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的经世理学家，洋务运动的创始人之一，同时也是湖南文化传统在近代中国的突出代表。曾国藩继承和发扬了湖南文化传统，并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从而成为湖南文化传统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一
湖南自宋代以来就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传统。湖南文化是由南宋初年形成的湖南地域性学派——湖湘学派创立的。湖湘学派把经世致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民本主义作为湖南文化传统的主要内容，其理论特色表现为非正宗非异端的理论倾向。湖湘学派由于各种原因虽然很快分化解体了，但其所形成的湖南文化传统并未因学派的分化解体而消失。相反，湖湘学派所形成的文化传统影响了其后的历代湖南学者，历代的湖南学者继承和发展了由湖湘学派创立的湖南文化传统，并使其代代相传，延绵不绝。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有明清之际的伟大思想家王夫之、中国近代开端之际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魏源，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曾国藩，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激进资产阶级思想家谭嗣同。王夫之在湖南文化传统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是湖南文化传统由古代向近代过渡，并使其实现创造性转换的中介环节。湖南近代的思想家站在湖南文化传统的立场上，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继承和发展了王夫之的思想，既保持了湖南文化传统的传承性，又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具有鲜明的近代气息。
从王夫之传承、转换过来的近代湖南文化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从地主阶级的改革派魏源到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曾国藩，再到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谭嗣同都贯穿着一脉相承的湖南文化传统，都构成近代湖南文化传统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于魏源与谭嗣同对湖南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历来的湖南文化研究者是认同的。但对于曾国藩与湖南文化传统的关系，却出现了颇大的争议，其中最突出的表现是曾国藩与王夫之思想的关系问题。曾国藩与王夫之思想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曾国藩在与太平天国的激烈战争中刊刻王船山遗书，并在《船山遗书序》中对王船山思想表示尊崇。“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船山遗书序》）然而，对于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尊崇船山思想，以往的曾国藩研究者都把曾国藩放到与王船山对立的角度去看待这个问题。有种意见认为曾国藩与王船山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曾国藩刊刻遗书只是一种“悔过”的表现。“王而农著书，壹意以攘胡为本，曾国藩为清爪牙，踣洪氏以致中兴，遽刻其遗书，何也？衡湘间士大夫以国藩悔过之举。”（章太炎：《书曾刻山遗书后》，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91页）这是说，王船山著书坚持了反满的民族主义立场，曾国藩是维护满清统治的，他刊刻船山遗书，只是为了悔改自己的过错。有种意见却认为曾国藩在反满清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与王船山是一致的，曾刊刻船山遗书是“自道其志”的表现。“最后有为国藩解者曰：‘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州者，国藩缓于攘满州者。刻王氏遗书者，固以自道其志，非所谓悔过者也。”（同上）这是说，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主要是为了表述自己反满的志向，只是在反满的方法上与众不同而已。这两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不论是“悔过”论，还是“道志”说，都没有看到曾国藩与湖南文化传统的关系。王船山的反满民族主义思想与曾国藩的维护满清统治的立场，都体现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某种认同。由于时代条件不同，作为理学家的王船山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是明王朝。因而，王船山站在明王朝的立场上大谈华夷之辨，大讲反清复明，表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思想。作为经世理学家的曾国藩心目中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当然是清王朝。曾国藩反对太平天国，维护满清王朝的统治，都是以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面目出现的。曾国藩在声讨太平天国的《讨粤匪檄》中就表现了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曾国藩维护中国传统文化与维护清王朝是一致的。正是这种一致性，使曾国藩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反对太平天国。冯友兰先生说：“在对付太平天国的问题上，曾国藩和清廷的目的是相同的。但其出发点不同，清廷的出发点是维持自己的统治，曾国藩的出发点是保卫传统文化。他和清廷是同床异梦，同归殊途。”（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93页）冯友兰先生说曾国藩和清廷中同床异梦，同归殊途，应改为同舟共济，同归同途。曾国藩毕竟是理学家，正是这种理学家立场决定其思想的保守性的一面。但曾国藩同王船山一样不是正宗理学家。