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闿运（1833—1916），湖南省湘潭县人，字壬秋，一字壬父，学者称湘绮先生。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学者称葵园先生。王闿运与王先谦同为晚清湖南著名人士，被时人并誉为湖南“二王”。（叶德辉曾谓王先谦：“公昔在湘，与湘绮先生有二王之目。”）两人都曾任湖南著名书院山长且历时颇长，前者掌教衡阳船山书院二十余年，后者多年主持长沙岳麓书院。晚清以降，由于弊病日益显露，书院改制被提上日程。在中国近代史上，湖南书院改制曾走在全国前列。王闿运与王先谦的言与行在一定程度上对湖南书院改制影响颇大。本文拟对“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的关系进行梳理，以期从这一视角揭示传统型知识分子在晚清变局中的复杂心态。
一、维新运动期间，“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
维新运动时期，清廷决定改全国书院为学堂，湖南书院改制之风颇盛。“二王”作为湖南著名书院的山长，面对书院改为学堂日益高涨的呼声，呈现出不同态度。王闿运竭力维护传统书院制度，力陈改制之弊，船山书院在其一再坚持之下得以继续办理；王先谦则表现出两种趋向，先是在岳麓书院内改革课程设置，为湖南书院改制积极动作，影响其他书院向改制迈进。然而不久即对梁启超等新派人物甚为不满，对于长沙时务学堂多有责言，岳麓书院改制亦因此一度搁浅。
1891年，王闿运承故友彭玉麟之邀，入主船山书院，此后一直掌教直至1915年。当时，船山书院与晚清其他书院一样，存在诸多弊病。作为山长，王闿运于此已早有认识，1893年曾言“书院之敝，在于师欲束修，弟贪膏火，未知谁始图利，而上下竞于锥刀，市道不如，徒坏心术”，也曾针对此病作谕戒饬。王闿运认为船山书院需要变革，但其变革只能限定在传统书院的体制之内进行整饬。他严肃学规，在书院内排斥科举制艺，以经、史、词章之实学教化诸生，讲授经世之学。在王闿运苦心经营之下，船山书院成为当时湖南一处颇有名气的书院。在书院日益朝着自己所预定的方向发展的状况下，王闿运不愿自己的心血荒废，因此于书院改学堂一事态度强硬。随着维新运动的失败，书院改制进程亦曾一度延缓中断，又由于“衡人多请规复书院旧章，复用经解论说”，船山书院遂一切如故。
维新运动期间，为言明自己对书院改制的态度，王闿运曾针对康有为《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致信广东学政张百熙。信中言康有为奏折“徒以危言激论声动当时”，其后果是致使各地书院随风盲动。王闿运将书院改为学堂视为徒劳无益之举，在其看来，当是时应“端根本，定国是”，并非践履徒为妄议的康有为所谓之“奇谋”（指书院改为学堂）。此信寄出后，张百熙并未给予回复，然王闿运对书院改制的态度已朗然可见。
与王闿运明确的强硬不同，王先谦在维新运动期间对于书院改制的态度比较复杂。1897年，湖南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王先谦亦称美焉。时务学堂成立之初，王先谦于之颇为赞赏，与梁启超等人关系比较融洽。在其看来，时务学堂是湖南一处具有先期示范性的新式学堂，也是湖南书院改制所能依据的样板。岳麓书院是湖南最为著名的书院，在湖南影响很大。1897年，王先谦发布改章手谕，决定进行课程改革，将课程分为经学、史学、掌故、算学、方言（外语）五门，在岳麓书院着手改章。王先谦曾谓：“方今时事多艰，培才为急，将欲讲求实用，不能专制艺试贴以为造就之资”，而“岳麓书院称名最古，向为人材荟萃之区，所宜首定章程，创开风气”，王先谦此举使岳麓书院向书院改制迈进。其后，衡山、岳州、邵阳、平江等地均出现了书院仿照岳麓书院改革课程设置的议举。由于岳麓书院在湖南的盛名，王先谦的改章于其他书院而言，影响还是比较显著的。
然而随着维新运动的深入，王先谦对书院改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认为：康有为“以变法自强之说耸动海内，朝野多为所惑，……，一时靡然从风。……，陈右铭中丞宝箴莅任湖南，余素识也，向以志节自负，于地方政务亦思有所振兴。会嘉兴黄遵宪来为盐法长宝道，与中丞子三立、庶常熊希龄合谋，延有为弟子梁启超为新设学堂总教习；江标、徐仁铸相继为学政，学会、报馆同时并兴，民权、平等之说一时宣扬都遍，举国若狂。”“举国若狂”中的“狂”字已经生动地传射出王先谦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反感之意。1898年，王先谦与叶德辉等人向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湘绅公呈》。