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1842—1918），湖南长沙人，字益吾，号葵园。1912年后自署曰遯，以清朝遗老自居，斋名虚受堂。同治四年（1865年）进士，历任国史馆编修、国子监祭酒等职。光绪十五年（1889年）辞官归里后，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以著述终老。
王先谦在清末政治舞台上异常活跃：在位期间，不畏权贵，上疏言事；辞官归里后，积极参与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另一方面，王先谦于学术亦涉猎广博，在经、史、子、集四部均有建树，著述等身，一生著书24种，如《诗三家义集疏》、《日本源流考》等；再加上所校、所编、所刊之书多达56种，如《合校水经注）、《皇清经解续编》等。与王先谦同时代的学者瞿鸿曾说，“振古以来，人才众矣。事功著述，恒若两途。兼者绝鲜，其著述尤富者，盖尤鲜焉……然则天之笃之，固有独厚者耶？吾于葵园阁学前辈益信”。”虽有过誉，但大体也符合事实。 就政治和学术来说，王先谦在学术上的贡献更为显著。当时学者李肖聃评价王先谦说：“长沙阁学，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予尝论其尊崇经学似仪征阮相国，厘正文章拟桐城姚郎中，校注群史若嘉定钱宫詹，考证诸子如高邮王观察”。吴庆坻《王葵园先生墓志铭》也说“先生于学，无所不究，门庭广大，合汉、宋途辙而一之，其于崇经术，治国闻，致力弥笃”。
总之，王先谦是一位政治家兼学者，在政治上，一些举措颇有影响和争议；在学术上，可谓学界翘楚。因此，历来都有学者研究王先谦，概括近百年来对王先谦的研究，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王先谦学行的记述和疏理
王先谦是清末政治家兼学者。《清史稿》中《王先谦传》，全面介绍了王先谦的政治和学术，政治方面重点谈到他上疏言事；学术方面重点介绍其著述及对后辈晚学的诱掖奖劝等。蔡冠洛编纂的《清代七百名人传》中《王先谦传》，主要介绍他在学术上的成就，说王先谦“治经循乾嘉遗规，重考证”、“复用考据校雠诸史地志，荟集群言”等等，点明了王先谦的治学特色。徐世昌《清儒学案小传》中的《葵园学案》大致叙述了王先谦一生重要的政治、学术活动，赞其为“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其督教勤恳，士类至今犹乐道之。虽晚遭奇谤，頗颔以终，而直节垂声，遗书传世，足动高山之仰，匪止湘学之光焉”。张舜徽《清儒学记》中的《湖南学记》也对王先谦作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偏重学术方面，基本肯定王先谦的学术成就，称王先谦“自是清末一大学者，影响至为深远”，但又说“徒以贪多骛博，很想掩有众长，而力不足以相副，论者惜之”。张舜徽又评价了王先谦在教育方面的成就，说“提倡文教，设局刻书；又乐育英才，充实书院；以朴学勖厉多士”。总的来说，张舜徽的评价较为全面。
另外，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刘绍唐《民国人物小传》等均将王先谦收录其中，介绍了王先谦的行略和学术。
这类研究，大多是对王先谦学行的简单记述与疏理，面面俱到，泛泛而论，没有具体、细致的分析和论证。但这些研究对王先谦的行略、学术有一个基本的介绍和概括，为今人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对王先谦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研究
王先谦是一个积极的政治活动家，有许多重大政治举措，比如力请废除粤汉铁路旧约、主张筹款自办等，尤其是王先谦在戊戌变法中的活动和态度，历来是研究的焦点。吴荣政《王先谦爱国思想简论》论述了王先谦的爱国思想和举动。董剑平《论王先谦的危机感与洋务观》认为：王先谦是在危机感的驱使下提出了学习西方器物文化的洋务观。
而有关王先谦在戊戌中的态度和活动，学术界讨论异常激烈。董剑平《维新运动中的王先谦》试图探讨王先谦维新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认为：王先谦对维新运动的态度，始终是沿着洋务思想的轨道运行的。邝兆江《湖南新旧党争浅论并简介〈明辨录〉》探讨王先谦对维新的态度，认为王先谦处于维新与保守之间的中间地段，并进一步探究王先谦等一些士绅在维新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罗志田《思想观念与社会角色的错位：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再思——侧重王先谦与叶德辉》从更深层次分析了湖南戊戌前后守旧士人如王先谦、叶德辉等的思想及其根源。罗志田《近代湖南区域文化与戊戌新旧之争》又从湖南区域文化的一些特性人手，探讨这一特定区域文化语境对湘籍士人如王先谦等思想观念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熊秋良《“翼教”派略论》认为“翼教”派并不反对变法，且王先谦还是湖南早期变法自强运动的积极倡办者和主要领导人，只是“翼教”派士绅在变革上仍继续着洋务派的旧梦。许顺富《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的王先谦》探悉王先谦在维新前后态度变化的原因。