他在近代历史条件下革新了理学，使理学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但他也不是理学异端，这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太平天国的态度上。这种非正宗非异端倾向正是湖南文化传统的理论特色。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继承船山思想也是这一特色的表现。冯友兰先生似乎看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当时刻印《船山遗书》的政治意义是，要以此书丰富中国古典哲学的宝库，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从而加强他自己保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94页）其实，这里所说的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阵地，应具体化为继承和发扬湖南文化传统。这不仅仅因为曾国藩不是一个空头道学家，而在于曾国藩认识到只有用非正宗非异端的湖南文化传统才是反对太平天国文化异端、战胜太平天国的理论武器。“曾国藩之所以接受并信奉从张载到王夫之的气学，这是由于，在与太平天国的斗争中，在教义方面，只有气学的‘气’不可能曲解为类似上帝的东西，而理学的“理”和心学的‘心’都有可能解释为类似上帝的东西，所以只有气学可以与洪秀全的‘上帝’划清界线。（同上书，第80页）曾国藩接受王船山的气学思想，固然是由于反对太平天国现实斗争的需要，其实质在于湖南文化传统的一脉相承和王船山与曾国藩思想的内在逻辑联系。
有的湖南文化研究者似乎看到了曾国藩与王船山思想的继承关系和内在联系，但是却把湖南近代文化的发展划分为两条发展路线，认为从王船山到谭嗣同是第一条思想线索，从王船山到曾国藩又是一条思想线索。这种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湖南文化在近代的发展是一个整体，各个思想家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和发展程序，这种内在逻辑联系的发展程序既是湖南文化传统的内在延伸，也是符合近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程的。湖南文化近代的跳跃式的发展，既不符合湖南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也有违于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
二
曾国藩对湖南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他的经世性的礼学体系中。曾国藩是理学家，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宗理学家。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突出地体现在道德与政事两个方面。“古之君子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笔记•礼》杂著卷一）理学的主要内容是心性之学，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学，即所谓道德与政事之学。道德与政事之学就是礼学。在曾国藩看来，礼学虽然包括了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如他在《讨粤匪檄》中所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但礼学的主要内容却是经世致用的思想。“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纪之术也，学礼焉而已。”（《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文化集》卷一）对于这一点，冯友兰先生的看法是中肯的。“专就经世之术说，曾国藩之学可称为礼学。”（《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78页）。
经世致用是湖南文化传统的内容之一。曾国藩的经世之学是对湖南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但是曾国藩的经纪之学的内容已经突破了以往湖南文化传统的内容和范围，并赋予了新的近代的内容和含义。这就是说，曾国藩的“经世之学”已经不再是井田、封建、学校之类内容的简单重复了，它已注入了向西方学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发展中国近代工业的崭新内容。曾国藩的“经世之学”主要体现在他所从事的反对太平天国和创办洋务运动的两项实践活动中。
曾国藩站在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反对太平天国，从政治上来说毫无疑义是保守的。但从维护文化传统的意义上来说，却体现了其“经世致用性”的思想。也就是说，曾国藩把经世致用之学贯彻到反对太平天国的整个活动中。为了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斗争中体现其经世致用的思想，曾国藩围绕军事行动制订了一系的军礼。其中包括1855年制订的《初定营规二十二条》，1859年制订的《营规》、《营制》、《马队营制》这些军礼，实际上相当于明确的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从礼的作用来看，与他的《经世之学》的意义是相一致的。（参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81页）与军礼的经世意义相一致的就是曾国藩在反对太平天国斗争实践中所提倡的以爱国为主要内容的民本主义思想。民本主义思想是湖南文化传统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一方面是关心人们疾苦，同情人们的遭遇，在一定程度适当维护人们的物质利益，另一方面就是反对贪官污吏，主张廉明政治，具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因素。曾国藩在早年的政治主张中就持有鲜明的民本主义思想。他认为民心的好坏是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的关键。“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备陈民间疾苦疏）“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求厥斋日记类钞•治道》）统治者最关心注意的事情应该是民本、民乐。“为疆吏者，全仗民丰、民乐，此心乃可治自怡。若事事棘手，则如在桎梏中矣。”（同上）如果统治者不顾人们死活而鱼肉人民，必然会激起人民的反抗。