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有两个学堂章程：《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或以农历年号为《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1901年清政府颁诏兴学，次年，张百熙被任命为管学大臣，当年即主持制定《钦定学堂章程》，1902年8月l5日奏请清政府颁行于世，这是中国近代正式确立新学制系统的开始。不到一年，清政府又命张之洞、荣庆会同张百熙修订这个章程，1903年完成修订。1904年1月清政府颁布了修订后的《奏定学堂章程》。既已“钦定”，又以“奏定”，从中可以透视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艰难举步。本文试就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以及“二张”的教育思想进行比较，求正方家。

张百熙(1847一l907)，湖南长沙人，字冶秋，号潜斋，谥文达，是中国教育分科教学的开启者之一，中国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建树最多，却遭受诽谤与争议最大的晚清中央教育行政主官”。他一生为官的大部分时间，尤其是晚年，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传播民主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一页。1900年8月，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帝西行逃亡西安。此时清政府与八国联军议和，李鸿章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已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清政府为了掩盖其腐败的朝政，障目天下，不得不推行“变法”，下诏求言。张百熙愤而抗疏陈大计五大端：请改官制、整理财政、变通科举、广建学堂、创立报馆。这些主张得到朝野的拥护，力荐张百熙出来总理教育。

张百熙历来主张变法自强、锐意改革。他认为，封建科举制度培养不出国家有用之才，教育必须注重实效，“古今中外，学术不同，其所以至用之途则一，值智力并争之世，为富强致治之规”，“求才之故而本于学校”，国家富强必须培养大量的人才。京师大学堂初创于l898年l2月30日，仍是一所封建书院。张百熙受命管学大臣之后，即着手恢复和重建京师大学堂。他其时“悉心考察、夙夜构思”，亲自选定校址，丈量土地，殚精竭虑，预筹重建京师大学堂。他上奏朝廷，认为“从前所办大学堂，原系草创，本未详备”，“查大学堂开办约有二年，学生从未足额，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之，至轻之等于蒙学堂”，“是今日而再议举办大学堂，非徒整顿所能见功，实乃开拓以为要务，断非因循旧制、敷衍外观所能收效者也”，“今日中国若议救败图存，舍此竟无办法，如使成规坐隘，收效无从”，他主张脚踏实地，一切从头开始，办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堂，实现他培养人才、兴学救国的夙愿。

当时，管学大臣是全国教育最高行政主管，负责全国的教育工作。张百熙在恢复重建京师大学堂的同时，以张鹤龄、沈小沂为得力助手，开始主持制订新学制的工作。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l5日)，张百熙在《进呈学堂章程折》中进呈《学堂章程》，奏请清政府公之于世，史称《钦定学堂章程》，因岁次农历壬寅年，又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第一个新的、系统的、完整的学堂章程、学校教育制度。这个学堂章程共六种：《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等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这个学制把学校分为三段七级：蒙学堂四年，寻常小学堂三年，高等小学堂三年，中学堂四年，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三年，大学堂三年，大学院无定期。儿童从六岁上学到大学毕业总共二十年，同时壬寅学制还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纲领、入学年龄、课程设置、教学方法、考试办法、行政体制、校舍建置以及学校纪律等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教育之有系统自此始”。至此，我国分科教学、班级授课制的国家观念已经形成，并开始试行。这是中国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发端。这个章程的内容大略如下：

初等教育：蒙学堂和小学堂

《蒙学堂章程》分为四章：全学纲领、功课教法、堂舍规模。其宗旨是“培养儿童使有浅近之知识，并调护其身体”。指出“蒙学为各学本根”，须广建、多建，“俾儿童咸有成就之始基，不至荒学失时，终身废弃”。课程设置除了字课、习字、读经之外，还开设历史、地理、算学、体操等，十分重视品德教育，指出“尤须晓以知耻之义”。教学方法要激发儿童学习兴趣，“不宜操切而害其身体”。《小学堂章程》也分为四章：全学纲领、功课教法、各种规则。其宗旨是“授以道德知识及一切有益身体之事”。从课程设置来看，“读经”以《诗经》、《礼记》、《春秋》、《左传》为教本；“修身”以《曲礼》、《小学》为教本；此外还有史学、舆地、算学、体操等科，其中不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样的课程设置在甲午战争以后，对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增强国家观念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中等教育：设中学堂

