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教科书中,通常多称晚清有四大藏书楼,即浙江归安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二十多万卷;钱塘丁丙的八千卷楼,藏书一万五千余种;山东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藏书二十八万余卷;江苏常熟瞿镛的铁琴铜剑楼,藏书十万余卷。但是,近些年经文史专家实地考察并查阅资料确认,在湖南湘乡曾国藩故居的富厚堂藏书楼内,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超过著名的四大藏书楼,为晚清私人藏书之冠。富厚堂是“中国近代藏书第一楼”,理应当之无愧。
曾国藩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幼在家识字读书,后入岳麓书院学习,二十三岁考取秀才,二十四岁考中举人,二十八岁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散馆授检讨、侍讲、侍讲学士。他在京师官运亨通,步步登高,由入文渊阁直阁事,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进而授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右侍郎。他拜师求教,以研究理学为重点。如果没有发生社会动荡,他将沿着读书治学的道路发展下去。然而,由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发生,曾国藩投笔从戎,充当了湘军的首领,镇压农民军,官至两江总督,英武殿大学士,居一品,死后被谥“文正”。
曾国藩毕生爱书,即使在军营战场,也不间断读书、购书、搜罗文献资料。他经常写家书教导子弟认真读书并传授读书方法。在《曾国藩家书》中,谈论读书治学的事例屡见不鲜。他的同僚和部属往往投其所好,经常赠送书籍。他的幕僚莫友芝,自咸丰九年(1859)从之于安庆,“越四年,又从之金陵,”专门为其搜罗遗书,访求珍本。曾国藩曾在《送莫友芝》一诗中写道:“青鞋侧破帽,日绎书贾坊。邂逅一相见,揖人谓我臧。”就是表达觅书之情。
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因平息太平天国革命,被清政府封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开国以来,文臣封侯自是始。”曾国藩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将其旧宅故居扩建为侯府,称“毅勇侯第”,正堂取名“富厚堂”,典出《汉书》功臣表中“富厚如之”一语,寓意发财致富,门庭兴旺。
富厚堂位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富托村,座落在山青水秀的鱼米之乡。曾氏故居总占地面积4万平方米,采用园林式建筑模式,院内有山有水,古木参天,另有5座亭阁点缀其中,这种“园林建筑”在中国乡间已保存无几。藏书楼的建筑面积约1万平方米,内有八本堂、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环天室等处,均为曾氏家族的藏书室。
一、八本堂,名称来自曾国藩的格言: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是他对治学、养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总结,也是自律的准则和教育子弟的规条,八本堂书房专藏曾国藩的手稿、日记、奏章、公文、账目、信札、著述手抄本。曾国藩一生著述颇丰,集家书、诗文、奏疏、楹联等共有百余卷。受曾国藩的影响,他的后人大多也爱读书、著书、买书和藏书。曾国藩在平时非常重视积累历史资料。他和家人的书信均使用统一规格的信纸,以使事后装订成册。他在官府从政时期的日记、奏稿、公函,乃至诗文,逐年将底稿寄回家乡保存下来,后来,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湘乡曾氏文献》、《湘乡曾氏文献补》,都是根据富厚堂的旧藏。岳麓书社编印《曾国藩全集》,也借助于原湘乡曾氏八本堂旧藏曾氏奏章原始底稿,手抄本《会奏折稿》、《奏章补钞》和《后衔会奏稿》。
二、求阙斋,又称“公记书楼”。收藏曾国藩读过,批示过的书籍,以经、史、子、集、地方志、家藏史料及宋元旧椠为主,有书约十万卷。早在他三十六岁那年,自书其书房名为“求阙斋”。语出“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他撰《求缺斋日记》称:“若国藩者,无为无猷,而多罹于咎,而或锡之福,所谓不称其服与欤?于是名其所居曰‘求缺斋’。凡外至之荣,耳目百体之耆,皆使留具缺陷。礼主减而乐主盈。乐不可极,以礼节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可见,他是以严于律己,永不满足而自警。他认真研读经、史、子、集中最基本的著作,而后写出札记,著成《求阙斋读书录》。我们从岳麓书社编印的《曾国藩全集》第15册《读书录》来看,他总共读经9种,史6种,子3种,集31种,都是很重要的国学典籍。曾国藩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此乃至理名言。