何文辉《失势的精英及其反抗——戊戌前后湖南新旧之争的政治学分析》论述了戊戌变法前后湖南维新运动中精英集团的分裂及由此衍生的社会冲突状况。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研究戊戌变法的专著涉及到对王先谦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研究，比如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等。港澳台及国外也有不少学者撰文研究王先谦，如左舜生的《亢直敢言的王先谦》、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1895—1898》、小野川秀美的《戊戌变法与湖南省》、CharltonM、Lew is，“The Hunanese Elit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1895—1898”及“Prologue to the Chinese Revolution：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als and Institution in Hunan Province”等等，在此不一一论述。
综合来看，对王先谦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他在维新前后态度的变化及其原因的探讨上，可以说，研究较为成熟，结论也逐步趋向客观。刚开始，单纯地把王先谦看作是保守派，后来，逐渐看到王先谦在戊戌变法前期是支持变法的，只是后期态度有所变化，并且学术界也逐渐认识到王先谦对新政的反对和其他保守派不同，并对其中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真可谓是仁智互见。
三、对王先谦经济思想、经济实践的研究
王先谦在经济方面也有成就，他不仅大声疾呼发展近代工业，而且身体力行，于1896年创办湖南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等。罗玉明《王先谦与湖南近代工业的兴起》分析了王先谦创办湖南近代工业企业思想的发轫，阐述了其发展近代工业企业的基本思想和创办工业企业的实践活动，分析了他创办近代工业企业对湖南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黄林在《王先谦在湖南近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中论述了王先谦在湖南的近代化过程中在政治、经济、教育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认为王先谦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绅士，但其在经济、教育方面的思想主张和实践却有利于湖南经济和教育的近代化。之所以如此，是与王先谦的中西文化观相一致的，也可以说是王先谦中体西用思想模式在实际活动中的反映。
四、对王先谦学术思想、学术成就的研究
王先谦在学术上成绩斐然，是晚清著名学者（前文已论述），因此，其学术也颇受关注。梅季《论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一文探讨了王先谦在经、史、子、集四部的学术成就以及王先谦的学术思想，认为王先谦治学汉宋同途、古今共辙、诸子并蓄、中西兼容、将考据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学熔为一体、将江浙学派与湖湘学派冶为一炉、经史子集，全面贯通，并且在治学中极富求实精神。梅季对王先谦学术成就及学术思想的研究有筚路蓝缕之功。朱汉民、黄梓根《王先谦汉学研究与书院传播》认为“王先谦是晚清一位重要的汉学大师。受道光以后晚来湖湘汉学之风和督学江南时江浙考据学派的影响，王先谦的治学呈现明显的汉学倾向；在湖湘理学传统和晚清经世思潮的影响下，王先谦的汉学又不同于传统的乾嘉汉学，已走出纯粹的考据而呈现出既趋重经史考据，又能调和汉宋、兼采古今、求实致用的多途取向”。郑艳在《王先谦与湖湘文化初探》中论述了湖湘文化与王先谦之间的相互影响。吴荣政在《王先谦的治学风貌》中评价了王先谦所取得的骄人的学术成就及其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也论述了王先谦交游对其学术的帮助等。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王先谦的学术渊源及治学特色。另外，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硕士生郑艳毕业论文《王先谦的学术成就、渊源及影响初探》，论述了王先谦的学术实践、学术渊源及其学术地位、影响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孙玉敏毕业论文《王先谦学术思想研究》，从经、史、子三个方面论述了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及思想，也对其代表性的著述进行了分析。
