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发展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1856—1860年)，官、民、夷三者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由原来的“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鬼”，一变而为“官府怕洋鬼，洋鬼怕百姓”。张亮基向慈禧太后、清穆宗上呈的《沥陈黔省夷情密折》(以下简称《密折》)，是一份很难得的档案材料。它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中国近代官、民、夷关系变化的铁证: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如何互相勾结以残害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又是怎样为反抗外国侵略者和清政府而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透过《密折》的字里行间，我们进一步看真了清朝统治者屈身投外的奴颜媚骨和外国传教士横行霸道的狰狞面目，也看真了中外压迫者矛盾重重的倾轧心理。

张亮基何许人?他字采臣，号石卿，铜山(今江苏徐州市)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举，咸丰元年(1851年)以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稍后调任湖南巡抚兼署湖广总督。在抗拒太平军中屡遭失败。复调任山东巡抚时，因取巧冒功被劾而遭遣戍。咸丰八年(1858年)再起，授云南巡抚兼署云贵总督。同治二年(1863年)，改以总督衔署贵州巡抚兼署贵州提督。在贵州，他曾对抗过石达开的太平军，先后镇压过回民、苗民、号军、斋教等起义，是各族革命人民的死对头。同治六年(1868年)，又以纵暴殃民、玩兵侵饷被劾而遭褫职，同治十年(1871年)死。张亮基上呈《密折》的时间是同治四年(1865年)，距其褫职二年，距其死期六年。

张亮基为什么要上呈《密折》，是因为胡缚理先告了他的状。胡缚理，其时是法国天主教的贵州主教。外国宗教势力早在16世纪初便已伸入中国领土;披着宗教外衣对我国进行活动的外国传教士中，以法国传教士表演得最为恶劣;而贵州则是法国宗教侵略的中心地带之一。所以在中国人民以反洋教斗争的形式来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活动中，贵州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便发生了有名的贵阳教案。人民痛恨天主教在贵州的胡作非为，一把火烧毁了青岩(今贵阳郊区)教会学堂;反洋教斗争之火，延烧到了开州(今贵州开阳县)，矛头直指胡缚理。腐朽无能的清政府迫于法国公使的威胁，终以赔款和撤职查办贵州提督田兴恕等官员了结此案。地方官吏有职可撤，但人民的愤怒无法平息。此后教案彼伏此起，屡次发生，到张亮基死前二年的同治八年(1869年)，又暴发了更大规模的遵义(今贵州遵义市)教案。尽管最后仍以处分五名地方官员，处死判罪五名民众和赔银八万两收场，但足以说明贵州各族人民反洋教斗争的日益高涨，是两次鸦片战争后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化的必然。从贵阳教案到遵义教案之间，在官府怕洋鬼、洋鬼怕百姓的历史时代，张亮基的《密折》应时产生。

一、官府与洋鬼

胡缚理和张亮基“打官司”的表象原因，是在镇压兴义府(今贵州安龙)回民起义中，法国主教要“抚”，贵州巡抚要“剿”，好象只在镇压起义军的手法上，是招降与杀戮的分歧，其实双方矛盾，决不在此。法国主教是要千方百计扩充自己的侵略实力，谁对他发展其天主教权势方面稍有不从，他便要把谁当做眼中钉来拔掉。在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方面，勿论是用“抚”来瓦解，还是用“剿”来血洗，中外反动派的立场是毫无二致的。清朝官吏何以会与洋教不时发生牴牾，正如《密折》所呈，一则是对“圣主”“抚驭远人，不激不随”的旨意，“莫可名言”，有些揣摸不透，故有时无所适从;再则见于洋教权威过大，危及清朝统治，也危及他们自己的“乌纱”，故对此颇有不满，而时有不从。这“无所适从”和“时有不从”，是清朝最高统治者所造成。就在上呈《密折》的同年，清穆宗时而下旨要张亮基“传知胡缚理，将法国传教人向来所持谕单声明开导。遇有地方公私事件及现在剿抚事宜，毋令从中干涉，致多棘手。”一时又下旨说:“传教一事，原难保无好事之人从而附和，惟在地方大吏遇事持平办理，有以折服其心，自可相安无事，倘若意存歧视，有意与之为难，必致枝节横出，办理诸多掣肘。张亮基前奏内称:‘教士、教民之被抢被杀，屡见迭出，若督臣赴滇后再有其事，难保不坐以主谋之罪’等语。该署抚既虑及此，自应于交涉教民事件加意妥慎筹办，力全大局……倘若办理不善，酿成衅端，恐较之田兴恕之案更形棘手。该署抚务当恪遵此旨，妥速筹办，毋稍玩误。”两道旨意，倒也“不激不随”，但确也是两种“棘手”。前旨要胡缚理不得“干涉”地方的“剿抚事宜”，后旨要张亮基不得“酿成衅端”。而法国主教不但要“干涉”，而且要“筹办”。清穆宗不是降旨要张亮基“将法国传教人向来所持谕单声明开导”吗？张亮基则在奏中表示:“胡缚理出示谕令各属办团，仅于示尾添注督臣与臣同阅字样，臣亦不与之较”。中国地方的“剿抚事宜”，法国主教却公然“出示谕令”办理;身居总督、巡抚要职的清朝大官，却仅仅有权在“示尾”添注“同阅”二字，因惧怕“酿成衅端”，得个田兴恕的下场，只好在奏折中诚惶诚恐表示“不与之较”。可耻，亦复可悲!教权与皇权之争，这才是矛盾的所在。

