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1916），湖南湘潭县人，是近代中国晚清至民初时期罕有的文化名人。他在近代文学、经学、史学、教育等方面都有许多独到见解。尽管他的成就主要在文学方面，但他对于经学的研究自有特色，创获颇多，是影响晚清经学走向和学术转型的一位经学家。王闿运很早就对经学有兴趣，九岁能“毕诵五经”，十二岁“益厉志于经史词章，昕夕不辍”，十九岁“有志于习礼，……欲通经致用，非尽诂训词章而已”，到二十四岁那年，“始治‘三礼’，以礼经难读，先自礼经始，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实为注经之始。”从此，其开始了艰辛而漫长的经学研究生涯，抄写笺注，著述立说，直至弥留之际，仍笔耕不辍。那么，王闿运的经学著作究竟有多少种？有关王闿运的各种资料说法不一，很难定论。
由于王闿运遍注群经、刻版地点不一（有成都尊经刻本、长沙刻本、东洲刻本）。成书后又屡加修改、有的著作经多人改定等多种原因，其经学著作存在着著作数量、刻板时间、刻板地点、卷数、作者、书名等难以断定的问题，给王闿运经学研究带来了许多不便。这些问题的解决，是研究王闿运经学的第一步工作，学术界历来对此进行研究的还不多，必须予以认真细致的梳理、考辨。
最早关注王闿运经学著作的是他的儿子王代功。代功在《湘绮府君年谱》的末尾，提到其父亲的经学著作有十二种。对王的经学著作数，蔡冠洛在《清代七百名人传》中列为十种；王森然的《近代二十家评传》列出十一种；《清史稿》中则提到已刊者有九种；支伟成的《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列有十种；钱基博、李肖聃的《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列有十三种；《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记载有十六种；《湘潭县志》列为十二种；马积高先生在《湘绮楼日记•序》中列举出十种；最近台湾冯晓庭先生认为有十三种。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上述所列王氏经学著作，有的虽然数量相等，但具体所列名称却不同，有的则卷数不一，有的甚至将异名同书列为二书，有的则未列卷数；而对版本情况，都未列出。笔者通过查阅《湘绮楼日记》、《湘绮府君年谱》和湖南图书馆有关王闿运著作的收藏资料、《王湘绮先生全集》二十六种三百二十一卷和《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相关资料，结合对比上述诸家所列著作，认为其经学著作应为以下十七种：
（一）《诗经补笺》（又名《诗补笺》、《毛诗补笺》）二十卷
《诗经补笺》是王闿运用力甚多的《诗》学著作。他从咸丰九年（1859年）始“治《诗经》，作《诗演》数卷”，但这并未保存下来。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闿运于衡阳“始作《诗补笺》”；到光绪元年（1875年），“《诗补笺》成。”王氏《年谱》还说：“府君之于《诗》，初作《诗演》，旋毁之，后二十年乃作《诗补笺》；属稿未定，命功、丰兄弟依新义讲之，遇有校难，即行更正。凡手钞五通，至老犹有定正焉”。可见，此书写完后，他一直未定稿，时有修改，直到晚年。
《诗经补笺》在著作形式上，是对《毛传》及郑玄《诗笺》做的补正性笺释。从文本的选择上，王氏兼重古文的《毛诗》与今文的三家诗。他在《诗经》的文句之下，先列文字校勘的意见，在笺释资料的过程中，对今古文经典的传说皆持兼容并蓄的立场；在肯定《毛传》及《诗笺》内容的同时，又往往对其不当之处予以严格的批评。其书对名物典制的考证，明显摆脱了清代朴学家的繁琐风格，力求简易。
《诗经补笺》又名《诗补笺》。《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中列有《毛诗补笺》二十卷和《诗补笺》二十卷，作为两书。笔者在湖南图书馆查阅了光绪三十一年江西书局木活字本之《诗经补笺》，此书确题名为《毛诗补笺》。显然，《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目录》的编者，是误将同一书记为两书。另外，在王氏东洲书院弟子喻谦的王闿运《行述》中，无《诗补笺》，只列有《毛诗补笺》二十卷。
《诗经补笺》一书在王闿运主讲东洲书院期间的光绪十八年（1892年）二月，就有院生动议刊刻之。光绪十九年（1893年）三月，王闿运认为此书可以启发后学，遂在东洲书院刊刻，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将之刊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交付江西书局以木字版印之；民国十二年（1923年）收入长沙汇印本《王湘绮先生全集》二十六种中；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有铅印本的出现。
