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方志编修的鼎盛时期。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我国现存方志有8264种，11万余卷，约占我国古籍的百分之十。而这些志书中，清代就有5685种，其中不少是名志桂构。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列有清一代共计名志116种，其中通志15种，府志27种，州志9种，县志65种。在府志27种中，贵州为5种，其中之《贵阳府志》、《大定府志》、《安顺府志》、《兴义府志》均为邹汉勋主纂或参纂于道光年间和咸丰元年。一人纂编四府府志不仅为当时所少见，且皆被列入“著作之林”更为当时所仅有。本文拟就邹汉勋其人、邹汉勋来黔事志之背景与机缘、编纂四府志的简要经过及内容评价着一粗浅的记述和探讨，不正之处诚望行家批评指正。

一

道光贵州四府府志的成名实赖邹汉勋其人。邹汉勋(1805—1853)字叔绩，湖南新化人。咸丰元年(1851年)举人。“其为学，于经史、训古、音韵、历算、地理，靡不研讨，”潜心考据之学，尤注重历史、地理学。其父文苏，贡生，以古学教授乡里，辟学舍曰“古今堂”，制度悉依《周礼》，与诸生肄士礼其中，其考据典物，力尊汉学;而谈心性，则宗朱子”。有子六人，汉勋为最。由于家风诱引，汉勋从小苦学，业求于精。道光元年(1821年)，即佐堂兄汉纪撰《左氏地图说》、《博物随钞》。又佐仲兄汉潢撰《群经百物谱》诸书。道光五年(1825年)，撰成《六国春秋》。道光六年后，认为“汉去古未远，诸经注皆有师承”，遂深研汉学。其间，因“乡居苦书少，诣郡学借观，鬻亩购书，未尝计贫”。撰著之《读书偶识》，“自言破前人之训故，必求唐前之训故方敢用;违笺传之事证，必求汉前之事故方敢从”。该书后被王先谦编入《皇室经解》中。在音韵方面，初著《广韵表》，晚为《五均伦》，“说尤精粹，自比以江(永)戴(震)。”同时，汉勋在天文历算、方舆沿革、地图学等方面均有深研，这与其后撰成《贵州沿革表》、《尧典释天》等书关系重大，发端了新化邹氏舆图学，著有专论经纬度的《极高偏度说》和地图基本测绘方法的《宝庆疆里图说》。

汉勋博学天赋，为同邑学者邓显鹤“深异之”。道光十五年(1835年)，邓聘汉勋校刊《船山遗书》。该书“几五十一部、三百余卷，均录其序跋，附以案语。”汉勋以是知名更高。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又应宝庆知府黄宅中之聘，与邓显鹤同修《宝庆府志》。该志143卷。《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列之为名志。汉勋在修撰府志之余，著有《宝庆志局与采访绅士条例》一文，其针对旧志存在的弊病，在文中强调编纂方志应注意六个方面:一是志地理不应漫无统记，当仿《禹贡》、《汉书》例，凡府、州、县、乡里、村落记其四至八到，山川、津梁、关隘、渠堰、驿道、市集、寺观，注其位置和距治所里至，山川详其脉络、流向和流域。二是志书内容应注重记载民生利弊，“凡有关于民生者，无不一览而备具”。三是效法《魏书•官氏志》、《华阳国志•蜀中民族谱》，注重少数民族的记述，详记“巨室仕族”。四是艺文当遵《汉书•艺文志》之法，著其书目，反对滥采诗文，主张仅录序跋，略作解题。五是记载人物主张“贤达以事迹为断，文学以著述为断，封赠以诰轴为断，耆宿、行谊、孝友、忠义以事实为断”，不可专事浮文而缺乏实际内容。六是科举、荫袭应详注仕履。以上编纂观点、方法，对邹汉勋编纂贵州四府府志有着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

《宝庆府志》不一年而纂成后，汉勋即受聘至黔修撰贵阳、大定、安顺、兴义四府府志，前后历七年。咸丰元年(1851年)乡试中举，二年赵京会试不第后，于江苏高邮会访同乡魏源，“互出所著相参订”，“与源共撰《尧典释天》一卷，又为绘天象诸图。”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攻占南京，汉勋以援、堵、守三策致书曾国藩，并随清军将领江忠淑率“楚勇”援南昌，被太平军杀死于安徽庐州，时年49岁。

