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侵略者对华发动的两次鸦片战争，恃着他们的坚船利炮，挫败了清王朝的腐朽军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莫大的耻辱。曾国藩对侵略者的在华暴行，感到无比愤慨，并认识到要御侮，“惟有力求自强”，学习西方，发展本国工业，增强国力，到时“彼若弃好败盟，吾亦有以御之。”曾国藩正是出于这种为民族争强的愿望，在中国这块沉睡的大地上，冒着巨大的风险，办起了第一批近代工业，开始了在中国近代社会具有深远影响的洋务运动。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魏源响亮地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清王朝顽固保守，魏源的爱国主张无法付诸实践。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的炮火轰开了北京的城门，战火燃烧了清王朝的宫殿，给曾国藩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提供了历史的契机。
史学界曾认为曾国藩办近代工业的目的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完全否定其进步性。固然，不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因为他确曾说过购制外洋船炮“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的话。但也应该注意到，1861年清王朝向英国购买七艘兵舰以攻打天京时，曾国藩却极力反对。个中原因虽然复杂，但他指出“发逆之猖獗在陆而不在水，官军之单薄在陆而不在水”，都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办近代工业的主要任务放在造船上，是出于他对列强“之所长者，船炮也”的认识。1860年12月19日，他上奏“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他也明确地提出他的政治主张：“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惟求贤才为急务，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曾国藩的“自强”主张包括了手段与目的，手段有二。一是内修政事，广纳贤才；二是学习西方，“使彼之长，我皆有之：其目的是要达到国家和民族的“自强”。曾国藩在统率千军万马与太平军激烈交战的军旅生涯中，于1861年即办起了安庆内军械所，试造轮船。厂里从工人到技术员全用汉人，不用外人。国内一些颇有名气的数学家、化学家、机械师均汇聚于他的门下。如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吴家廉、张斯桂、张文虎等人，均乐于为他出智出谋出力。厂里设备虽然简陋，但没有难倒这些具有爱国良知的科学家，他们凭藉自己的知识和在《博物新篇》一书中所看到的一张机械简图，以及对停泊在长江岸边的外国轮船的仔细观察、分析，经过几个月的努力与合作，终于生产出我国的第一台蒸汽机。不久，又制造出我国第一艘木壳结构轮船。尽管这艘船远不如外轮，但它终究是在闭塞的中国大地上诞生的，仍不失它光辉的价值。1862年7月30日，该船在安庆下水试航，曾国藩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登船仔细观察、抚摸，事后他在日记中述：该船“以火蒸水，气贯入简，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他自豪地说：“窍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字里行间洋溢着无比喜悦之情。1864年1月28日，安庆内军机所造的第二艘船在安庆下水试航，曾国藩又一次满怀激情登航试航，畅游长江八九里，并表示要“将此船放大，续造多只”，还亲自命名该船为“黄鹄”号。
安庆内军机所虽能造出船只，但终因厂房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所造船只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尤其在军事上的使用价值不大，无法与外轮在大海中匹敌。1862年，容闳经人引荐到了安庆，曾国藩十分高兴地接见这位留学美国多年归来的爱国青年。他认为容闳“久处泰西，深得要领，欲借以招智巧洋人来为我用。”“请其出洋，广为罗致，虽数万金不宜吝也。”1863年12月3日，曾国藩又在安庆督府召见容闳和李善兰，商谈“颇久”，决定请容闳“至外洋购买制造之器”，并要容闳于12月6日即启程。
