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唐浩明以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名重海内，接着出版的《杨度》，再度受到广泛的青睐。《张之洞》刚一上市，人民文学出版社便将《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以《唐浩明文集》一同推出。在这皇皇九大卷、洋洋三百五十万言的历史小说中，唐浩明站在文明、社会进步的立场，对知识分子和民族文化既认同又批判，同时还将其纳入世界整体格局进行重构的历史理念，不仅极大地激活、提升了题材本身固有的史实内涵，而且使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的艺术形象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现实性，让我们由此及彼对古与今、中与外、情与理、理想与现实、个体与群体等关系问题作出深刻的反省和别具新意的阐释。从而使唐浩明的作品“政界和实业界人士普遍推崇，海峡两岸同时看好，一般读者也非常喜爱”，而且让人觉得有“味道”。

唐浩明选择晚清“明臣”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作为艺术表现对象，不仅具有历史眼光，还具有艺术眼光。晚清距今并不十分遥远，但人们对这三个历史人物却知之不详。唐浩明用文学的媒介把他们再现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这段历史的流转，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一方面，可以对这段历史有更全面的了解，更重要的是可以从清王朝悲惨的败亡中，总结出很多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从艺术角度看，曾国藩、张之洞和杨度，都曾被朝廷视为“中兴”的“名臣”，而且都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特别适宜艺术的表现。唐浩明借题材本身提供的契机，以其凝重、浑厚的风范，恢宏、阔大的气势，成功地铺展出一轴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画卷、晚清社会的真实历史景观。这的确是耐人寻思的。

一

晚清政坛，天崩地裂；晚清社会，民生凋零。因其黑暗，所以神秘；因其迷茫，所以困惑。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将晚清视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在战争的残酷、政治的搏斗、权力的角逐、王朝的崩溃中，再现了苦难民族的一段苦难的历史。

唐浩明以绘声绘影的多彩画笔，充分发挥长篇小说囊括一个时代、包罗无垠生活的优势，以晚清政坛的“中兴”与“败落”为中心骨架，准确、逼真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历史场面，形象、生动地支撑起一个系列规模巨大的艺术殿堂。《曾国藩》，它横跨20年，纵向数千里，截取了曾国藩一生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一系列重大行动。第一部《血祭》从1852年7月他四十一岁时回籍奔母丧和应命办团练写起，经历长沙激战、墨绖出山、衡州练勇、靖港惨败、攻战武昌、田镇大捷等战役，写到江西受困和1857年2月重蹈奔父丧之路为止。第二部《野焚》从1858年6月他再次出山，担任两江总督和攻陷天京前后，写到1864年10月遣弟国荃返湘为止。第三部《黑雨》写1864年裁撤湘军、整饬两江、东下巡视，后又办剿捻和天津教案等，直到1872年2月他六十一岁逝世时为止。对于这或纵横大河上下，或驰骋宫廷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作品不论是正面描写，还是侧面描写，都有精细的刻画和描绘，都能做到气势磅礴、腾挪有致。小说这种在“正史”基础上的对宏大历史场面的描绘，再现了一个历史时期广阔的生活图画。《张之洞》的故事主要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前10年间。这30年中国所发生的一切重大事件，如中法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镇压自立军起义、筹办新政等就构成全书的一个整体、一个全貌、一个全过程。它虽然以张之洞为中心，但所涉及的人物非常之多。既有晚清国政的当家人，又有宰辅式的军机大臣；既有大学士、清流党骨干，又有传教士、实业家；既有维新派领袖，又有戊戌六君子；既有巡抚、藩司、道员，又有衙门幕僚、书院学生以及身处社会下层的江湖郎中、僧侣尼姑等，这些人物纵横交错结织成一个庞大的网络，共同酿造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气象万千而又浑然天成。《杨度》，它从中日甲午战争、百日维新、皇族内讧、辛亥革命、帝制复辟，到丁未政潮、北京兵变、蔡锷独立、陈炯明背叛、“九•一八”事变等，在时间跨度上将近40年；在界别上包括政界、士林和民间三大区间的不同画面。庙堂运筹既包括日趋腐朽萎靡清朝宫廷的当政者的威势、权作和隐忧，也有紧张动荡、变幻无常的民初政坛革命者轩昂的气宇、庄严的激情和舍己为国的精神。精英灵性重在铺陈志士俊才们的种种人生壮举和逸事，渲染他们在官场与民间潇洒纵横、备受瞩目与器重的人生状态。民间传奇既表现了心性高洁的女子的爱情故事，又描写了哥老会草莽英雄和遍布各地的佛门居土独特的生命形态；既阐发了禅宗真谛、秘史要义，又展示了生存的辛酸、小农的意识。唐浩明将晚清七十多年的奇特世相，置于“三千年之一大变局”间绘制出来，其绚丽多姿、瑰异奇谲为作品平添了一种寥廓宏博、丰腴充实而又新鲜独异、惊涛骇浪的客观生活实感，显示出历史艺术重构的巨大张力。

