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在长沙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当医生，住院的有一位70多岁的老者，解放前当过维持治安的警察，极健谈，知道许多旧长沙的掌故。一天我问他，“您知道叶德辉吗?”他说有点印象，一时想不起来了。我说就是叶麻子。他说，哦，叶麻子，我知道!然后便如数家珍，讲了许多有关叶德辉的传说。隔壁病床一位和他年纪相仿的退休印刷工人也附和着说了几句叶麻子的故事。老警察说，他这个年纪的人，只要是老长沙，没有不知道叶麻子的。今年过年时，我试探着问了几位七十几岁而并非文化人的老长沙，却已无人晓得叶德辉或叶麻子了。但一个文人，在地方上曾经如此家喻户晓，无论如何也是个异数，实在有点类似当今的学术超女或学术超男。

还是在1983年，我面临一点麻烦，心中烦闷需要排解，恰好钟叔河先生也急需找一助手。因此，那一段我经常和钟先生在长沙迎宾路新华社湖南分社钟宅作彻夜长谈。一天钟先生跟我谈到叶德辉，说叶刊行的《双梅影暗丛书》在文化史、医学史上极有价值，如能出版，功德无量;可惜难以借到好的版本，出版有一定困难。从那时起，我们一直在寻找叶德辉刊刻的《双梅》，当然主要是钟先生在努力。直到1993年初，先生告我他已经找到了叶刻《双梅》准备出版，希望我点校其中的房中术部分，我欣然从命。这就是1995年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出版的《双梅影暗丛书》的由来。封面上的整理者之一“何守中”就是钟先生名讳的长沙话倒读，这一点先生在刊于2006年2期岳麓书社的《书人》杂志《关于笔名》一文中有记述。

杜迈之、张承宗的《叶德辉评传》(岳麓书社，1986年)上编第八章《糜烂的生活》中对叶的刊刻《双梅影暗丛书》有这么一段评论:

叶德辉还假“圣道”“人道”之名，公开刘印宣扬淫秽生活的《双梅影暗丛书》之内的著作……内容全是会开诲淫和宣扬色情糜烂生活的。他在每书卷首还写上一道重印序言，大肆渲染。这套丛书初版于一九零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当时，谭延闿已中了会元，成了新派豪绅中的红人，叶德辉特请他为这套丛书题签，以为推荐。叶刻印过不少的书，但以这套坏书印销最多，获利最厚，其流毒也非常深远。

那就让我们看看叶在重印序言中说些什么吧。《素女经•序》中说:

今远西言卫生学者皆于饮食男女之故推究隐微，译出新书如《生殖器》《男女交合新论》《婚姻卫生学》。无知之夫诧为鸿宝，殊不知中国圣帝神君之胄此学已讲求于四千年以前。即纬书所载《孔子闭房记》一书，世虽不传，可知其学之古。又如《春秋繁露》、《大戴礼》所言古人胎教之法，无非端性情，广嗣续，以尽位育之功能。性学之精，岂后世理学迂儒所能窥其要眇?然则《素女》一经，犹是斯道之大辂椎轮焉耳!……读者因隋唐旧籍以求古圣人制乐禁情之节文，延年种子之要道，俾华胥之族类繁衍于神州，和平寿考之休征充溢于宙合;……

在《洞玄子•序》中，叶德辉写道:

书中胪列三十法，为后世秘戏之滥觞。要其和血脉，去疚疾，其言出于《素女经》《玉房秘诀》之间，故医家重之，并相援引……。近日妄人喜谈新理，以为男女裸逐，而后进入大同。岂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裸而不逐;则衣冠揖让，婚姻孔嘉;上以广造化生物之仁，下以获子孙螽斯之庆。果如妄人所尚，则是未犯绮戒，先堕泥梨;不为豕交，而亦兽畜。彼亦人情耳，胡不起化于阖门，本身以作则，而乃空言惑世，欲率天下之人还于牛首蛇身之俗?亦独何心哉!