1864年7月，两江总督府迁南京，安庆内军械所亦随迁之，改为金陵机器制造局。1865年容闳从美国购买的一百多台机器运抵上海，曾国藩为充分利用这批先进的生产设备，决定将金陵机器制造局迁往上海，扩大办厂规模并与李鸿章办的上海炮局与苏州的两个洋炮局合并；又从美商手中购买设在上海的一家铁厂，改为江南制造局。曾国藩为保证该局的经费来源，决定每年从海关税收中抽出一成为该局造船之用。江南制造局占地70余亩，共有13家分厂和一个船坞，还设有培养技术人才的学校及翻译西方科技知识的翻译馆，以造船为主。名义上虽由李鸿章，马建忠、丁日昌会办，但曾国藩仍是该局的实际主政人。曾国藩吸取了安庆内军械所的经验与教训，不仅购来了西方先进设备，也雇来了西方的技术人才，既有美国的“智巧洋人”，也有法国和英国的，但主要还是中国的技术人才。江南制造局的创办，开创了中国造船工业的新局面。
曾国藩对这个局的开办与发展是极为关注的，他常下厂视察，了解生产动态。1868年6月2日，他深入车间，仔细考察和询问了正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的情况。当天日记这样记载：“观新造之轮船，长十六丈，宽三丈许。最要者惟船底之龙骨，中间龙骨夹层两边，各龙骨三。根中骨直而径达两头，两边骨曲而次第缩短。骨之下板一层，骨之上板一层，是为夹板，板厚三寸，龙骨之外，惟船肋最要紧，约每肋宽厚三寸有奇，皆用极坚之木。计此船七月可下水”。未久，该船建成，命名为“恬吉”号，意为“四海波恬，厂务安吉”。恬吉号首先从吴淞口开出驶入海面，至浙江舟山群岛绕一圈再返回上海。1868年9月9日，恬吉号驶至金陵，请曾国藩亲自试航。这次他的心情更为激动，事前特意邀请时任长江水师提督的彭玉麟与他一道参加试航。以共享欢乐喜悦之情。他们“由西汉门坐小火轮至下关登恬吉号，已正二刻开行，行至采石矶下之翠螺山，凡十二刻，行九十里。又自翠螺归至下关，凡六刻，行九十里。下水速于上水者一倍。”恬吉号与黄鹄号比较起来，其规模、结构、时速等方面都有飞跃进步。曾国藩对这艘轮船的建成十分满意，说“中国初造第一号轮船，而速且稳如此，殊可喜也”。随后他怀着洋洋得意的心情向朝廷报喜，说这艘轮船“尚属坚致灵便，可以涉历重洋”，还说：“原议拟造四号，今第一号尚属明轮，此后即续造暗轮，将来渐推渐精，即二十余丈之大舰，可伸可缩之烟筒，可高可低之轮轴，或亦可苦思而得之”，“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曾国藩在这里展望了中国造船工业的前景，只要敢于“苦思”，没有赶不上西方列强的道理，一定能办到“彼之所长，我亦有之”，固然，曾国藩欲使中国立于自强不败之地的希望，寄于坚船的制造，这未免过于看重武器的因素。但他的这个认识是从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惨败教训中得出来的，他悟识到了一个“落后就要挨打”地真谛，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继恬吉号的建成，第二艘、三艘、四艘也建成了。1871年11月第五艘大的轮船又制造成功了，该船长28丈，高4丈，11月20日，曾国藩再次到江南制造局去视察，在厂区“周厉一遍，约步行二里许”，当他看到这艘已建成的宠然大船时，惊叹其“伟观也”。
江南制造局从制造第一艘到第五艘船，前后不过4、5年时间，其技术进步速度之快是惊人的，每艘船所费平均时间之短，在当时世界各国也不多见，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成功，在洋务运动中的业绩可谓首屈一指。正因为曾国藩在震惊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洋务运动中，率先擎起魏源在20年前打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旗，创办了第一个近代企业——安庆内军机所，又在长江口高举起江南制造局这个龙头，从而带动了全国，使这个新生事物在大江南北生根、开花结果。中国的顽固派虽然咬牙切齿、恶毒攻击这场席卷中华大地的新兴事业，但他们只能是枉然。西人人在中国办的《北华捷报》也不得不惊叹江南局的成功：“真没有预料到它后来在厉任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后来容闳在评价曾国藩创办该局的功绩时也说：“此厂家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公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不知能有一西方机器厂否耳！”
