经云南府(省城昆明)，过大理、永昌、到达腾越，于一八七五年一月十一日到达腾越边地蛮允，随即出境，于一月十七日到达八莫与柏郎探查队汇合。经过一番准备后，二月十六日马嘉里随柏郎探查队一道从八莫出发，准备进入云南，十九日到达第五哨所后，马嘉里离开随带大批武装护队的柏郎探查队先行进入云南，二十日抵蛮允。由于英国侵略者在云南边境的一系列侵略活动，引起云南边地腾越官民的反对，于二月二十一日蛮允寨武举蔺大洪、陈大武等，在离蛮允寨不远的大青树林里，击杀了开枪射杀景颇族群众的英国翻译官马嘉里。第二天，边寨各族群众在班西山阻止和驱赶了柏郎率领的英国武装侵略者。马嘉里案发生后，英驻京公使威妥玛要求清政府详细调查马嘉里事件，并借此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条件，进行讹诈。云南边境情势紧张。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加强边境防务，对付可能发生的边境衅端。在这样的形势下，正月由京回滇的杨玉科奉令办理边防驻防。几个月后，又回署。

在马嘉里案件中，杨玉科是在事件发生后派驻边防，并未参与阻击柏郎探查队的活动。但在马嘉里案的交涉中，英公使威妥玛曾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要求查处中国官员杨姓调兵拦阻探查队一事，无形之中，牵涉到杨玉科。奉旨筹议滇案的四川总督李瀚章在光绪二年三月的奏章中，才澄清了此事，该奏章说:“威妥玛照会总理衙门……内称喀乾土人告知柏郎，闻中国官杨调兵拦阻一节，讯据蒋宗汉等供称，该处带兵员弁，实无杨姓其人，至开化镇总兵杨玉科，是年正月半后始由京回至省城，更无干涉。”

马嘉里案发生后，云南提督开化镇总兵杨玉利驻防腾越，担负了防御英国侵略者进犯边地的任务清军。将领杨玉科个人的活动，由镇压云南人民起义转向抗拒外国侵略者的入侵活动了。

此后，杨玉科曾补授广西右江镇总兵，随即因伤发就医，由云贵总督刘长佑奏请开缺。不久，腾越地方苏开先等举兵反，占据腾越厅城，杨玉科又奉令率蒋宗汉、丁槐等前往剿办，于光绪二年六月攻下腾越厅城，并平定了顺宁，云县的兵变。九月，新任提督胡中和到省后，十月杨玉科交卸提督篆，回丽江家乡省墓。光绪三年六月，杨玉科“咨请云贵总督刘公，奏请由湖南靖州改归湖南长沙府善化县籍，奉旨:‘着照所清’”于是杨玉科将在大理、鹤庆、浪穹所属的“田庐各产”，捐置做为五府三厅书院，“以培文风”，名曰“西云”，这西云书院旧址，就是今大理第一中学校校址。又重修大理的文武庙。十月起程去湖南。十二月补授广东高州镇总兵。光绪四年二月奉旨陛见，于四月离善化进京，八月二十一日再次被皇帝召见。召见后，杨玉科又请假回籍，十一月抵湖南，直到光绪五年六月杨玉科才抵广东高州“接印任事”。光绪六半曾先后出任阳江镇总兵及广东陆路提督，年底被议降三级调用。光绪七年又开复原官，南广东差遣。

在这一时期，由于法国加紧对越南的侵略，并且在光绪九年(1883年)通过逼签《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接着，法国侵略者把矛头指向中国，叫嚣要征服“中华帝国”，1884年6月23日，法国侵略军进犯谅山，进窥广西。7月15日，法国远征舰队强行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8月4日法国海军进犯台湾基隆，基隆守军奋勇还击，打败进犯的法国侵略军。8月23日，法国海军偷袭马尾港福建水师，福建水师覆没。中国人民对法国侵略者的这一战争罪行，感到无比愤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浪潮。在这样的形势下，清政府于8月26日下诏对法宣战。中法战争在海陆两条战线上进一步展开。法国侵略军一方面封锁台湾，侵扰镇海，另一方面在中越边界地区不断增兵，发动进攻。

面对着法国侵略军对中越边界地区的大举进犯，北宁失陷，徐延旭以调度失宜，革职留任，十年三月湖南巡抚潘鼎新调办广西关外军务，接统徐延旭军。三月十二日潘鼎新咨开调用杨玉科称:“粤西边防契紧，奉命驰往授剿，已奏请署杨玉科招调旧部一千人，作为亲军，随同前往，统领粤西边防军。”杨玉科接咨文后，当即招募组织成军，于四月初八，十六两天，先后开拔，于闰五月十二日抵达边关防所，奉命统领广武军三营，驻紮凭祥地方，严堵越南艽封，牧马之要冲。嗣后奉旨，饬滇、粤两路进兵，杨玉科部于七月十六日拔营出关，驻谅山省。这时瘴疫流行，兵卒死亡甚多，杨玉科也染重病，难于亲自统率军队，于是将此部前后两营交提督方友升统领驻紮郎甲，中营交提督蒋宗汉统领驻紮观音桥。这就是新任广西巡抚潘鼎新所奏，他于光绪十年四月，率亲兵五百人出关(镇南关)后，“节节布置，饬王德榜一军出那阳，杨玉科一军守观音桥，专以谷松一路责任苏元春一军驻守。”潘鼎新自己率领淮军五营及总兵董履高等驻防谅山后路的情况。