作品还是无处不在又隐藏很深的“民族心灵的秘史”。一是社会灾难史。晚清宫廷，朝政不纲、窳劣无能、国势日颓、病人膏盲；晚清衙门，贪污腐化、官商一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晚清社会，“匪来如梳、官来如剃”、满目疮痍、百病丛生。于是，红墙内外、督府上下都笼罩在大厦将倾、民怨沸腾的惊恐中，江河湖泊、牙山东海都弥漫在战火纷飞、血流成河的惨败中；更有塞北大漠、南疆中原赤地万里、尸骨堆山，京城繁市、乡村僻野饿殍遍野、日月无光；还有典章文化、礼仪乐章斯文扫地，青楼红粉、勾栏瓦肆衰败楼塌、一泻如注，等等。唐浩明都以细流浸透岩层缝隙的笔触，把那业已逝去的晚清社会灾难史重新拷贝出来，历历如绘。二是精神屈辱史。《乐记》说：“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作者正是遵循这种生活的辩证法和长篇小说的美学原则，按照一个完整的艺术构思，从清王朝的衰亡过程，写出人的精神的屈辱史。在唐浩明这三部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活得洒脱的人。他们不是在丧权辱国的痛苦中挣扎，就是在新旧交织中搏斗。他们活得一点都不痛快，在整个时代的不痛快中迷茫、怅惘、困惑。在《曾国藩》中，面对北京既陷，圆明园被烧，咸丰皇帝仓皇出逃，并死于承德；在《张之洞》中，“京师陷落”，帝后逃往西安。“对于国家来说，这是何等耻辱！”由于内乱外战，四野萧条，万民涂炭，不仅乡村的农民衣不蔽体，还出现了人肉公开出卖。对于人的尊严来说，这是何等亵渎。于是，国破家亡的屈辱感，江山易主、腥风血雨的哀痛感，便流荡在唐浩明的历史小说之中，汇聚成一股强劲悲凄的“亡国之音”。三是民族悲剧史。清王朝崛起于白山黑水、林莽之间，从统治中国朝气蓬勃的百年辉煌，开疆拓土的物阜民殷，到奸邪纵横的浊世乱道，丧权辱国的悲剧史，也就是一段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的悲剧史。作者正是以一种浓郁的悲剧气氛，写出了朝代更替、历史兴废的悲哀与凄怆。在《曾国藩》里，清王朝就已濒临坍塌、日益腐朽。慈禧当政晚清四十多年，她虽御外无能，却祸内有方。颟顸懵懂的摄政王载沣刚一掌政，那“历史上的最后一朝也就逐渐沉入历史的海洋，而任人鞭尸了”。唐浩明写清王朝被毁灭的悲剧，寄寓着他满腔的忧思和悲愤，借长篇历史小说来宣泄心中的郁愤，追究兴亡的原因，寻找社会的出路。作品涌动着一股屈原式的爱国主义激情和难以遏止的亡国哀痛，故而才那么哀婉深沉，悲壮动人。

二

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的思想精髓，是正面观照中华文化精神和这种文化精神培养的人格，进而探究仕宦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作者对于浸透了文化精神的人格是情有独钟而又极为痴迷，他虽也渲染社会的变动，但真正的目的，则是在富有文化价值的人格中，穿越社会，深入腠理，展示“大变”。支配中国社会几千年的仕宦文化特征，它的人伦精神、思维方式、等级观念，以至伦理型文化的特征，均可以通过人格的结构反映出来。唐浩明长篇历史小说有多少充满魅力的人格啊，曾国藩、张之洞、杨度、王闿运、李鸿章、袁世凯……，哪一个不是陌生而复杂、深邃而幽远。其中，曾国藩、张之洞、杨度尤其被作为中华文化人格的代表人物，在作品中占有统领各自全篇的地位。

曾国藩这个事业有成但悲苦兼尝的“圣者”形象的成功塑造，本身就是一种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集大成。他的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负荷，他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为仕而读，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仕途文化的全部要义，他的顽健的存在本身，即无可置疑地证明，封建社会得以维系两千多年的秘密就在于有他这样的栋梁和柱石们支撑着。作为活人，他有血有肉，作为文化精神的代表，他简直近乎人格神。

