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经学史上，王闿运的经学研究自成体系，独树一帜，创获颇多，是晚清学术嬗变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可以说，经学是其终身的关怀，他九岁便能“毕诵五经”，十二岁“益厉志于经史词章，昕夕不缀”，十九岁，“有志于习礼，……欲通经致用，非尽训诂词章而已。”特别是到二十四岁那年，“始治‘三礼’，以礼经难读，先自礼经始，作《仪礼演》十三篇。分章节，正句读，实为注经之始。”从此开始了其艰辛而漫长的经学研究生涯，抄写笺注，著述立说，直至弥留之际。根据《湘绮楼日记》、《湘绮府君年谱》、《清史稿》、湖南图书馆王闿运著作收藏资料和其他传记资料记载的检索对比，王闿运的经学著述有十七种，共二百三十多卷，足令诸多儒者难望其项背。王闿运在经学上的成就，与其治经的独特思路是大有关系的，本文拟就其治经思路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兼采古今，厌弃理学
王闿运治经，不囿于今、古文门户之见，具有古今兼采的特点，可从他对待群经的态度探讨之。
关于《诗》学方面的著作为《诗经补笺》二十卷，在著作形式上是对古文《毛诗》及郑玄的《诗笺》作补正的笺释。虽然在文本的选择上是以《毛诗》为主，但是在笺释的过程中，对《毛诗》与今文的齐、鲁、韩三家诗，其实是采取兼容并蓄的立场，相较于魏源的排斥《毛诗》，力主返于西汉今文三家诗的立场是不相同的。
二十五岁时开始治今古文《尚书》，在这方面的著作共有三部：《尚书笺》三十卷、《尚书大传补注》七卷、《尚书今古文注》三十卷。王闿运推崇孙星衍的著作《尚书今古文注疏》，但认为仍有不足，故取孙本再加刊正，而成《尚书笺》一书，叙中自云全书“多申伏以易郑”，即申张西汉伏生之学，以替代东汉郑玄之学。与《尚书笺》同时进行的《尚书大传补注》亦是持着这样的态度。王氏所著《尚书今古文注》，主要取孙星衍的选著稍加刊补，又偏主《尚书大传》、《史记》之意。
王闿运对古文的《周官》、今文的《仪礼》、《礼记》均有笺释。著作为《周官笺》、《礼经笺》、《礼记笺》。王氏对于《周官》并不排斥，认为是周公的伟大著作，这和今文学者宋翔凤、龚自珍等人攻击《周官》为刘歆伪作的立场有所不同。王闿运的春秋学专著有《谷梁申义》、《春秋公羊传笺》、《春秋例表》（包括两个版本）。王闿运对于《春秋》三传，尊崇《公羊》，重视《古梁》，认为《左传》不传《春秋》。田汉云在论王闿运对三传的态度时说：“从王闿运对今古文经典的评价看，他始终作持平之论。他治《公羊传》，推崇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张扬‘三世说’喜论微言大义。但是他不赞同何休排斥《古梁传》的做法，给予《古梁传》很高的评价。……王闿运于《春秋》三传中对《左传》的评价稍低，认为它‘专于史’衡之《春秋》，得比之司马迁、班固之史者，应当‘离经别行’。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并非以今古文的学派分野立论，这和早于他的刘逢禄，晚于他的康有为大有区别，尤其不宜据此认为厚今之薄古之。……”
