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藏书史上，湖南出名的藏书家并不多见。但到了近代却涌现出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藏书家，如道州何子贞，湘潭袁芳瑛，岳阳方功惠以及集藏书、目录学为一身的著名学者——叶德辉。对于叶德辉，也许不少人了解的仅是一个“地头蛇”，一个“大劣绅”，而对其学术上的成就却相对了解较少。本文拟对叶氏的学术思想和活动进行一番浅显的分析。

叶德辉(1864一1927)字焕彬，又字奂份，号直山、直心，又号郋园、郋园老人、丽楼主人等。其祖上世居江苏吴县洞庭西山，至其祖父因避战乱于道光末年才搬迁至长沙居住。后经其业师湘潭徐崎云介绍捐得湘潭县籍，并得以凭湘潭籍而成进士。其父叶俊兰，字雨村，善染技且颇知生意之道，在长沙坡子街开公和染坊。后在小西门正街与人和伙开设玉和槽坊。及至积资渐丰，又在其岳父的资助下到甘肃经营茶叶而致富，于是在湘潭广置田产成为大户。叶德辉１５岁时曾学经商，后重入学。17岁时入岳麓书院读书。光绪十年(1884)考入县学附生，次年乡试中举。光绪十八年(1892)会试中试第九名进士，殿试二甲，朝考二等，分发为吏部主事，是年28岁。叶德辉为官只为图个名声，对当官并无太大兴趣，更何况是月薪七两的小官，故而当他得知这个“钦点主事，观政吏部，保升员外郎加四品衔”的出身后不久，以乞养为名，请长假回到湘潭，并开始了他的藏书、著述、刊刻生涯。当然在这期间，他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一些劣迹。1927年4月11日被农民协会镇压于长沙浏城桥外积字岭，是年64岁。

在中国古代藏书史上，一般藏书家所藏的书大都代代相传，有些“世袭”的味道。虽然由于天灾人祸不一定能传下来，但上辈若为藏书家，下辈藏书也颇为可观。在吴晗先生的《江浙藏书家传略》中，江苏吴县叶氏藏书家代代有人，象叶奕、叶盛、叶昌炽、叶奕包等都是颇有名气的藏书家。叶德辉先世亦有藏书，只是到他时所剩不多，其中有顾炎武、惠栋、钱大昕等人的著作，唐宋诗文集，毛晋汲古阁所刊经史残书及经叶盛、叶树廉等人所收藏的旧籍。他从小就经常阅读这些遗书，耳濡目染养成了嗜书之癖。他在岳麓书院读书时，所得奖金不少，全部积累下来用以购买书籍。他一生当中或家居潇湘，或北览燕云，或东游吴门，所到之处无不致力于搜寻古籍。正如他的学生刘肇隅在《郋园读书志•序》中所赞叹的“竭四十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

叶德辉中举不久，第一次来到北京会试，每天到琉璃厂、隆福寺等书肆访书得到不少初印佳本。光绪十二、十三年，湘潭袁芳瑛的藏书散出，大部分廉价卖给李盛铎。此时叶德辉因资力有限与李氏竞争不过，只能望书兴叹。不过，他还是收拾了不少残本，或抄或配，得到一些零散的袁氏藏书。光绪十五、十六年，叶德辉第二次到了北京，正赶上河南商丘宋莹的纬绣草堂藏书和山东曲阜孔晋涵的红桐书屋藏书散出，运到北京书肆出卖。他选择了不少珍贵版本，如明活字本《太平御览》及清康乾诸学者名流所校、所藏之书，共得12箱运回湖南。在北京时他住在郡馆中，每天翻阅《玉函山房丛书》，发现其中引据资料有不少讹漏。他下决心找来原书一一校对补充，所以特别留心广搜书籍。光绪十八年中进士，自北京回到长沙家中，居家十余年间所得书籍也很多。尤其是善化县一位张姓的藏书家长期在山东为官，买到了王士祯池北书库、诸城刘喜海味经书屋和历城马周翰玉函山房的藏书。张氏购到这三家的旧藏不少，运回到湖南。后来这些图书也归到叶氏观古堂中。1900年以后，叶德辉又结识了一些日本学者和藏书家，经常和他们互赠、互换书籍。他用自家观古堂所刻的丛书换取了许多日本影印宋元本医书和卷子，又和国内学者互通有无，所得书籍也不少。至辛亥革命那年，他所藏图书单本已达16万卷。如果把复本计算在内，则有20多万卷。这些书分装于1368个书箱之中，实乃“富甲天下”。