张亮基在《密折》中紧接“不与之较”后，说及胡缚理和他“结怨”的原因是：“惟署普安厅(今贵州普安)同知钱壎督率绅团，数年苦战，收复厅城，并将全境‘夷匪’、‘教匪’悉数剪除，士兵甚为爱尚，胡缚理因该厅百姓不肯入教，指为钱壎所使，坚欲撤换。臣因钱壎之去留，关系厅境安危，总未允其所请。讵料由此结怨。”张亮基一面之词，当然不能全信。但从中可以窥见，钱壎残酷镇压少数民族起义，这决不会与胡缚理发生摩擦，指使“该厅百姓”“不肯入教”，才惹怒了法国主教，而“坚欲撤换钱壎”，因张亮基“总未允其所请”，于是矛盾产生。胡缚理仗其已攫取得的赫赫权势，既然在贵阳教案中能扳倒贵州提督田兴恕，当然就敢向兼署贵州提督的张亮基的头上开刀了。

胡缚理是借用“教案”开刀的。张亮基奏称:“及阅其给伯洛(内)之信，谓臣不职之员，臣向督臣询及，始知原委。其信中所云，前派司铎任国柱赴新城(今贵州兴仁)招抚‘回匪’，众劣员透信于臣，乘其入城会议之日发兵攻城等语。即系新城‘回匪’金万照，前致反正回目马忠密信，劝其助逆抗官。马忠激于义愤，商之署兴义府知府孙清彦兴师攻剿新城，该‘回匪’等闻风惊惧，始将扣留之任国柱送至兴郡。”此段记述多有不明之处，但可认定回民起义军无心杀害任国柱，否则不会将他“送至兴郡”。查马忠降清，有此一事。史载张凌翔，马河图、金万照领导的贵州回民起义军的斗争，前后达十四年(1858—1872年)，占据了以今兴仁县为中心的十个府州县城。在义军大举进攻，先后攻克今晴隆、紫云、长顺等地之后，威震贵阳。张亮基慌忙率兵镇压，又惨遭失败。于是行离间之计，暗下派人以封总兵封提督和偿银十万两等为钓饵，游说马忠投降。时马忠因未得封帅而心怀不满，加之贪图富贵，终于叛变，以兴义城降清，并在城郊打武地方，行刺了张凌翔、马河图二帅。很显然，马忠之降，实张亮基之愿。在“招抚”上，法国主教与贵州巡抚无矛盾可言。所以《密折》说:“不但兴义抚回之事，臣并未独持异议。即如署兴义府知府孙清彦，本系能吏，为回所忌，胡缚理受回之愚，屡次怂恿督臣与臣撤换，臣俱委曲迁就。”“能吏”孙清彦在张亮基心目中，一能凶狠地镇压回民起义，二能与叛徒马忠密切合作。但如此“能吏，”也经不住法国主教的“屡次怂恿”，终使贵州巡抚“委曲迁就”而予以“撤换”了。

