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跃于近代诗坛的湖湘诗派（也称为“汉魏六朝诗派”）无疑是“文艺湘军”中一支值得重视的劲旅。虽然自有湖湘诗派以来，人们即对它毁誉不一，却都无法绕开它。无论是谁，言湖湘诗派必言王闿运，但人们往往只提到王闿运，似乎除了王闿运外，湖湘诗派就没有人了。其实不然，湖湘诗派的成员构成，事实上是比较复杂的，除了众所周知的王闿运之外，尚有相当多的有成就的诗人，而且在诗派中领袖群伦的，似乎也不止一个王闿运。本文作者偶见及此，因略事爬梳，并按领袖人物、重要成员、馀波流响三部分缕述如后。
一 领袖人物
湖湘诗派的领袖人物，当然首推王闿运。王闿运（1833—1916），原名开运，字纫秋，以与人同名，改名闿运，字壬秋，一字壬父，号湘绮，又号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六岁丧父，七岁入私塾。十六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在长沙城南书院就学的武冈邓辅纶、邓辅绎兄弟，因入城南书院学习。不久即与二邓及同在城南书院学习的长沙人李寿蓉、攸县人龙汝霖结为兰林词社，号为“湘中五子”，他们一起聚会饮酒、分韵赋诗，而所作诗往往取法汉魏六朝，并蔚然成为风气。咸丰七年（1857），王闿运乡试中举，咸丰九年（1859），王闿运在北京参加会试不第，一度与江西湖口人高心夔同为清宗室兼权臣肃顺门客。因为肃顺为人果断，办事铁面无私，且用人不避满汉，故在朝中结怨甚深。王、高等人听从朋友劝告，遂脱离肃顺，南下济南，藉以全身远祸。后来肃顺果败，王、高等人因为抽身早，遂得无恙。嗣后又客安徽为曾国藩门客，以故回湘，优游林下。后又入唐训方、郭嵩焘、曾国藩、丁宝桢幕，主要以纵横家、经学家、教育家的面目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光绪三十四年（1908）得授翰林院检讨、礼学馆顾问官。民国建立，被聘为国史馆馆长，旋辞职归长沙，数年后在长沙去世。著作甚丰，多传于世。诗文方面有《湘军志》一六卷、文集八卷、诗集一四卷、别集三卷，又辑有《八代诗选》、《唐诗选》，此外尚有《王志》、《湘绮楼说诗》、《湘绮老人说诗册子》等。1996年9月，岳麓书社出版了由马积高先生主持整理的《湘绮楼诗文集》四册，1997年7月，岳麓书社又出版了《湘绮楼日记》五册。王闿运作为湖湘诗派的领袖，其诗坛地位是无可动摇的，当时即有人对他甚为推重。张之洞总督两湖时，曾说：“洞庭南北有两诗人，壬秋五言，樊山近体，皆名世之作。”陈衍则有褒有贬，他说：“湘绮五言古，沉酣于汉魏六朝者至深，杂之古人集中，直莫能辨。正惟其莫能辨，不必其为湘绮之诗矣。七言古体必歌行，五言律必杜陵秦州诸作，七言绝句则以为本应五句，故不作。其存者不足为训，盖其墨守古法，不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虽明之前后七子无以过之也。然其所作，于时事有关系者甚多。”近人汪辟疆撰《光宣诗坛点将录》，致许为一代诗人之冠，以托塔天王晁盖拟之，有诗云：“陶堂老去弥之死，晚主持盟一世雄。得有诗人力复古，公然高咏启宗风。”并谓：“湘绮老人，近代诗坛老宿，举世所推为湖湘派领袖也……其诗致力于汉魏八代至深，初唐以后，若不甚措意者，学赡才高，一时无偶。门生遍湘蜀，而传其诗者盖寡。迄同光体兴，风斯微矣。”也有人虽然认同王闿运的一代诗才，却评价不高，如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拟之为天败星活阎罗阮小七，说：“王闿运为近代湖湘派魁首，标榜八代，一意摹拟，为世诟病久矣。