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清代的《楚辞》注本及相关研究，不能不提及清末王闿运的《楚辞释》。姜亮夫先生云：“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247页）然迄今为止，无论是研究王闿运思想及著述者，或是楚辞学研究者，对《楚辞释》都较少关注，除了一些专家、学者进行过一般性的论述之外，从传统训诂学的角度来专门论述《楚辞释》注释特色的论文几乎没有，这对于深入研究王闿运的思想和著述以及推动楚辞学研究的进程，无疑是一种不足。总体而言，《楚辞释》在字词注释、校勘等方面仍然较多地沿用了传统训诂的求实态度及方法，但最能显示其特色的则是贯穿全书的、尤其是在篇目、字词、章句、篇旨等方面的求新尚奇之说。
一 清末今文学派的影响：《楚辞释》求新尚奇的时代背景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号湘绮或湘绮老人，湖南湘潭人，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学者，也是清末今文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闿运著作甚丰，在经学方面的著述就包括《易》、《诗》、《书》、《春秋》、《论语》、《尔雅》等，其中尤嗜好《公羊》之学。《楚辞释》是王闿运研究《楚辞》的专著，其研究的方法和路数与清朝末年的公羊学派十分相似。
清朝末年的今文学，其中心即在《公羊》。自魏晋以来，《公羊》已成绝学，到清代，庄存与重新提倡何休的学说，探求《公羊》的微言大义。龚自珍、魏源乃至王闿运，则进一步把《公羊》学的学说理论与当前的政治实际结合在一起。清朝末年的这些学者看中《公羊》，主要是《公羊》中有如何休在《公羊传注•自序》中所说的“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2190页）。龚自珍、魏源等人是借注释、解说古籍讥刺时政、倡言新说，而以“纵横”自许的王闿运，当满腹经纶得不到施展、退而讲学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要借公羊学来抒发其怀抱了。然而，由于清朝末年时处新旧交替之际，学者们尽管想发掘新意义、开创新局面，却对于新思想、新世界了解甚少，而于旧观念、旧学术一时难以廓清，因而刻意穿凿、流于谲怪，在学术上多有失误。由于王闿运濡染了当时今文学派的学术风气，所以他的不少著述都一扫乾嘉学派重实证、尚朴质学风，而体现出求新、尚奇，勇于别创新说，但却存在不少舛误。用公羊学的方法与学风来研究《楚辞》，使得楚辞学领域开始了疑古求异的风气。王闿运的《楚辞释》和他的学生廖平的《楚辞讲义》，正是这种风气的产物，其中王闿运的《楚辞释》为主要代表。
二 《高唐赋》：《楚辞释》注释篇目的求新尚奇
《楚辞释》收先秦楚国人的作品，汉代拟《骚》之作概从删削。全书共11卷，其所认定屈原作品，为卷1至卷7，即《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和《渔父》均为沿袭王逸之说，篇数亦依传统25篇之说；卷8《九辩》和卷9《招魂》，作者定为宋玉；卷10为景差的《大招》，卷末（附11）为宋玉所作的《高唐赋》。在这些篇目中，王闿运与其他《楚辞》古代注本不同的是列入了宋玉所作的《高唐赋》。
那么，王闿运为何要把《高唐赋》列入注释的对象呢？除了这篇作品是由几乎与屈原同时代的楚国人宋玉所作的原因之外，其他因素我们从他所写的题序中可知大概。其序云：