曾国藩深知要“使彼之长，我皆有之”，不能只靠“智巧洋人”，而必须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因而当他在筹建江南制造局时，就规划办一所新式学堂。该学堂不是以科举取人才，也不是以孔孟之书教育学生，而是以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学生，此为中国科学教育之萌芽。局中设有翻译官，徐寿、华蘅芳任翻译，译书达数百卷，为传播西方科学知识做出了较大的贡献。容闳曾向曾国藩建议：“政府宜派颖秀青年，送之出国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曾国藩苦心经营洋务多年，深感人才之乏用，他欣然接受了容闳的建议，便于1871年6月12日亲自修订《幼童出洋章程》。8月18日又上奏朝廷，认为中国要学习西方的军政、船政，就应该派优秀青年出国留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习，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师仿其意，精通其法，……拟先赴美国学习”。留学生所需经费由海关收入中支出。经过他多方奔波与努力，清政府终于批准了他的留学生计划，并于是年冬由容闳、陈兰彬着手在各省物色12岁至14岁的聪慧少年。1872年第一批30名少年在容闳的带领下，登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船，开创了我国官方公费派遣留学生的崭新的一页。后来容闳充满深情地怀念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遣泽，勿忘所来自矣”。曾国藩在顽固派攻击洋务派是“用夷变夏”的妖风逆雨中，竟敢于倡议派留学生去夷狄之邦学习深造，这是要颇具胆量的。他全然不顾顽固派的咒骂，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自强目的。留学生的出国，确实打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框架，揭开了文明教育崭新的一页，加快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对我国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曾国藩的这份历史功绩是任何人抹煞不了的。
二
曾国藩为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从办中国的第一家近代化工厂到倡仪派遣留学生出国，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由于历史和时代的局限，以致他的宏愿未能全部实现。他考虑如果容闳果能“招致智巧洋人”，且能逐渐增多的话，则开厂不仅在上海浦东、湖南湘潭，“凡两湖近水偏僻之县，均可开厂。如湘之常澧、鄂之荆襄，都可办厂”。永定、石门的铜矿“仍宜设法开采”。但这些均因他晚年多病，又过早去世，而只成了遗愿。可曾国藩做为一个封建官员，能在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敢于冲着顽固派的压力，在他晚年的最后10年中，办几件于国于民有益的事，已经足矣。
纵观曾国藩实践“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全过程，不难看出他思想上的几个特色：
首先，御侮图强的思想贯穿始终。曾国藩办厂的目的就是要生产西方国家制造的船炮，用这些船炮布置在沿海各口，以防列强侵犯。1869年3月29日，西太后接见了曾国藩，他对西太后陈言：“天津海口是要设防的，此外上海、广东各口都甚要紧，不可不防。”还说不管列强来不来侵犯，“兵是要练的，哪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并说即使哲不与列强开战，伹在沿海总要“设法防守”，“在江中要紧之处，修筑炮台，以防轮船”。曾国藩把沿海各港口的设防和斗志不衰的练兵以防外来侵略者，看成是“第一件大事”。这种未雨绸缪、防范于未然的具有战略家高瞻远瞩的精神，在当时的封建统治者中间，诚然不可多见。同时，曾国藩眼看外商轮船在沿海、内河航行，民族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侵犯，再也不能熟视无睹了。他急于要制造彼所有之、我亦有之的轮船，“将来有一船得一船之益”。决心与列强进行商战，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曾国藩的办近代工业，既考虑了抵制西方的武装侵略，也考虑了抵制西方的经济侵略，他的这种思想境界，已远远超脱出了这个曾残酷镇压农民革命运动的反动官僚的身份了，他已是一个为民族求自强，具有进步思想的封建官员了。
