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本科大学
有人说,北洋大学刚建立时只有专科,没有本科,只能称专科学校,这是没有根据的推测。其实,早在北洋大学筹建以前,19世纪60年代,中国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洋务派出于与洋人打交道及开矿山、办工厂、造枪炮的需要,办了许多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全部以学习西方语言和某项技术、技艺为主要内容,这些学堂大部分属中等专业技术学校,也有少数属高等专业学校,但不能称本科大学。如洋务派从同治元年(1862年)起先后建立了京师同文馆,上海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湖北自强学堂等二十多所新式学堂,培养了一批我国早期的科技人才。但这些学校多是以学习外国语言和进行职业技术教育为主,即一般技艺学习。就是规模最大的由清政府总理衙门于1862年在北京建的京师同文馆。在1866年以前也只限于学习英、法、俄文等外国语言课。1866年以后加上天文和算学等自然科学的基础课,也不能算完全的兼顾理论和实践。只能算专科学校而不是本科大学。
北洋大学成立时叫“北洋西学学堂”,从名称上看也不叫大学。那么为什么这个学校就是本科大学呢?我们说,这所学校不仅是正式大学,而且是名符其实的本科大学,这可从学校的建制和招生来分析。我们还回到奏折上来,盛宣怀在奏折中关于学校的建制提到:“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并进一步指出头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大学堂也”,二等学堂“此外国所谓小学堂也”,即头等学堂为本科,二等学堂为预科。既有预科又有本科的学堂肯定为本科大学。
关于招生,因为本科和预科学制均为四年。如果按部就班地招生和毕业,“惟二等学堂功课,必须四年方能升入头等学堂。头等学堂功课,亦必须四年方能造入专门之学”,要等八年才能有正式本科生毕业。这样就不能满足当时的人才急需。盛宣怀建立新学堂从本意就是要快出人才,因而在创办第一年就采取了“通融求速”的办法。“至头等学堂,本年先招已通大学堂第一年功夫者精选30名,列作末班。”第四年底(即1899年)就有第一届的大学本科生毕业。而不是等4年后由二等学堂毕业生开入头等学堂。二等学堂成立之初也是分别招收不同水平的学生分为一、二、三、四班(即年级)。这就是说从当时招生情况看,这所学校在1895年成立时就已经有了本科生。经过4年学习。1899年有了第一届毕业生。从天津大学档案馆保存的北洋大学1900年初(光绪二十六年元月)所发第一号王宠惠先生的毕业文凭来看,1899年北洋大学确有第一届本科生毕业。
从学校的教学水平来看,北洋大学被誉为东方的康乃尔大学,从第一届毕业生开始不经过考试就可直接进入美国著名各大学之研究院。国内许多有志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青年,也以能考入北洋大学为荣。由此可以不难看出北洋大学的教学水平之高在国内史无前例。
正规国立大学
北洋大学不仅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大学,而目从她创建的时候起就是一所正规国立大学。首先,开办北洋大学的奏折是光绪皇帝亲笔御批的。另外,由奏折提供材料,开办学校的经费来源于国家收入之重要部分——关税及电政收入。头等学堂和二等学堂每年共需经费银五万二千两左右。这些经费主要来源于当时新增收的开平煤税(每年约库平银一万四五千两)。天津米、走进口税从光绪十九年(1893年)每石专抽博文书院经费银三厘改为每石专抽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经费银五厘(每年约五六千两)。
电报局借用天津至沈阳官线每年捐交英洋二万元。招商局为抵制日货,规定从上海至天津轮船凡装运土货二成免税,因此每年捐交规银二万两(盛宣怀当时为电报局、招商局总办)。以上几项数目合计,每年五万二千两左右。本来税收及电政收入为国家收入之重要部分,应上缴国库,但为开办北洋大学,光绪皇帝批准将以上款项全数解天津海关道库储存,专备天津头等、二等学堂经费。至于学校创办所需购买设备、书籍、聘请教习川资等一切创办应用之款,不在常年经费之内,而动用了光绪十九年至二十一年四月未捐存银八千余两。
北洋大学是国立大学,还可以从学生的待遇明显看出来。北洋大学学生一切费用均由国家负担,书籍、纸张、笔墨以及缮费都是无偿提供的。除此之外,每人每月还发膏火费一至七厘白银不等,且随年级升高而增加。这是其他学校所不能比的。北洋大学开创之初,学生待遇较高,其中原因之一是因为当时西学还不为一般人所认识,因此首创的这所完全西学的大学必须有较高的待遇,才能吸引更多的学生报考以保证学校的教学质量。
天津是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源地
有人说,第一所大学建在天津,天津当然是高等教育的发源地,那么,又有人要问:建立第一所大学的奏折为什么会发生在天津呢?回答这个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这还要从天津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说起。
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中日签订不平等《北京条约》,天津被迫开为通商口岸。由此开始,天津逐渐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中国之门并出入往来中国的重要据点。为了适应中外交往的需要,清恭亲王奕訢等人向朝廷建议:“天津一口距京甚近,各国在津通商,若无大员驻津商办,尤恐诸多窒碍,拟请于午庄(现营口)、天津、登州(现烟台)三口,设立办理通商大臣,驻扎天津,专管三口事务。”清政府同意这一建议,千1861年1月20日(咸丰十年十二月七日)任命侍郎衔的候补京堂崇厚为三口通商大臣,常驻天津。并在城东北隅的原盐政史署(即今河北区原东风影院附近)设立三口通商衙门,负责办理三口通商外交事宜。