从以上王氏对各经典的态度来看，被视为今文经学者的王闿运，其实没有一个明显的今文、古文对立的观念恒于胸中。这相较于当时其他的今文学者，是有其特殊性的。所以，支伟成在《清代朴学家列传》中，听从章太炎的意见，将王闿运列入“湖南派古今兼采经学家列传”中，其理由：“（王闿运）非常州学派，其说经虽简，而亦兼采今古，且笺《周官》，刘氏（逢禄）兼说《书.序》，是知当时只攻左氏，犹未尽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书攻‘古文’耳。王氏生于邵后，独兼古今，且笺《周官》，则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于惠、戴二派外独树一帜，而亦不肯服从常州也。”王闿运生活的时代，今文学者几乎都揭起了反古文的旗号，今古文的壁垒已十分的森严，而他治经却兼采古今，不同于其他的今文学者，因为在他的眼中，不论是以性理的方式解经，还是盛行于乾、嘉时期的训诂考证，又或者是盛行于西汉的章句之学，都是“无关经学”的。所以，他既主张“说经以识字为贵”，反对今文经学为追求所谓微言大义而一味地求新求奇乱发议论的倾向，又强调经典的解读必须注意经文含义的深刻性与丰富性，反对古文经学专尚考据而忽视义理的学术取向。他心目中真正的经学形态，是必须要能够与现实事务相结合，才能彰显经学的价值与意义。
王闿运最不认同的经学形态应是宋明理学，他在《论尚志》中说：“学者莫患于无事，而孟子独言尚志。志道、志学者皆本孔子以为宗旨，然不善体之，而徒高其荒虚之志，漫无事事，则与释、道同趣，终不能归于实用矣，故赵宋以亡其国。非学之能亡国，学者不事，则坐视危亡，而莫能救也。……明代不离宋说。宋说出于孟子，以性为宗，以志为尚。故王、顾之徒一起义而败，败而不死，岂非志而不能舆？今则不然，但尚人而不尚己，以西洋为至治之国，欲率人而赞美之，又顾、王之一变，其不事则同也。”王闿运菲薄“宋学”的根本原因是认为它与实际事务相脱节，王闿运以性格志趣不同，终身不习宋学，从他三十八岁直至六十三岁时的日记，时时可见他对宋学的批评。他自己也说：“闿运平昔不攻宋学，以不相为谋之道，证辨生末学之言，凡所著述，未涉唐后……”他不奢谈性理，而以礼法为基石，则又与宋儒异趣。
二、通经在于致用
王闿运的经学观，有一个根本的内在理念，那就是要通经致用。这种风格是不措意于学术史今、古文之间的内部纷争，而专意于通经致用理想的发挥。他在《论学须论事》中说：“论学只需论事，通经不致用，孔子谓之小人儒。子夏传《春秋》、《丧服》、《诗》、《书》，故有此笺。记、传记子夏过失多矣，经亦未能通也。言者知之，行者忘之，岂非分事、学二之之误哉！”又说：“湖州分经义，治事为两齐，不知其经是何意，事又何事。经者常法，万物所不能违。后世事皆例条，知之无用。”这两段话说明通经致用是一体的两面，通经的根本目的在于致用，而通经又是致用的前提条件，经是致用的指导原则，是常法，“万物所不能违”，不依经则不能立，由此可见，王闿运相当看重经学的价值。当然，王闿运这番阐发“知识”与“行事”契合关系的宏论大多由湘籍人士屡屡陈述过，似乎看不出有什么新意，王闿运论经与传统湘人有别之处乃在于他严格区分治世之道与具体世俗事务的界限，他说：“依经论之，则盐不可税，漕不可挽。兵不可养，河不可治，疏泄因时，乌用成书。孔子曰：‘文武方策，人亡政息，’故经不纪事，但论道耳。”在这里，王闿运并不把通经致用之道理解为兵漕吏事的代用语，而是机谋权变的韬晦之术。故士人“唯通经明理而已，不必留情于无用之俗事。”在对经术的理解与运用上，王较注意其中权术的变通运用，认为“春秋则皆拨乱实务之要者也”（《杨度日记》，未刊手稿），而拨乱则需时间，需等待非常之人出现，以便辅之以成帝王之业。王氏治经的突出特点是静观时变，看准了时局变动的轨迹之后，才翩然而出大显纵横之术的威力，这就是所谓的“帝王之学”。