然七古《圆明园词》实为长庆体名作，五律学杜陵，亦不仅貌似，七律学玉溪生者亦可爱，不能一笔抹倒也。”（很有意见的是，钱仲联在他的《论近代诗四十家》一文对王的肯定又较多，这里就不多说及了。）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汪辟疆提到“陶堂（谓高心夔）老去弥之（谓邓辅纶）死”，钱仲联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也将邓辅纶拟为立地太岁阮小二，将高心夔拟为短命二郎阮小五，皆隐然有将邓、高、王三家并提之势。为什么会这样？经过我们的仔细考察，我们发现，邓、高二人，确实也称得上湖湘诗派的领袖人物，不过高辞世过早，大名未立，但邓辅纶去世于光绪十九年（1893），享寿六十又六，以邓为湖湘诗派的又一领袖人物，当非过甚其辞。
邓辅纶（1828—1893），字弥之，湖南武冈人。其父邓仁堃，弟邓辅绎（诸书多作邓绎，未知何故）。邓辅纶出生于綦江官舍，后又随父迁居南昌。肄业于长沙城南书院，受到当时诗坛前辈邓显鹤等人的赏识。中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咸丰元年（1851）又中乡试副榜，官内阁中书。以与太平年作战有功官浙江候补道，后以故罢归，晚颇嗜洒，以贫困终。所著有《白香亭诗》三卷。邓辅纶年长于王闿运，得名亦早。陈衍《近代诗钞》谓：“弥之诗全学选诗，多拟古之作。洲潭王壬秋以为一时罕有其匹，盖与之笙磬同意也。但微觉千篇一律耳。”徐世昌《晚晴簃诗话》谓：“咸同之间，武冈邓弥之、湘潭王壬秋两人交相善而俱以诗鸣。弥之早参军事，侘傺不遇以终。壬秋邀游南北，薄于仕进，年登大耋，著作等身。若但以诗格论，则旗鼓相当，实亦未易轩轾。弥之尝有《登衡山》诗云：‘芝菌蔚霞气，土石为天色’，壬秋诧为一字千金。今观其诗，沉郁幽愤，直逼杜陵，拟占诸作尤杰出，不独衡山一篇也。”钱仲联《梦苕庵诗话》许为“凝练万象，出语高华”，“《鸿雁篇》三章，为集中最胜之作。”其《近日年诗坛点将录》比为立地太岁阮小二，并谓：“湘中选体，导自白香亭。王闿运以为一时罕有其匹，《论诗绝句廿二首》论邓云：‘太阿青湛比芙蓉，销尽锋芒百炼中。颜谢风华少陵骨，始知韩愈是村翁’，倾倒如此，亦云过矣。”又其《论近代诗四十家》并引秀水金蓉镜《论诗绝句寄李审言》云：“白香湘绮两诗豪”，足见白香亭诗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至于前引王论邓之绝句，亦可见王之倾倒之诚。实则邓年长于王，得名亦早，之所以王能后来居上，盖因王得亨大年尔，即如前引汪辟疆论诗绝句所言是也。此种情况，颇象唐韩孟诗派中韩愈与孟郊的关系。孟年长于韩，而诗名亦早于韩，而韩之所以后来居上，一曰地位尊，二曰辞世晚，所以世人每言韩孟诗派，必先言韩而后言孟，实则孟未必弱于韩也。因此，我们认为，将邓辅纶视为湖湘派的领袖之一，是完全有理由的。而事实上，这种情况也是客观存在的。
对于在钱仲联的《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拟为短命二郎阮小五的高心夔，可以附论于此。钱仲联谓：“高心夔为肃顺门客，肃顺败后，高仕宦不达，抑郁没世。诗宗选体，兼学杜甫，千辟万灌，迥不尤人。”又谓：“《陶堂志微录》学选体而能自辟町畦，千辟万灌，语不犹人，白香亭之匹。在江西则开陈三立之先声。”高心夔（1835—1883），字伯足，号碧湄，又号陶堂。江西湖口人。咸丰三年（1853）举人，咸丰十年（1860）进士。先后入曾国藩、肃顺、李鸿章幕，年四十九而卒。所著有《陶堂志微录》，自谓于诗好学陶渊明，然诗风不尽似。心夔与王闿运为好友，待风亦极相似，实是湖湘诗派的重要干将，惜不能终其天年，故论湖湘诗派者往往忽之，这是很不应该的。如前所述，并非湖湘人士的高心夔实为湖洲派的干将，这点颇异于其他湖洲诗派诗人，又因为他与王、邓为同辈诗人，故附书于王、邓之后，略存梗概，以见一斑。