除综合研究外，学术界也对王先谦学术的一些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对王先谦经学的研究。王先谦的经学成就主要在《诗三家义集疏》、《尚书孔传参正》、《皇清经解续编》。后来学者对王先谦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诗三家义集疏》的研究上。如张启成《评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肯定其在《诗经》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与积极作用，但也指出，由于王先谦过于坚持今文经学的立场，因而难免有左袒三家诗的总体倾向。邹凤礼《〈诗三家义集疏〉述评》认为“王氏研究《诗经》较之前代研究《诗经》者有更多的突破、超越、创新”。赵茂林《王先谦与陈乔枞三家〈诗〉研究比较》通过比较认为：二者皆为清人三家《诗》研究的代表性著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虽多本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但在内容、方法上有所突破。程俊英评《诗三家义集疏》“从材料的完整来看，可说是搜罗殆尽，蔚为大观。”1987年中华书局版《诗三家义集疏》点校本在《点校说明》中也说，《诗三家义集疏》“体例博洽严谨，用心精密，使三家《诗》说之辑集达到完备程度。今人欲通三家《诗》说，即可以《集疏》为主要读本，一编在手，庶免翻检寻觅之劳”，评价很高。雒江生《〈诗三家义集疏〉标点斟例》、滕志贤《〈诗三家义集疏〉点校失误辨析》、耿天勤《〈诗三家义集疏〉标点失误举例》主要研究1987年中华书局版吴格点校的《诗三家义集疏》中的点校问题。
小学作为经学的附庸，在清代蔚为大观。王先谦在小学方面亦有研究，著有《释名疏证补》一书。魏宇文、王彦坤《〈释名疏证补〉的“先谦曰”探微》认为王先谦《释名疏证补》是清代整理研究《释名》之集大成著作，批判了很多学者“认为王先谦只不过是在毕沅《释名疏证》的基础上，集中了王启原、叶德炯、孙楷、皮锡瑞、苏舆、王先慎等人的校释，参酌吴刊顾校本、成蓉镜《补证》、吴翊寅《校议》和孙诒让的《札迻》，汇录而成是书，无多少己见”的观点。李传书《清人对〈释名〉的整理与研究》通过对清人整理《释名》的研究，认为王先谦的《释名疏证补》是清代《释名》研究之集大成，且认为王先谦对《释名》一书价值的认识比毕沅更深入。
其二，对王先谦史学的研究。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专门辟一节讲王先谦的史学，总体把王先谦的史学定位为封建地主阶级正统主义史学，且分别论述了王先谦主要的史学著作。认为《日本源流考》“是一部宣扬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反对维新变法的著作”，“在史料上亦无多大参考价值”。就《汉书补注》和《后汉书集解》来说，肯定它们在史实的诠释、名物制度的考订、文字的校勘等方面的成就，但也认为王先谦之所以注释这些史书，“是想利用古史资料和考据学作为坚守封建宗法思想的阵地的手段，为其地主阶级顽固派的政治服务”，吴泽对王先谦史学思想的评价在当时具有代表性，但这种评价有时代的局限性。受学术大背景的限制，当时的学者习惯于从阶级立场的角度分析问题，而没有把王先谦放在他所生活的背景下去考察、评价，这不符合“知人论世”的史学批评原则。但王先谦对《日本源流考》、《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等具体著述的研究开拓了新的研究课题和领域。陈鹏鸣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前卷》中亦有一节专讲王先谦的史学思想。陈鹏鸣用“综古今之变”来概述王先谦的史学思想，并且认为王先谦的史学中含有追求富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治学的目的是“扶世翼教”。
除整体研究、概述外，对王先谦史学的研究主要还集中体现在对其史学著作的研究上。王先谦的《汉书补注》是继唐颜师古《汉书》注之后的又一集大成，是《汉书》研究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因此对其研究颇多。吴荣政《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认为《汉书补注》“实为目前《汉书》注解最完备之本”，并论述了王先谦补注《汉书》的主客观条件、《汉书补注》的内容及优点、《汉书补注》在学术上的影响等。李家骥《王先谦〈汉书补注〉评述》认为《汉书补注》“总结了清儒对《汉书》的考据成果”，是“收罗《汉书》注释最宏富的本子”，“颇有助于西汉史之研究”。同时也指出《汉书补注》贯穿着王先谦“阴阳五行学说及封建伦理的卫道观点”。李廷先《王先谦〈汉书补注〉质疑》对《汉书补注》一书的一些具体成果提出了质疑。徐家骥《中国古代〈汉书〉研究概述》认为《汉书补注》是“《汉书》研究史上继颜注后的又一里程碑”。马固刚《〈汉书补注〉训诂杂识》认为“王先谦《汉书补注》是《汉书》诸多注释中的集大成之作，在训诂史上的地位不容置疑”。马固刚《谈〈汉书补注〉的吸收前人成果》研究了《汉书补注》对前人成果的吸收。另外，还有欧阳楠《〈汉书补注〉和〈史记〉、〈汉书〉中有关天文的一处误读及其误译》研究更为具体。
《东华录》在《清实录》未刊行前一度是研究清史的重要文献资料，颇为学者所推崇，在清史研究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吴荣政《王先谦与〈东华录〉——兼论王录与蒋录、潘录和〈清实录〉的异同》通过比较认为，王录不只是扩充和续补蒋录、潘录之作，而是“晚清经世学风影响下出现的皇皇巨制”，“在今天仍不失为一部有用之书”，但同时也指出所存在的问题。