旧以高唐为云梦之台，今案：高唐邑在齐右，云梦泽在南郢，巫山在夔，三地相去五千余里，合而一之，文意淆乱，由不知赋意故也。古今文人设词众矣。至于昼幸妇人，公荐枕席，于文不足增词彩，于理徒以为秽乱，虚作此言，果何为哉？盖尝登巫山望秭归，临夔门泛夏水，深求秦强楚弱之故。读《离骚》、《回风》之篇，得屈子之忠谋奇计在据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师不下而后夷陵可安，五渚不被强暴。东结强齐，争衡中原，分秦兵力，楚乃得以其暇。……（宋玉）窃泣哀楚之自亡也，情不得已，因遂作赋。首陈齐楚婚姻之交，中述巴蜀出峡之危，末陈还都夔、巫之本计。言不显则意不见，故直以幸女在庙明当昏齐，申屈子之奇谋，从彭咸之故宇。后有知者，明楚之所以削秦之所以霸，然后服达士之远见，申沉湘之孤愤矣。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王闿运将《高唐赋》列入注释的对象，首先是认为把3个相隔5000余里的地名放在一起，表面上似乎文意淆乱，实际上是人们不明白作者所以写《高唐赋》的目的和《高唐赋》的旨意所在。接着以为“昼幸妇人，公荐枕席”之事，“于文不足增词彩，于理徒以为秽乱”，作者的真实用意是“登巫山望秭归，临夔门泛夏水，深求秦强楚弱之故”。因此，该文“首陈齐楚婚姻之交，中述巴蜀出峡之危，末陈还都夔、巫之本计”。全篇曲折见意，实际上申述了屈原的军事谋略，即：对外结好于齐，并借强齐争衡中原牵制秦国兵力；对内据夔巫以遏巴蜀，使秦舟师不得出。
王闿运注释的《高唐赋》是在唐代李善《文选》注的基础上进行的。李善认为高唐台在云梦泽中，“此赋盖假设其事，风谏淫惑也”。对比之下，可见王闿运对《高唐赋》旨意的说解，与传统的见解大相径庭，达到了令人吃惊、叹为观止的地步。粗粗看去，王闿运的说解像是奇谈怪论，然稍加细察则不难发现，王闿运在《高唐赋》中的思路，与他在注释屈原作品里的思路是大体一致的。比如说，王闿运在为屈原作品的注释中提出了许多不同于前人的解说，其中之一是说为使怀王返回楚国，屈原出使齐国，曾积极促成楚与齐联姻，以共同抗拒秦国。例如，他在《离骚》“驷玉虯以乘鹥兮”句下注曰：“鹥，总后饰车者，喻昏齐女也。”其注语“昏齐女”，与释《高唐赋》中的篇首语“陈齐楚婚姻之交”、“女在庙明当昏齐”之类何其相似。又如，他在《悲回风》“托彭咸之所居”句下注曰：“欲还都夔巫，控蜀以制秦也。”该注语与释《高唐赋》中的篇首语“陈还都夔、巫之本计”亦何其相似。由此不难看出，王闿运把《高唐赋》列入注释的篇目，其依据的首要原则是认为该篇是宋玉追思屈原的安国谋略、探究楚国遭祸之由的重要作品，其旨意与屈原的作品一脉相承。
三 注释体例简单：服务于求新尚奇的出发点
《楚辞释》的总体例和正文注释体例都比较简单，其内在因素是作者主观上把求新尚奇作为注释的出发点。
《楚辞释》的总体例十分简单。全书无任何序跋，每卷首行均用“楚词释”一、二、三……起首，同行下则相应的标明“离骚经”一、“九歌”二、“天问”三……，次行标明“王闿运注”，但《天问》篇另加“陈兆奎补”（陈兆奎，字完夫，湖南桂阳人，肄业于船山书院，是王闿运的高足之一），第三行又列本卷所释篇名，如“离骚经”、“九歌”、“天问”等。接下来是本卷小序，除《高唐赋》之外，各卷小序均先引王逸《楚辞章句》原文，然后再对王逸之说加以申说或立己见。随即为正文注释，卷末再注明“离骚经释一”、“九歌释二”、“天问释三”等字样。
《楚辞释》的正文注释体例是采用传统的随文释义方式，其基本的编排依传统之法，正文用大字，注文用双行夹注。然具体注文的格式较为杂乱，随意而定，一般无注音，或先释字词，后释句义和章节义；或先释句义和章节义，后释字词。在注释字词句时，多点明其比喻义或指代义，有时还加按语。有的篇章末尾还对该篇的旨意加以简短申说。
从总体上看，《楚辞释》正文注释体例虽然显得杂乱而随意，但是却比较简单，这种简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的篇章注释条目少且注语极为简单，少数篇目甚至无注；二是正文的注释语大都简短，以及不少的章节缺注。就第一个方面而言，其典型的例子如《渔父》，全篇正文仅5处有注，现列举于下：
潭水出武陵，镡成玉山，今独山水在西南也。（“游于江潭”注）
淈、汩同字，治也。（“何不淈其泥”注）
使清也。（“而扬其波”注）
使饮清也。（“何不■其糟而歌其酾”注）