曾国藩人格中雄强坚毅的精神，是一种“历尽艰难争成就，费尽心机保成就，直至为成就所累的奋斗历程”。他出任之初，就立下了宏誓大愿：步夔皋之后尘，辅尧舜之明主，再造国泰民安之邦、海晏河清之世。退而求之，也欲“犹当下同郭与李，手提两京还天子。”因此，他从墨绖出山到攻克天京，遭到过靖港惨败、湖口受辱、三河失利、祁门被困等挫折；经历了绿营与湘军的矛盾，湖南水陆提督鲍起豹的寻衅闹事；遇上了湖南巡抚骆秉章和湖广总督官文的事事掣肘，朝廷防之如虎狼的处处荆棘。在万条绳羁、步履维艰面前，曾国藩不是畏缩不前，而是凛然奋起。于是，他屡败屡战，愈挫愈奋，倔强死硬，宁折不弯。可见他的精神之可惧，生命力之泼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勇毅、“尚志”精神贯彻始终。终于完成了“功比郭李”的勋业，带来了“同治中兴”。

曾国藩“居闾里一呼万应”，得益于他人格力量的张力。做人，他是孝顺的儿子，重情的丈夫，仁义的兄长，慈爱的父亲；做官，他是公正宽厚的上司，恭顺而有作为的下级，有定见但好打交道的同事；作文，他词切理辟。他惜才重义，对杨载福危急之时救落水女孩十分赞赏，对得到康福这样重义薄利的人才十分欣喜。他不计往嫌，大力推荐左宗棠，他与极富血性、重情重义的儒将彭玉麟之间的友情和对太平天国之中俊才的评价，都显示了曾国藩的品格和高识。他虽官居显位而饮食起居十分简朴。他的慎独，他的一丝不苟，都让人惊叹。他要凭着自身的活力坚持到最后一息，正是这种精神力量，使他享有桃李无言的威望。

作为以儒学入世拯世的理学名臣，曾国藩又在阅读《道德经》、《南华经》中得到了某些顿悟，对于中华传统文化中长期积淀下来的可资以为治的有用之说，采取积极吸纳的态度。而且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突破“夷夏”界限，首创洋务，创办机器制造局，聘“洋人”为工程师，派遣“中国幼童出洋”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家族内部，他把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言传身教，用心良苦。军务繁忙他还深夜秉灯为儿子批改作业，聘请外籍英文教师为儿子授课，并强令儿子出国深造。这种开明的治国治家之道，可谓超出他同辈人的眼光与思想高度，站在了时代的最前沿。这种品格是以开一代风气之先而进入了人格神的境界。

然而，曾国藩的人格又是矛盾的，体现着封建文化的两面性：他最仁义也最残忍，最坦诚也最虚伪，最刚烈也最怯懦，最腐朽也最开放。他在初创湘军时杀人如麻，主张“乱世须用重典”。他标榜“平生以诚自信”，但对待太平天国的降将韦俊叔侄的问题上，却做了食言而肥的事情。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曾国藩明知公理，却要秉承朝廷旨意逆天道而行。“内惭神明，外惭清议”，他痛心疾首地哀叹“萃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他叩问苍天，“天意从来高难问”，他扪心自责，他的灵魂在战栗、在流血。原来这个最敦厚的长者又是最冷血的食人者。毫无疑问，曾国藩是有崇高的奋斗精神，但却没有找准道路；他在辉煌的功名之路上达到顶峰，却又被“背信弃义，残忍刻毒”轰塌了偶像；他的思想是保守、倒退的，但他的人格又充满沉郁的美感，体现东方化的人之理想。只要我们懂得把封建思想与传统文化区别开来，曾国藩的某些精神品性在今天仍具某种超越性和继承性。