邹汉勋一生著述宏富。除地方志外，主要有《读书偶识》36卷、《◇艺斋文存》8卷、《经义拾遗》10卷、《说文谐声谱》15卷、《广韵表》10卷、《五韵论》8卷、《六国春秋》24卷、《贵州沿革表》20卷、《衡阳二王著述目录》3卷、《五均论》2卷、《高平物产志》2卷、《颛顼历考》2卷等。“凡二十余种，合二百余卷”。然其中大部分于“同治二年，土匪焚其居，熸焉。”今存者仅《读书偶识》8卷、《南高平物产记》2卷、《颛顼历考》2卷、《◇艺斋文存》3卷、《诗》一卷、《红崖碑释文》l卷、《五均论》2卷、《尧典释天》1卷，均收入《邹叔子遗书》。张之洞《书目答问》置邹汉勋为“经学家”，《中国地方志词典》称其为“清学者和修志家”。

二

邹汉勋来黔撰修方志，是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的机缘的。

清王朝入关稳定后，为了掌握各地情况，以利决策施政，巩固统治，在康熙十一年(1672年)即访令各省纂修通志。二十二年(1683年)，又“命省郡各绘图以进，且悉其境内之名山大川焉。”因之台省大臣复“转檄郡邑，新旧志悉采录”，“将以汇成全志，上达御览”。地处边远的贵州也同于内地大开修志之风。康雍乾嘉时期共纂成通志3部，府州县志及其它志书105部。虽数量较明代明显增多，但与内地省份相比却为数较少，而不少志书是为应付差事成书草率，简陋残缺，以致“郡志则罕有之者，”且不少府、州、县未曾开局延儒，创修志乘。道光十六年(1836年)，贺长龄巡抚贵州后，鉴于上述情况，便畅议全省各府、州、县编修方志，其认为“凡一府数百里中风化之盛衰，民心之醇醨，政教之得失美恶，一一皆本乎长吏”，纂修好志书，以使守令者“按疆域当思何以抚绥，稽户口当思何以保聚，询风俗当思何以补救，奉祠庙当思何以致祥，农桑思何以劝课，学校思何以振兴，与夫城池、津梁及榷赋、仓储诸大政，思何以利民而尽职。”要求各守令在修志上不仅挂名主持其事，而目必须遴选人才，讲求志书体例，修出好的志书，这一特定的背景为邹在贵州成就名志提供了前提。

在这一背景下，《遵义府志》纂者郑珍、莫友芝的先后婉辞撰修《贵阳府志》及贺长龄的荐举为邹在贵州成就方志名构创造了机缘。贺长龄畅修方志后，遵义知府平翰(继任者黄乐之)首应倡义，“于荒山破屋中至郑君珍，付以纂辑之任，”并请莫友芝佐助。郑珍、莫友芝都是晚清举人，著名学者、诗人。郑、莫二人受任后“精心致志，三年不倦”，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玉成“或谓天下府志中第一”的《遵义府志》随即贵阳知府邓云谷欲聘莫友芝修撰《贵阳府志》，而莫“私计首郡事重他郡，非备鸠唐宋以来舆地杂史，稗官琐言，通行之芨，佚藏之编，荒垄之断石，土酋之世谱，博采精贯，未易以弥正史之罅，而刷方志之谬。又适以遵志招致齿舌，念首郡益多持挠。见寡力劣，辞不敢为。……”不久，邓调任他去，周作楫则由思南调任贵阳知府，贺长龄即“以府事委”，谓曰:“黔中受国朝恩泽二百余年，前此仅有通志，近日山川秀发，人文蔚起，贵阳为通省领袖，志乘缺如，此守土者之责也。尔其修之!”周遂设局延请郑珍纂辑，郑因忙于他事而作书“婉略逊辞”。周复延曾修《思南府续志》、《松桃厅志》的思南萧琯开局纂修。历时三年而“纲举目张，书已成帙”，然众议认为该志虽“体要已备，犹择而未精也；笔墨己劳，犹美而未善也。与贺中丞商之，”便遣使持函再请郑珍赴局修撰，郑以贵阳情形不熟，搜集资料困难;又《遵义府志》纂成后有无赖之徒妄兴诽谤，余波未平:兼之自己已任教职，恐人议论见利忘义，并自己体力已差、精力不济等由复书再次婉绝。在此情况下，贺长龄遂向周举荐邹汉勋，从而使邹得以在贵州施展志才。

