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一书，历来被目为道家经典之一，历朝历代注家众多，其中又以晋人郭象的《庄子注》、唐人成玄英的《庄子疏》、清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注本较为重要。自魏晋玄学兴起以来，学者文人们对《庄子》的解读，往往重点在其“玄之又玄”的一面，津津乐道于所谓的“小大之辨”、“野马”“尘埃”等等难以理解的哲学命题和奇特夸张的文学意象。时至今日，当我们谈论《庄子》的时候，也还是将这些“玄之又玄”的哲学理念当作是《庄子》刻意宣扬的人生理想并加以反复研究。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呢？从清人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里，我们可以看到《庄子》不为人们重视的另一面。为了有一个比较。下面首先对上述几个重要注本和当今学术界的庄子研究作一个简略的考察。
一、郭象、成玄英对《庄子》的玄学化解读
晋人郭象的《庄子注》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庄子》注本，是我们考察《庄子》及其研究的一个重要依据。汉兴以来黄老之学盛行，魏晋时期玄学兴起，郭象的《庄子注》，既是对《庄子》的注解，也是对自己的一套人生哲学的阐发。在这样的前提下，对《庄子》的关注必然是在那些可以随意发挥的哲学命题上。所以在郭象的序言里。并没有对《庄子》一书的写作背景和写作目的作出解释，只是说“夫庄子者，可谓知本矣”。然后作出了这样的评价：“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而明内圣外王之道，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其言宏绰，其旨玄妙。至至之道，融微旨雅。泰然遣放，放而不敖。……故观其书，超然自以为已当经昆仑、涉太虚。而游惚悅之庭。”所谓“通天地之统，序万物之性，达死生之变”等等，都是就“其旨玄妙”的一面而言的，清人冯梦桢曾说：“郭象注庄子，乃庄子注郭象耳”，那么郭象当然也就无法对《庄子》有一个全面客观的认识。
在郭象的序言里，还有许多对《庄子》的批评，这些批评同样也和玄理有关。比如他说庄子“斯可谓知无心者也。夫心无为，则随感而应，应随其时，言唯谨耳，故与化为体，流万代而冥物，岂会设对独遘，而游谈乎方外哉。此其所以不经而为百家之冠也”。在郭象眼里，庄子只能说是个“知无心”的人，和真正“心无为”的圣人还是“固有间矣”，所以《庄子》这本书只能成为“百家之冠”而不能成为“经”。这也还是在说玄理。
成玄英是道家重玄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庄子疏》一书，采用的是“援佛解庄”的方法，重点同样也在玄理。他在序言中是这样说的：“夫庄子者，所以申道德之深根，述重玄之妙旨，畅无为之恬淡，明独化之冥冥，钳揵九流，括囊百氏，谅区中之至教，实象外之微言者也。……其言大而博，其旨深而远。非下士之所闻，岂浅识之能究。”对《庄子》的“重玄之妙旨”更加地推崇。不同于《郭象序》的是，他对《庄子》的创作背景作了一个简要的说明，说庄子“当战国之初，降襄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但也仅此而已，其重点仍旧是在玄理上。文人学者们将关注焦点集中在《庄子》书中的种种玄言妙理上，究其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内因，即《庄子》一书“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在思想上和《老子》有着传承关系；一是外因，即失意士人逃避现实的需要。《庄子》多写寓言，想像夸张奇特，言辞雄辩华丽，有着丰富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极易被其表面上的逍遥自得所吸引，于是成为后世文人聊以自慰的精神乐园，这一点也部分地助长了对《庄子》一书的玄妙意味的夸大。
二、当代《庄子》研究中普遍的哲学化倾向
在当代的《庄子》研究中，普遍的倾向仍然是对《庄子》的种种哲学命题进行反复的阐释，并将其想当然地作为《庄子》一书的真正主旨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或者说根本就没有考虑过《庄子》一书的真正主旨。这一点在现在的大学教材中体现得很明显，例如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潘慧惠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关于庄子就是这样说的：“庄子的思想，以老子为依归而有所发展。主张‘无为’、‘无用’、顺应自然，反对人为：又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否定客观事物的差别。