《中学堂章程》分为四章，与上类同，但更为详尽、准确。其宗旨是“使诸生高等小学卒业后而加深其程度，增添其科目，俾肆力于普通学之高深者，为高等专门之始基”。既强调了基础知识的重要，又注重向高等学堂输送人才的需要。课程设置包括修身、读经、算学、词章、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外国文、图画、博物、物理、化学、体操等十二科，确有现代教育的雏形。其中读经以《书经》、《周礼》为本，算学是平面几何，博物包括动物状、植物状、生理学、矿物学，图画则从接受自然美的陶冶到几何画，讲求实用。中外舆地讲授中国、亚洲、欧美各国的地理。中学堂的这些课程设置，适应当时国情的需要，对开阔国人眼界，加强科学观念，冲破清政府闭关锁国的精神封锁无疑有着重要的价值。这也是张百熙救亡图存、富国强兵一贯思想的体现，表现出他经世致用、讲求实效、注重科学的教育思想。

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大学堂、大学院

高等学堂“已有渐入专门之意，应照大学预科例，亦分为政、艺两科”即文、理两科。不再用一个老师带一班学生、各科皆为一名老师教授的传统教法，而是各教习以其所长通教各班之学生。其时各省会所设学堂为高等学堂，还要附设农工商医等专门实业学校，附设师范学堂一所。《高等学堂章程》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专业要求，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同时，还规定在校学生的礼仪要求，“学生平日遇总理(校长)及教习(老师)，皆执弟子礼”，体现了中华民族“尊师”的优良传统。

《京师大学堂章程》高度重视新兴人才的培养。以“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全学之纲领”，这是我国第一个大学宗旨。章程对办学纲领、科系设置、课程安排、招生办法、规章制度、聘用教师、管理体制等方面作了更加详细的安排。章程规定大学堂分预备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大学院相当于现在的研究生院。预备科分政、艺即文、理两科，考试及格者升入大学专门学科。科下分目，相当于现在的系。专门分科有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大大增加了自然科学的内容。政治科分政治学、法律学二门。文学科分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学等七门。格致科分天文学、地质学、高等算学、化学、物理学、动植物学六门。农业科分农艺学、农业化学、林学、兽医学四门。工艺科分土木工学、机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电器工学、建筑学、应用化学、采矿冶金学八门。商务学分簿记学、产业制造学、商业语言学、商法学、商业史学、商业地理学六门。为了编制西学方面的教材，张百熙通过出使美国的使节采得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十三所学校的课程设置作为参考，增加了物理、化学、动植物学、地质学、矿产学等自然科学的课时，缩减了经学的比重。大学堂还附设仕学馆、师范馆、译学馆。京师大学堂经过这样一番整顿，面貌焕然一新，完全改变了原先的旧制，初具现代意义的大学规模，成为我国第一所名副其实的国家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即北京大学之初名，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即北京师范大学之前身。

张百熙在《壬寅学制》中体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主张，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不可磨灭的意义。笔者以为，《壬寅学制》虽然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施行，但是仍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值得探讨研究：

一、首次确立分科教学的国家观念

《壬寅学制》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颁布的全国统一的、有规定的、系统的学校教育制度，是较为完备的学校教育体制。与已有的学制相比，这个学制要完整得多，充实得多。马克思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他获得一定劳动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训练。这正是分科教学和专门训练的教育方式的价值所在。孙家鼐在l896年8月的一份奏折里提出了分科立学的主张，但是即使当时在京师大学堂也未能实现。在我国，《壬寅学制》第一次全面完整提出全国范围内实行分科教学的理念，并得以初步实行，这是中国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标志之一。

二、适合国情的教育教学内容
　　
从各级各类学校教育的内容来看，张百熙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但并不泥古，因袭传统；重视西方自然科学的教育，但不为西学所淹没。从学科教学内容来看，文理兼容，突出了自然科学的课程，适应了当时中国发展的需要。从课程设置来看，遵循了循序渐进、逐步深化的学习规律，要求学生打好基础，逐步成为经世致用之才。京师大学堂师范馆第一期毕业生邹树文回忆道：所读的课程，“现代科学是占最大比重的”。确立自然科学课程在学制中的地位，是教育进入现代化的一条重要标准。法国国立科学研究院特级研究员M•B•巴斯蒂在《京师大学堂的科学教育》一文中说：“京师大学堂的成功在于它确定了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原则是：科学不分民族……第二条原则是科学知识不分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这些原则正是当今关于科学认识论及科学教学论的最新观点”，“对中国现代化如此重要的这些原则，居然在慈禧当政期间，由政治观点十分温和、精通和留恋本国文化的人物付诸实施，这似乎是件十分反常的咄咄怪事。但我以为，正是因为孙家鼐、张百熙、吴汝纶、罗振玉等京师大学堂的真正创始人对中学具有深刻的理解，他们才能坚决进行革新，并取得成功。”正是在这一点上，《壬寅学制》是中国教育进入现代化的标志。