二 重要成员
湖湘诗派的重要成员，如汪辟疆《近代诗与地域》所谓“其派以湘潭王闿运为领袖，而杨度、杨叔姬、谭延闿、曾广钧、程颂万、饶智元、陈锐、李希圣、敬安羽翼之，樊增祥、易顺鼎则别子也。”按汪氏所列诸人，固然多为湖湘派之健将，然亦容有未当之处，今试申鄙见于后。
湖湘诗派的重要成员，首先要提到的是湘中五子中除王闿运、邓辅纶之外的另外三人：李寿蓉、龙汝霖、邓辅绎。李寿蓉（1825—1894），字篁仙，湖南长沙人。咸丰元年（1851）恩科举人，咸丰六年（1856）进上。授户部主事，出任江汉关道、芜湖道道员等职。所著有《榆林读史草》、《天影庵诗集》、《天影庵外集》等。长于诗，郭嵩焘叙其集云：“湘中五子结诗社于长沙，追踪曹阮二谢，以蕲复古。篁仙之诗，稍演以进，至其华妙处，不减宣城也。”评价是相当高的。李寿蓉年长于王闿运，虽声名不如王的煊赫，但诗才亦高，算得上湖湘派的重要成员。龙汝霖（生卒年不详），字润生，号皞臣，湖南攸县人。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历任山西曲沃、高平、江西安远、铅山等县知县。他工诗，但一心好古，所作多五言，而规模魏晋，一往情深。著有《坚白斋诗文存》、《三晋从政日记》、《江右从政录》等。有人称其“古体源出思王而兼康乐之坚，太冲之峭；近体高深冲和，亦不落开、天以后”，可见其作诗的兴趣所在。邓辅绎，诸书多作邓绎，绎（1831—1894），字保之，一字辛眉，辅纶弟。曾以秀才参赞左宗棠戎幕，积功授浙江候补知府衔，佐理洋务。又曾佐陈宝箴长河南致用精舍，甚为陈所倚重。晚年主讲两湖书院，著有《云山读书记》、《藻川堂集》，诗古文辞与兄弥之齐名，但所作不惟五言古，亦多近体，盖又有别于乃兄也。要而言之，李寿蓉、龙汝霖、邓绎作为“湘中五子”中的三人，毫无疑问应当列入湖湘诗派的重要成员之中。
湖湘诗派的重要成员，其次应提到“湘潭三杨”，即杨度、杨庄、杨钧三兄妹。三人中，杨度居长，名气也最大，不过就诗而言，似乎并非能传湘绮衣钵者。杨度（1857—1931），原名承瓒，字哲子，后改名度，晚号虎公、虎禅，又号虎禅师、虎头陀、释虎，湖南湘潭人。光绪十八年（1982）捐监生，光绪二十年（1894）中顺天府乡试举人。次年，会试落第还乡。杨度与弟杨钧、妹杨庄均师事王闿运，但他学得更多的似乎是“帝王之术”，并未把诗歌当成毕生的事业，这从他日后的发展可见。但就目前收入《杨度集》的近九十首诗词而言，却形式多样，并未一味拟古，成就也斐然可观。特别是他的《湖南少年歌》，倡言“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一代人的斗志。与乃兄杨度相比，杨庄似乎更能传湘绮衣钵。杨庄（1878—1940），字叔姬，杨度之妹，杨钧之姊。为湘绮女弟子，嫁湘绮第四子代懿，甚为老人所喜爱。杨庄学贯经史，尤好老庄，工诗词文章，被王闿运称为“才女”（见杨钧《草堂之灵》）。杨庄诗学二谢，清词丽句，议论风生，在“三杨”中最为杰出。汪辟疆称其“五言诗泽古甚深，得湘绮嫡传，同时莫能及”。尤可贵者，在当日封闭的形势下，她毅然随乃兄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东渡日本留学，成为中国女界较早的觉醒者之一。她的著作，所存不多，直到晚年，才由亲人汇刻为《湘潭杨叔姬诗词文录》。“三杨”中最小的杨钧，似乎主要是以金石书画家名世，而不以诗鸣。杨钧（1880—1940），字重子，号白心，晚号怕翁，晚年以以居长沙五里牌之白心草堂，又自号五里牌先生，所著有《白心草堂诗集》、《白心草堂金石书画》、《草堂之灵》。他擅长书画、金石、诗文，书法造诣尤深。所作诗不为王闿运的主张所囿，而自具面目。