叶德辉的藏书处有观古堂、丽楼，郋园是他所居之园。藏书印有“叶德辉”、“德辉”、“南阳”、“丽楼”、“观古堂藏”、“郋园”、“郋园过目”、“郋园手校”、“观古堂鉴藏善本”、“叶德辉鉴藏善本书籍”、“叶德辉焕彬甫藏阅书”等。其藏书特点是:一方面所藏宋元精本不少;另一方面叶德辉虽爱惜宋元刊本，但不专重于宋元刊本，而是注重于搜集清朝以来精刻、精校、初印的书，尤其是清朝诗集，收集比较齐全。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丰富的高质量的藏书，才使得叶德辉在目录学、校仇、刊刻、著述等方面深入研究并有所成就，丰富的藏书是他得以成就的重要前提。

叶德辉的治学活动开始于他弃官回藉。回乡后的他“益肆于学，其家故多藏书……因尽读之，复日搜购，勤勤钩考”。他对目录学较为系统、较为严密的研究也始于其时，因此，被认为“声名益高一时，从而问业者远及于海内外”，且“怀才既多，至旁溢碑版摹印，占卜星命，绪杂流亦俱精绝”，是继王闾运、王先谦这二大湖湘尊宿而后起的学人。在此期间，叶德辉较重大的成就是汇刻了《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阁丛书》、《丽楼丛书》，撰写并雇工刻成了《消夏百一诗》等书。作为其对目录学研究的重大成果是他写成的《书林清话》稿本。

《观古堂汇刻书》是光绪壬寅年(1902)由叶氏印行的大部丛书。该书至1919年重编，汇刻了自唐以来各种旧抄旧刻数十卷。叶氏的另两部丛书是1907一1908年间刊行的。这三部较大的丛书是叶氏花费心血校勘的，其中大部分子篇都有叶氏的叙、跋、题记以及各书的稿本收集情况，版刻的流别，校勘之疏漏等等。《消夏百一诗》(1907)和《书林清话》是叶氏撰写的。前者仅为叶氏玩赏字画、金石等的杂咏诗抄，而《书林清话》则是集他对目录学、版本学、书志学研究之大成的上乘之作。

自辛亥革命后到1927年叶氏卒，这期问是叶氏治学、著述、刻书以及对目录学等研究的全盛时期。此间他所撰的书有《郋园北游文钞》(成稿于1892年，1922年付印)，《观古堂所著书》(1916年)二十五卷，《郋园六十自叙》(1923年)等;所编纂的书目与题跋有《观古堂藏书目录》(1915年)，《郋园读书志》(1919年)，《观古堂书目》等;文字学方面的撰述有《六书古徵》(1916年)，《弨园小学四种》(1927年)等。除了以上所述外，未经刻版的文稿以及由于变乱而散失毁灭的文稿还有一些。据统计，他晚年诸稿有23种，内已成书者12种，成书而有活字本行世者四种，稿具而散佚于兵乱者六种，稿略具而未成书者一种。经他的观古堂刻印的书多达几百卷，叶氏治学整籍的成绩还可以从其弟子刘肇隅编纂的《郋园四部书叙录》中观其大概。叶氏的著述涉及诸儒、经术、史学、文字、声韵、易数、目录、版本、金石和诗文等，每著一书，都有发前人之蕴奥，探前人未及之处，自成特色。这一切著述撰刻活动彰显出叶氏学识广博的大学者之风。叶氏一生著述颇多，其各方面的造诣很可观。然而，他的贡献却在于他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等方面。