潭水入鬰入南海，故欲南赴湘近江流也。（“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注）
类似的篇章还有《云中君》、《卜居》、《远游》等，它们的正文分别只有3处、9处、15处作了注释。无注的篇章是《国殇》和《礼魂》，这2篇除了题下有简短的旨意提示语之外，正文没有一处出注。至于为什么少注或不注，王闿运大多未作说明，仅在《远游》的小序中略有提及。他在引用了王逸的原序之后接着说：
圣人贵生而恶自杀，屈原不胜其愤，至于自沉。虽反复叙明其故，犹惧论者谓其穷无复之，智不全身，又尝受真道可託尸解，略述其术以示知者，但吐纳驻颜，存神壹气。既不可传说，又可案文而悟，不烦注释，今悉刊去旧说，但分三章明之。
从王闿运的申说，他大概是认为此篇的旨意“既不可传说，又可案文而悟”，所以“不烦注释”而“去旧说”。然而细细想来，王闿运对一些篇章作注少和不作注的内在因素，恐怕还是主观上认为这些篇章没有多少他可以阐发的微言大义。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其注语简短的例子比比皆是（如上述《渔父》注），此不赘述。不少章节缺注的典型例子如《天问》。《天问》牵涉面广，天文、地理、自然、山川、历史、神话等众多难点皆需注释方易理解，但王闿运却对其中的许多章节不注（尽管他的学生陈兆奎均予以了补注，但这与王闿运无关），其无注的例子如：“伯禹腹鲧，夫何以变化”至“鲧何所营，禹何所成”14句；“咸播秬黍，莆藿是营”至“释舟陵行，何以迁之”20句；“彼王纣之躬，孰使乱惑”至“梅伯受醢，箕子详狂”12句，等等。从形式上看，王闿运《楚辞释》不少章节缺注的情况与戴震的《屈原赋注》有相似之处，但王、戴的目的并非相同。戴震体现的是正文注释的简洁，而把正文中需要进行音义分析的词语和未注的名物山川等词语归入所附的《音义》和《通释》中，因而有实际上的弥补。王闿运体现的是整个正文注释体例的简单化，考虑的是某些章节或句子是否有微言大义的阐述，如果他认为没有微言大义的地方，就不作注释，也没有任何形式的弥补。
四 对屈原在政治上的生涯和作用
的独特描述：求新尚奇的中心内容
王闿运求新尚奇的中心内容，就是把屈原在楚国政治上的生涯和作用进行了独特的描述，这从他对《离骚》篇的注释中即可较容易地概括出。先看其《离骚》小序所云：
初，怀王疏原后见困于秦，复用原计，为黄棘之会秦楚通和，太子出质已怨原矣。及秦伪归太子以要怀王，楚复合齐太子又质焉。怀王留秦不得归，而大臣欲立他子昭睢不从，乃迎横立之，是为顷襄。时原年四十有六，名高德盛。新王初立，势不能不与原图事。原乃结齐款秦，荐列众贤，诋毁用事者。众皆患之，乃谮以为本欲废王，又以怀王得反，将不利王及令尹。王积前怒，固欲远之，而无以为名，因是诬其贪纵专恣，放之江南，而反以忘仇和秦为其罪。原因托其所荐达者于令尹，而所荐者趣时易节，附和阿俗，国事大变。原忠愤悲鬰，无所诉语，故行吟湖皋，作为此篇。不敢斥王之不孝，乃致切怨于子兰。怀王既薨，新王定立以即位，恩泽释原，自便原复还国。而子兰得见此词，乃始大怒原，使靳尚诬以款秦误国，复徙之于沅。徙十六年而楚亡郢。
从这段话中，至少可以看出王闿运描述的不同于前人的三个要点：一是屈原主张与秦修和，与传统所说屈原主张联齐抗秦不同；二是说屈原顷襄初年在朝廷中地位重要，大有作为，与传统被疏斥、遭放逐不同；三是说屈原遭诬的罪名为“贪纵专恣”、“忘仇和秦”、“款秦误国”，与《史记•屈原列传》所记载的完全不同。
除了小序中的三点之外，王闿运在《离骚》的正文注释中提到的另外三个要点也是与众不同的：一是说怀王被秦扣留后，屈原为使怀王返归楚国而积极筹谋，曾渡过白水，准备从汉中进入秦国。后想到楚执政无人，便留下来辅政。这一点如“朝吾将济于白水兮”注：济之从汉中入秦；如“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注：言楚国执政无人，当留辅政也，等等。这段经历，史书上并无记载。二是说为使怀王返国，屈原出使齐国，曾积极促成与齐联姻以抗拒秦国。这一点如“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注：饮马、总辔，言欲结齐为援；如“驷玉虯以乘鹥兮”注：鹥，总后饰车者，喻昏齐女也，等等。这种说法，前人从未有过。三是说屈原见顷襄王不积极谋怀王回楚，又骄傲无礼，曾密谋废黜顷襄王，另求贤者立之。这一点如“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注：有娀，商先后。佚，遗也。言欲更求楚宗室贤者立之；如“吾令鸩为谋兮”注：鸩，毒药，潜杀人者。废立之谋甚秘，故令鸩而谋之，等等。废立之事，史书上也无任何记载。