九月初，杨玉科又接两广总督张之洞拟调他办理琼州海防的电报，这时杨玉科病体初愈，准备赴粤东上任，又接到了潘鼎新委他统领中路十二营，驻紮观音桥的命令。他于十月十一日接任。这时兵勇因八月郎甲之战损检及染瘴病减员，兵额不足，又派人前往滇、黔招募精壮补充，于十一月先后抵达军营，于是裁换残弱，扼要驻守。

腊月中旬，潘鼎新接电，知道法军孤拔率兵来越南，随即命令各军“稳紮稳守”。十二月十九日，孤拔率法军万余由陆岸，船头进坚牢，猛攻陈嘉营垒，陈嘉受伤败退，法军直扑谷松。清军苏元春部，董履高部、淮军提督刘思河部与法军在谷松一带接仗，激战至二十二日，提督刘思河中炮阵亡，总兵董履高受伤，苏元春部营墙被敌炮轰毁，清军阵亡甚众，于是退守威坡，“整顿士卒”，“以图再奋”。法军也受到打击，毙伤数百人。

在这军情紧急的情况下，广西巡抚潘鼎新只得“飞调杨玉科、王德榜两军，分路抄击，并催冯子材出关会剿。”潘鼎新自己率领亲兵及总兵叶家祥淮勇前往援救，于是自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又展开血战。这六天激战的情况，据潘鼎新奏稿中称，这六个昼夜，“各军奋力抵御，每发排炮一次，法逆前队大半颠踣，二队仍践尸蜂拥而上，连环迭进，枪炮互击，血肉横飞，断头损肢，狼籍山谷。”清军潘鼎新部属鼎字营统带总兵叶家祥，鼎字营左营管带都司饶明奎，苏元春部阵嘉、苏元瑞等受伤，哨官勇丁伤亡更大，“各军仍不少却”，而法国侵略军“拼命相抗”，“我军精锐损折，粮药俱尽，所调援兵皆落贼后”。在这样情况下，潘鼎新认为“独力难支”，更怕法军从后路包抄，断南关粮道，于是在二十九日，将谅山房屋焚毁，分勒部卒回扎谅山界之巴坪，文渊一带。

当谷松一路遭到法军进犯的同时，杨玉科驻守的观音桥也遭到法军攻击。杨玉科进驻观音桥以后，预先分兵设伏防堵，当法军来犯观音桥时，杨玉科“亲率大队迎敌，伤毙捍贼多名，伏兵亦出三路环攻，毙贼数十，贼势不支，退据高岗。”以利炮环列防守，杨玉科部仍抢占山岭，以枪炮相持，到晚上，法军退去。法军退走后，杨玉科又接到报告;谷松一路官军先锋营垒失利，于是他留一部分军队守观音桥，随即“亲率精锐黑夜往援。途间屡遇伏贼，皆为我军击散。惟阴之微雨，月亮昏暗迨至谷松，始知此路各营垒已先为贼陷，官军已退守谅山。”这时，法国侵略军又进犯屯梅、五台等处，要想夺取清军中路粮储，不料杨玉科率军赶来，“始伏林间，不敢下犯”。杨玉科当即与驻守屯梅的将领“妥筹守御之策”。这时又传来法军乘隙进攻观音桥的消息。于是，杨玉科又留一军协助守护屯梅，他亲自督率队伍回援观音桥，与法军接仗，“连战皆捷，始将中路守固。后来，驻屯梅的军队“往顾谅山”，仅留杨玉科留驻屯梅的部队防守，“贼大股来犯，几至奔溃”。接到报告，杨玉科又分兵前往援助，双方“互有伤亡，贼众旋却旋进。”这时，清军中路各营自五台、，屯梅、贵门关至观音桥一带，处处与法军接战，虽然屡有胜仗，但兵单力弱，孤军久战，杨玉科也担心寡不敌众。于是谋划抄袭敌军后路，进击郎甲、谅江等处。部署始定，忽接令，因谅山被法军进攻，甚急，命杨玉科部放弃观音桥、屯梅一带，速率中路各营回谅山援助。杨玉科随即密令各营，乘夜突围而出，抵三台，得到谅山失守的消息，头台、二台也被敌军占据，设防堵截清军。这时阴雨连连，山险路滑，难于突出，于是杨玉科十二营绕道出谅山，正月初五日，进至文渊。

在文渊，广西巡抚潘鼎新与杨玉科相见，据潘鼎新说，会见时，“该提督目击时事危难，毅然以守关自任。巨见全师而还，其气尚壮，遂令其分驻文渊，保卫南关。令苏元春驻守关右，与为犄角。”潘鼎新自己督率淮部亲兵各营，以为应援。