三、创立师范教育，注重选拔教师
　　
中国封建教育的师资，主要是不仕文人和落第墨客，这些人根本无法担负起近代教育的重任。实行分科教学，一名教师再不可能兼教所有课程，必须首先是某门学科的专门人才，建立新的教育体制就必须培养大批新型教师。张百熙在《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指出“学堂开设之初，欲求教员，最重师范”。强调教师“须品学兼优，通达时务”，“不谙教法及讲授疏懈者”应当辞退，绝不能选用那些只会诵经读文的八股学究，以免误人子弟、贻害国家。原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被张百熙以惫懒办学等由辞退；而对“学问纯粹，时世洞明，淹贯古今，详细中外”的“桐城派”领袖吴汝纶，竟穿上大朝服跪请其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先生不出，如中国何!”吴汝纶感念张百熙的知遇之恩，终于答应下来。张百熙创立了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对师范毕业生的待遇和前途“破格从优，以资鼓励”。对于在校师范生也给予比较优厚的待遇，按学生月考成绩予以数元或十数元的奖励。这种思想观念和做法一直延续到新中国建立以后。京师大学堂1902年重建后，仕学馆招生57名，师范馆招生97名，这说明大学堂培养的首要对象是师资力量。在他的倡导下，全国大多省份都建立了师范学堂。张百熙的这种观念和做法深谋远虑、高瞻远瞩，对培育真才、推动近代中国教育事业起到了重大作用。

四、注重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张百熙倡导德育，他说：“中国圣经垂训，以伦常道德为先，外国学堂于知育体育之外，尤重德育”，德育“为培养人才之始基”。他所提倡的德育不能简单归结为封建伦理，而是注重培养学生做人的道德，个体基本素质的提高。智育发展方面，他重视学生主动学习，提倡“互相讨论，坐而论道”，“研讨学说，质疑所难”，要求学生理解学习内容，而不要死记硬背。对于教学内容，学生可以各抒己见，自由讨论。他所倡导的这种学风、教学民主，从京师大学堂到后来的北京大学延续了多年。体操一课，不仅为了增强学生的体质，而且要求进行军事操练，想法至深至远。绘画一课，要求先从师法自然开始，使学生接受自然美的熏陶，激发起热爱祖国山河的爱国之情，然后进行工艺课的学习。

五、重视普及教育，关心学生健康
　　
《钦定小学堂章程》规定：“无论各色人等皆应受此七年教育，然后听其任为各项事业。”“寻常小学堂学生卒业后，任本人志愿，或升入高等小学，或地方已办有简易农工商实业学堂，听其径往学习。”要求适龄儿童皆应接受教育，并鼓励他们入学。普及教育的思想已经充分显示出来。同时，《钦定学堂章程》还体现了张百熙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的思想观念。例如，要求蒙学堂修建校舍应该避免空气不流通、狭隘潮湿、光线不足、冬寒太甚、登高临深、喧嚣不静、污秽不洁等七种情形。要求小学堂修建校舍应当“适于儿童卫生为宜”，中学堂校舍应当“清旷而有益卫生”，高等学堂“应择清旷处所、及空气通而小泉美者，于卫生有益为宜”。甚至对教室大小、桌椅高低都有具体规定。张百熙的这些观点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也表现了他爱护学生、关心学生身心健康的思想。

历史是一种过程的延续，教育思想、教育制度变革也不是一人一时所能及。此前的学堂都是为特定的教育目的而设，学科单一，没有完整的计划，教育史称之为“一段制”。这种情况如果从1862年成立京师同文馆算起，到1896年李端棻提出学堂分为大学堂、中学堂、小学堂“三段制”，其间经过了30多年。但是终究未能实现。1902年严复指出翻译西学书籍应当从“最浅最实之普通学入手，以为各处小学蒙学之用”；梁启超以为“中国欲兴学，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制小学制度始”。张百熙教育思想的产生、教育改革的推行，“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中国第一个系统学制的催生，历史地落在了张百熙身上。自此，中国办学有了一个可以遵循的统一标准，走上了具有现代意义的发展道路。教育不再是教人做一个“慈爱的父亲、孝顺的儿子、尽忠的臣民、善良的丈夫和忠实的朋友”，而是要培养新型人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壬寅学制》是中国教育走向现代化、科学化的标志。