上述的六个要点，既是王闿运解说《离骚》的中心内容，也可看作是他解说《楚辞》的中心内容。了解了这一中心内容，就很容易理解了王闿运《楚辞释》求新尚奇的特色。
五 字词注释的求新尚奇
据不完全统计，在《楚辞释》的字词注释中，有100多个是为了配合中心内容的解说，其出现的篇章主要是《离骚》，其次是《九歌》、《天问》、《九章》中的多数篇章，少数见于《远游》、《招魂》和《招》等篇。然而，《九歌》中的《东皇太一》、《东君》、《国殇》、《礼魂》，以及《九章》中的《桔颂》等篇，都没有出现为中心内容服务的字词注释，这其间的原因很简单，就是王闿运认为这些篇章里没有托喻。正如他在《东皇太一》篇末所指出的：“此篇娱神之词，托喻也。”总体上看，王闿运字词注释求新尚奇的解说方式归纳起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术语“喻”字表示；另一种是不用术语。先看用术语“喻”的5个例子：
灵琐，以喻怀王幽囚也。（《离骚》“欲求留此灵琐兮”注）
鸾皇，以喻结昏于齐也。（《离骚》“鸾皇为余先戒兮”注）
君，喻怀王。（《湘君》“君不行兮夷犹”注）
死，喻怀王见拘留也。（《天问》“死则又育”注）
激楚，喻楚危迫也。（《招魂》“发激楚些”注）
再看不用术语的5个例子：
中情，欲反王以成新君之功业。（《离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注）
公子，顷襄也。（《山鬼》“怨公子兮帐忘归”注）
堵敖，未成君之号，亦顷襄也。（《天问》“吾告堵敖以不长”注）
黄昏，密谋。（《抽思》“曰黄昏以为期”注）
光景，前谋通秦之事也。（《惜往日》）
从中不难发现，这10个例子所明喻或隐喻的人和事，均属于新颖、奇特，而且都与前面所述的中心内容有关。
六 章句说解的求新尚奇
王闿运在章句说解方面的求新尚奇，以《离骚》、《九歌》、《九章》诸篇较为突出。《离骚》中释句的例子上文已提到，这里再举几个释章节的例子。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昌披兮，惟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6句，通常认为是把句中的尧舜与桀纣对举，以认识历史上盛衰存亡的教训，而王闿运解释说：“顷襄受父命，如受禅而立，光明正大，无所嫌疑，如循大道。驳当时言怀王归不利之说。”并认为是“如今党人偷奉新君，名不正言不顺，故幽昧险隘”。再如，“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4句，王闿运对前2句不作解释，仅对后2句解释道：“咸池、扶桑，皆在东方，以喻齐也。饮马、总辔，言欲结齐为援。”又如，“吾令帝阍开关兮，倚阊阖而望予。时暧暧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伫”4句，王闿运说解云：“吾令云者，言己不知几犹谋反王也。帝，怀王也。关，秦武关也。阊阖又在其西，倚望帝也。幽兰，新进贤士也。已知王望归，故谋令阍开出之，而志不得遂，故更结贤人，少须时日也。”
王闿运在《九歌》、《九章》诸篇中的求新尚奇，主要是强调谋返怀王，这一点不仅体现在上述的字词注释中，也体现在句子和章节的说解中。
先看句子中的有关说解：
