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谦是近代以考据见长的博学通儒，是近代湖湘文化的核心人物。但学术界历年来对此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关于王先谦研究、湖湘文化研究的一大缺憾。
一
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湖南长沙人。后学称之为葵园先生。他一生醉心学问，硕果累累。徐世昌在《清儒学案》中称赞道：“同光以还，词曹著述之富，陶冶之宏，称葵园无异词。”王先谦何以成就其博大学术？追本究源可知，这主要得益于千年湖湘文化的浸润熏陶。
湖湘学风自南宋形成时就形成了两个重要的学术特色：一是推崇理学与经世致用并重；二是兼收并蓄、吞纳万派的宽容学风。这种特定的文化基因，滋润着代代湖湘学子。王先谦自然也受到这种学风的影响。
1．继承湖湘理学与经世并重的传统学风。
自宋以来，湖湘理学，千年弦歌，吟顷不绝。周敦颐、王夫之揽宋明理学之始终。至近代，以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崇理尤盛，自成一派学风，引全国侧目。王先谦也继承了这种学风，畅言义理，提倡“治心”、“崇礼”，以理学为其治学指导思想。
王先谦注重“治心”、“崇礼”的作用。所谓“冶心”，就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从而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他说：“心治，则施于百体，措之万事……圣贤帝王之学一以贯之。”这与曾国藩所提倡的“修齐治平”那套理论是一回事，均强调从内部加强自身修养。所谓“崇礼”，就是要遵守儒家社会关系中的伦理规范，以达到维护封建秩序的目的。同时，他看到了“治心”与“崇礼”的联系。他认为，“崇礼”高于一切，治心继之，“修齐治平”的目的才能达到。他说：“由困知勉行以及于知、仁、勇，由慎独以进于至诚无息，惟崇礼而已。”“夫理学昌而节义兴，儒术明则浮华之士屏，斯真立国育才之要也”，否侧，“礼坏而先王之道穷矣”。曾国藩也认为，“古人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言之，舍礼则无所谓政事”。两者如出一辙。
湖湘理学是与经世紧密联系的。湖湘诸儒以理学为经，以经世为纬，将湖湘文化之浪推上一个又一个的新高峰。王夫之出入理性，但他的著作中激扬着民族主义和经世致用的情怀。陶澍、贺氏兄弟、魏源以其经世业绩而声震全国。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以其“中兴事业”留名青史。这种优良的经世学风在王先谦身上就表现为深切的经世情怀。
王先谦有着沉甸甸的学术经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说，学术之盛衰系于”有心世道君子”，“君子之为学，非区区善其身己也。将由家而溉之国焉，推之四海焉”。他提倡学子走学术经世的道路，痛诋科举时文。他说，读书人应该“勿尚空谈”，治益世之学，“读有用之书”，尤其是“经、史，诸子、时务”等“无穷”而“有用之书”。
王先谦将其上述经世情怀灌注到他的著作中。对山川水道、地理沿革、郡国利病等有裨于世的学问，他总是孜求不倦，潜心把研。他不仅治中国古代舆地学，校注《水经》和《汉书•地理志》的成就堪称卓绝，还将眼光扩拓到五洲四海，著有《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
总之，王先谦治学不外乎践履务实、经世致用这一主题，与湖湘经世致用学风一脉相承。但受湖湘理学风气的影响，他的学术中又洋溢着浓厚的君统、道统意识。《诗三家义集疏》、《尚书孔传参正》是为了“冀教”、“延圣线之一脉”。《东华续录》是为了“体圣训而遵正直荡平之路”。这就是其学术表现为进步与保守并存，开明与顽固兼具的最深层的文化缘由。这也是19世纪后30年至30世纪初湖湘士子乃至晚清知识分子亦新亦旧的学术道路和政治道路的共同文化渊源。
2．继承湖湘文化不守门户、兼收并蓄的学术精神。
南宋湖湘学派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门户之见不深，具有海纳百川、吞融众家的博大胸怀。这种博大精神，在王先谦那里，就主要表现为汉宋调和、古今宽容。
王先谦主张“勿持门户之见”。他认为汉学与宋学均有其短长，他说：“理学之弊，宋明末流著于载记者，大略可睹。考据之弊，小生之儒失之穿凿破碎者有之。至谓其为世道人心之忧，以理推之，决无是事。”而且，他对道咸以降学术走向嬗变为汉宋融合的潮流洞若观火。“道咸以降，两家议论渐平，界域渐泯，为学者各随其材质好尚，定趋向蕲于成而已，本无所用其辩争”。可见，王先谦是主张汉宋持平的，这与曾国藩、郭嵩焘的主张相一致。