王闿运的帝王之学的基础就是他的经学思想，其经学思想的根本理念就是要通经致用，在五经中他独崇“春秋”，因为他认为春秋为拨乱之法，其余为太平世而做，王身逢乱世，如太平天国运动、西方列强的侵略、世风的衰败，对他的刺激特别大，这些在他的许多作品中都有反映，如“园明圆赋”、“独行谣”等，他认为他所处时代是拒乱世，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他有责任和义务改变这种状况，而他的武器就是经学，尤其是“春秋”，因为经学是圣人垂法于后世，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可以用来解救时蔽，对此他深信不疑，为此要求人先要自治，自治的概念来自于经学中的“自正”，他引申其意，就是以经典的理念来反求诸己，使民风淳朴，社会安定，以达太平之世。
三、将老庄之道引入经学
王闿运治经不仅沉浸于权术机变，而且把老庄之道引入经学。此举最为人推崇，也最为人讥谤。王氏30岁时曾注《庄子•内篇》，“以庄子为入道之阶”。在1901年70岁时还为杨度亲自点评《庄子》。在述及世乱变迁与内心自治关系时，王氏认为越是身处乱世，越是要讲究内省修习，“其世愈乱，其心愈治”只是其自治之义远非一般儒家的修德立身之道，而是所谓的“狂情”之动。王氏甚至大肆攻击理学主敬存戒之旨，嘲笑其是自苦之道。在《论狂狷》一文中，王氏论曰：“圣道至儒家而始隘，儒家皆狷介之人，其先主敬主存诚，以自绳削不胜其苦，乃溢而思富贵，中者立功名，高者言行道；所如不合则遂废弃，毕生营营终无乐时，岂学道以自苦乎。”王闿运的自主观根基于性灵的自由驰骋而非受役于官场吏事俗情，他嘲笑箕子、比干是“役人之役，厮养之材也。”境遇随王者的兴衰而共沾其荣辱，“遇尧舜则荣华歌舞，遇桀纣则缪辱羁囚，何其不自立乎！”从中我们可以多少感觉到王氏正在撤除儒学修德成圣自治构架的核心基石。王氏把庄子归类于能传承孔子“经世学”的宗师行列，他解释说，庄子是自为道术，“非欲继乎老也，……其篇首言《春秋》经世，则学孔子受《春秋》，具有渊源。”“故始游逍遥而终膺帝王，所谓成己成人，言外内之道也。”在《谷梁申义序》中，王闿运把庄子传承《春秋》经世之统的意思讲得更加明确，“春秋之失乱，庄生有《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论而不辩，自鲁哀以来微言绝矣。”如此说来，对微言大意线索的原始追溯似乎不应由宋儒构筑的“道统”构架入手，而应由庄生逍遥之旨中觅出，“求诸庄子之本而后始知道之不可谈，谈则必非道也”。这在正统儒生看来几近乎于荒谬的狂悖之言，却正是王闿运自治原则的基础。王氏论学屡遭儒学士子攻击也就不足为怪了。与王闿运私交甚密的郭嵩焘就曾视闿运为既绝俗又忤道之人，因而不可正襟危坐与之议论正学，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君子之学必远乎流俗而必不可远道，壬秋力求绝俗而无一不与道忤，往往有甘同流俗之见以畔道者，是足下但论文章友之可也，师之可也。至与辨人才之优拙，语事理之是非，其言一入，如饮狂药，将使东西迷方，元黄异色，颠沛跌失而不可追悔，独奈何反用其言以求迷乱哉！”此乃可谓深知闿运性情学识之语。
四、抛开前人的传注，直探经文的本意