很明显，这不是什么诲淫，所以作为新派豪绅的一员，一贯不做“出格”事体以至被讥讽“水晶球”的谭延闿才欣然为该书题签。关于这一点，时至今日，实在不必多说。但书中有关性技巧诸如九浅一深、施而不泻等等，人们大多不以为然。但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古代，科学的东西往往罩着迷信的面纱，《素女经》等古代房中术的典籍也是如此。以“施而不泻”为例，其目的无非是使得体内性激素保持在较高水平上，从而可以使得机体保持活力，提高机体免疫力;而长久不施即无性生活以及多施多泻都将使体内性激素水平下降，导致百病丛生。这一点在现代医学的内分泌学上早已得到证实;而今年岳麓书社出版的周贻谋师所著《马王堆简帛与古代房事养生》一书对诸如此类则有相当详细精到的论述。因此《双梅影暗丛书》无论在理论层面上还是在技术层面上，都是我国一部性学宝典;而叶德辉的搜罗刊刻，实在功莫大焉!

其实，叶刻叶藏叶著书籍，为我国文化事业所做的贡献，至少在图书馆学界，早已是有口皆碑。《书林清话》等版本目录学名著自不必说;钟叔河先生近日告我，毛泽东上世纪70年代初作为国礼送给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的《楚辞集注》，就是长沙叶氏观古堂所藏的宋本。

叶刻书籍之被指斥为“诲淫”，我想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私德不好”。就此，我想多说几句。

我之所以知道叶德辉，是“文革”中听家中长辈和祖父的故旧门生说的。大约说他是伯祖父杨树谷和祖父杨树达的老师。学问很好，而为人很不好。所谓“为人很不好”指两个方面，一是历次进步的政治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驱张运动到党军北伐，他都充当反对派。二是私德不好:刊行所谓“淫秽书籍”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纵情声色，为富不仁，武断乡曲;玩娈童有之，囤积居奇有之。最后因为撰写一骂农民协会的对联，遭国民党省党部枪决。

我后来搜集到的该对联的版本很多，上下联大同小异，仅举三例。版本一:农运宏开，稻粱菽麦黍稷，尽皆杂种;会场广阔，马牛羊鸡犬豕，都是畜生。版本二: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杂种出世;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横行。版本三:农运方兴，稻粱菽麦黍稷，杂种上市;会场扩大，马牛羊鸡犬豕，六畜成群。横批则只有一个版本:斌尖卡傀。意为不文不武，冇大冇细(不知尊重长辈之谓)，不上不下，不人不鬼。

私德不好，发展到极致，触犯了法律，是可以判徒刑甚至死刑的，可叶德辉偏偏是以言获咎而命赴黄泉。这在世界革命史上当然算不上什么，无论是英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言获咎而致命者，比比皆是。但在今天看来，言论自由是一项天赋人权，这已是路人皆知的常识，实在没有什么重加申论的必要。闻一多遇刺后，祖父在日记中写道:“报载闻一多见刺死，今日真乱世也!书生狂论，竟不能容，言论自由之谓何哉!”后来祖父根据日记撰写《积微翁回忆》，为了避免麻烦，将“狂论”改为“论政”。其实，在祖父他们那一辈学者看来，书生而发狂论，真是天经地义，否则便不是书生了。因此，叶的被杀，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度恐慌。王国维的投昆明湖自尽，一个重要的说法就是肇源于党军的北伐与叶德辉的被杀，使得他认为知识分子连起码的言论自由也将被剥夺了，因而“义无再辱”，纵身一死。

私德跟政治立场，本来没有什么必然关系。政治上保守的人，其操守不一定就坏;反之，政治上先进的人，其操守不一定就好。前者我举一个自家的例子。我的伯祖父杨树谷，至少在五四运动前后，政治上基本是保守的。例如叶德辉上北京政府歌颂张敬尧“功高尧舜，德兼文武”的呈文，伯祖父就签了名;而祖父则是“驱张”和五四时期湖南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但说到“私德”，即生活上的操守，伯祖父简直就是无懈可击。小时家中长辈告我，伯祖父曾经剜臂疗亲。即子女为了给病入膏肓的父母治病，从手的上臂剜下一块肉来，作为药引子，投进正在煎煮的中药，企图冥冥中感动天地，使父母痊愈。《积微翁回忆》８月12日记载:

得家电告伯兄以喀血去世。峻、厚两侄匆促登车南行。七十有八老父，值此何以为怀?念之心如辘轳，不能自已。今年既遭母丧，又逢此变;彼苍者天，何其酷也!二十余年前，慈亲大病，兄割臂疗母，母病得痊。兄深秘其事;余年来始闻知之。两侄乍出，突有此变;天之于兄，又柯酷也!(割臂疗亲，旧时盛行于孝子孝女中，不能一概斥之为蒙昧。我所知道的祖父迄今唯一仍在世的学生，家住汉口古田五路的罗书慎老人，年轻时就曾割臂，以挽救其父罗庶丹先生。至今仍可见老太太臂上道一深深的刀口。罗抗战时湖南大学毕业，留校任教。)

杨伯峻先生在1975年给笔者另一伯父的信中说:

王啸丈所为父亲传，本之李世伯墓志，而看眼点已不合时宜。我父有可传者，不在孝母，而在淡泊以守志。姑无论其志是否正确，但此志一立，富贵不能移之。民国初元，谭延闿为都督，三番五次求父亲出任民政司或财务司(厅)，父亲坚拒。其后父亲主持地方自治，实操纵第一次国会选举，而尽为人作安排，自己不应选。还是别人过意不去，背地里为他弄些选票，仅得候补，也始终没有补上。黄兴、宋教仁组责任内阁，以和父亲是武昌书院同学同斋舍，私交素笃，因约湘乡胡少潜(两人好友，名子清)私宴，力劝其加入国民党，自中午至午夜，黄许以次长(副部长)或部长，既未说服，也未收买到。实际两人俱抱幻想，为袁世凯所败。筹安会头头杨度，与父亲少年之文，在王闿运门下为同门，力劝父亲任《帝制日报》主偏，而父亲则转让与薛大可。其后被通缉者为薛。而当时薛声名藉甚，逃至沪上，亦逍遥快乐。父亲始终未尝为国民党员，亦不任职，晚年唯与数人喝和为乐。

后者如陈其美。政治上是坚定的革命者，而私德则多有瑕疵。然而，几十年来，不，毋宁说自古以来，人们就将私德与政治立场挂上了钩——政治上正确，则其私人操守也必然高风亮节，令人高山仰止。政治上的反面人物，其私德必然污秽不堪。一旦某人政治上反动，于其私德，还须锻炼而周纳之，像叶德辉这样政治上总是充当进步势力的对立面，私德又确有诸多为人诟病者的“劣绅”，便无须大费周章，足以将其置于“国人皆曰可杀”的位置了。

其实所谓私德好与不好，有时实在没有一定标准。同样一件事情，便往往因人而异。叶德辉出入青楼，是生活堕落，腐朽糜烂;蔡松坡出入青楼，是为了掩人耳目，金蝉脱壳。正因为“私德”标准不一，随意性太大;私德和政治立场又往往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人们，至少是研究者，最好将私德与政治立场脱钩，丁是丁卯是卯，不必硬扯到一起。