与此同时,英、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利用他们在不平等条约中所取得的种种特权,加紧对天津这个“距京甚近”的极为重要的通商口岸的控制和掠夺。如强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控制天津海关,开设洋行和银行,建立教堂、学校和医院等。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对天津进行了一系列的侵略活动。
在西方列强不断入侵的情况下,清政府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此时,在清廷内部有一部分人的观念开始发生变化,认为应该学习西方以图自强,千是纷纷办理洋务。这就是所谓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实际上是一场中国封建政权清政府图“自强”的自救运动,而开办“洋务”所建立的若干新式工厂在客观亡对推动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当时办“洋务”数量最多,时间最长的莫过于李鸿章。
李鸿章1870年至1895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5年之久。就在这20余年中,李鸿章以天津为基地,举办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离任,天津问题引起注意,正在天津协助办理“天津教案”的工部尚书毛昶熙首先提出撤消三口通商大臣,改设北洋通商大臣的建议。他认为“天津地方在京师肘腋之间,华洋杂处,易滋事端,一或不清,所关匪细。”而原设三口通商大臣虽管辖“洋务”、海防,但因无权指挥下层镇道府县,遇事还需和远在保定的直隶总督函商,迁延时日,不能及时解决争端。因此他建议不必专设三口通商大臣,而把“洋务”、海防都划归直隶总督。清政府同意将三口通商大臣一缺著即行裁撤,所有应办事宜,均著归直隶总督办理,即由礼部颁给钦差大臣关防,并著该督每年子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管辖范围也由原来的三个通商口岸而扩大为奉(今辽宁)、直隶(今河北)及山东三省,并由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即北洋大臣)。
清政府为了使李鸿章放手大办“洋务”,还专门发布上逾,进一步明确“所有天津洋务一切事宜,该督责无旁贷,著随时相度机宜,悉心筹划”。这样一来,原系分任的直隶总督与通商大臣,则由李鸿章一身二职,避免了职权分散和互相掣肘的情况。从此李鸿章可以常驻天津,靠着天津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为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实力,而大举兴办“洋务”,使天津的“洋务运动”有了明显的进展,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
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
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在“洋务运动”的推动下,天津充分利用各国通商口岸的优越地理位置,创办了许多军事工厂和民用工厂,生产军用机械和民用产品,先进的近代工业生产方式开始在天津出现。其中最大的军事工业就是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
1866年三江通商大臣崇厚向清廷建议,在天津建立机器局,仿制外国机器,制造军火。这样即可“拱卫京畿”,“以固根本”,清廷同意。1867年4月在城南三里海光寺设厂,工匠六七百人,以制造机器、洋枪洋炮等物,兼制小火轮船。这就是我国北方最早出现的具有近代规模的机械工厂。1867年在东局子建天津机器局火药厂。从1870年开始李鸿章接管机器局,到1891年又先后对机器局进行了五次大的扩充。护旧增新,使天津机器局成为包括机器制造、基本化学、金属冶金、铸造、热加工、船舶修造等规模可观的军火企业。不仅常年雇用工人2700多人,同时还附设有水雷学堂、电报学堂,培养布雷、通讯等技术人员。
1835年清政府命令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开始筹建北洋水师。先后从英国、德国购买了破军舰25只,并依靠英、德人做教习,训练海军。为了使北洋水师的舰船能就近修理,李鸿章奏请在华北建造船坞一座。经清廷批准于1880年在大沽海神庙地方创办,并命名为北洋水师大沽船坞。开始只承修北洋水师各种航船,后又兼营造船,承修海防工程,生产军火等。
在大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李鸿章在天津也开办了大量的民用工业,在他的主管下1872年开办了天津招商局,经营天津至上海的轮船运输。1878年开办了开平矿务局,即开滦煤矿,在中国最早使用机器采煤。1878年李鸿章“以天津为北洋枢要”开办了邮政局。1879年开办了电报局,这是中国最早的电信业务。1887年开办了天津机器铸钱局。
“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天津建立了早期的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引用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方式,采用新式机器和规模生产,使天津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生产的重要基地,加强和提高了天津这个北方“洋务运动”中心的战略地位。