这是王闿运解经方式的重要特色，王闿运治经有一个从“宗传”到“宗经”的隐微路向，《谷梁申义》是王闿运的第一部春秋学著作，作于同治八年，王氏作《谷梁申义》的最大理由，是认为前人对《谷梁传》的注解有所瑕疵，这种瑕疵就是说解《谷梁传》的经师，本身不能完全相信传文，对传文产生质疑，王氏认为这种态度是不恰当的。他说：“言《谷梁》者，唯糜、范传于博士，及唐唯用范氏。今颁学宫，范为先师。晋代不以专门说经，号为通取，故范氏注《谷梁》，而有毁传之词。夫传述圣言，不能无暇。然谷梁子私淑仲尼，亲研异同，指事立教，必有宏旨。受经授义，义同君亲，入室操戈，昔人所伤。说传疑传，后生何述？徒令灭师法、侮圣言，因缘抵隙，六经皆讹，自赵宋至前明，流祸烈矣。”由上可见，至少在同治八年，三十八岁前，王闿运在意识上是相信传文的，认为传文传经，纵然无法十全十美，但是传文是彰显经义的，具有崇高的地位，宗经就必须要宗传，不容许对传文有些许的怀疑。到了他作《春秋公羊传笺》和《春秋例表》的时候，他对传文已渐渐不再坚持，认为传文是可以被质疑的。下面就从《春秋公羊传笺》来探讨王氏的返经路向。《春秋公羊传笺》作于光绪二年，于光绪三年初稿成。后又经过多次增修，于光绪三十四年修正完毕。王氏在作《春秋公羊传笺》时，他面临的是经文、《公羊传》、何休的《解诂》，也就是经、传、注三者的问题，他认为‘经’当然是最终的依归，而注与传，就不一定是‘经’的真理。这基本上可以表现王闿运中晚年的思想。从名称看，本书似乎主要是针对《公羊传》文本身来作注解。不过，从内容看，本书的著作形式是在《公羊传》文之下，先列出何休的《解诂》，于何休的《解诂》之下，再书王氏自己的笺，而且王氏的笺常和何休的说法有所不同。有返经的特色。如：经文：“闵公二年，九月，夫人姜氏逊于邾娄。”《解诂》：“为淫二叔，杀二嗣子出奔，……凡公夫人奔例日，此月者有罪。”
这条经文下，《公羊》没有传文说明。何休指出，凡公夫人奔例日，此例月者，代表有罪。为何姜氏有罪呢？因为她于先前淫二叔，后来又参与弑闵公。王闿运笺指出“下云薨于夷，夷即邾娄，从不系例，邾娄属鲁国，明夫人无所归也。”若要明白王氏笺所指之意，必须要先与僖公元年秋七月的经文与传文合看：经文：“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公羊传》：夷者何？齐地也。齐地，则其言齐人以归何？夫人薨于夷，则齐人以归。夫人薨于夷，则齐人曷为以归？桓公召而而缢杀之。
王闿运认为“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这条经文的“夷”指的是邾娄，不称鲁国的属国“邾娄”而称“夷”，是为了让夫人无所归。但是在“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这条经文的《公羊传》文明白的指出：“夷者何？齐地也。”王闿运不可能不知晓，但他似乎无视于传文这句话的存在，径指“夷”为邾娄，并认为《春秋》书邾娄为“夷”是为了让姜氏无所归，这代表王氏有摆脱传文，直接从经文解经的倾向。但王闿运欲抛开前人的传注的特点也同时是被许多人所诟病的地方，认为他抹杀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己意解经，流于穿凿附会。叶德辉在《圣学通诰》中说他“笺《诗》补《礼》，抹杀前人训诂，开著书简易之风。”又张舜徽也曾指出“大抵王氏说经，想摆脱旧有传注，自成一家。其流弊乃至杜撰出奇，为世所讥。有人骂他‘开著书简易之路，成末流蔑古之风’不是没有根据的。”但从积极的意义上看，王氏“舍传求经”，不为旧有的经解所囿，在一定程度上松绑了传统经说的诠释方式，展现了一种恢阔的格局，具有突破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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