对儒学多有诋毁。对‘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不合理社会作出激烈的抨击，却又采取逃避现实、逍遥自得的态度。”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中也说庄子“从消极和唯心主义方面发展了老子的学说。……否定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把所谓‘道’看成宇宙的本体，又把‘道’与人们的主观精神合而为一。……因而宣扬了唯心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陷入了神秘主义和虚无主义。”这些都是简单地把《庄子》中的哲学思想等同于《庄子》的创作意图，或是忽略了《庄子》的创作意图。
现当代的其它许多学术著作也是这样，如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秦彦士《诸子学与先秦社会》等等，只要是谈及《庄子》，大多是围绕诸如“自然主义”、“相对主义”、“无为之道”这样的哲学范畴展开的，而对《庄子》一书的主旨却缺乏全面的探讨。近期发表的许多关于《庄子》的论文也是如此，例如万勇华《庄子自由观论析》，李瑄《“悬解”与人生困境的解脱》等。不可否认的是，《庄子》的确有着极为丰富宝贵的哲学思想，这些哲学思想对后世直至今日的文学创作乃至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庄子》一书在客观上也确实宣传了这样一些哲学上的概念，但是这究竟是不是《庄子》的真正主旨，或者说究竟是不是创作《庄子》的主观意图，这之间恐怕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能否说《庄子》在“主张”什么，在“宣扬”什么，恐怕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问题，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庄子》，更加真实地认识《庄子》，避免对《庄子》最起码的误会，应该说是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三、清人王先谦在《庄子集解》中的看法
清人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同样也是至今较为通行的《庄子》注本。他在其《庄子集解•序》中对庄子有着不同的认识，他说：“夫古之作者，岂必依林草、群鸟鱼哉。余观庄生甘曳尾之辱，却为牺之聘，可谓尘埃富贵者也。然而贷粟有谓，内交于监河，系履而行，通谒于梁魏，说剑赵王之殿，意犹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况余子乎。吾是以知庄生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也。”王先谦在这里首先指出了庄子“意犹存乎救世”，而且“其心迹不能见谅于同声之友”、“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这就涉及到了《庄子》一书的创作目的，也就是庄子进行创作的主观用意。有意思的是，在郭象《庄子序》中也提到了庄子“虽未体之，言则至矣”，似乎也有“非果能回避以全其道者”的意思，然而王先谦的重点在庄子“非果能回避”，强调的是“意犹存乎救世”，而郭象的重点却在“言则至矣”，强调的是“至至之道，融微旨雅”，二者之间仅是“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的差别，对《庄子》的阐释却是截然相反。
接下来王先谦在其序中又写道：“且其说曰：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又曰：周将处乎材不材之间。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橛饰鞭莢为伯乐罪，而撽髑髅未尝不用马捶。其死棺椁天地，而以墨子薄葬为大觳。心追容成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论以修心。此岂欲后之人行其言哉。嫉时焉耳。是故君德天杀，轻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谀，严于亲而尊于君，愤浊世也。登无道之廷，口尧而心桀；出无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则又奚取夫空名之仁义，与无定之是非。”在这里，王先谦认为《庄子》一书中之所以有这么多的奇谈妙论，部分的原因是庄子为了展现自己的才华（“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见”），而这并不是想要鼓吹后人照此行事（“此岂欲后之人行其言哉”），只是出于对当时黑暗现实的嫉恨罢了（“嫉时焉耳”），所以《庄子》中既有“刺暴主”的内容，也有“愤浊世”的内容；在当时的“无道之廷”和“无道之野”中，到处都是“口尧而心桀”、“貌夷而行跖”的人，所以根本就没有那些内容空洞的“仁义”，也没有办法来分辨那些难以分说的“是非”，所以王先谦接着又说：“其志已伤，其词过激，设易天下有道，生殆将不出此。”