（二）《尚书笺》（又名《今古文尚书笺》）三十卷
王闿运对《书》经的研究有三本著作，即《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尚书今古文注》。可是前述诸种著述及资料对此记载大有出入，大多只记载有前两书，《尚书今古文注》只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出现并作简要介绍。台湾魏怡昱在硕士论文《王闿运春秋学思想研究》中，对《尚书今古文注》曾作了简要介绍。那么，前述诸种著述及资料中为何无此书的记载？其原因大致有三：一是将《尚书笺》和《尚书今古文注》两书混二为一；二是许多记载王闿运著作的资料，是辗转抄录而来，没有经过作者自己严格的检索；三是因《尚书今古文注》是为丰富成都尊经书院之藏书而刊刻于光绪五年（1879年），且是唯一的版本，刊印不多，流传不广，知者甚少。笔者在查阅湖南图书馆内的王闿运著作时，亦未见此书。另据，《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资料书目》认为》今古文尚书笺》又名为《尚书义》；《湘潭县志•卷三十五•人物》认为王氏《书》经著作为《今古文尚书笺》、《尚书义》、《尚书大传补注》三种；《清史稿》只列有《尚书义》三十卷和《尚书大传》七卷。而查阅王氏《年谱》和《日记》，均无《尚书义》一说。故笔者采信《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说法，即认为王闿运的《书》经著作是三种；《尚书笺》、《尚书大传补注》、《尚书今古文注》。
《尚书笺》三十卷，王闿运二十五岁时始治今古文《尚书》，到三十八岁时才为《尚书》作笺。他“以为《尚书》之学，东晋以来经传淆伪，大义不明；自国朝高宗刊正群言，始辨真伪。江（艮庭）段（茂堂）之伦承风撰述。阳湖孙星衍书稍后出，最称详审，古书佚说一字咸搜。犹病其采辑大誓违于马义，又仍用旧读，句绝多伪；爰取孙本再加刊正焉。”由此可知，王闿运很推崇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但他还是认为孙氏的疏正仍有违背马融大义的地方，因此取孙氏的本子再加以勘正。据王氏《年谱》称，《尚书笺》初稿成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九月，后于光绪年间屡有改动。光绪十四年（1888年）六月七日，长沙营盘街居宅的一场大火，将“《书笺》焚焉。”幸运的是，王闿运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于尊经书局刊刻的《今古文尚书》的眉端，摘抄有《书笺》，后又几经改定，才得以保持原书。此书，才直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东洲书院刻成。
王氏之《尚书笺》除了考定《尚书》篇目以外，其内容集《尚书大传》、《史记》、欧阳、大小夏侯及马融、郑玄之说而笺之，每句下先引经文异字，再引《史记》、马、郑、《大传》等注。其引古书者多注明出处，用近人之意处则不注所本，对孙疏之误则辨之，全书多申伏而易郑。是书唯有东洲书院刻本，后被收入民国十二年《王湘绮先生全集》长沙校刻汇印本；又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该书在《年谱》中记为二十九卷，《全集》中原书为三十卷，故以三十卷为确。
（三）《尚书大传补注》七卷
王闿运在同治十年（1871年）七月北游南归途中，“于德州槽渠旁店中得《尚书大传》，日夕披览。以为《大传》之文多入《礼记》，伏生所述，并孔为经，所作书笺，多申伏以易郑，乃采陈本，除其重复，补郑注之阙，成《尚书大传注》四篇。”到光绪十一年时，其又重新加以审定，成书七卷，交尊经书局刊印。
王闿运作此书的原因主要是，他认为清代对于《尚书大传》的辑佚，虽有陈寿祺的《尚书大传辑校》，还有孙之■、卢见曾、孔广森等十多家的辑本。但这些辑本都有其缺陷，故王氏在书中，对《尚书大传》的异文、衍文、佚文多有考证，对礼制名物训释，也有所创见。不过，其著此书不是重在辑佚，而是舍辑佚，从事于注疏。是书有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都尊经书局刊本和光绪年间元和江氏湖南住院刻本，收入“灵鹣阁丛书”、《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四）《尚书今古文注》三十卷