　　　　　　　　　　　　　　　　　　　　　　　　　　　三

由于贺长龄的举荐，贵阳知府周作楫即延请邹来筑“修润删正”府志。邹于道光二十五年(1846年)至筑后，对萧稿“参互考订，去复删繁，另标节目以归人雅，独具经史以辟异说，”并另撰了《循史传》、《贵阳耆旧传叙》、《贵阳文艺传叙》、《贵阳分星说》、《贵阳沿革》、《贵阳疆里记叙》、《贵阳山水图记叙》等卷目，做了大量的主笔工作和全志的修润工作。历两年定稿成书。全志自“宸章”以至“土司”，列为八十八卷，其顺序为:卷一至三人事记，卷四至五沿革表，卷六至十三职官表，卷十四至二十三选举表，卷二十四至二十九疆里图记，卷三十至三十二山水图记，卷三十三山水副记，卷三十四城郭图记，卷三十五宫室图记，卷三十六祠宇副记，卷三十七关路津梁图记，卷三十八至三十九古城池图记，卷四十分星野、五行略，卷四十一祠祀略，卷四十二至四十三学校略，卷四十四至四十七食货略，卷四十八至四十九武备略，卷五十至五十三艺文略，卷五十四至七十二政绩录，卷七十三至八十二耆旧传，卷八十三至八十六列女传，卷八十七至八十八土司法、苗蛮传、流寓传。余编二十卷，卷一至十八文征，卷十九至二十杂识。从中看出，该志纪、图、表、略、传诸体并用，一如正史。又著录“宸章”为冠编，同余编《文征》、《杂识》作志书两翼。“条分缕析，体大思精”，示之诸名士，“咸以为有典有则，不懈而及于古。”较全面地反映了贵阳古今风貌，存史资料较丰，梁启超誉其为清代佳志。今人也认为该志“搜辑排比，整齐而有剪裁;别择考订，谨严而又详赡；为贵州方志中的上品佳构”。

《贵阳府志》的成功完稿，汉勋名望益加。时任大定知府黄宅中(任宝庆知府时聘邓、邹撰《宝庆府志》，前已有述)，意在前太守王允浩乾隆十五年修纂之《大定府志》8卷残稿基础上，创成一府古今各事之总汇。值汉勋完稿《贵阳府志》，“乃于丁未(道光二十七年)冬招延至署，取旧志抄本及余(黄宅中)历年采录者分类编纂。”汉勋从经世致用的思想出发，力图从篇目、资料内容上体现志书的资治、存史价值。在篇目上既吸取了福建宁化县李元仲所纂《县志》以土地、人民、政事分编的特点，又采纳了《贵阳府志》首冠“宸章”、外置“文征”收录地方文献的长处，同时借鉴了《遵义府志》列“旧志叙录”卷于志尾的新创，结合大定府之实情，将全志划分为冠篇、内篇、外篇三部分，并在内篇中置疆土、治地、惠人、俊民、经政、旧事六志，在志下列卷，卷下设目。记载府辖六属(包括大定、黔西、平远、毕节、威宁、水城)诸事，上自春秋，下迄道光朝，皆“巨细靡遗”，编纂中坚持“一境地，必溯其源;一名物，必究其源;一措施，必缕陈其得失。凡可以昭法守、示劝戒者，无不郑重揭之;且每事必详所出，不以己意为增损，”据实直书，史料价值甚高。历两年书成，共60卷,70余万字。该志刊行后，历来颇受好评，如林则徐即感叹此志“编纂之勤，采访之博，决策之当，综合之精，以近代各志较之，惟严乐之之志汉，冯鱼山之志孟县，李申耆之志凤台，或堪与颉首，其它则未能望及项背也。”《贵州古旧文献提要目录》赞其“目录祥细，细目备载，先分篇，后分志，再列类，更祥其细目，为方志目录中佳作。”