何以张亮基要说“胡缚理受回之愚”?《密折》中还有段颇为精彩的辩诬:“至杀害已降之镇宁州(今贵州镇宁)属中甲子地方‘回匪’一层。查镇宁州并无‘回匪’投降，亦无中甲子地，惟另有一种夷人，俗呼为仲家子，安顺府(今贵州安顺市)各州县皆有。上年镇宁仲夷勾‘匪’滋扰，经补用知府毕天锡带练剿办，胡缚理因此种仲夷亦有入教者，遂为此影响之词。”问题很清楚，关键在于“此种仲夷亦有入教者”。而“仲夷勾‘匪’滋扰”，实为联合反清。仲家人中有入天主教者，但反清的仲家人中未必有天主教徒。当然，由于少数民族的亲缘关系特别密切，在镇压仲家人民的反抗中，有可能牵连到个别教徒，这可以想见。仅此一端，胡缚理为了制造开刀借口，竟然把族名仲家子说成地名中甲子。闹此天大笑话，不仅说明主教大人的听风是雨和愚蠢无知，也说明了胡缚理的跋扈专横，到了何等惊人的地步。显然他与张亮基的矛盾决不是“剿”的矛盾，而是“教”的矛盾。

正因是“教”的矛盾，胡缚理是不择手段的在打击张亮基。《密折》说:“惟细阅贵州主教胡缚理给法国使臣伯洛内之信，语多摭拾。而伯洛内给总理衙门信中所云，不虑上者授意于下，激成事端;纵有此变，亦惟奏事者先识其由等语，似皆注意于臣。”岂止是“似”，胡缚理告状说，回民起义不是张亮基“授意”“激成”，也是“先识其由”，而未防止。不论是“授意”，还是知情不报，都有“通敌”之嫌，此语颇具杀机，此罪当然不小。胡缚理这一杀着，张亮基自知不是对手，曾想抽身脱难。故在次年的同治五年(1866年)“张亮基折内，有请召还京师赏给闲散差使之语”。清穆宗批示是“碍难允准”，还指责道:“若各省封疆大吏纷纷效尤，乞予内召，更复成何事体。该署抚既系三朝旧臣，自应力为其难”。再一年，张亮基不仅没得到“闲散差使”，反遭褫职，成了田兴恕第二。这表明在官府与洋教的争斗中，因清廷的腐败懦弱，作为矛盾一方的官府，总是以失败告终。

二、官府怕洋鬼

胡缚理和张亮基“打官司”，各有一条线。法国主教是给法国使臣写信告状，再由法国使臣向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施加压力。主教告状是公开胁迫、气焰嚣张。张亮基则是通过官场，了解内情，然后再向太后、皇上进呈《密折》。这种秘密申诉，无异是站在被告席上低声下气地进行辩解。一是蛮横进攻，一是可怜招架，清朝官吏对人民是作威作福，而一接触洋人，便已矮三分。

《密折》说:“比年以来，胡缚理趾高气扬，官绅望而生畏，每遇牵涉教务，咸有转喉触讳之嫌。”清朝大小官吏对洋教何以如此“望而生畏”，“不敢稍有触犯，其源盖出于上。对外来侵略者要“不激不随”，只是清廷统治者说的冠冕话。自从与英、法的几次交锋而遭惨败之后，上自慈禧太后，下至七品县令，即使心有“不随”，实则“委曲迁就，处处随之。稍有不随”，便生不测。贵阳教案中，穆宗降旨将贵州提督田兴恕“革职拿问”时，是“交张亮基等秉公严讯，定拟罪名”的。为保身家性命，张亮基又怎敢“不随”。对此，他在《密折》中也坦白承认:“伏思臣抵黔以来，有鉴于田兴恕前车之覆，每与胡缚理等酬酢往来，事事致敬尽礼，凡其请托之件，臣亦未尝不降心以从。”“礼”致于“尽”，“心”致于“降”，张亮基对“不激”之旨，可算得心领神会了。

但胡缚理对张亮基的“降心以从”还不满足，故张亮基惶恐万分奏称:“今胡缚理及伯洛内信中，既有有意杀害教士并奏事者先识其由之言，则伺隙而攻，必不稍遗余力……难保不坐臣以主谋之罪。纵其中曲直，朝廷自有权衡，而狂噬之余，终恐难以理喻。”相信“朝廷自有权衡”，这是谀上之词，深知太后、皇上也怕洋鬼之张亮基，道出了“终恐难以理喻”，才是内心之声。《密折》接着表明:“臣反覆焦虑，不得不将其事迹略举数端，上陈天听。该主教胡缚理即以臣为难，臣仍当曲予包荒，虽不屑阿意取容，致玷冠裳之列，亦不敢藉端挑衅，重贻君父之忧。惟有推诚布公，平心静气，遇有关涉教案，系照和约而行。公是公非，尽其在己，只求理得心安，藉以慰宸衷而维大局。”这倒是在“反复焦虑”之后，说出的“苦心积虑”之言。张亮基一再表白他之所以要“曲予包荒”，一则是不敢“重贻君父之忧”。重者，再也，即不敢再给皇上惹祸。“曲予包荒”就是“阿意取容”，只是“阿意”仍难“取容”，才有《密折》之呈。二则是“遇有关涉教案，系照和约而行”。“和约”内容就极不平等，对清朝说来，已属屈辱卖国；但特权在握之侵略者，还要在“和约”之外获取更大特权，这就很难做到“慰宸衷而维大局”了。外国传教士根本不把清政府放在眼里，清廷统治者对外来侵略者的态度又是反复无常，张亮基虽身为“边疆大吏”，又怎能不“反复焦虑”。尽管“委曲迁就”、“曲予包荒”、“致敬尽礼”、“降心以从”，最后仍然免不了重蹈田兴恕覆辙而落得个褫职下场。对洋鬼，官府怕，朝廷也怕，特权无限制，野心难满足，清朝上下与洋鬼的矛盾就无法调和。不敢育战，明和实降，虽忍无可忍，仍一让再让，这就是在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所能采取的唯有立场。