较好的新学教育基础
天津早期就有兴办教育之历史。清代以来,为了培养读书士子,天津地方陆续开办了一些书院,如1719年的三取书院,1747年的问津书院,1827年的辅仁书院,1875年的会文书院,1886年的集贤书院,1887年的稽古书院,以及崇文书院、津东书院等。此外,天津各地还建立了许多义学、私塾等。至光绪初年,天津共建官办义学三十余处,还有许多民办义学。后来,这些义学大都成为新式学校。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在天津“洋务运动”中,随着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的建立,急需有一批能使用西方先进军事装备和机器的人才。于是就陆续开办了一系列为洋务事业服务的新式学校,从此天津近代教育的序幕匣徐徐拉开。
天津最早的官办新式学校是1880年李鸿章创立的“北洋电报学堂”。原在1879年,李鸿章出于军事上的需要,架设了自天津直隶总督衙署至大沽炮台及北塘兵营的电信线路,次年又在天津设立了电报总局。为了满足培养电信人才的需要,李鸿章在建立电报局的同时,就设立了“北洋电报学堂”。学堂的教师主要是从丹麦大北电信公司招聘。1886年在紫竹林法租界建校舍,增聘法国人、英国人、丹麦人为教师讲授电信学科。1900年以后,校舍迁入城内。学堂分为高等、中等、初等三科。修业年限3年,设有电信学、历史、地理、算术、英语、法语等学科。至1904年,学堂已先后培养了大约3000名毕业生。这些人大都成为全国电信线路的技术骨干。
在创立北洋电报学堂的同时,1880年李鸿章又奏准在天津设立“北洋水师学堂”,为其一手操办的北洋水师海军培养管驾人才。次年7月,学堂正式落成,校址在天津东局子附近,由吴赞诚首任督办。8月开始招生,专习驾驶。1882年又添设管轮学堂,并由马尾船政学堂聘请留英高才生严复为总教习。水师学堂所设的课程有英国语言翻译、几何、代数、平弧三角、勾线、级数、重学、天文推步、地理测量等,另设“观星台”一座,供学习天文者“登高侧望”。学堂的学制为5年。学生招收条件很低,只要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读书数年,能做论文或小讲半篇即可录取。录取后,试读两月就可转正,一切食宿医疗皆可免费,每月还发给赡银四两,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北洋水师学堂的建立,为培养北洋海军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一时被誉为“实开北方风气之先,立中国兵船之本”。
1881年,李鸿章委托法国人欧班及久瓦尼主办医学馆,校址系天津招商局总办朱其昂捐赠,1893年改名为“北洋医学堂”,成为我国创办的最早国立医学堂。1902年改为“海军医学堂”,并增设北洋医院为附属医院。
1885年李鸿章又创办了“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事学校,教授西洋枪炮、土木营垒,行军布阵及分合攻守之法,该校聘请法国军官多人为教习。学堂经费除洋员及教习、翻译各员的薪俸外,一切开支在北洋海防经费内拨付。学堂教育虽然在军事上采用外国行军新法,学习外国军事操典,但在思想上却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忠君尊孔,禁止一切进步思想。这是与当时流行“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指导思想分不开的。天津武备学堂为清政府训练新军培养和储备了人才。
另外,1860年天津开为通商口岸以后,西方各国在天津租界内陆续开办了一些新式学校。1886年美国人创办的“中西书院”,1895年法国人成立的“法汉学校”,1899年美国人建立的“成美学馆”,1902年英国人创立的“新学书院”,1900年日本人创办的“日出学校”等。这些新式学校的创立,也在一定程度上对天津普及基础教育和推动西方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历史的必然
综上所述,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到90年代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内,在清政府洋务派的苦心经营下,天津已经逐步成为北方“洋务运动”的中心,建立了近代基础工业的基地,形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摇篮,并初步建立了为“洋务运动”服务的新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基础。天津当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已经成为近代中国比较发达的北方工业城市,为推动教育的发展和进一步建立新式高等教育大学打下了充分的社会基础。再加上1894年甲午战败,1895年中日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清廷政府的封建统治基础发生了根本动摇,要求变法维新图强的思潮日甚一日。在这种形势下,盛宣怀适应社会潮流,大胆上书,奏请建立全新西式的高等技术大学,并立即获准,也应该是历史的必然了。
今天,历史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北洋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今天的天津大学,在改革开放的指引下,学校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所大学,我们要无愧于这一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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