的确，曾国藩把“仁”、“道”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他的私德也几乎无可指摘，这容易使人产生作者是否全盘认同传统文化价值标准的疑问。只有把与曾国藩稍晚的张之洞、杨度一起来考察，才能看出作者的思考是深刻的。如果曾国藩是完备的道德人格，张之洞就是圓滑的仕宦人格，杨度则是功名的功利人格。曾国藩一生正气浩然，张之洞一生先正后滑，杨度一生摇摆不定。这种人格的对照，精神境界的较量，似可看出传统文化人格的逐渐滑落。张之洞是毕生身体力行地实践“中体西用”的晚清重臣兼知识分子精英。他“是个志大才大自视甚高的人，从小起就盼望着今后能经天纬地出将入相，给青史留下几页辉煌的记载”。因此，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命运，在还没有执掌大权的时候，就“为自己愁，更为国事愁”。这种心系天下的热情，便是他一生行事最基本的原动力。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祟厚同俄国签定的卖国条约那样地起而抨击之，才会对四川地方官残害当地百姓的“东乡惨案”那样地义愤。尤其是他出任湖广总督期间，破天荒地借鉴西方的强国方略，办工厂、开矿山、建学堂、练新军，成为洋务运动的“殿军”。他的心理素质的强韧，他的与时维新的开拓；他的不惧苦累、不惧风险的实干精神，他的不徇私情、清廉自守的为官之道，使他享有晚清干臣的盛誉。

张之洞是致仕的人格典范，他少年解元，青年探花，中年督抚，晚年宰辅，可谓一帆风顺地达到权力顶峰。这一切，正源于他的乖巧灵活与重视变通。张之洞虽跻身清流党，但他却不像张佩伦等那样一味慷慨激昂，攻讦不留情面，只求痛快不懂转圜，而是在奏折和召见时尽可能关注经济，讲究务实，重在言事而少言人，为朝廷设想应对之策。当张之洞在山西亲眼目睹了西方传教士李提摩太蒸汽机等科学实验之后，“不得不在心里表示赞同”，他终于认识到在经世致用和科学技术方面，中国确实“一点能耐都没有”。他感到有必要向洋人学习，“不管他出自何种目的，我至少可以从他那里取来为我所用之物”。这表明他思想观念上已产生了新的嬗变，身上的求“变”的那一部分内涵得以凸现。这不就是典型的洋务思维吗？尽管他的改革是渐进的、温和的，是站在传统文化和“圣”教为本的立场引进西学办洋务的，但他的魄力与魔力，他的思维与威望，他的圆滑与乖张，又使他的洋务不仅限于军事，而是扩展到了相关产业，这个深沉的精魂似的人物远不是一般洋务派可以望其项背。

但张之洞又好大喜功，使气任性，喜好形式主义那一套，最后功亏一篑。他惨淡经营的钢铁厂和铁矿因管理混乱、贪污成风而导致严重的亏空，办不下去了；他本人的“修身”也在欲望的诱惑面前不堪一击：本来，他与先后故去的前几位夫人之间，以及与民间女子佩玉之间的爱情都是用情守礼的典范；最后他不仅对洋女子也产生艳羡，而且公开纳妾享乐。查禁鸦片是他初到山西任上的一个重要举措，并为他带来了盛誉；可享乐欲望使然，最后他又吸食鸦片。张之洞个人节操的有始无终，恰好预言了儒家文化人格最根本的东西在现代社会的全面崩溃的命运。他临终前发出了这样的感叹：“这一生的心血都白费了。”昭示了张之洞文化自救的失败，传统文化人格日渐衰微下的滑落。

杨度的进取与奋斗、执著与好胜，都不失为血性男儿。他非韩薄柳、博闻强记，说明他自身素质的不同凡响；他两渡东洋、研修新学，成为中国近代史上较早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知识分子；他风流倜傥、血气方刚、壮志凌云、胸无沟壑，广交社会名流；他投师于王闿运门下，深得其帝王之学三昧，培养了极强的用世之心。在国势衰微，“西山王气但黯然，极目斜阳衰草”的历史时刻，他参与公车上书，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仍积极谋求改良之策；他深入研究日本政体，力主宪政治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惜借他人之“尸”还君宪之“魂”，“为中国立宪画出一个精彩的蓝本”；他把“金铁主义”作为自己“治理国家的大纲领”，把“政俗调查会”当作推行金铁主义的政党组织。所以一俟朝廷宣诏，立刻到宪政编查馆上任，满腔热情地准备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其用世之心，可谓肝胆义烈，至死不悔；“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真是至悲至壮，至哀至豪！