三、洋鬼害百姓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用大炮政策，俄、美用政治讹诈，迫使清政府先后与四国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侵害了中国人民各方面的根本利益。军事侵略、政治讹诈、经济掠夺、文化毒害，是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所采取的共同政策，当然也各有其特点。法国在利用宗教进行侵略活动方面，就尤具特色。法国悍然出兵打响第二次鸦片战争，其借口便是臭名昭著的所谓“马神甫事件”。法国神甫马赖在广西作恶多端，死有余辜。法国主教胡缚理在贵州为所欲为，更是无天无法。

由于“趾高气扬”的法国主教驾临于清朝官府之上，“因而不肖之徒，无不恃入教为护符，以遂其任性妄为之计。”这些“不肖之徒”，有的是为了“任性妄为”而入教，有的是在“任性妄为”而犯法之后才入教的，其目的都在于找一张法不能治的护身符。《密折》就此举例说:“如上年(1864年)冬间，贵定县(今贵州贵定)民黄丙杨偕妻庭氏揢死李老大婴孩，旋即投入天主教内。李老大邀约同寨十余人，赴黄丙杨家理论，黄丙杨声言，身已入教，告官亦不怕。李老大不依，正在吵闹，黄丙杨之妻庭氏手执铁锄向李老大乱打，黄丙杨亦上前助殴，同去之十余人各抱不平，即将黄丙杨夫妇杀毙。黄姓尸亲，自知理屈，恐犯众怒，并未告发。胡缚理出头代诉，置凶犯李老大等于不问，而专归罪于李老大房主不肯入教之罗国华。屡嘱督臣严饬委办贵定军务之道员樊希棣督同署贵定县知县严隽拿解。樊希棣等廉知其冤，且罗国华现充团首，剿‘贼’有功，诚恐激生众变，不敢孟浪从事。胡缚理于樊希棣遂深恨之。”黄丙场犯了杀人罪后而入教，其入教的罪恶意图可知，黄丙杨仅是一名新教徒，居然公开扬言“身已入教，告官也不怕”，教会渺视清朝官府之情可见。黄丙杨的亲属尚知“理屈”而不敢“告发”，胡缚理则偏要“出头代诉”，其无视中国律例的凶相毕露无遗。胡缚理对李老大等不是“不问”，他认为对平民百姓自有官府去追问。主教之所以要把矛头对准团首罗国华、道员樊希棣，是因为罗国华“不肯入教”、樊希棣未能及时拿办罗国华，其滥用淫戚，令人发指。不愿入教，所犯何法?不拿办未犯法之人，又犯何罪?根子在于罗国华既为团首，定有权势，他不愿入教，说明他对教会另有看法，当然也不会赞助他人入教。这对教会实力的扩展是一障碍，所以主教饶不过他。樊希棣竟敢不拿办罗国华，所以胡缚理要“深恨”于他。张亮基、樊希棣等封建官僚与天主教会的矛盾，固然属统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但其中也不无抵制之意。

张亮基等明知此案缘由，仍称李老大等为“凶犯”;对罗国华不是不“拿解”，只是“不敢孟浪行事”而已，这些都反映了他们的反动立场。但如《密折》所说:“其偏袒教民，颠倒是非，类此者，指不胜屈。”这倒如实反映了当时真情。“指不胜屈”，是言其多。据统计，近百年来，法国天主教“颠倒是非”，制造教案，采用各种卑劣手段，逼杀、屠杀、虐杀、暗杀贵州男女老少竟达万人以上。其残害人民，至于此极，侵略者的血腥历史，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