此书唯在《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有简要介绍；“是书光绪五年刻于四川成都，为闿运手写，盖在其主讲尊经书院时也。首列川督丁宝桢衔。叙曰：‘阳湖孙星衍书稍后出，最为详审，古书佚说一字咸搜。犹病其采辑大誓违于马义，又仍用旧读，句绝多伪。余少无学涉，长从官役。然游宦治军，窃慕经术，持节处生之乡，领镇文公之郡，乐与多士讲论异同。成都新开讲堂，校考经文，以《尚书》犹无定本，爰先取孙撰稍加刊补，益明《大传》、史迁之传，以示学人。’此叙即闿运笔，托名于宝桢刊定也。”由叙文可知，此书与《尚书笺》相似，主要取孙星衍的撰著稍加刊补，又偏主《尚书大传》、《史记》之意，以示后学弟子。《尚书今古文注》刊刻于光绪五年的成都尊经书局。此乃唯一的版本。
（五）《周易说》十一卷
此书又名《周易燕说》，始作、成书都在王闿运29岁那年，即同治九年（1870年），王氏《年谱》和《日记》对此都有较为清楚的记载。《年谱》同治九年载：“与代丰讲《周易》，以《易》文简奥，至今几尽不可解。先师逸说今存者，惟言象而不及文义，如‘鸣谦’、‘颠颐’、‘于丘颐’之类，自五帝所传，无此文法。今以意说之，心知其非，而犹愈于前之传者，积日所得，次录为《周易燕说》，如《论语》举义也。”王闿运认为清代《易》学只讲象数，不言文义，不利于后学对《周易》的理解。故他节取李鼎柞《周易集解》为本注，而以己意说之。《日记》同治九年八月八日也有类似记载；八月十五日：“《易说》成一卷，自校一过，七日而成五十八页，将二万字，非常之勤也”；八月二十七日；“作《易说》，计十二日成三十九页，分之一日不能成四页，以象数繁赜耳，犹须细检，乃能成书”；九月十九日：“南丈来，以《易说》、《谷梁义》、《庄注》呈之。”可知，《周易说》完成于光绪九年的八、九月间。
是书分为上、下经六卷，系辞传上、下各一卷，说卦、序卦、杂卦各一卷，共为十一卷。乾坤二卦，依《集解》本；附文言于象传后，而谓文言为弟子附记孔子之言。自屯卦以下，则首列卦爻辞，次列彖传，大小象传又与《集解》本异。此书完成后，直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才在东洲书院刊刻，后被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六）《周官笺》六卷
《周官》又名《周礼》，共有天、地、春、夏、秋、冬六篇。它成书于何时，说法不一，历来为古文经学家所宗。至于王闿运为何为古文经《周官》作笺，因此书之前后无序跋，加之《年谱》与《日记》甚少谈及，难以判断。不过，从《周官》一书性质和王氏学术特色来看，《周官笺》的学术主旨还是可以了解到的《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此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典制，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粹于是”。者就是说，它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周礼》展示了一个国家完善的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由于王闿运为学重儒术，今古兼采，面对晚清社会大变动，寻找经世大法，作为传统知识分子，自然将眼光投向古代典制。
《周官笺》依《周官》六篇而有六卷，在每句经文之下，先列郑玄的注，次列王氏的笺。其对郑注，或订正，或补遗，或本其成说，或下己意。是书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由东洲书院刊刻，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七）《礼经笺》（又名《礼经注笺》）十七卷
王闿运从24岁开始治三礼，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后因成《礼经笺》，故废弃之。他30岁时，“始读《丧礼》，取郑注孔疏，杜氏《通典》及国朝言理诸家，考定仪节，未及成书。又因前作《仪礼演》，非著述体，欲更作之，亦未果，然注礼之意，至是益发舒焉。”到光绪十年（1884年）五月，王氏写就《礼经笺》，发成都尊经书局刻之。次年，是书刻成。这个版本现无法查到。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氏对《礼经笺》作了修改，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交东洲书院刊刻，这就是今日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的版本。是书亦是先列郑玄的注，再列王氏的笺，书成之后，由其弟子十多人共同校勘而成。不过，笔者在湖南图书馆还发现有一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的许铭彝抄本。
（八）《礼记笺》四十六卷