光绪十一年(1885年)正月初六日，杨玉科奉命镇守镇南关。正月初七日，杨玉科令各营分扎文渊左右山头，他亲率一军入镇南关驻守。九日，法军大队万余人进犯文渊州，杨玉科接到军情报告后，一方面报请巡抚潘鼎新发兵援应;另一方面，他统率军队，亲临前敌，与进犯的法军接战，一场血战在镇南关前展开了。据当时“随侍戎间”，在杨玉科军前的杨汝翼记述说:“计自卯至申，斩首无算，歼一七画法酋，虏已奔北，我军乘势追击，方期一鼓而下，立复谅山，不意正进剿间，贼益大队而来，枪炮如雨。”在激战中，记名提督分统广武军三营徐联受重伤，游击衔补用都司统带广武中营刘映丰中炮阵亡。这时，杨玉科的左右官员，大半带伤。“公(杨玉科)犹冀潘公(即潘鼎新)必来应接，奋不顾身，亲督将士，向前力战，誓必灭此，以申天讨。不意正酣战间，忽被炮弹贯穿左耳底，立即昏晕坠马。移时稍甦，谓左右曰:‘我一死不足以报国。汝等须努力同心，痛歼逆夷，早为国家除患，我虽死目亦膜矣!’言讫而没。’关于杨玉科力战阵亡的情况，在广西巡抚播鼎新于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九日《奏杨玉科阵亡及克复南关摺》中，向皇帝奏报称:“初九五鼓，法歼大股来犯文渊，以另股牵制苏军，杨玉科率各营接仗，相持三时之久，枪毙逆众，枕籍道旁，逆队己乱，杨玉科策马往来，勇气百倍。臣督亲兵助战，枪炮声震山谷，逆党纷纷倒，至午未之交，杨玉科突中逼码穿首阵亡。”中营帮带都司刘映丰也中炮阵亡，提督徐联魁“同时受伤”。杨玉科力战阵亡后，杨汝翼命左右“负尸入关。我军知主将阵亡，遂无斗志，贼乘胜遂将镇南关尽行轰毁。”对此，广西巡抚潘鼎新奏称:由于主将阵亡，“军心不固，法众逆乘夜拦入南关。”潘鼎新退驻海村，苏元春退驻幕府。二月十九日，巡抚播鼎新奏:“头品顶戴记名提督前广东高州镇总兵二等男杨玉科，临阵勇敢，奋不顾身，中炮捐躯，实堪悯……。吁恳天恩，饬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

这一战，守关主将杨玉科力战阵亡，法军轰关而去，潘鼎新退驻海村，并在二月十九日奏报中为自己解脱奏称:他督率苏元春部于正月十一日反攻，“分两路抄击，逆党骇散，相卒遁逃，登时收复南关。”但清政府并不听信其辩解，还是令其“戴罪立功”，不久，终以“久无功”而被解职，朝庭以李秉衡护理广西巡抚，苏元春督办广西军务。

从上述可见，杨玉科一生的事业，带着深深的时代印记，我们全面评价杨玉科时，就要把他放在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进行评价。这时，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贵族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同样存在于杨玉科生活和活动的云南、广西、广东等省区。一方面，英国侵略者侵入缅甸，从缅甸把侵略魔爪伸向滇西；法国侵略者侵占越南，从越南把侵略魔爪伸向滇南地区及广西地区。面对着英、法侵略者的侵略，云南社会各阶层都有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任务，这又有两种选择和两种前途;或是奋起反抗外国侵略者，为反对资本主义列强建立功勋;或者屈膝投降，成为历史的罪人。另一面，清朝在云南的统治者，代表着贵族地主阶级的利益，在道光中期云南社会经济政治危机日益加深的条件下，在云南省这个多民族地区，变本加厉地推行民族压迫政策，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终于在咸丰六年暴发了以杜文秀为首的云南各族人民联合反清大起义，这个起义力图摧毁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而清政府则尽力运用其经济、政治、军事等手段，来封锁，对付及镇压这次大起义。

杨玉科成长和活动于这一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他由办团练对付起义军起家，因军功以把总补用而在清军中任职，成为清政府维持其统治秩序的支柱——清军的一员，就肩负起为清政府镇压杜文秀起义的反动职能，他的显赫战功，就成为镇压云南各族人民联合起义的累累罪行，他在岑毓英直接指挥下，在镇压杜文秀大理政权的行动中立下首功，使他成为在镇压大理政权的活动中仅次于岑毓英的第二号罪魁。另一方面，面对着法国侵略者对我国广西、云南的侵略，杨玉科授命率部奔赴前敌，抗御法国侵略军，在防守镇南关的战斗中，他率部奋勇杀敌，为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壮烈牺牲，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屈服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奴役的正气，又是一位反抗外国侵略而英勇献身的爱国将领，其业绩不可磨灭，理应垂于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