此呈曰：“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缱幽。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为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从中不难看出王先谦的立论点在于：作为湖南学堂典范的时务学堂在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下，已然偏离正学之轨，对于湘省书院改制失去了典范作用，照此下去必将遗害湖南。出于维护中学不受所谓新学之侵扰，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等匿名揭帖指斥时务学堂所学不端，当陈宝箴欲对此事进行调查时，王先谦遂上书陈宝箴和学政徐仁铸，以辞院为挟极力为其辩白。宾凤阳一事后，王先谦对于时务学堂甚为不满，自然不主张以时务学堂作为湖南书院改制之范例。在王先谦影响下，岳麓书院的教学虽然有所改变，却坚决将有关民主、平等的新学内容拒之门外，与维新派所要施行的书院改制尚有距离。
二、清末“新政”与科举制废除后，“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
维新运动失败后，倡办新政的陈宝箴被革职，湖南书院改制受挫，但是书院改为学堂已是历史必然之趋势。在清末新政和科举制度废除后，书院改制再度掀起热潮，“二王”在这一过程中一度又以意见相似引为同调。王闿运在无奈之下，将船山书院改为船山存古学堂；而王先谦在离任岳麓山长之后，更多的则是以名绅之身份，影响书院改制。
清末，为维持风雨飘摇的统治地位，清廷宣布实行新政，诏令全国书院改为学堂，分别建立大、中、小学堂和蒙养学堂。1905年，正式废除科举制。船山书院改制问题再次提到了王闿运面前。迫于此次书院改制风潮较前次猛烈，王闿运的态度亦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对外声言书院亦当改章，给人制造书院改制的印象；另一方面，在书院内部略定日课，就课程稍做调整，以附改制之说，而经、史、词章的总体教学内容和思路则始终秉持。也就是在王闿运这种内外有别的态度下，船山书院在清末书院改制的风潮中又维持了一段时间。
在此期间，王闿运还写信给当时的显宦大吏，以图凭己之宿望使船山书院得以保留。从现存的史料看，王闿运曾就书院改制一事致信于清廷要员张之洞、张百熙、湖南巡抚俞廉三、赵尔巽等人，但是结果皆不能如其所愿。1903年，王闿运又请江西巡抚夏时代自己上书朝廷，其书言：“自庚子以来，国威小挫，论者不咎诸臣之误事，乃羡日本之暴兴。推求所由，归功教习。……今改制经岁，谤诉纷如，糜费无名，徒为不靖首善之地。管学大臣已奏称弊不胜防，详读章程，无此学制。今若不聘外国教习，则兴学为无名；聘有洋人，则学徒不可制。且外人所望，传教通商，何必愿我富强，代谋久远？”“无此学制”一语道出了王闿运对于学堂教育体制的强烈不满态度。其立论点在于：兴办西式学堂为时人盲从之举；书院改制为浪费之事；外人居心叵测，延聘外师无疑为引狼入室。总其所论，学堂之制不能行于中国。
王先谦亦曾谈及书院改制一事，认为：“书院改为学堂，……倘依外国之法，遍设乡、县、府、省诸学，必令与考试相须，方能收萃集之效。惟中国户口殷繁，非学舍如林，窃虑不敷容纳。应有大宗经费，方能办理。又外人童子七岁，无论贫富，皆令人学，官为经理，亲属不复过问。此中国人情所不能行，亦官长心力所办不到”，又言：“某等于学校大事，皆曾反复熟商。将欲强中就西，实无长策。”如将这段言论与王闿运上述言语相比，从中可以看出，王先谦没有王闿运那样激切的态度，语气尚属委婉。他谈到了书院改制需要与考试融合的必要性，陈述了书院改制中的中西差异，进而指出经费与中国人情的问题。然而在经费困窘问题上，“二王”意见互为重合。可以说，固守传统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共同心态。就此，论者曾评述道：“王先谦者，湖南优界之管理员也。而孔宪教、叶德辉等，受其驱使，互相朋比，日以斥新学、排正党为能事。……，闿运主船山讲席于衡州，自命正学”。在某种程度上，“二王”在湖南书院改制问题上是起过阻滞作用的。
新政时期，新任湖南巡抚赵尔巽将岳麓书院改为高等学堂。此举在湖南引起很大反响。不久，王先谦即建立了岳麓景贤堂，且言“岳麓书院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自去年改设岳麓书院为高等学堂，规制甚宏，学科完备，洵为前时所为及，惟历代先贤之遗蹟就此沦淹，士林惜之”，失望之意溢于言表。