王闿运在衡阳石门期间，于同治十年（1871年）十一月开始作此书。至于是书何时成书，王氏《年谱》与《日记》均未做交代。此书刊刻过两次：第一次是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二月在成都书局刊刻；第二次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刻于东洲书院。《礼经笺》书成后，王氏又作了较大的修改，才有第二次刊刻。全书先列郑玄的注，再列王氏的笺，书成之后，由其弟子二十多人共同校勘而成。此书收入《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
（九）《春秋公羊传笺》（又名《春秋公羊何氏传》）十一卷
此书是王闿运春秋公羊学的重要著作。他38岁时，打算作《春秋事比》，未能成书。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王氏始作《公羊春秋笺》，第二年（1877年）十一月完成初稿。按照王氏为学习惯，书成后总是不断的修改才刊刻，故此书亦经多次修订。笔者在湖南图书馆查到，此书有一个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都尊经阁书局刻本。王氏《年谱》对此没有记载，而《日记》恰在光绪十年十一月朔日起至光绪十三年四月晦日缺失。按理说，此时王闿运正在成都尊经书院主讲，《公羊春秋笺》完成后，交由书局刊刻是很有可能的。他在东洲书院期间又曾多次对此书进行修改。故此书还有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东洲钞本。该书最后是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定稿，与其学生廖震（昺文）共同校定而成，即就是现今见到的《春秋公羊传笺》。此书体例为先列《春秋》经文，次列《公羊传》文，再列何休《解诂》文，最后列自己笺释。是书收入在《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笔者在湖南图书馆查阅到，此书还有一个清桂阳刘映藜、李金口的校刻本。
（十）《穀梁申义》一卷
《穀梁申义》是王闿运的第一部春秋学著作。其始作与完稿在他的《日记》中有清楚的记载，同治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条云：“作《谷梁申义》凡七条。”（页41）同治九年三月十七日条云：“作《谷梁申义》凡四千余言，未治他事。”三月十八日条云：“《谷梁申义》成书，其义精而辞辨，恐有过求附会之失耳。”（页91）四月十日条云：“校《谷梁申义》讫，装订之。”（页95）王氏作此书是因为同治八年“始治《公羊春秋》，作《春秋比事》。又以《春秋》之学，西汉以《公羊》为正，副以《穀梁》。穀梁子私淑仲尼，亲研异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唯明《公羊》，不足祛惑，更申《穀梁》，为《穀梁申义》。”他认为《公羊》与《穀梁》两书相辅相成，亦即《穀梁》中有微言大义在，有利于对《公羊》说的进一步发挥。此书之体例，正如王氏在《穀梁申义序》中所云：“诸例增减，旧注已详，兹但约举巨疑，不全载经传。”亦即对于旧注中已有详细说明的，王氏不再重复。只举有重大疑问，影响对《公羊》理解的问题进行申述，不全录经文、传文。因此之故，《穀梁申义》甚为单薄。
《穀梁申义》完成后，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年）才刊刻。此时王氏正在东洲书院主讲，刊刻地亦应在读书院。此书收录在《王湘绮先生全集》、《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中。另外，《湘潭地方文献研究责料书目》中列有《穀梁传笺》十卷；《清史稿》和《湘潭县志•卷三十五•人物•王闿运》中无《穀梁申义》，亦列有《穀梁传笺》十卷，两者是否为同一书？待查考。此外，还有（十一）《春秋例表》不分卷；（十二）《论语训》（又名《论语集解训》）二卷；（十三）《尔雅集解注》十九卷；（十四）《三家诗异文表》一卷；（十五）《夏小正注》一卷；（十六）《小戴记笺》；（十七）《王氏六书存敳》八卷。
有的资料把王闿运的《逸周书注》列为经学著作，笔者认为应列在史部之中较为合适。
综上所速可知，王闿运作为晚清至民初的著名学者、一代儒宗，遍注群经，其经学著作极为宏富，本文考述之有十七种；随着资料的进一步发现，笔者并不排除还有其他经学著作。至于其经学著作到底有何特色，在晚清经学发展过程中有何地位，当有待学人的全面研究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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