要说私德与政治立场毫无关系，也不尽然。在旧时代，政治上的善变，左右摇摆，骑墙派，被认为是私德不好。而恰恰在政治立场上，叶德辉的守旧是始终不变的。湖南维新与戊戌变法时，他横加反对，说梁启超等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说湖南维新是“毁教灭种，无父无君”的“悖乱逆谋”。辛亥革命爆发，他说革命党人是“铜马黄巾寇”。袁世凯称帝，他出任湖南筹安分会会长。张敬尧祸湘，他上书称颂张“功高尧舜，德兼文武”。直至党军北伐，因反对农运被杀。我在一篇文章《从“少人多石”到“惟楚有材”》中写道:“湖南人的‘蛮气’，体现在知识分子身上，还表现在对任何主义与学说，只要抱定信仰，就十分认真，十分投入，甚至不惜以身殉道。”在举了许多“正面”的例子后，我写道:“即如被视为保守派的叶郋园，也是死守其道，决不改其初衷……。叶的悲剧未尝不可以说乃其典型湘人性格使然。正由于湖南士人对大小事情都极其认真，且容易走极端，使得各种思潮在这里的交锋就异常白刃化，因而也就锻炼出许多不世的人才。故黄庆澄在《东游日记》中写道:‘中国之民之气，如湖南一带坚如铁桶遇事阻挠者，虽可嫌，实可嘉。’钟叔河先生曰:‘他这里讲的是认真坚忍的性格比浮华易迁的性格易于有成，但也或多或少接触到了湖南地方风气的一种特色。’”文中主要论述的是近世湖南人的典型性格以及成才环境;而实际上在旧道德中，独立不移是最被推崇的。抛开政治倾向不说，叶德辉是做到了这一点的。

记得多年前钟叔河先生在聊天时谈到，读书人有文人学人之别。大意是说，鲁迅周作人是文人，你祖父是典型的学人，黄季刚是学人兼文人而文人气质较重。文人往往或诗酒自娱，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或性格严峻，于人不假辞色;或嬉笑怒骂，出言狂悖。总之，为人不拘一格，其中许多人于个人操守不甚措意。学人则较为理智，较为温文尔雅，较为讲究个人操守。学人对待“性格怪异”的文人，往往加以谴责和鄙视。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叶德辉，在气质上应该类似黄季刚罢。典型的文人如米芾、李渔，他们可为人诟病的地方还少吗?如果让文人气质较重的人来治理国家，如李后主、宋徽宗，千年之后，我们只好慨叹造物错乱了他们的位置和时代!叶德辉之被杀，是否也可作如是观呢?

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1968年10月)上，说了这么一句话:“这个保孔夫子、反对康有为的，此人叫叶德辉。后头顾孟馀问我，有这件事吗?我说有这件事，但是情况我不大清楚，因为我不在湖南。对于这种大知识分子不宜于杀。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不那么妥当。”1955年6月20日，在长沙岳麓山顶的云麓宫，毛在与我祖父以及程潜、周世钊等人聊天时，也说了类似的话。毛泽东何以这样说呢?大概是杀叶德辉造成的负面影响较大吧。同时，也因为毛知道叶是祖父的老师。

叶德辉是伯祖父和祖父的老师，那祖父和叶德辉的师生关系如何呢?要知道，是否尊师重道和爱生如子，是考察“私德”的重要内容。兄弟俩先前的老师是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祖父后来又是湖南“驱张”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骨干人物之一。维新失败后，兄弟俩一同受业于叶德辉门下，他们师生关系如何?我们还是用材料说话吧:

《积微翁回忆录》1927年10月31日:访日本狩野直喜、服部宇之吉两博士于北京饭店。松崎柔甫(鹤雄)托余为狩野先生购书于长沙……检近年来郋园先生书札，得十通，附以吴子修先生一通，付装池。

1928年3月8日:日本盐谷节山温博士率彼邦高等学校教授多人来京，宴国学界同人于中央公园水榭。博士于清末留学长沙一年，曾屡遇之。距今十七年，非复当时惨绿少年类。

同年9月11日:读郋园师《读书志》。源源本本，足开心胸，扩闻见。吾师版本之学信绝伦超群也。

1930年7月10日:(在日本东京)访同门盐谷节山君(温)，君邀余出午餐。饭后长泽君来会，两君胃雨导余到宫内省图书寮，观所藏书。

同年7月14日:晚，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君招饮于帝国教育会馆，同座有盐谷、长泽二君及国枝元治。