《水经注》是一部重要的史地著作，历代都有学者对其进行研究，清代更是达到鼎盛，在此背景下，王先谦也曾校《水经注》，在《水经注》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钟凤年是研究《水经注》的大家，他称王先谦的《水经注》合校本“独为百年来通用之作。因为它并殿本与赵氏校记于一编，故称合校本。此二本的内容较之其他各校本确实更优，合而刻之，对于研究或使用郦书，信为最适用的较善之本。”
其三，对王先谦文献学成就的研究。胡志泽认为，如果站在文化整理和文化建设的高度来综观王氏一生的学问与事功，那么，与其把他看作一位成就卓著的经学家、小学家和文学家，还不如把他看成一位文献学家。胡志泽《王先谦整理古代文献的杰出成就》总结概括了王先谦整理古代文献的成就，认为王先谦整理古代文献寓有经世致用的思想，不同于那种“为学术而整理”、“为整理而整理”的做法。吴荣政《王先谦与历史文献研究》罗列了王先谦在经、史、子、集四个方面的撰述辑集之作，非常全面，还论述了王先谦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的原因。还有的学者论述了王先谦在刻书方面的成就。王秀山评价王先谦“终生致力于文献典籍的整理编辑校刊工作……一生之中刊刻书籍40余种”，认为王先谦“在学术上的建树集中表现在刻书与著书方面”。黄林是从编辑出版的角度论述王先谦的学术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成绩、出版理念等，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王先谦在古籍整理、刊刻方面的贡献。可以说，几乎任何一位研究湖南书籍出版史的学者，都无法绕过王先谦，因为王先谦所刊、所刻之书在清末湖南出版的成果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比如张宽信的《清末湖南刊刻出版图书考略》一文。陈鹏鸣研究了王先谦的历史文献学思想，同时也论述了王先谦在文献整理上的一些问题。
五、对王先谦教育思想的研究
王先谦一生不但在政治、学术上颇有建树，在刻书、教书等方面也有一定贡献。其晚年，先后主讲思贤讲舍及城南、岳麓两书院，在长达30年的教育实践中，体现着丰富的教育思想。张庆雄《浅析王先谦教育思想的转变》从教育内容、教育举措、教育目的等诸方面对王先谦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探讨，认为其教育思想经历了三个方面的转变：教育内容上，从经古之学到中西融合；教育举措上，从设局刻书到废科举；教育目的上，从“通经为世用”到“本末兼赅”。对王先谦教育思想的总体评价是：以传统的“经世致用”思想为主线，企图折中新学与旧学，中学与西学，达到道器兼举、本末并存的教育状况，主张引进西学以改革传统教育，这是他的进步之处。但他并未摆脱封建教育的信条，始终坚持以传统纲常伦理教育为本的原则，表现了他教育思想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孙海林《王先谦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指出王先谦“虽为官多年，但教育实践贯通一生；虽政治上保守，但教育思想与时俱进”，指出王先谦倡实学、务新学、主张发展实业教育等。
由上述可知，学术界有关王先谦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研究，更引人注目。如果总结一下的话，这些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就广度而言，几乎涉及王先谦研究的方方面面，诸如政治、经济、学术、教育等；其二，就深度而言，很多研究揭示了王先谦政治、学术等思想的深层内涵，有一定见地。比如有关王先谦政治思想、政治活动，尤其是王先谦在戊戌变法中的态度得到了较多的关注，从不同角度所展开的研究及所引发的争论初步解决了这一主题下的一些问题，为今后的深入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王先谦的学术思想与学术建树亦开始被人关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当然，这些研究还存在不足：其一，整个研究呈现不平衡状态。有关王先谦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的研究相对来说较为成熟，港澳台和国外也有不少学者涉及此研究领域。但由前文论述可知，王先谦一生的主要贡献是在学术，而学术界关于王先谦学术的研究相对来说显得较为薄弱，与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不成比例。其二，研究大多各自为营，不能通贯。比如王先谦的学术与政治之间有何内在联系，全无涉及；也没能将王先谦在经、史、子、集四部的观点、看法联系起来通盘考察，没能将王先谦的学术置于当时中西学术交融的大背景下来考察和研究西学对王先谦学术的影响。
有鉴于此，将王先谦置于晚清古今、中西学术交融的大背景下，以前贤的研究为基础，充分利用丰富的文献资料，全面考察王先谦的学术著述，论述王先谦的学术成就，分析王先谦的学术思想，揭示王先谦学术中所蕴涵的理论精华，评价王先谦在清代乃至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是今后学术界应关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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