据他自己说：“余诗不受湘绮羁缚，则可自信。亦由所学不尽从湘绮，故而目稍异也。湘绮门人不专学汉魏六朝者，惟余与张乌石（按即张正阳）两人，张诗成体后始从湘绮游也。但以靖节及元白与余同日而论，未免太夸，贻误后生，非我罪也。”这是非常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观点，大意杨钧与张正阳论诗并不专主汉魏六朝，很有点“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意思。杨钧又说：“奉天东北大学教授刘朴撰《清文学史》，称余兄、姊及余为‘湘潭三杨’，承湘绮之正统，余文未成，只可偏安也。”由此可见，杨钧虽是湘绮老人的嫡传弟子，却并未热心地继承乃师的衣钵，而表现出一种叛逆精神。
“湘潭三杨”之后，我们应该提到“王门三匠”和释敬安（即八指头陀）。所谓“王门三匠”，是指三位拜在王闿运门下的诗人，他们是铁匠张正阳、铜匠曾招吉、木匠齐白石。三匠中，齐白石大名鼎鼎，这里就不赘述了，值得一提的是因为他二十七岁以后才从事艺事，文史根基并不深厚，而诗歌也就很难走王闿运的路子。据他自己的话，他的诗更多的是学陆游。所著有《借山吟馆诗草》、《白石诗草》。关于铁匠张正阳，前面我们在讲到杨钧时已经提及，真正算得上一个怪人、怪才。张晃（？—1923），又名登寿，字正阳（一作正扬，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写作“张仲飏”），号乌石山人，湖南湘潭人。早年为铁匠，后入湘潭书院学习，得以在王闿运的指导下学习。他专心治学，进步很大。宣统元年（1909），湘潭人黎承礼任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礼聘他力教务长，一时哄动社会。又曾留学日本，民国时历任明德中学教职、湖南攸县和山西沁县知事及谭延闿秘书，著有《乌石山房诗》等。其诗正如杨钧所说，受王闿运影响较小。关于铜匠曾招吉，我们所知不多。齐白石《白石老人自述》中作曾招吉，又，一般说他是湖南桂阳人，但马积高先生为《王闿运诗文集》所作的序则说应作“曾绍吉”，并谓：“曾绍吉为江西人，在湖南湘潭一带作铜匠，为湘绮所知，收为弟子，亦能诗。后任教于南昌高等学堂，留心现代科学技术，因试验大气球飞行殒命。”齐、马二说，颇相径庭，未知孰是，这里只好存疑。至于释敬安，实为清未民初佛教界第一大诗人，这里可略作介绍。释敬安（1852—1912），俗名黄读山，字寄禅，号八指头陀，湖南湘潭人。幼孤贫，为人放牛，曾见一树桃花为大风吹落，乃痛哭一场，投湘阴法华寺出家，时在同治七年（1868）。同治十年（1871），他因探亲之便登上岳阳楼，偶尔写出“今日扁舟谁更上，洞庭波送一僧来”之句，颇为时人激赏，遂刻意学诗。后得入王闿运之门，并因而参加了当时省城的碧湖诗社，渐渐诗名广播，“骎骎乎有与邓（辅纶）、王（闿运）犄角之意”（叶德辉《八指头陀诗集序》）。他虽身在佛门，却并未忘世，诗中每多忧国忧民之句。民国元年（1912）4月11日，在上海倡导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同年9月在北京去世，享年六十一岁。杨度为刻有《八指头陀诗文集》十卷并续集八卷。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有由梅季整理的《八指头陀诗文集》。其诗虽然深受湘绮老人影响，却又自具面目，近体尤多，是近代诗坛上一位有个性的诗僧，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谓：“寄禅诗在湘贤中为别派，清微澹远，颇近右丞。惟喜运用佛典，微堕理障。”指出他的诗颇近佞佛的王维，实是别具只眼。