历史上的改革者从来都是举步维艰、阻力重重。京师大学堂是戊戌变法的产物，《壬寅学制》是历史发展的必需。《壬寅学制》所推行的教育改革绝不只是教育制度的变革，它顺应当时中国发展的需要，振兴科技，传播民主思想，势将引起社会普遍心理的变化、世人新观念的形成，这就必然招致顽固派谤言纷起、清廷不满。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慈禧太后终以张百熙“喜用新进”为由，并根据张百熙的“奏请”，命张之洞会同张百熙、荣庆修订学堂章程。修改后的章程称为《奏定学堂章程》，因岁次癸卯，亦称《癸卯学制》。两个《章程》相较，是教育思想之争，新旧观念之争；是满汉之争，权力之争。这就是既已“钦定”，又以“奏定”的本原所在。

首先，是新旧教育思想、新学与旧学的斗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什么人、为什么培养这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培养目标、教育的性质和方向、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在这些方面张百熙与张之洞有着根本分歧。张之洞的教育思想可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代表。他认为“中学”就是中国经史之学，这是教育的基础，要放在学习的首要位置。他说：“今日学者，必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声先师立教之言，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岛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斯有益而无其害。”他所谓的“西学”，分“西政”和“西艺”两类：“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他所说的“西政”主要是指“兴学校”，并把学校放在西政的首位。“中学为体”即中学为教育的本体，“中学”则是“明纲”为本：他以为封建“三纲”是“五伦之要，百行之原，相待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妻之“三纲”千古不易，大原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本质在于顽固维护封建统治，丝毫不触动封建专制的君主政体。他把“忠孝”作为立学的宗旨，在《奏定学堂章程》中明确规定：“勿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正因为如此，他才得到慈禧太后的赏识和重用。教育体制的改革总是和政治体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张百熙提出的“激发忠爱，开通智慧，振兴实业……造就通才”的教育宗旨所体现出的教育思想，培养新型专门人才的教育目标，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充满了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奏定学堂章程》的立学宗旨则顽固地维护封建制度，确是一种历史的守旧。

其次，课程设置教育内容大相径庭。教育内容是教育思想的具体体现，关系到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张之洞一意增加经学和辞章的课时比重。他认为“中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计中学堂毕业，皆已读《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及《礼记》、《周礼》、《仪礼》节本”，“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矣”。到了大学堂、通儒院则以精深经学列为专科，经学修习贯穿整个学制系统。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要求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规定中小学堂读经、辞章不到总课时的1／5，大部分时间用于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经世之学和科学教育。大学堂预备科艺科完全废止了经学和辞章，政科也只占周学时的1／6。张之洞增加经学的意见，遭到了张百熙和京师大学堂官员的一致反对和强烈抵制，各教习纷纷告退。连日本教习也引为笑柄：“谓中国界于列强之间，情见事绌，只得以经义战胜各国云。”编译所讨论《奏定学堂章程》时，主持编定教科书的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和日本教育家长尾、小谷等都认为“新章程所定小学科全然谬戾，不合教育公理”，表示不愿根据此章程编写教科书。

第三，是关爱学生、为国育才与加强思想控制、维护封建政体的斗争。是鼓励学生关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还是压制学生，顽固维护已经腐朽的封建体制，实质上关系到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满人荣庆在百日维新期间曾被裁缺，因此对变法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戊戌政变后简授山东学政，后经荣禄、袁世凯等人的推荐，官运亨通，加派管学大臣。《清史稿•张百熙传》载：“大学堂既负时谤，言官奏称本朝定制，部官大率满、汉相维，请更设满大臣主教事，乃增荣庆为管学大臣”，“百熙一意更新，荣庆时以旧学调剂之”。荣庆素讲理学，不懂西学，在京师大学堂顽固坚持以“四书”、“五经”为根本，他认为算学只不过是记帐而已，不得算作一科，足见其浅薄之至。他“为人经刻，颇结知己”，京中人士认为荣庆“此次管学，其将以此经刻之长大行其改革耶?抑将以法家之手段大施其压制耶?抑将持人赵璧而夺此军符耶?”果然如此，荣庆与张百熙教育思想不同、行政不同、用人不同，最终发展为满汉之争、权力之争。“荣庆至，颇自专，百熙不能行其志”。1903年爆发了著名的拒俄运动。这一年的4月3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鸣钟上堂”，举行集会声讨沙俄侵略行径，要求政府“力拒俄约，保全大局，展布新政，以图自强”，会后73人署名草拟了一篇《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仕学馆学生上书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清政府对于京师大学堂学生爱国运动感到十分震惊，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责令张百熙对学生严加管束。而张百熙却说：“时局忧虑万端，批阅来书，辄为三叹。该生等忠愤迫切自与虚矫嚣张者有别。至于指陈厉害，洞若观火，具征占国之识，迥非无病呻吟。本大臣视诸生如弟子，方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从爱护学生出发，他还劝阻学生“不必聚论纷纷，授人指摘”。因此张百熙深得师生爱戴，荣庆无奈。此后，一部分学生要求出国留学，张百熙选派了其中47名学生分赴东西洋留学，1904年张百熙亲自到前门火车站送行，保护了一批爱国学生。这是我国第一次由大学派送留学生出国。中国学术人才“由虚枵而渐至质实，由涣散而渐即坚凝者”，是张百熙“苦心毅力所为也”。但是，这些做法不仅加深了与荣庆之间的矛盾，也开罪了清政府，为自己留下了祸根。