总体来说，无论是在目录学研究，还是在版本、校勘上，叶德辉学术思想的中心就是一种积极的批判精神，即他不拘泥于传统和古制，既承上代之源流，又别其正谬，敢于在大量的分析研究之后提出自已的见解。在目录分类上，他承《四库全书总目》之体例，又有别于此。《观古堂藏书目》这部反映他家数代收藏的书目就是仿《四库全书总目》体例分经、史、子、集四部。而在四部之下，分类又与《四库全书总目》有所不同。他在该书目的序例中评述他的分类体系与《四库全书总目》的不同之处，并对《四库全书总目》的蔽陋之处详加批评。

拿经部来说，《观古堂藏书目》的经部分为十三类，即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尔雅、石经、经解、小学及纬侯诸类。叶德辉认为《四库全书总目》以《国语》、《国策》入杂史是“殊昧经史分合之原的”。其理由是:《春秋》、《汉志》陈述了各家学说，流传下来的只剩《左传》、《公羊传》、《谷粱传》，《国语》本为外传，与《国策》、《史记》编纂之用意是一样的。然而，从班固、范晔以后，代有史书，于是《史记》成为各代史之冠。这样，《史记》等应与《国语》有所区分。在叙次《左传》、《公羊传》、《谷粱传》外，下属三传经解，《国语》外传，《国策》之类。他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将《论语》、《汉志》入六艺，而将《孟子》入儒家是“诚以儒者为九流之一，不得侪于圣作”之偏见，是“不明义例者也”。对此，他也在《观古堂藏书目》中将《论语》与《孟子》为同类相属，《论语》中专注《大学》、《中庸》者，仍入“礼记”类;而通注四子者，列入“经解”类。孔子家语迁入“图法”，《汉志》亦入“论语”。他又认为，《四库全书总目》沿袭唐宋志之例，将经学名曰“五经”，而“五经”本不足以全部包容全名，又不如经解之古今详为区别。他认为经实有六，增以《论语》、《孝经》、《尔雅》共为“九经”，下属之类叙次为“九经佚注”、“九经说解”、“九经传记目录”、“九经文字”及“九经意义”。其它史部、子部、集部他都有所改动以正《四库全书总目》之谬。虽然这种改动亦有不合理之处，但这种批判地继承古人的治学之风于今又何尝不有所裨益呢?

同样地这种批判精神也贯穿于他在校勘及版本的研究当中。叶德辉生平辑佚古书甚多，每辑一书必博采异本，选择各书版本缺文断简、漏误缺多者，摘字注释，精心点校，加以纠正或补侠，并附校语或题跋于前后，对古籍作了大量的正误工作，为后学提供了可靠的资料。他在校勘上所取得的成就为时人所关注。叶德辉校勘群籍，影写移抄时认真异常，严谨细致。如1907年在他重编《丽楼丛书》中的《影宋本<南岳集>序》中，讲到宋本《隐逸传》几个版本的比较考证时，对缺页、添字、漏字的来龙去脉一一考明;或据补，或姑缺，也有说明。他校勘不但精细，且重看法，批判地继承前人的方法。他将自已的校勘话动总结为如下之法:“……今试言其法，曰死校，曰活校。死校者，据此本以校彼本一行几字，钩乙如其书，一点一画照录而不改，虽有误字，必存原本。顾千里广圻、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活校者，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补其缺文，又或错举他刻，择善而从。别为丛书，板归一式。卢抱经文弨，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叶德辉批评了前人“死校”之法，而又继承了“活校”之活，以群书互证，逐句对照，循循求善。