湖湘诗派的重要成员，需要提到的尚有曾广钧、夏寿田、陈兆奎、陈锐、杨锐、刘光第等人。此外，湖湘诗人中曾与王闿运声气相求的宁程二程即程颂藩、程颂万等人虽然是终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但早年似亦可列入湖湘诗派。上述这些人中，特别值得介绍的是曾广钧和陈锐。曾广钧（1866—1929），字重伯，号■庵，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孙，曾纪鸿之广。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广西知府。著有《环天室诗集》。他自幼聪慧，被王闿运称为“圣童”。诗学汉魏六朝及晚唐，吴宓《空轩诗话》谓“《环天室诗》学六朝及晚唐，以典丽华赡、温柔旖旎胜”，可谓定评。陈锐（1859—1922），字伯弢，一作伯涛，号袌碧，湖南常德人。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十九年（1893）举人，但三应会试均不第。先后任湘潭县学训导、桂阳州学正，并曾任江苏靖江知县。鼎革后回到家乡常德，任教于省立三师。因与谭延闿交厚，曾任湖南省长公署政治顾问官、湖南全省通志馆分纂、湖南全省教育会会长。所著诗文词大都收入《袌碧斋集》。他是王闿运的入室弟子，又曾与邓辅纶订忘年之交，深受二人推重。其诗亦以汉魏六朝为楷模，所作多古体和五言，然而惊采绝艳，烂漫纷披，其造诣直追湘绮而上，致有“青出于蓝”的评价”。汪辟疆说：“伯弢本湘绮弟子，少壮为诗，神理内含，光釆外焕。迹其得力处，选学为深。中岁以后，名满天下，而诗境亦拓。思深旨远，风骨泠泠然有秋气矣。”应该说，陈锐的成就不徒直逼湘绮，远在同门诸人之上，即置之全国而言，亦当在大家之列。至于名列于“戊戌六君子”的杨锐（1857—1898）与刘光第（1859—1898）二人，均四川人，为王闿运执掌四川尊经学院的学生，其诗不可能不受到王氏影响。但从所存二人诗作来看，均古体、近体兼擅，很难说专主一家。又因为二人去世过早，大才未尽，其诗亦未臻绝诣，但对于二氏列名王门，则是众人所认同的。
综上所述，湖湘诗派的重要成员计有：李寿蓉、龙汝霖、邓绎、“湘潭三杨”、“王门三匠”、释敬安、曾广钧、陈锐、夏寿田、冻兆奎、杨锐、刘光第等人。其他曾被论者列入湖湘诗派的尚有严受、谭延闿、程颂万、饶智元、李希圣、樊增祥、易顺鼎、程颂藩等，这些人都与王闿运有过关系，但是否当列入湖湘派，当不能全凭一家之言，但他们都受过王氏的影响，则是显而易见的。至于他们后来的成就表明他们究竟属于何门何派（除严受早死之外），是应该另当别论的。
三 余波流响
湖湘诗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时代，湖湘诗派的诗人，也大多在清朝末年、民国前期和中期去世。随着时代发生巨变，湖湘诗派的影响亦日渐式微，传人也日见凋零。1948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还在世的，并被公推为湖湘诗派作者的，得二人，一程潜（1882—1968），一马宗霍（1897—1976），人数既少，影响亦微，故目之为湖湘诗派的余波流响，并试为介绍于后。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九岁入学，曾在湘潭昭潭书院就学，身受湘绮薰陶。十六岁中秀才，后入长沙城南书院和岳麓书院就读。后弃文习武，戎马倥偬，遂成一代名将。但他虽然身在军营，仍然不废吟哦。1942年曾梓行《养复园诗集》，蜀中名诗人赵熙为之序，略谓：“吾读程颂云先生《养复园诗》，而叹八代中先生盖有以自处矣。先生治军三十年，功在天下，而诗学绝深，熟精毛郑之训，言应《尔雅》，本乎经济，所著殆冠等伦。