最后，隐含着帝后权力之争。1902年8月，清政府把张百熙制订的学制颁行全国各省，命各省督抚照章办理。但是，1902年11月，张之洞在慈禧太后的支持下却上奏了《湖北学堂章程》。显然，这是对上谕和新学制的抵制，也是满清政府帝、后权力之争的表现。1903年夏，张之洞奉慈禧太后之命进京督察学务。他惊讶地发现虽然京城禁忌森严，而京师大学堂的学生却从禁书中得来西方民主思想观念，加之张百熙宽容，他们敢于“抵掌谈天下事”，对朝政是非、外交得失加以评骘。张之洞面奏慈禧太后：京师大学堂办理不善。清政府遂增疑虑，命张百熙一一奏明，京师大学堂大有岌岌可危之势。此时，荣庆认为时机已到，遂约张百熙上书清廷重修学制，递交《请派重臣会商学务折》。为了保护京师大学堂已有的成果，张百熙不得不采取妥协的办法，会同荣庆、张之洞修订学制，张之洞实际上成了第二个学制的主持人。在《奏定学堂章程》中，张之洞强调“学生不准妄干国政”，他还专门制定了《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不准妄上条陈，不准离经叛道，不准妄发狂言怪论等十二条禁令。《奏定学堂章程》特别规定私学堂禁专习政治法律。张之洞认为：“政法易涉空谈，崇实戒虚，最为防患正俗要领。而近来少年燥妄之徒，凡有妄谈民权自由悖谬者”生事。当时就有人指出：“张氏之意，殆以为学政治则立宪共和之学说自弥漫于人心也。学法律则权利义务之思想自散布于社会也。”“苟政府而授民可革命之隙也，而迫民使不得不止革命之途也。则可虑者固不在学生也。”认为张之洞的这种想法简直“愚不可及”。然而，朝中顽固派们虑及“学生皆新学，则必与伊党为敌”，“其势大张，为祸必甚于戊戌”，要求朝廷严加遏止。这一切显然更加符合风雨飘摇中的封建统治的需要，张百熙呕心沥血铸成的《壬寅学制》未及全面实行就遭到打击。

不废科举无以兴学堂，在他的敦促之下，张之洞上奏《奏定学堂章程》的同时才递交了《递减科举注重学堂片》，促使清政府下决心停减科举。“中国能够不惊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了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改革。”废除科举，张百熙功莫大焉。《奏定学堂章程》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钦定学堂章程》的内容，是张百熙既斗争又妥协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奏定学堂章程》还是改变了张百熙的初衷，令他痛心不已，“但能开去学务，冀可渐得自由”，最后终于辞去了管学大臣职务。世人扼腕、痛惜殊深：“长沙张冶秋百熙管学务时，局度恢张，喜宏奖，广延纳，极为世论所崇”，“呜呼!公之辞去学务，而流俗深以为惜”。张百熙眼界开阔，学问渊博，深得京师大学堂师生的爱戴，他逝世时京师大学堂赠联：“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私淑女者，先后属公门，成欲铸金酬范蠡；可为痛哭，可为流涕，可为长太息，艰难值时世，不堪赋鹏吊长沙。”“旧日生徒会祭者失声痛哭”。

历史不以成败论英雄。虽然《壬寅学制》本身不够完备，《癸卯学制》沿用至民国初年，但是20世纪初的这场教育改革，是中国自科举制以来最激烈的一场变革。教育从“养士”向培养专门人才转型，这是教育性质、目标的根本改变。《壬寅学制》确立中国教育的系统性，引进新的教育观念，破除陈规，荡涤陋习，规划宏远，提出新的教学方法，改变旧的教学内容，大力提倡科学教育。首倡实行分科教学，首次确立了中国教育的系统性，适应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科学技术、经济发展、培养人才的需要。这是一场具有开创性的变革，是中国20世纪教育改革的一座丰碑，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