例如《九歌》中的注释，在《湘夫人》“时不可兮骤得”句下注曰：“骤，遽也。王不能遽返，当待可而后发。”在《大司命》“道帝之兮九阬”句下注曰“欲道王从间道以归。”在《少司命》“荃独宜兮为民正”句下注曰：“言必反怀王乃可定国。荃，怀王也。独宜，驳顷襄不宜。”又如《九章》中的注释，在《惜诵》“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2句下注曰：“向之、备之，欲迎怀王也。”在《抽思》“矫以遗夫美人”句下注曰：“美人，怀王也。矫者，原矫顷襄之命，为反王之谋，以此获罪不自明，不敢奔他国。”在《思美人》“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2句下注曰：“此述顷襄初年荐引贤才、谋反怀王之事。”
再看章节中的有关说解：
例如《九歌》中的注释，在《湘君》“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绸，荃桡兮兰旌”6句下注曰：“顷襄初年，召原谋反怀王，故驾飞龙也。当求贤草野，故遭道也。”在《湘夫人》“麇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4句下注曰：“言执政在廷迷惑也。……水裔，水边，言远不相及，喻合纵不成也。西澨，澨最西，入秦之道。言君召己，则当先谋入秦迎王。”在《山鬼》“采三秀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4句下注曰：“公子，顷襄也。顷襄所望者，归怀王也。君斥山鬼也，怀王未归，不暇还故都。”又如《九章》中的注释，在《哀郢》“惨郁郁而不开兮，蹇侘傺而含蹙。外承欢之沟约兮”3句下注曰：“言初与顷襄谋反怀王，外与之欢好，许其调和也。”在《抽思》“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3句下注曰：“顷襄贪位，不欲王反，托言秦不可和，当力战以复仇。”在《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4句下注曰：“白日，喻君也。出，谓怀王得反也。豫期王反，将强国息民。已得展志，故志壮词夸，不觉言之愉也。”
七 篇旨说解的求新尚奇
王闿运对篇旨说解的求新尚奇，几乎涉及每一篇。这里，先看他对《离骚》称“经”问题的说解。
王闿运在《离骚》篇小序中说：“依《章句》所言，则《离骚经》犹《逍遥游》，以三字为名，史公不容翦去‘经’字，而云作《离骚》也。屈于此作，託于《诗》之一义，故自题为‘经’，言此《离骚》乃经义，百代所不变也。”由此可以看出，王闿运认为《离骚》称“经”，是前人把《离骚》当作百代不变的经义的缘故。这一说解，有人当作是王闿运不拘古人、自标新说的例证之一（248页），笔者不以为然。此说除了认为“《离骚经》犹《逍遥游》，以三字为名，史公不容翦去‘经’字，……故自题为‘经’”之言有新颖之处之外，他言实为前人之说的沿袭和综合。例如，在东汉，王逸在他所撰的《离骚后叙》中就已有“《离骚》之文，依托五经以立义”（21页）之语；宋代学者周必大认为《离骚》“或推为经，虽为太过，未为无据也”（241页）；清初学者钱澄之亦言“经字自是后人尊称”（141页）。不过，王闿运说《离骚》是屈原“自题为‘经’，”则显得较为牵强。
与前文说解《离骚》篇旨一样，王闿运对其他作品篇旨的说解也是求新尚奇的。不过，他说解篇旨的方式主要是在篇首的小序中申说，有时也融入正文首章的注释或末章的注释中。此举例分述之。
例如，他在《渔父》小序申说云：“时原再放于沅，而渔父歌《沧浪》。沧浪，汉水所锺，在均陨之境。盖楚旧臣，避地沅、潭，故劳相问也。”在这里，王闿运认为篇中的渔父是隐居在沅、潭之间的楚国旧臣，并非真正的渔父，其解说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招魂》小序申说云：“此当楚去郢之后，原自沅暂归，忽悔悟而南行，君臣相绝，流亡无所。宋玉时从东徙，闻原志行，知必自死，力不能留之，因陈顷襄奢惰之状，记以招原，实劝其死，自洁以遗世不得已之行。”在这里，王闿运认为此篇的主旨是宋玉劝屈原自死，其诠释可谓大胆奇特。在《大招》小序申说云：“《大招》之作与《招魂》同时。《招魂》劝其死，《大招》冀王之复用，原对私招而为大也。若命已终，宜有哀情，不得盛称侈糜。或以为屈原招怀王，则‘魂兮魂兮’大不敬矣。今定为景差之作，虽知顷襄之昏，而犹冀其一悟。忠厚之至也。”在这里，王闿运认为此篇的主旨是景差以仁厚之心劝屈原等待时机，坚信有重新起用的一天。其解释不可不谓新颖独特。