王先谦的这篇序言，并没有在那些眩人耳目的玄理上加以纠缠，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庄子》的创作本意上，他的意思归纳起来就是：庄子写这些离奇的故事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对当时局势的痛恨，他在无力救世的情形下，心中向往上古的纯朴世界，只好借助这样一些玄理来修养心性（心追容成大庭结绳无文字之世，而恒假至论以修心），并没有希望大家都来照着做的意思；倘若天下一片太平，庄子一定就不会写这本书了。大概王先谦不太喜欢后来的文人们总是借着《庄子》来谈论玄理，所以他又说：“后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读生书者之咎，咎岂在书哉。”并且他还总结了自己读《庄子》的心得，说：“余治此有年，领其要，得二语曰：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窃尝持此以为卫生之经，而果有益也。”可以看出，在王先谦的眼中，《庄子》一书绝没有鼓吹玄理的意思，并且他所领会的要旨也只是简单的“喜怒哀乐，不入于胸次”而已——凡事不必太过认真，这是他最后在《庄子》中读出的“玄理”。
此外，王先谦还为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写了序言。在写这篇《庄子集释序》时，“其年适有东夷之乱”，他于是心有所感，“作而叹曰：庄子其有不得已于中乎。夫其遭世否塞，拯其末由，神彷徨乎。……子贡为挈水之槔而汉阴丈人笑之，今之机械机事倍于槔者相万也，使庄子见之，奈何；蛮触氏争地于蜗角，伏尸数万，逐北旬日，今之蛮触氏不知其几也，而庄子奈何。……彼庄子者，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寥阔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鸟足及天下。且其书尝暴著于后矣，晋演为元学，无解于胡羯之氛；唐尊为真经，无救于安史之祸。徒以乐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而其文又绝奇，郭君爱玩之不已，因有《集释》之作，附之以文，益之以博。使庄子见之，得毋曰：此犹吾之糟粕乎。”在这一段文字里，王先谦道出了庄子心中的“不得已”和“奈何”，这种“不得已”和“奈何”是因为“遭世否塞，拯其末由”而“神彷徨乎”，所以《庄子》一书只是其“求其术而不得，将遂独立于寥阔之野，以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之作。同样，在这里王先谦也指出了后世对《庄子》的误解和附会，说这样一来“徒以乐世主淫侈澹末俗利欲，庶有一二之助焉”，这些东西都只能算作是《庄子》中的“糟粕”。因为有着相似的社会大背景的缘故，王先谦在这篇序文中也投入了更多的感情，他对郭庆藩“附之以文，益之以博”的做法看起来是并不赞许的，而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恰恰是汇总了郭注、成疏和陆德明《释文》的完备之作。所以王先谦对《庄子》的态度是很明确的：这本书只是庄子在“遭世否塞，拯其末由”、“求其术而不得”之时的“嫉时”与“幸全其身而乐其生”之作，其中充满了庄子的“不得已”和“奈何”，因而绝不能将其“演为元学”、“尊为真经”，“使庄子见之，得毋曰：此犹吾之糟粕乎！”
四、关注《庄子》的真实意旨
如上所述，《庄子》一书中的哲学思想，乃至文学思想、美学思想、文艺学思想等等，是极为丰富和亟需我们发掘研究的。但是，作为一部创作作品，总有它的大的出发点，也就是它的意旨所在。《庄子》究竟想要说些什么，想要告诉人们什么，不了解这个出发点是不行的。当然，《庄子》一书的情况比较复杂，既有庄子本人的作品，也有其后学门人的作品，王先谦的说法也只是一家之言，但是认真面对《庄子》的真实意旨，却正是我们真正认识《庄子》这部伟大作品的第一步。《庄子》中的人生哲学究竟是崇尚虚无自然还是无可奈何之语？《庄子》文学究竟是积极浪漫主义还是消极浪漫主义？《庄子》中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寓言？有没有否定美、否定文艺？这些问题恐怕只有在真正理解了《庄子》的真实意旨之后，才能作出正确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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