……壬午（按即1942年）春，《养复园诗》方刊，适群贤约楔乌尤，饮马一浮先生所。余试举养复诗，马先生曰：“是宜嗣阮嗣宗，余亦以集中凡深郁而永扬者如阮无异。湘士又言，湘潭王先生恒导人学大谢，余亦以集中凡风华而深秀者如谢无异。”赵熙指出程潜诗如阮、谢，实际上说明程潜走的是王闿运的老路。钱仲联《近百年诗坛点将录》，拟程潜为地僻星打虎将李忠，并谓：“国民党人不乏能诗者，军人工诗者未闻。程潜治军三十馀年之久，治诗之年更久。自序《养拙园诗集》（按当作《养复园诗集》），于明尊青田，于清尊湘绮。……今其集中所存，皆为五言选体，七古乐府仅数首，近体诗无一首。虽其乡邓辅纶、王闿运之笃古，亦不若是之专也。”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张秉戍等人从程潜诗中精选出不同时期的作品一百七十馀首，编为《程潜诗选》，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于1984年8月出版。书前行赵朴初先生于1982年7月所写的《题程颂云先生诗集》：“沉郁而永扬，无异阮嗣宗。风华而天秀，实与大谢同。赵叟（按指赵熙，非赵朴初自谓）非谀者，评语出至公。良由所立大，风操劲且崇。典雅而敦厚，进退为世隆。英华揽积久，豁尔能贯通。谁知三军帅，诗亦一代雄。”“沉郁”、“风华”两联，原系转述赵熙序中之语，不过误“深秀”为“天秀”而已，味其意仍是推崇程潜诗能出入魏晋六朝而为一代之雄。马宗霍，原名承堃，章太炎先生为改今名。湖南衡阳人。民国四年（1915）毕业于湖南南路师范学堂，曾从暮年的王闿运问学，后又被章太炎先生收为弟子。历任暨南大学、金陵女子大学、上海中国公学、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师范学院（校址在湖南安化县蓝田镇）、湖南师范学院、湖南大学教授，是知名的经学家、书法学，也是诗人。他早年雅擅词章，后来却专以研究学术为己任，于诗并不多作，亦不专为五言古体。所以他虽然算是王门弟子，但究因受业日少，又长期讲学全国各地，眼界开阔，故并未为正氏所囿，诗名亦为经学家、书法家所掩，加上他生平谦冲自抑，雅不欲以诗示人，故人少有知道他是诗人。实则他的诗清新刚健，自成一家，故本文将他与程潜一起算作湖湘诗派的殿军，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曾受业于湘绮老人而已。又，萧艾《王湘绮评传》在《教育家王闿运》一章中亦曾辟专文介绍马宗霍，略谓：“马宗霍，衡阳人。生于1898年。入东洲书院肄业时，王闿运已年逾八旬。然真正传湘绮经、史、词章之学者，非李金戣辈，而为马宗霍，入民国后，宗霍毕业于武昌高等师范，先后任教于南北各大学，为名教授。学术渊博，著作亦富。已刊印行世者有《文学概论》、《音韵学勇论》、《中国经学史》、《书林纪事》等十数种。但在国内知名度不大，盖其为人不与时贤校一日之长短也。晚年居北京，与章行严过往较密。行严著《柳文指要》，时与切磋。数年前张舜徽先生告我：马氏所著《霎岳楼丛书》手稿今犹安然无恙，保存其哲嗣马雍处。此真一大喜事，但不知何日方可面世。”可见马宗霍确实是湖湘诗派的馀脉之一。
如上所述，湖湘诗派的成员，从领袖人物到重要人物，再到馀波流响，一共达数十人之多。而湖湘诗派之所以能聚集这么多的诗人，并不仅仅是他们的诗歌都在形式上取法汉魏六朝，一味拟古，而自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但这些已非本文所需论及的内容，故不赘及。倘欲有所论列，只能俟诸异日。至于本文论列之当与不当，尚祈读者诸君不吝指正为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