科举制的废除，使书院改学堂已经成为必然之势。1915年，船山书院再也无法维持，王闿运方最终允诺船山书院改为船山存古学堂，并“勒令改船山学务，分设四科”。至此，船山书院终于改制。作为一处湖南规模较大的传统书院，船山书院落下了历史的帷幕。1916年，王闿运病逝于湘潭。
岳麓书院改制后，王先谦曾担任湖南师范馆馆长，对于湖南学堂师资培养不无贡献。王先谦还经常针对学堂发表议论，1909年作《学堂篇》，认为学堂虽行于中国数载，然从事者惟遵奉成法而不谋通变宜民之策，以致于国计人才多有损害。他主张学堂应注重实学教育，强调教学一定要师法西人教授声光、路矿等工艺之学。辛亥革命后，王先谦专意著述，1918年在长沙逝世。
三、余论
从生平和经历看，“二王”是有所不同的。王闿运终生与仕宦缘薄，一生虽与达官显吏交游甚广，但是并无实质官职；王先谦则是朝廷命官，曾做过云南、江西和浙江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江苏学政，还曾被升补为国子监祭酒。但是二人既能并称“二王”，自然就有共同之处。他们同为湘省大绅，又都是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晚清著名学者之身致力于书院教育，且长期身担主掌之职，在晚清湖南的学术和教育界颇负影响力。
晚清时期，在严峻的现实面前，科举制度弊端充分暴露。“二王”对科举制时有非议，他们看到了晚清书院教育的弊端，也都认识到书院非改无以适应变局，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值得注意的是，“二王”虽然于书院改制颇多异议，但就他们自身而言，还是有所不同的。在王闿运是去除书院弊端，其所谓的改是在中国传统书院教育体制范围之内的改，绝非体制上的改变。王闿运一生“不喜言洋”，对于新学终无好感，在其看来，学堂乃异域之物，不能视作书院之改的目标与方向纳入视野。一言蔽之，王闿运所谓的改是改善调整而非改制；与王闿运不同，王先谦对于书院改制本身并无疑议，但他以为新学中的过人之处无外乎自然科技，基于如此认识，他比较推崇工艺学堂。至于新学政治与精神领域的东西，他则从心底不予接受，强调书院改为学堂决不能脱离中学之“道”，其所言的“道”即是指中国传统的伦理纲常。概而论之，王先谦的书院之改是改制，然而改制不能离“道”而行。
可见，在书院改制问题上，“二王”都有自己的底线，王闿运将底线限定在传统书院体制范畴之内；而王先谦则视学堂所学不能逾越中国传统伦理纲常权威为书院改制之界限。王闿运没有接受学堂的形式，更不可能接受其内容，在中式书院与西式学堂之间，王闿运终于未能找到双方对话的平台；而王先谦虽接受了学堂的形式，但又排拒了它的部分内容，对于西式学堂的认同也是有所保留的。王闿运强烈的护院意识，终使船山书院改制拖至民国初年。即便如此，船山书院的改制在王闿运而言仍是无奈之举；而王先谦的态度则使岳麓书院的改制出现波折。当岳麓书院改办学堂之后，王先谦颇有微词。他本人亦因卫道的言行被人视为湖南近代保守派的领军人物。但是，王先谦最终是赞同书院改为学堂的，他与新派人物的差歧在于学堂改制之后的教学建设。
综上所述。在湖南书院改制之事上，“二王”时有重合，但亦具差异，他们的言与行最终反映出来的实际上不仅仅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问题。王闿运终生尚纵横之道、好帝王之学，从根本而言想要实现的还是帝王统治之下的帝国，其理想原版虽透射出浪漫气息，但仍然未脱中国传统的经邦治国之道，在这一点上，他与王先谦对“道”的认识还是比较一致的。陈宝箴曾经对近代湖南人作过一番评论，颇能与“二王”相吻合：“自咸丰以来，削平寇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长，与异族为伍，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作为一个个案，凸显了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身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的知识分子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特征。毫无疑问，这种心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行进中的阻挡因素，然而用“保守”或“守旧”来概括又失于简单化。因之，“二王”与湖南书院改制反映出了部分传统型知识分子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真实的心理状态和心路历程，从历史的角度而言，这样的说法还是颇为妥当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