控制杨度的人格核心的东西，是“情”、“义”二字。他重情、守信、豪横、仁爱，自觉地捍卫着宗法文化的神圣。杨度一生忠实跟随袁世凯，协助和参与许多大事的策划和实施，成为袁府的高级幕僚。当袁世凯由于载沣的猜忌排斥被驱逐出京时，在冷冷清清的前门车站，唯独他与严修前来为袁世凯送行。之后，杨度又一直与袁的家乡洹上村保持密切的联系。袁世凯回北京后，袁的旧时官场朋友均小心翼翼，躲躲闪闪，唯有杨度大大方方地出入袁府，毫无顾忌，从不避嫌。他与孙中山之道不同，但有一言为定：“我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事成，我将助先生。”几十年后，果真孙中山成为国人拥戴的共和领袖，在陈炯明叛变的严重时刻，杨度虽然此时万念俱灰，但仍义无反顾地践约游说军阀曹锟遏止吴佩孚应陈炯明之求出兵围攻孙中山。他的一诺千金的慎独精神仿佛是天生的，人者，仁也，包含着讲仁人，重情义，尊礼法，行天命的复杂内涵。他受过系统的儒家教育，对儒家文化精义的领悟身体力行，真是活学活用，无与伦比。

杨度人格的文化内涵又相当错杂。他幻美、无定、贪婪、轻浮，对功名心向神往，也耐不住半点寂寞，企望飞黄腾达，拜相封侯。为了推行帝制，他不惜用权谋手段欺骗严复；借研讨之名，依靠袁克定之势，形同挟持邀请梁启超钻入他的圈套。明知袁世凯并不愿实行君宪，他依然把赌注押向袁世凯；明知公决国体无望，仍然联合汪精卫发起所谓“国事共济会”。在事与愿违，受到多方指责，草草收场之后，仍积极参加南北谈判，其要挟之状溢于言表。当恢复帝制后，杨度既未入阁，更无阁揆之望。袁世凯对杨度是“用用可以，当宰相不行，他不是大器之材”。他却仍不省悟，又不顾客观实际，重弹君宪老调，公然逆历史潮流而动；当一篇《君宪救国论》博得袁氏父子欢心，他竟忘乎所以演出一幕重金包妓的“风流壮举”。结果，失败得更为惨痛：通缉在身，众叛亲离，遁入空门。其膨胀的私心，得意的轻薄，摇摆和妥协的心性，终于使他以多变无持守著称于世。

作者把曾国藩的道德人格、张之洞的仕宦人格和杨度的功利人格比照着写，意在表明：曾国藩固然感召力甚大，但终不过是凤毛麟角，他所坚持的，是封建阶级和家族长远的、整体的利益，他头上罩着圣洁的光环，具有凛然不可侵犯的尊严。张之洞既主张维新又坚决守护旧文化，但他身上许多东西仍然呈现出充分的精神价值，而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是一个极高明的策略”，它蕴含的历史辩证，在今天仍有它的“革命性”。虽然杨度最终选择了革命，从而给他的生命镀上了亮色，但他的摇摆和脆弱，以至为名利而不惜气节，就是对道德人格的亵渎，是一个名节不保的怪癖。于是，曾国藩的维护礼义，就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是晚清社会各式各样反叛者的挑战，一方面是本阶级中如张之洞、杨度们的挑战。江河日下，道将不存，正好再现了传统文化人格滑落的历史现实。

三

唐浩明在曾国藩、张之洞、杨度身上，展现出的人格魅力和文化光环，是对人的重新发现，也是民族灵魂的重新发掘；同时他又是站到了时代的、民族的、文化的思想制高点来观照历史，以代表智慧之光、民族心史和宗法文化悲剧的人物来贯穿三部长篇之中。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每一次大变动，都有他们在各种场合的重新聚合与凝结，都在加深这一悲剧。把他们在政治上的党派斗争，军事上的派系斗争，经济上的状态和人与自然的斗争，纳入到文化审视的大框架中。虽然，它突出着人的主体地位，深挖着个体的文化内涵，但是，倘若脱离了具体的政治经济斗争，它给自己规定的文化主题无论多么高深，也必将流于虚飘。因此，在这三部长篇小说时隐时现的众生不是抽象的文化符号，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具体的、历史的社会实践和相互猛烈撞击而又相互依存的关系。他们一个个展现出丰沛的文化性格，就把真实性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王闿运是贯穿《曾国藩》、《杨度》始末的一个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大诗人兼大名士。如果说曾国藩只达到道德境界，那么，湖湘名士王闿运则进入了天地境界。他确乎继承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如为拯救黎民苍生置虎帐刀枪而不顾，力劝清廷重臣曾国藩取而代之，入肃顺幕府做西席等等，突出表现了他极强的封侯愿望。但又有独善其身、淡泊退藏的一脉，当他对无帝王才具又无南面称王胸怀曾国藩的彻底失望，对咸丰帝所倚重权臣肃顺依托宿愿的破灭，毅然结束云游海内、奔走权贵的生涯，设帐授徒，著书立说。袁世凯想借他的名声欺骗舆论，以功名诱引他写国史，他却将中华民国比之为瓦岗寨、梁山泊，除了拿薪水谈诗文，正务一件不干，表现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凛凛气节。他又明察秋毫，料事如神，未卜先知。他察觉到清政权的腐朽残败，就预觉其分崩离析的命运；他洞悉湘军、淮军的崛起，是中央军权地方化酿成藩镇割据的起因，无论其政体形式为帝制或共和，都将覆水难收；他认定刚愎自用的袁世凯非命世之主，不值得辅佐，干脆一走跳出是非圈，全身远祸。这样的描写，文化气息是再浓厚不过了，但这还只是文化理想的“人化”，更接近于抽象精神的化身。

