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因其长沙的寓所名葵园，学者称为葵园先生。民国以后，因为有遗老情结，自署名为遁。1865年考中进士，朝考一等第四名，授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1870年简放云南乡试副考官，1874年为会试同考官，对朱一新、李慈铭、缪荃孙、赵铭的考卷大加赞赏，并极力推荐，最终未果，成为终身憾事。1875年为江西乡试正考官，1876年为浙江乡试副考官。1880年为会试同考官，此科中式的于式枚、梁鼎芬、安维峻等出于先谦之门，王懿荣也是王先谦力荐而考中的。本年四月升补国子监祭酒。1885年至1888年王先谦被外放为江苏学政，任满后请假回籍，随即谢病不出，专心著述。曾主讲思贤讲舍（1890—1891），先后任城南书院（1891—1893）、岳麓书院（1894—1903）山长。戊戌变法期间，王先谦成为保守派的领军人物。新政期间，担任过湖南师范馆馆长、学务公所议长、湖南铁路局名誉总理、湖南省咨议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后，对时事不满，闭门著书。王先谦是晚清著名的学者，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史子集各传统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王先谦的生卒年，学术界大多认为生于1842年，卒于1917年。比如1982年由陈旭麓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词典》，在“王先谦”这个条目上，就认为王氏生于1842年，卒于1917年，限于体例没有交待月日。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图书持这样观点的还有：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王先谦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释名疏证补》的出版说明中，1986年岳麓书社出版的由梅季标点的《葵园四种》的前言，1988年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清经解•清经解续编》的出版说明。
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出版的学术著作中这一观点仍占主流：廖盖隆主编的《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舜徽的《清儒学记》（齐鲁书社1991年版），浙江古籍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的《骈文类纂》的出版说明，1996年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影印的《蒙古通鉴长编》的前言都持相同的观点。
关于王先谦的研究论文也多数持此观点：郑艳的《王先谦与湖湘文化初探》、吴荣政的《王先谦（汉书补注）略论》、吴忠民的《论王先谦的洋务思想》、李家骥的《王先谦（汉书补注）评述》、邱涛的《1895—1899年王先谦行年事迹考辨》都众口一词认定王先谦卒于1917年。
认为王先谦卒于1918年的有吴荣政的《王先谦爱国思想简论》、《王先谦的治学风貌》，在后一篇文章中，作者有一个脚注：“王先谦卒于中华民国六年农历十月二十六日，即公元1918年1月8日”，此公元纪年和农历不合，“十月”乃为“十一月”之误。
所以对于王先谦的生卒年目前的史学界看法很不一致，多数认为其卒于1917年，吴荣政最初是采用这个说法的，后来改为1918年，但没有仔细说明，以致史学界说法比较混乱．笔者仔细爬疏了关于王先谦的生平史料，认为王先谦生于1842年8月6日，死于1918年1月8日。根据《王先谦自定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一日子时，先谦生”，我们查《中国史历曰中西历曰对照表》，清宣宗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七月初一为公元1842年8月6日。皮锡瑞日记中1899年七月一日有一条记载，“往祭酒处拜寿，汤方伯处，皆不晤。”祭酒指的是王先谦，因为他曾任过国子监祭酒，所以皮锡瑞才这么称呼他。这是王先谦生日的佐证，看来关于他生日的问题是比较明确的。对于王先谦的卒年，分歧比较大，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卒于1917年。究其原因是因为农历和公元纪年混淆造成的。王先谦死后，他的得意弟子陈毅写的《先师长沙祭酒王先生墓表》明确地记载了王先谦的卒日，“九年，闻复辟不成，愤而致疾，十一月乙卯卒，距其生道光二十二年，年七十六。”九年作者指的是宣统九年，本来在中国史的纪年当中不存在这一年，因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民国。末代皇帝溥仪的年号只到宣统三年，就已经退位了。陈毅是服务于小朝廷的遗老，仇视民国，不承认民国正朔，顽固坚持前清宣统纪年，因此闹出宣统九年的笑话。所谓的宣统九年为农历丁巳年，这一年张巡复辟，犹如昙花一现，最后遭到了可耻的失败。根据陈毅的说法，王先谦是由于听到了复辟失败的消息忧郁致死，这完全是附会之词，但是关于王先谦死于丁巳年却是准确的，丁巳年年底已是1918年了。另外根据王先谦另一位学生吴庆坻写的《王葵园先生墓志铭》，“先生以丁巳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卒于凉塘，春秋七十有六。”两者的记录完全相同（十一月乙卯日就是十一月二十六日），而这两个人都是王先谦的得意弟子，在徐世昌编纂的《清儒学案》当中，还把他们两个人附于《葵园学案》之后，列入葵园弟子当中，以他们和王先谦的交谊和熟悉程度，不会纪录错误的。况且《清儒学案》的记载也是和陈、吴二人相同的，写道：“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先生殁于凉塘”。因此笔者认为王先谦的卒日是十分明确的。查《中国史历日中西历日对照表》，丁巳年十一月乙卯日（二十六日）是公元1918年1月8日。由于农历和公元纪年的差异，经常造成研究者在时间上的混乱，把不在一个年份的混成一个年份，其实只要认真核对有关中西日历对照的工具书，就很容易搞清楚。象王先谦这么一个重要的人物，由于研究者的想当然，把他的卒年都搞错了一年，这对于需要谨慎态度的历史科学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正如胡适先生著文批评的“差不多先生”，可千万不要在史学界泛滥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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