同时，王先谦提倡古今宽容。虽然他认为治学应该“明今古文之辨”，但不能偏执，而应对二者取涵容态度。对此，他在《汉书补注》中曾有过最具代表性的论述。“学问之途日开，择善而从。通人不废，以大体论。《后汉书》皆祖述今文。郑氏以大儒昌明古文，举世争趣，风云一变。千载以下，今文一线，殆将废绝。就其时代，推究义例，尤存旧观。徒比附于文字异同，转失之矣”。如果“后人据此为今古文之辨，要是偏端，无与大体也”。王先谦对今古文的兼收并包，择善而从，体现了他博大开明的学风。正因如此，才能成就其博大的学术。
3．王先谦的学术成就是在湖湘前辈直接的学术启迪及师友的深切关怀下成长起来的。
在治经方面，他继承了魏源治今文经学的流风末汲。湘籍学者李肖聃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源）即为《诗古微》二十二卷，……又为《书古微》若干卷……，王先谦为《尚书孔传参正》、《诗三家义集疏》，屹立晚清，为今文大师，而源实开其先焉。”在治史方面，王先谦的《元史拾补》是补魏源考元史之阙失。王先谦一生的考史成就主要在《汉书补注》。
在治外国舆地学及史学方面，王先谦主要受魏源的启发和郭嵩焘的影响。王先谦的《五洲地理志》、《泰西通鉴》、《日本源流考》以《海国图志》为蓝本。郭嵩焘出使回国后，延骋王讲学于思贤讲舍。两人日夜以学相切磋，“纵论及瀛海，故晚有外国史地之作”。这就是《五洲地理志》、《外国通鉴》、《日本源流考》三书的始作渊源。
此外，湘籍学者团体以学术相砥砺的精神和学术交流也促进了王先谦学术的成长。清代湖湘学术引全国侧目，主要是由于形成了一个以郭嵩焘、二王（王先谦、王闿运）、皮锡瑞、叶德辉为代表的学术团体、他们不论政见是否相同，均能以学相尚，共求进步。王先谦后来回忆与郭嵩焘以学相诤的情形道：“犹忆郭筠仙先生在时，每见先谦文，其以为可者，反复称美，又时时为人道之；其不可，则奋笔代定，无所假借。”叶德辉是清代有名的藏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王先谦与叶德辉共事多年，“一意刻书。”在书籍的搜讨和版本的商榷上，叶德辉出力尤多。因此，我们可以说，王先谦的学术成就是湖湘师友深切关怀和互策互励的结果。
二
王先谦之学对近代湖湘文化的建设和湖湘后学的影响至为深远。
首先，王先谦以自己繁富的著作丰富了近代湖湘文化的内容。据笔者粗略统计，其著述达30种，内容涉及经、史、子、集各方面。既为集大成之作，又涵独到见解。其次，王先谦着意扬先贤，导后进，积极搜集刊刻乡邦文献，致力于湖湘教育事业，实有功于近代湖湘学风和湖湘文化的光大。“湖湘学风，赖其维持之力为多”。
王先谦刊刻了大量的湖湘文献，意在弘扬湘楚文化。他创立思贤书局，刊刻湘中书籍，使之成为湖湘书籍和文化传播的中心，声誉极高。湘籍学者认为，著作“交存思贤讲舍发售最安”。郭嵩焘在去世前半个月，“以文稿检交益吾，为身后之托”。受其遗托，王氏聚集重资刊刻了郭嵩焘的《养知书屋遗稿》。此外，他还撰有一部重要的湖南历史掌故著作《湖南全省掌故备考》。另外，还替许多湘军将领撰写了行状碑铭、墓志铭，从而丰富了湖湘文献，为后人提供了详实的研究资料。
在其编集之书中，王先谦也不遗余力地褒表湘学。他的《续经解》除采入湘籍学者王夫之、魏源、邹汉勋、曾国藩的著作外，湘潭胡元仪的《毛诗谱订》、胡元玉的《驳春秋名字解诂》也采入。“先谦纂录诸书，不录生存人作，独于胡氏兄弟所述，不限常例，盖痛湘人经学之陋，欲乡后进闻而兴慕也”。可谓“特相诱掖、深具孤怀”。集39家的《续古文词类纂》，湖湘独占5家。其倡扬湘学之意，昭然可见。
在他自己的著作中，也多采湖湘前贤、学侣、门生之说。《诗三家》、《尚书孔传参正》“无不采同人之说，集众家之长，重皮先生经学之深，兼及其子”。《汉书补注》对郭嵩焘、周寿昌、叶德辉、皮锡瑞等人的见解多有采录。可以说，在他的著作中，处处留意表彰湖湘学术。
王先谦还以思贤、城南、岳麓为基地，“以朴学勖厉多士”，为近代湖南培养了一批人才。湖湘经学方面，“郭复初以三礼成家、孙季虞用六书名业，师承所自，出自王门。”史学方面，王门再传弟子、湘籍知名学者杨树达，承其遗绪，治《汉书》，成《汉书窥管》，翘楚学界，他后来回忆道：“忆民国三年，葵园先生避地于长沙东乡之凉塘。余以苏先生身后事与同学刘君廉生偕访先生。时先生居方丈陋室，榻前设案，满堆故书，前窗糊纸，中安小玻璃一方。先生日坐其中，著述不辍。盖先生时年七十余矣。先辈好学之风，至今追忆，每怀悚敬。先生虚怀若谷，其所著书，于后生末学毫毛之善必加节取。惜余此卷晚成，不获于先生之前执简请益也。”由此可见王氏态度和学风对杨树达的影响。湖湘子学，溯其原始，启自先谦。陈诒仲有《墨子正义》、苏舆校《晏子春秋》、颜昌尧著《管子校义》、颜的学生谭戒甫著《形名墨辩》。一门之学，师徒相承。文学方面，湖湘后学也多受其影响，文宗桐城。陈毅、苏舆、刘廉生均“师事王先谦，受古文法”。刘声木在《桐城文学撰述渊源考》中将此三人归入“私淑桐城文学”弟子流。他的学生黄兆枚著有《芥沧馆诗文集》，“亦传世之作”。
在传统文化被现代文明包围的今天，研究王先谦的学术及其与湖湘文化的关系，对于推动湖湘地域文化的研究，宏扬传统，借鉴当代，尤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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