其实，他的率真、淡泊，追求全真葆性，是他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的境界，其心理结构体现了传统文人儒道互补并存。他用玩世不恭的方式表达目空一切的内心世界，以指桑骂槐、旁敲侧击嘲弄不合理政事；他兴致勃勃地为旧时的烟尘知己书写《洛神赋》，故作老眼昏花地认“新华门”为“新莽门”，都生动地表现出这种精神特征。作者这样写一代名士的逍遥，不是与他一贯主张的经世致用背道而驰吗？我认为：这里表现的不是中华文化的深厚、博大、源远流长、根深叶茂，也不是中国文人几千年一贯制的功名奋斗模式在近代中国必将衰败没落的历史命运，更不是显示出传统文化精神在任何时期皆能自强自立的内在素质和能力。而是借助比较文化的眼光，看到传统的书院文化面临的挑战，才能更深刻地探索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

李鸿章是仕宦文化营垒中熏陶出来、执掌晚清政权的栋梁之材。为了培养这个晚清重臣，曾国藩耗费了多少心血啊，在翰林院，曾国藩就悉心指导李鸿章读四书五经，做八股文、应试诗。紧接着通过朝考，成了一名翰林院庶吉士，以极为清贵的身份进入官场。李鸿章在不得意时，又从安徽来到江西老师曾国藩的帐下，为消除李鸿章的心高气傲、性格疏懒，为人不实在，细节不检点的毛病，曾先是不理不睬，继而教训他：“既到我这里来，就要遵守我的规矩。我这里所崇尚的，唯一诚字。”真是惕惕历历，如履薄冰，李鸿章也果然不负厚望，一副天资聪颖、精明能干的神态，当他受命卫戍上海，短短一两年里，就连克常熟、苏州、常州等苏南重镇，军威大振；他接办对捻作战，只一年多功夫便将东捻扑灭，第二年又将西捻平息；朝廷再次调他处理老师未竟事宜，他大刀阔斧，不畏人言，将天津教案强行了结。他从军功到职位都俨然与老师平起平坐了。“曾国藩甚至认为他的临机应变以及与洋人交往等方面的才干要胜过自己”，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尤其在曾国藩去世后，他执掌晚清军事、外交大权30年，既使以淮军为基础的北洋集团逐步壮大强盛起来，在晚清军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又将洋务运动大规模地在全国铺开，成为晚清政治中的重要内容。

可是，这个“替手”在“德”上也潜藏着危险。此人“不可共患难”，还老谋深算，一个诡计，张佩伦、陈宝琛纷纷落马却还找不到凶手；他溜须拍马，圆滑世故，眼睁睁望着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个从会试朝考中脱颖而出的晚清政坛精英，经过了从人格的分裂到贪欲的放纵的迷恋；他官瘾太重，因而常常做些食言而肥的事情。小说写他在攻打南京时的工于心计，与曾国荃的恩怨，其实在写“德”与“欲”的分离，权欲的冲动对人的德行的挤压，颇为深刻。

唐浩明小说中的人物，除曾国藩以外，几乎所有人的性格都是在三部长篇中完成的，为了一个“权”，似乎谁也不能容忍谁，谁又离不开谁。家族之间如慈禧与光绪皇帝，师生之间如曾国藩与李鸿章，官僚之间如李鸿章与张之洞，帝党之间如杨度与袁世凯，主仆之间如曾国藩与康福……除了王闿运与杨度的关系有些特殊，其余的真是斗得难解，合得难分。在《曾国藩》中，曾国藩对李鸿章“不患无才”，“所患正在德上”，并“为此隐隐心痛”，但他又给朝廷上奏：“劲气内敛，才大心细，若蒙圣恩，将该员擢署江苏巡抚”，使学生得以羽翼丰满。而到了《张之洞》中，曾国藩已经去世，李鸿章在向恭王“一吐苦水”中称曾国藩是“见高识远，老成谋国”。这种不弃不离的描写，正是进入了规律性思考的表现，颇有参透了天地造化的味道。作者的创造性在于，他在充分意识到西学为用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下，把传统文化眼光与西方现代文明交融互渗，从而把倒行逆施必将自取灭亡的历史真实写得入木三分。对袁世凯颇有新意与深意的塑造，即是一例。