三、归朴斋,典出《吕氏春秋•论人》“故知知一则复归于朴”一语。该堂位于三楼,两间约百平方米,是曾国藩次子曾纪泽的藏书室。曾国藩因长子曾纪第幼年早逝,对次子非常器重,经常谆谆教导,使其知书明理。他曾写信对曾纪泽说,治古学必须精读十八种基本书:五经(《诗》、《书》、《易》、《礼》、《春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外,《史记》、《汉书》、《说文》、《庄子》、《资治通鉴》、《昭明文选》、《韩文》(《昌黎先生集》)以及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和曾国藩编《十八家诗钞》,“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曾国藩以少而精的原则,指导其子读书,可谓教子有方。曾纪泽曾任出使英法钦差大臣、驻俄公使、兵部左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为晚清著名外交家。他搜罗西洋文化、藏书室内除了经、史、子、集之类中国古代典籍外,西洋的科技图书珍藏很多,体现了近代藏书楼的特色。
四、艺芳馆,亦称“芳记书楼”,位于富厚堂二楼和三楼各两间,约二百平方米,是曾国藩三子曾纪鸿与夫人郭筠的藏书室。室内除了经、史、子、集外,藏有医卜星占之类书籍。曾纪鸿官至兵部武选司郎中,是著名数学家,尤精于代数术。他创立新法,与人合撰《粟布演算•补》、《圜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等。其夫人郭筠不是浓妆艳抹的平庸女人,而是超群脱俗的近代著名女诗人。著《艺芳馆诗钞》,后以《诗存》传世。
五、思云馆,典出“望云思亲”古语。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是年,他建立了“思云馆”。该馆原为曾国藩准备养老之所,做过曾府子弟的学堂,后为曾纪鸿孙女曾宝荪的藏书室,有十几大架图书。曾宝荪曾出洋留学,创办长沙艺芳女校,自任校长,终身未嫁,从事教育事业,移居台湾,生活朴实而淡泊。
六、环天室,为曾纪鸿长子曾广钧的藏书室。他是光绪年间的进士,曾任广西知府,厌倦官场,热心治学,著《环天室诗集》及《河洛算书》等书行世。
总之,富厚堂经过曾氏家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广泛搜求,成为巨大的私家藏书楼。据估计,曾氏富厚堂的藏书总量约有39万余册,最少有线装古籍30万卷以上,平装图书数万册。曾氏藏书的独到之处,是由于曾氏家族本身与中国近代史有着重要的关联,从而保存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的史料。如《李秀成供词》副本就藏于富厚堂的公记书楼。后来,曾国藩族人将其携至台湾,密不示人,造成大陆学者众说纷纭。有说曾氏后人携乘飞机失事,《供词》失踪了等等。直至台湾出版界将此公诸于世后,方解其谜。曾氏家族除大量收藏奏稿、书信、日记等家藏和其它档案史料外,还收藏大量珍贵文物、金石碑帖、名人字画等。据曾氏家族人回忆,抗战期间,许多中小学教师都喜坎到富厚堂查阅资料,他们说许多省城甚至中央一级图书馆都没有的书,在富厚堂都能一一找到。当时还有一些美国高级军事顾问也到富厚堂翻阅外文书籍并且乐不思归,富厚堂藏书的稀奇与珍贵可见一斑。
曾氏富厚堂的藏书,在旧中国动荡的岁月里,或流散民间,或运转台湾,余存的由当地省、县图书馆保管。富厚堂第四代管书人王席珍老人仍然健在,她的父亲王子陵也曾是曾府管书人。据王席珍老人回忆,富厚堂藏书的“书目就达五十厘米厚。藏书中的大部分于1954年5月被湖南省文管会接收,现珍藏于湖南省图书馆。此前小部分书曾纪泽带至北京,在台基厂曾宅毁于八国联军战火后,部分藏书被曾宝荪、曾约农带往台湾。”
富厚堂在解放后成为当地区,乡机关所在地,虽历经一百多年风雨,建筑物大体保存完整,旧貌依稀可见。1996年,湖南省人民政府将其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后,当地政府组建了“富厚堂保护开发办公室”,对富厚堂进行了初步维修和陈列,并对外开放。2001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又批准将曾国藩故居藏书偻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经过进一步修缮,富厚常将以新的面貌向中外人士正式开放。人们通过参观访古,可以亲身目睹曾氏家族的书香门第,体味曾国藩的读书治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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