邹汉勋受聘撰修《大定府志》时，旗人常恩受任安顺知府。见安顺府素无志乘，遂存创修之念。值礼部“查催儒林、文苑、循吏、孝友并各员著述书籍，”因集绅耆采择资料，“将有头绪，而量移黎阳，遂止。”二十九年(1849年)，自黎阳回任，复倡此举，聘汉勋主其事，郡人吴寅邦协之。“开局庚戌(道光三十年)正月，成于辛亥(咸丰元年)六月。”全志五十四卷，首序、职名、凡例、目录，次天文志、地理志、营建志、纪事志、经制志、职官志、人物志、烈女志、艺文志，各志前均有序引，撮述立言要旨，述事止于咸丰元年。全书“义例整赡，搜罗赅博，凡有引文，必标明所出，古迹未载者，则征诸案牍访册及夷书，遇有两说或互相抵牾者，必附考证于其下，条分缕析，以求其事。”资料富足，内容详备，又统合古今，详近略远。尤该志舆图，仿《遵义府志》加以方格，计里开方，又采《大清会典》、《贵州通志》及省内外方志地图之长，荟萃成图。方格以红印板套之，以清眉目，城池、塘、讯、铺、疆界、水、桥、山路均各有标号，分疆画里，寻流溯源，一览而备，时人赞之“图绘以创格，足以为式者也。”而该志运用图例符号和用彩色来提高地图的清晰度，是为邹汉勋地图学用于实践的具体体现。是志被梁启超誉为名志，实不过份。

《兴义府志》是邹汉勋在贵州历事的最后一部志书。该志的撰修经历草创(道光二十一年至三十年)、修改(道光三十年至咸丰元年)、定稿(咸丰元年至三年)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知府张锳(张之洞之父)一手“取旧志，删其繁，存其要，补其略，增其遗”，又“博考纂辑，复询绅士，访父老，属草焉。如是者十年，稿凡数易，”完成初稿事宜。邹汉勋于此志之劳作在于修改阶段。邹应聘至兴义后，张锳“出稿相质，商榷经年，又易稿再。”邹集前多次纂志之经验，又以朱长文《吴郡图经续志》、范成大《吴郡志》、罗愿《新安志》、张悮《会稽志》为法，博采众长，征引必著书名，稽溯必详源委，采摭必求关郡，修润补充，夜以继日，不辞辛劳。稿将纂成，因急于乡试而婉辞。在此情形下，张“又聘江南朱莲生茂才勷修，商榷两年，……至咸丰三年，乃成书七十四卷、表十二卷、列传十七卷。”该志所述内容，皆广征史料，详尽考证，特点突出，志中征引书籍达517种之多。除梁启超称其为“清代佳志”外，今人对之评价也甚高，认为“在贵州方志中，完全可以与郑、莫合编之《遵义府志》媲美，堪称上品。”邹虽因乡试而未终结《兴义府志》之玉成，但其对该志“列著作之林”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应该肯定的。

从上述内容可看出，贵州道光四府府志的纂成并占据清代全国27种名府志中之七分之一位置，除在贵州巡抚贺长龄的倡议下，四府知府皆视修志为守土者之重大责任之一而极其重视和努力外，实与邹汉勋的广博知识、志事才能与辛勤劳动紧密相关。邹由湘至黔后，在短短7年间，马不停蹄，将不御甲，先后受四位颇有政声的知府延请，运用其在经史、地理、地图等方面的渊博知识和宝庆修志经验，主纂或参纂成四府府志，不仅为贵州历史上所仅有，且在全国方志史上也难多见，从中我们可想象其对方志事业的酷爱之情和不知疲倦、勤奋耕耘的敬业精神。诚然，四府府志由于时代与修撰者阶级属性的局限，或这或那存在着缺点和不足，这是需要我们用一分为二、实事求是和阶级分析的观点去正确认识和对待的。四府府志的编纂与成名是邹人生旅途中的辉煌一程，也是其对方志事业所作的较大贡献。四府志在刊行后的一百多年间，较充分地发挥了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为当今的方志编修和史志研究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借鉴和丰富的素材。其所体现出的诸如方志编修与领导重视与否的关系、修志在于得人、如何提高志书质量等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