袁世凯不是李逵式的草莽英雄，也不是曾国藩式的道德干臣，而是没有主义、不守游戏规则的枭雄。袁世凯的人生没有信仰，只有目的。袁世凯书虽读得不好，但有过人的识见和勇敢。他对张之洞毕恭毕敬，因为他看到的“是一个衰朽老翁，不可能成为自己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竞技场上的对手”。他倡导变法，和维新派打得火热，关键时刻他又叛变告密。这种利禄熏心又不是彻头彻尾的，他还要挖空心思为自己的行径辩解。袁世凯被推上了政治权力的巅峰——终身制大总统，他也利用革命派的势力要挟清廷退位，建下了一定的功勋。然而，又是这个袁世凯在当时特殊时势的激荡和由遮遮掩掩而到恶性膨胀的政治野心的交互作用下，他又复辟帝制。最后，又在全国反帝浪潮风起云涌、死神渐渐降临之际，他才用含有疚意的目光对儿子说：“我要撤销承认帝位案”，表现他仓皇无主的心态与至死也未失去对权欲的贪恋。

袁世凯经历的文化意味引人深思。虽然他老谋深算，阴狠圆滑，敢作敢为，虽然他大臣、小人、总统、首犯一身而多任，但他仍然“聪明反被聪明误”，他的困境实为我们民族文化困境。若仅从文化意义看，他的称帝比起李渊、朱元璋的称帝来，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进步。尽管他比李渊、朱元璋行动得多、鲁莽得多，但他没有真正清醒自己的信仰与主义、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与使命，更不具有封建帝王的操守。他在世事如麻的棋局中撞来撞去，不是说话前后抵牾，就是做事不择手段，虽精于权术，乱中取胜，也只是一时的成功。这就说明，人心和历史走势对于任何逆历史潮流而动者都必将构成无可抗拒的威压，历史的沧桑、历史宿命的无常性背后，是历史本质规律的庄严和力量。

四

在新时期长篇历史小说中，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具有独特魅力和艺术风采。

首先，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在艺术上形成了政治描写与文化抒写的统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政治积淀着观念形态的文化，文化又是政治形成的前提与反映。这正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于是人们将其衍生为“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一样，政治与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残酷无情的，有时甚至是流血的。对于要构建“三十年之一大变局”的“民族秘史”的长篇小说作家来说，描写好政治与文化是十分关键的一条。在这一点上，唐浩明的艺术实践提供了很好的启迪。它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晚清的政治构成及文化态势的洞察。晚清王朝政治腐败，内乱外患，他们既要利用汉族精英为我所用，又要采取防范的措施。而身为晚清重臣又具有深厚学养的曾国藩、张之洞则对清王朝的所谓“中兴”、“西学中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个复杂多变、战云密布的权力政治变换交替的时代，作者勾画出的就是政治与文化的丰富图景和真实态势，其间，既有重大政治决策酝酿过程中幕后密谋的风吹草动，也有高层决策会议的剑拔弩张；既有实权派的太后贝勒们的飞扬跋扈，也有汉族精英们的小心翼翼的察颜观色；既有签押房的运筹谋划，也有在野党的唇枪舌剑；既有战场上的生离死别，也有酒席筵中的荣辱悲欢……与此相辉映的，就是隐含在其中的惊心动魄的政治角逐和权力斗争。如张之洞“破格越级擢拔”为朝廷重臣出任山西巡抚一事，表面上它只不过是朝廷下的一道谕旨，实则它却包含了当时晚清君臣干员之间极为诡谲复杂的政治用心和机谋权变；慈禧越级提拔张之洞，是为了制衡功高自大的李鸿章、曾国荃等人；醇王极力举荐，则意在拉拢；堂兄张之万中间斡旋，为扩大自己在朝中的势力。而张之洞在接到谕旨的当天晚上，就独自一人前去醇王府拜谢。为了未来的政治前途，张之洞和曾国藩无不殚精竭虑地跻身于当时满汉之间、庙堂之上和群僚之间去贡献自己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学会了世故圆滑、尔虞我诈、残忍专制的权术。这就是政治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与残酷性。作者把它细致地描写出来，意在展示它的刀光剑影、博大精深。