四、洋鬼怕百姓

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其导火线虽然常常是直接利害冲突所致，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不屈的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者的反抗。不愿任人宰割的中国各族人民，历来有反抗一切强暴的优良传统。在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杀教士、烧教堂的斗争，经常发生。对法国天主教在贵州的暴行，《密折》中也说了:“故怨毒入人者深，而教士教民之被抢被杀，层见叠出。”

《密折》说:“本年(1865年)闰五月间，副主教梅西满自四川来黔，行至大定府(今贵州大方)境，被云南练丁将行李抢去。胡缚理又指称署毕节县(今贵州毕节)知县茹含章之家丁王姓主使滇练行抢，欲请督臣究办。适此案‘正犯’已被茹含章率兵役围拿，格杀三名。并据署大定府知府赵尔巽将‘首犯’田老新、‘从犯’杨占春拿获，解省审办，该‘犯’等均未供有指使之人。茹含章及其家丁，始获幸免。”天主教为什么老是要找清朝官吏的麻烦，那是他们深晓民不好惹而官府可欺。这些“犯人”，当然决非一般犯罪。在教会横行无忌之时，他们难道不知抢了主教，得冒多大风险。他们不抢别人而专抢主教，这决非偶然。虽被“格杀三名”，但人民的反教会斗争又决不是用杀头杀得退的。教会迫害人民的“怨毒”已深，自然会遇到报复。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真理。

《密折》还说:“又本年六月间，永宁州民人任聚五等恃强霸厂之嫌，纠众杀毙司铎杨通诸并教民谢长生等五人，抢掳天主堂什物。”这又是一起教案。司铎被杀，教堂被掳，张亮基等人当然着慌，于是尽力办理:“经督臣合前护抚臣裕麟督饬地方文武，拿获首从各‘犯’三十余名，分别惩办。”如何“分别惩办”?《密折》未予说明，但肯定是严厉惩办，且惩办了“三十余名”，这是无疑的。可是胡缚理还不甘心，还要“惩办”。“胡缚理又向督臣面称，此案乃永宁州、镇宁州、兴义府三属会议之事。因永宁州幕友陆映淮常与镇宁州幕友王介臣来往书信，皆以恨天主教为词。二人与署兴义府知府孙清彦计议举事，先杀司铎任国柱，痛剿天主教。谁知孙清彦卸事，镇宁州人心未齐，只有永宁起事，探无接应乃止等语。即请督臣将陆映淮、王介臣委员提省，发府审讯，并无确据，未能成狱。”孙清彦早被胡缚理告翻，而被张亮基“撤换”，现在又牵扯出了两个幕友。奇怪的是，幕友间“来往书信”的内容，主教何由得知，且知之甚详，足见教会的触角，已遍布各域，算得是无孔不入。但从中也窥出一点消息，对天主教徒的“任性妄为”，不但人民痛恨，就是统治者中的中下层人士皆“恨天主教”，还“计议举事”，而要“痛剿天主教”，这足以说明当时民族矛盾之深。看来，“痛剿天主教”之议，不象是胡缚理的造谣，因《密折》中提及的有反洋教情绪的官绅，便有总督、巡抚、提督、道员、知府、同知、知县、团首、幕友等辈。所以陆映淮、王介臣“发府审讯”后，是真的“无确据”，还是有确据而“未能成狱”，张亮基当然不敢写，《密折》中自然看不出。但广大人民和部分中下层统治者，都想“痛剿天主教”，这也是无疑的。

抢主教案，杀司铎案等的查拿审理，胡缚理都只是向督抚“指称”、“面称”而已，不但没有应具的公文程式，就连一般的信函也无，法国主教的骄横跋扈，实属罕见。清朝官吏，虽有不满，但屈于淫威，仍尽力为之“拿解”、“审讯”、“惩办”、“格杀”，而最后自己还难免于被“撤换”、“拿问”、“严讯”、“褫职”，官府之怕洋鬼，真是如羊畏虎。但民不畏死，对“任性妄为”的教士、教徒，抢而继之以杀，且是“层见叠出”;处于人民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洋鬼，对百姓哪能不怕。胡缚理不敢与义愤填膺的人民正面冲突，便向腐朽无能的清廷上下施加压力，这虽然是借官府之力以镇压人民，但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他们害怕百姓的虚弱本质。官、民、夷三方面的重重矛盾，构成了中国近代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不论斗争如何复杂、曲折、艰巨，近百年来的斗争历史，仍然昭示了中国人民必胜、中外反动统治者必败这一不能更改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