又如，他在《惜诵》首章“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2句下注云：“本与顷襄谋反怀王，忽背之而以为罪。欲诵言自明，王怒益祸。又使王负不孝之罪，国事愈不可为，故惜之而自致愍也。今卒不存楚，亡郢失巫，己竟殉之，而志终不白，故悉发其愤，抒情而作《九章》也。”另在《惜往日》末章最后2句“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下注曰：“言己不毕词，则君终见壅，申作《九章》之意。”本来，按传统的解释，《九章》中的篇章多是写屈原被放逐后的痛苦生活和心情。而在此注中，王闿运认为屈原作《九章》的心理动机，是想表白自己谋反怀王归回楚国之志，由此而抒发内心郁结的忧愤之情，这与传统的说法有明显的不同，但却与《楚辞释》的中心内容有很大的联系。
顺便说明的是，王闿运在求新尚奇的同时，对前人注本（主要是王逸的《楚辞章句》）中的一些字词注释有时也会提出不同的见解。例如，对《招魂》“二八侍宿”句中“二八”的解释，王逸注为“二八，二列也。言大夫有二列之乐”，而王闿运的注释为“二八，谓年十六。叔师以为大夫有二列女乐，则下不得复言九女也”。
八 穿凿附会：求新尚奇带来的最大不足
由于《楚辞释》运用的是公羊学派的方法与路数，注释时专求微言大义，祟尚新颖奇特，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穿凿附会之说。可以说，贯串全书的求新尚奇，既是《楚辞释》的鲜明特点，但由此带来的较多的附会之弊，也成为《楚辞释》最大的不足。这里仅以《楚辞释》在字词句注释中的一些例子，来看其出现的附会之弊。
在《楚辞释》中，附会最多的是《天问》篇。例如，对“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句，王闿运解释为“顷襄新立，谀臣甚众，能令冬暖；怀幽已放，在夏犹寒”。对“靡蓱九衢，枲华安居。一蛇吞象，厥大如何”句，其解释为“喻己之失所”，“蛇喻秦，象喻怀王”。对“四方之门，其谁从焉？西北启闭，何气通焉”句，其解释为“怀王西客，不知所居。无门从入，以通其气也”。这些注释，把《天问》所提关于自然的疑问——与楚国的政治人事比照在一起，令人难以接受。《楚辞释》里的其它篇章，类似的附会例子也时有出现。例如，对《离骚》“雄鸠之鸣逝兮”句，其解释为“鸠喻后妃。雄鸠，夫人预政者，盖郑袖也”，此以鸠喻后妃，以为雄鸠可能是指郑袖，这完全是王闿运的主观想像。而《河伯》“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句，本是想像河伯登上昆仑山，盼望新娘将要到来时的心情如汹涌激荡的波涛，却被解释为“言怀王惑秦，伪说而绝齐”。对《思美人》“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句，其解释为“丰隆，云师，喻顷襄也。浮云，喻执政议论不定也”，此是把屈原的抒情幻想之词，同楚王和政治比附起来。由这些例子，可见王闿运的穿凿附会之一斑。这也正如今人姜亮夫先生所评价：“虽多想像推戡之辞，不无附会因缘之失。……然篇篇求与时世相应，句句关切怀、襄两世，遂至附会过多，不足以服人。”（247—248页）《楚辞释》的不足，还表现在无注音、不注方言字词部分章节缺注等方面，这些方面与它的穿凿附会之弊相比较，其不足的程度无疑是小得多，故此不作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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