1935年元月21日:叶尚农来，言郭筠仙先生有日记数十册在郭绥之处，皆用家常账簿背面书之。

1930年3月8日钱玄同函:近为顾颉刚兄改编《疑年录》而注音事，因思近数年来学人新逝者，如南海、饮冰、别士、观堂、石庵、解庐师及先兄等，其生卒之年为弟所知者均已加入;而郋园及鹿门两公亦应加入，然弟仅知郋老于民国十六年遇害，其生年则不知，鹿老则其生卒之年皆所未悉。意先生必能知之，幸希示下为荷。

盐谷温和松崎鹤雄都是叶德辉的学生，与祖父为同门。叶尚农是叶德辉的长子。祖父从叶德辉受业时，是很尊师的。据仓石武四郎记述，盐谷初入师门，见祖父人见叶德辉时以手击头出声，以示叩头，乃惊于中国礼仪之盛。而从上引材料看，祖父此后也并未与叶德辉“划清界限”，仍然尊师如仪。

谈到尊师，我想就一位名气不如叶德辉、在枪毙前却被救下的先生说点事。易祖洛，祖父的学生，我的老师，1939年湖南大学毕业后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秘书，薛岳发布的用骈文写作的文告，都是易先生的手笔。易曾对我讲了许多薛岳的逸闻趣事。1949年易参加湖南和平起义，镇反时却被判处死刑。易的夫人朱运，其祖父为朱师晦——一位打入清廷心脏的革命党人。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被捕面临处决，时朱师晦任摄政王的秘书，乃劝摄政王采怀柔政策，汪才留得一条命。易先生在狱中，按解放前的老办法，找了多人营救，都不奏效;临刑前，对夫人说，快去找王老师。王老师者，毛的姨表兄王季范也。最后王亲赴刑场救了易一命。关于王如何刑场救易，颇有些令人心惊魄动的传说;因无确证，不便写出。总之，王季范那时及以后救人无数，被称为“牛鬼蛇神的保护伞”，颇受爱戴。鲁实先夫人陶先瑜，沦落到卖血境地，幸亏找到王季范，才安排进了湖南湘绣厂。

何以王季范会救赎易祖洛和陶先瑜呢?何以开始易祖洛希冀用常规方法以图获救而未果呢?我们知道，从古代至清末，每家都供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民国便改成了“天地国亲师”，至今农村亦然。旧时老师既与双亲并列，“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在学生那儿便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另一方面，老师也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子弟;以儒家“亲亲互隐”之说为道德护身符，遇有学生被捕等事，必指令其他学生全力营救，必要时亲自出马。同学不管分属政治上哪一阵营(如国民党与北洋政府)，一人蒙难，其他同学必须营救。全力营救者得到大家的尊敬和爱戴;拒绝营救者则为人鄙视，遇有困难，也再难找人帮助。易祖洛先生告我，解放前，他曾奉王老师之命，几次营救共产党人。易的希冀用常规方法营救出狱，正基于此。解放后，一方面观念急剧发生变化，一方面“营救”为党纪所不容，易的党员同学不能也不敢出面营救易了。那就只好由享有特权的王老师亲自出马了。易是小人物，而营救他的王老师则是连湖南最高当局也须毕恭毕敬的大人物，所以得以保全性命。而叶德辉是“大劣绅”，事出突然，大人物(如果有的话)也来不及说话，便只能命赴黄泉了。