在叶德辉的版本学思想中亦贯穿着积极的批判精神。他对版本学的研究是广泛的、多方面的。如他探讨了版本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与目录学的关系，古代印本书的缘起和发展，也论述了历代版本的风格，考证了版本等等。这些不仅内容广泛，而且注意从理论上加以总结和概括，最重要是他不主门户，独抒己见。其侄叶启崟说他“在东汉刘班，南宋晁陈以外，别自开一蹊径”。可见叶德辉这种对古人批判地继承，能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的严谨治学态度。如在刻板书的缘起这个问题上，宋朝多数人认为雕板始于五代冯道，也有人认为始于唐僖宗中和年间。明代陆深则认为“雕板兴于六朝”，而叶德辉考证说:“吾以为雕板始于唐，不独如前所举唐柳玭训序可为确证，唐元微之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有缮写模勒街卖于市井之语。司空图《一鸣集•九》载有《为东部敬爱寺讲律僧确化募雕刻律疏》。可见唐时刻板书之大行，更在僖宗以前矣”。他从元镇为白居易作序中认为刻板书在中唐时期已出现，这种说法比起宋人的说法大为提前，他亦不同意陆深的“六朝说”，认为那时的“雕板”不是刻书而是“雕像”。因此，他最后断言:“雕板肇祖于唐，而盛于五代。”这种看法，在当时确实很有独创。由于客观条件的局限，叶德辉不可能考证得更深入，虽然现在已有人根据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指出唐贞观年间已有雕板书，但叶氏这种不人云亦云，对问题独到的探讨之精神是不可抹煞的。

从叶德辉一生的藏书、著述和撰刻等学术活动来看，他之所以在各方面有所成就，究其原因，不外乎二个方面:首先是客观上的原因。叶氏祖上是书香门弟，据叶德辉在其《郋园六十自叙》中说，其祖上曾文、科弟、仕宦三十余世不替。虽然到其祖父迁家于异乡家境有所衰落，但他自小就耳濡目染于书籍之中，爱书、藏书之念已植入其心。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父生意有道，家资渐丰，这就为他购书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且中试得官又使得他云游四方，遍访名版名作。这样日积月累，使他的藏书富甲天下，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一切才得以使他一生治学得到了充足的文献保障。其次是主观上的原因。即他治学的严谨态度和批判精神。他曾说:“为学之道，非识字无以通经，非通经无以冶群”。“顾非兼览博涉，又无以穷经之流。故自知学即恒”。在广收博采的基础上，他常年累月钻研，逐步取得了成绩。在继承前人治学成果的基础上，又能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常随身带着《说文解字》与《四库要目提要》两书，依《说文解字》会通疑惑误举，于《四库要目提要》亦多纠错。更可贵的是，他能在商量邃密之余，别自是非，烛其症结所见。因此，他每著一书当能发前所未发，而绝不随意依傍门户，被时人认为是藏书既富，寝馈亦深者。他读书重在了解作者意旨所在。“余于所读之书，必于余幅笔记数语，或论本书之得失，或辨两刻之异同，故能刻骨铭心，对客澜翻不竭”。由此不难看出，这位学者治学之严谨。作为其严谨学风的具体表现就是他的批判精神，这一点前文已有所述，不再赘述。

以上对叶德辉一生藏书、著述和撰刻等学术活动进行了浅显的分析。从这些分析中我们得出以下结论:清代目录学著作最突出的成就是表观在私家目录的撰著上。作为前所未有的特点，其一是表现为不少藏书家已不满足于收藏和鉴赏，而是从各个方面研究图书，撰写专著。象钱曾、张中吾皆为代表;其二是表现在继承传统的目录体裁基础上，有些学者从致力于学术研究入手，题跋等体裁的目录学专著，这以周中孚、朱绪曾、黄丕烈、顾炎武等为代表;其三是表现为获得显著成就的专科目录，朱彝尊的《经义考》和章学诚《经史籍考》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而作为清代私家目录和撰著特点及成就的继往开来者之一，叶德辉可算是清末至民国初期杰出的代表，在我国目录学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当然，叶氏在政治上一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对改良和革命抱着敌视态度，戊戍变法中，他视康梁为洪水猛兽，把梁启超从湖南赶走，并编印《翼教丛书》一书与改良派进行论争;北伐战争中，他又辱骂农民协会的会员是“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一班杂种”，结果被农民协会镇压。但是，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叶氏的这一切政治言行是有客观基础的。他从小受的是尊孔读经的封建正统教育，形成了他封建的世界观;况且，他是前清遗老，忠君等正统的封建观念已极为根深蒂固，因而，他持有保守立场和观点也是很自然的。

毋庸讳言，叶德辉在学术上的贡献是不可忽视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他作为一个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不迷信前人批判精神的学者，对后人冶学具有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