除了用政治文化眼光统率全局、化解全局外，另一突出的特点是，找到了一种有能量、有张力的叙述方式。作为现实主义作品，它无疑在认识方式和概括方式上继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的优势，但它又不是原有现实主义的概念、范畴、方法特征可以完全概括的，而是明显地、有意识地克服着以往现实主义的某些局限，它有如一股叙述流，融动作、心理、质感、情绪于一体，推动情节，浩浩乎漫流而下，取代了笨拙的对话和慢悠悠的描写，是一种致力于回到事物本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的表现。唐浩明的历史小说特别敏感于捕捉凝聚着复杂社会历史关系的人物。他们一头连着宫廷帝王后妃，一头连着各级地方官吏的朝廷重臣，以此为主线，用一种俯瞰般的整体观照和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强调叙事情节因果链的前延后递，并将它纳入历史大框架中按照现实主义的事理逻辑进行编码。这种笔力雄健地再现晚清历史的风云波涛，不仅散发出浓浓的书卷气，而且有很强的理性穿透力。

唐浩明的历史小说决不仅仅是叙述气度大，典型性格的惨淡经营仍是他的核心。不过，他对典型性格的理解更侧重于典型的文化人格。在对人的描写上，唐浩明一方面强化强烈的、不可臆测的命运感；另一方面强调极具多变的、不可重复的曲折性。每一个人物都沿着自己的命运轨迹在运动，到处都是活跃的元素，而每个人的命运又都不是直线，无不极尽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冲波逆折，腾挪趺宕之妙。《曾国藩）》第一部里两次描写曾国藩战败投水自杀，两次均被幕僚救起，这并不是他懦弱的表现，而是人生的复杂、曲折、丰富的真实显现，是深化了的现实主义的表征。不是深刻地洞悉人物，不是大力排除“理念”和“本质”的干扰，人物是不可能如此充分地暴露自我的。

随着作者对人本身的重新发现，人的自身世界的扩大，作者表现人的手段也更加丰富了，突破了拘守理性的传统现实主义的疆界。作者把潜意识、性力、死亡意识等现代主义感兴趣的领域和手段，大胆借进了自己的方法世界。其中以通过潜意识活动来激活人的精神与活力显得尤为突出。潜意识是精神活动中最基本的过程，对人的行为和思想有决定性影响，它包括个人的原始冲动和各种本能，及与本能有关的欲望。尽管潜意识中的种种本能欲望、情感和思想被压抑和排挤，但它们并不泯灭，且会不由自主地积极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个体的行为，产生潜在的精神力量。如《曾国藩》中曾国荃吉字营攻打安福城的勇丁“急着要发财，都猛冲猛打不怕死”，“交战不到半个时辰，安福城便易了主”。就是以“发财”激活勇丁的潜在能量，从而形成一股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打了胜仗。张之洞（《张之洞》）面对32名两湖书院去日本留学的留学生，便激动不已地说：“好好的学本事吧！”“你们一旦学成回国，那就不得了啦！要银子有银子”，“想做官也容易……只要有真才实学”，“个个都会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这赤裸裸的演讲，激发出的是“雷鸣般的掌声”，萌动着的是“高涨的激情”。《杨度》在描写杨度个人的权力欲望及其膨胀过程时，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杨度虽没有得到五等爵位之封，但他不失望。他知道自己的大封是在太子登位之时，而不是此刻，此刻是要让那些老朽及兵痞子们得到好处，用以换取他们对帝国的支持，自己今后一匡天下的日子还长着哩！”杨度的心，始终被“拜相封侯”、“未来的房玄龄”的欲望燃烧着。所以，他愿“士为知己者死”，用不竭的活力为袁世凯两肋插刀。在这个过程中，权欲像生生不息的诱饵，使人的心灵时刻处于亢奋状态，虽有不同画面的组接、转化、情感意象化衍生出的客观关系，但主要还是情绪动力和行为动机的作用。从而使人的潜在力量与心灵奥秘得到较为完整的显示。上述这些激活人的潜在意识与能量的展开描写，正如著名法国作家雨果在谈到历史小说时所说，它们似乎“给一切都穿上既有诗意而又自然的外衣，并且赋予它们以产生幻想的、真实和活力的生命”。显然，唐浩明写潜意识，不仅写出了人物的内在心理的逻辑性，而且笔触是如此的细膩、如此的深邃，真是令人惊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