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爆发的原因就在于统治者鱼肉人民。“粤盗盖复猖獗，……推究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返顾。”（《复胡莲航》）后来，曾国藩在反对太平天国的激烈军事行动中，也始终把爱国思想放在首位。“兵法千言万语，一言以蔽之曰：爱民。”（《爱民歌序•杂著》第二）“特撰爱民歌，令兵勇读之。歌曰：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杂著》卷二》“爱民”的宗旨就是在行军时不骚扰老百姓，使百姓过着安静的生活。“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格言四幅书赠李芋仙•杂著》卷二）曾国藩把“爱民”作为政治和军事活动所遵循的主要准则之一。“凡天之立君，国之设官，皆以为民也。……仆尝谓：统兵而不知爱民，即百战百胜，也是罪孽；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名有位，也是罪孽。”（《复高云浦观察•书札》卷三十一）“爱民”虽然是曾国藩在政治和军事活动中所遵守的基本原则，但在曾国藩的心目中，“爱民”是高于政治和军事的。曾国藩对于反对太平天国的军事行动时刻感到不安，心有余悸，但对于自己在政治和军事行动中所奉行的“爱民”主张却感到自豪。他在给自己儿子的告谕中表现了这一思想。“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余久处行间，日日如坐针毡，所差不负吾心，不负所学者，未尝须臾忘爱民之意耳。”（《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谕纪泽、纪鸿•家训》卷上）事实上正如曾国藩所说的，曾国藩因反对太平天国而获得了刽子手的骂名，而曾国藩的爱民思想虽然为后来的人所继承，但却从未有人称颂过。
曾国藩经世致用之学的另一内容就是创办洋务运动。对于洋务运动历来有不同的评价，不管怎样，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它虽然奉行“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方针，但“中体西用”对资本主义的先进文化是持积极学习态度的。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借用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一方面用来反对太平天国，另一方面是用来发展中国，使中国走向强盛之路。对于西文文化，曾国藩将其分为“夷力”和“夷智”两个部分。不论是“夷力”，还是“夷智”，在曾国藩看来都属于学习之列，“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奏稿》卷十五）所谓“夷力”主要是指西方物质文化中先进的武器装备，如坚船利炮之类的武器。在思想上曾国藩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之学去反对太平天国，在物质手段上他借用了西方文化中先进的武器装备去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与洋人构衅甚深，在洋人有必泄之忿，在中国为难得之机，自当因势利导，彼此互商，嘉其助顺，听其进兵。”（《筹议借洋兵剿贼折•奏稿》卷十五）所谓“夷智”，主要是指西方文化中制造武器装备等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对于以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为主的夷智，曾国藩十分推崇，并希望这些知识能变成中国的东西。“窃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日记》1862年7月）为了学习、掌握西方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曾国藩设立翻译馆，翻译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另立学馆，以习翻译。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特以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本年局中委员翻译甚为究心……专择有补制器之书，详细翻出。”（《新造轮船折•奏稿》卷三十三）在此基础上，曾国藩主张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具体应用到“用器”和“制器”的实践之中。曾国藩十分重视中国人自己使用西方先进的技术装备。他在1862年回复奕訢的话中明白地表明了此种观点。“顷又接劳辛阶总制咨到折稿，其意欲全用外国人，不欲参杂用之。国藩愚见：既已购得轮船，即应配用江楚兵勇，始而试令司柁司火。继而试以造船造炮，一一学习，庶几见惯而不惊，积久而渐熟。”（复恭亲王桂中堂•书札》卷十）曾国藩在《新造轮船折》中也谈到用中国人制造机器之事。“窃中国试造轮船之议，臣于咸丰十一年七月复奏购买船炮折内即有此说，同治元二年间驻扎安庆，设局试造洋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新造轮船折》《奏稿》三十三）同时强调动用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造船、造炮。“各委员详考图说，以点线面体之法，求方圆平直之用，就厂中洋器，以母生子，触类旁通，造成大小机器三十余座，即用此器以铸炮。”（同上）由于中国人掌握了西科学技术知识，所造之机器、枪炮达到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水平。“制造开花、田鸡等炮，配备炮车、炸弹、药引、机心等物，皆与外洋所造者足相匹敌。至洋枪一项，……巧式百出，枪成之后，亦与购自外洋式无异。”（同上）不仅如此，曾国藩认为要学习西方的“夷力”，“夷智”，还必须了解“夷情”，即西方国家的情况。“驭夷之道。贵知夷情。”（《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摺•奏稿》卷十五）曾国藩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中，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别。“曾国藩于洋务素未谙究，然体察情形，参之众论，大抵如：卫鞅治秦，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复恭亲王•书札》卷二十八）曾国藩推行了解夷情，借用夷力，学习夷智的洋务运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日记》同治元年五月）“修政事，求贤才”是指国家内部的改革，学作炸炮、造轮舟是学习掌握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知识。这都是曾国藩经世之用的近代内容和根本目的。对于曾国藩创办洋务运动的目的，冯友兰先生有段中肯的论述。“曾国藩的根本看法是，中国必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工业，凡是外国所能做的中国也都必须能做。有了这一点，对待外国人，硬也行，软也行；没有这一点，软不行，硬也不行。这是曾国藩洋务思想的根本出发点。”（《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94页）