与师生关系的紧密以及他在人际关系中的至高地位形成对照，政治立场在人际关系中的地位便不如今人想象中的那般重要。与此相关，一方面某学生改换门庭，而前后两位先生政治立场相左，该学生并不被视为“离经叛道”，另一方面该学生也不会因为改换门庭而改变对原先的老师的尊敬。伯祖父和祖父1897年考入湖南时务学堂第一班，是梁启超的学生。后来又从叶德辉受业，梁氏却不以为忤。1926年祖父离开北京师范大学到清华学校(清华大学)任教，就是梁举荐的。以前家里存有好些梁写的条幅，《积微居小学述林》中也有祖父为梁启超的弟弟梁启雄的书所作的序言。从《积微翁回忆录》的记载看，祖父与梁门其他弟子关系相当密切，与梁家子弟如梁思成等过从甚密。梁启超1929年元月19日逝世，《回忆录》记载:“今日任公师病逝于协和医院，中国学人凋零尽矣，痛哉!二十日大殓，赴广惠寺参加。”同年9月8日，“任公师出葬西山，余待殡于宣内大街，参与执拂，送至西直门始归。”1930年4月5日:“清明，偕胡石青(汝麟)、郑舜徵(晟礼)、方欣安(壮猷)同到西山卧佛寺拜任公师墓。”在与梁启超保持密切关系的同时，对叶德辉也保持必要的礼节和尊敬。拙编《积微居友朋书札》1925年7月29日邵瑞彭函:“久别，至念。负老即日入都，拟住西安饭店南部，请兄二三日内到该处询问。至要!”同年7月31日邵函:“郋翁现居津法界中国旅馆。因同来子弟数人求学待款，款到即入京。决居西安南部，大约四五日内必到。最好发一电话到津询问来期，往站迎迓。弟已有函去矣。”(叶德辉字奂彬)

从积极鼓吹新文化和积极参加“驱张”运动看，祖父的政治立场显然与梁启超近而与叶德辉远，这当然不能不完全影响他和两位老师的关系。对梁，是由衷的爱戴和景仰;对叶，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感情。《回忆录》中有一处值得重视:

1928年3月10日:余与国人公宴博士及偕来诸君于东兴楼。博士有诗，余依韵和之，云:“十七年前几见君，故园别后感离群。今日相逢同一哭，玄亭无处问奇文。”博士贻余郋园师《追悼录》多册，内有《郋园先生学记》，乃师门弟子所撰。昔年拟以余兄弟名印行，而家大人不允，婉辞叶氏子弟者也。师门遭难后，同门松崎柔甫曾以此文油印分布，署余名。余见之，即遗书柔甫，请其勿流布，并请削去余名。盖文中多刹讥湘中前辈语句，家大人谓极不宜也。今博士所印，已削去余名，题曰:“长沙某某记。”而文中却有某以所著《老子古义》呈阅之语，则犹之未削也。博士故留此隙欤?抑偶疏未检放?不可知矣。

一面与盐谷温唱和，“今日相逢同一哭，玄亭无处问奇文”，哀悼叶德辉;一面不允在《郋园先生学行记》上署名。显然，至少在这一点上，祖父想和叶德辉划清界限。《学行记》中多讥刺湘中前辈语句，手头无此书，我猜测其中可能包括皮鹿门(锡瑞)。皮鹿门是近代湘中大孺，其《经学通论》名重士林。维新变法期间，叶与积极主张维新变法的皮矛盾相当尖锐。叶借鞋业市招“股子皮梁”讥讽梁启超、皮锡瑞为“皮梁”，皮则在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八日记中称叶“为湖南之大蠹”，“应先开刀”。而祖父对皮鹿门是相当景仰的。他的三弟季常要刻书，他即推荐皮的《师伏堂笔记》，并为之撰序(见《积微居小学述林》及《回忆录》1930年元月文字)。可见，师生之间，如政治立场相同或相近，固然更为契合无间，但也绝不因政治倾向相异而“划清界限”。另外，即便只从上文也不难看出，祖父对杀叶德辉，无论如何也是极不赞成的。

王闿运谈到叶德辉时有耐人寻味的一句话:“人事倚伏可玩”(《湘绮楼日记》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一)。

恰恰在中国天翻地覆的1949年，一衣带水的东瀛日本，时年72岁的叶门弟子盐谷温与一个37岁的艺妓结为夫妻，当地报纸称之为“老健可羡”，“有乃师遗风”。第二年，袁世凯称帝时与叶一同给袁抬轿子的湖南筹安分会副会长某公，出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积微居回忆录》1950年12月8日:“李肖聃来谈退押事;见告:京中设文史馆，乡人某任馆长。某乃妄人，不识一字。果有其事，亦足轻朝廷，羞天下之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