与洋务运动紧密相连的是曾国藩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从文化发展的意义上来说，洋务运动的本质是学习西方文化，并用西方先进的物质文化反对太平天国，实行洋务运动，从而使清王朝富强、兴旺。而当时西方文化的代表当然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曾国藩对西方文化有学习接受的一面，也有批判选择的一面。同样，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友好、亲善的一面，也有警惕、仇视的一面，曾国藩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友好、亲善态度，主要体现在洋务活动中应该讲忠信、笃敬。“夷务……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是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等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复李少筌•书札》卷九）“忠信”不是指无条件向资本主义国家屈服。而是通过忠信的原则，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中国民族产生敬畏。“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复应敏斋观察•书札》卷二十）在这里，曾国藩所说的敬畏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包含了“自强自立”的强国富民的内容。只要民族尊严高扬，国家发达强盛，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敢无端欺凌的。“孔子曰：‘能治其国，谁敢侮？’我苟整齐严肃，百废修明，渠亦自不致无端欺凌。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复李少筌中丞•书札》卷十八）因此，把曾国藩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态度完全归结为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这是值得商榷的。
三
曾国藩是湖南文化传统的突出代表，是湖南近代文化发展链条上不可或缺的环节。湖南近代文化的发展与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与中国近代的历史进程和中国人学习西方文化的进程是一致的。湖南近代文化的第一代表人物魏源就体现着从湖湘学派到王夫之的湖南文化传统气息。魏源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并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正是这种面向世界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立场，使湖南文化传统增添了向西方学习的内容，从而实现了湖南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但是，在魏源身上仅仅体现了一种面向世界、学习西方文化的开放态度，魏源并没有真正接受西方文化的实质内容。但魏源的文化开放态度却启迪了后来的洋务派。中国人真正接受西方文化的实质内容的是以曾国藩为创始人之一的洋务派。洋务派开始真正从物质技术层面接受西方文化，学习西方国家武器制造，机器制造的先进技术，从而启开了中国近代的工业化之路。洋务运动的破产说明了仅仅从物质技术层面向西方学习是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实现近代化的。但洋务运动毕竟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中国近代化道路不可缺少的环节。曾国藩作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既是近代中国文化发展链条上，也是近代湖南文化发展链条上的重要环节。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中的湖南近代文化发展的突出代表谭嗣同正是通过洋务运动这个环节而走向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道路的。以谭嗣同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看到物质技术层面学习西方，并不能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因此主张从政治制度层面向西方学习，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他们继承了洋务派又超过了洋务派。从湖南文化传统来说，谭嗣同的政治改革主张又直接继承了王船山的思想、这又是湖南文化传统的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从政治制度层面学习西方文化虽然把中国的近代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并没有取得成功。这就使得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进一步探求中国近代化的道路，结果主张从社会意识，心理结构层面向西方学习，用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改造中国的旧思想，旧道德，发动思想革命，道德革命。作为湖南文化传统的代表杨昌济及其学生青年毛泽东的改造旧道德、旧哲学的思想革命、道德革命就顺运而生了。因此，从近代中国开端之际的魏源、经曾国藩、谭嗣同，到五四运动以前的扬昌济、青年毛泽东的湖南近代文化发展，表明湖南近代文化是一个有机体系，它既是整个中国近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具有独特的湖南文化传统的理论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