其次，既立足于自力更生，但又不盲目排外。当曾国藩开办安庆内军械所时，“全用汉人，不用外人”，但实践的教训使他认识到单靠本国技术人员不足以迅速赶上西方，于是决定请容闳去西方聘请“智巧洋人来为我用，”江南制造局就改变了“不用外人”的办厂宗旨。他意识到安庆内军械所的设备太简陋，难造出与外轮匹敌的铁舰，所以他要容闳去美国购买“制器之器”。由于厂房设备可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因而制造的船只也就能够从原有的二丈八九尺长的木壳小火轮到二十八丈的大铁轮船了，时速从原有的每个时辰的二十五六里到每个时辰的六十多里。从船的规模、结构、行驶速度，仅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生如此大的飞跃，若没有他那种不断进取，眼睛向外，积极“师夷之长技”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的。为了保证办厂资金，他从上海拔海关银万金，又从安徽厘金项下拔库平银二万两供容闳去购买机器之用，每年从海关税中抽成供江南制造局造船之用。他还和丁日昌商量，希望能做到“煤炭、五金亦可取材于中土”。尽量减少从国外进口，少让外商从中得利。这些又无不说明他的民族意识。
再次，没有固步自封、因循守旧的封建士大夫的迂腐气息，却有一种追求进取、勇于接受新生事物的精神。曾国藩热衷于经世致用之学，当顽固派攻击外来品为“奇技淫巧”时，他却以极浓厚的兴趣去欣赏外来品。1862年1月22日，他在安庆看到冯竹懦从广东买来的“千里镜”时，见外界景色尽收眼底，“看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天之间”，觉得铜铁“一经洋人琢磨成器，遂亦精曜夺目”，他联想到“凡天下之物如加倍磨冶，百倍其功，一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因而他反思自己虽“志学有年，而因循悠忽。回思十五年前之志识，今依然故我，”无所长进，不觉“为之悚惕无己”。2月19日，他在安庆与朱筱山同去参观周弢甫买来的一艘外轮，他感叹外轮的构造、作工“无一物不工致”，只是因参观“仓卒”，对船上“其火激水转轮之处，不能得其要领”。4月23日，刚从上海搭轮船至安庆的吴竹庄向他说明在路上只有两天时间，他感叹“洋船之神速”。1867年10月8日，他到南门外洋炮局参观，看到厂内机器运转“用火器鼓动机轮，备极巧，”锯木机房，“锯大木如切豆腐”，他对这种机械化的生产流程，感到“尤为神奇”。他为了更全面地了解西方各国，做到知己知彼，1867年10月下旬到12月上旬，每天坚持阅读徐志畲的《瀛寰志略》数十页，一连看了两遍，只因“记性本坏，犹老健忘，虽看两遍，犹茫茫然无所记忆”。曾国藩在办洋务的过程中，常与一些热衷于洋务的人交换看法，他称赞左宗棠“论夷务甚为有见”。他常与郭嵩焘在信中商谈洋务的事，他认为容闳“往来花旗最久，熟悉语言文字”，又“熟悉外洋事”。因此他对容闳颇为器重，常征求、听取容闳的意见，以至两人交谊甚笃。
第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曾国藩在办洋务过程中的一大特色，也是他事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曾国藩深深地认识到，国家要“自强”，“惟求贤才为急务”，所以当他办安庆内军械所时，一大批学有专长，具有爱国思想的科技人才均聚集于他的旗下，当时算得上国内第一流的数学家、化学家、机械专家的李善兰、徐寿等人，均为他所用，他与这些人交朋友，尤其与徐寿算上忘年之交，经常促膝谈心至深夜，乃至食宿就在他家。曾国藩身居高官要位，却没有傲慢的官僚架子，尊重科技人才，不耻下问。容闳自幼在西方受着良好的资产阶级教育，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曾国藩自幼受着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的熏陶，是个满腹经伦的封建士大夫。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渊源，两个完全不同思想意识的文化人，可曾国藩对容闳器重、赏识与信赖，两人关系极为和谐、一致。这是出于他扬弃了自己思想上的保守、陈旧的方面，敢于接受先进的西方文化。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西文化的交融，在他们两人身上是个典型的体现。在这方面，曾国藩开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先例，且为后人做出了楷模。
综上所述，19世纪40年代，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治思想，到60年代终于由曾国藩率先尝试，最先实践。并发展成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洋务运动。我们不能因为曾国藩说过一些似乎在今天不能成立的言论而否定他的功绩，也不能因为曾国藩欲达民族“自强”的目的末成而否定他的功绩。中国“自强”的目的未能达到的责任，这不是曾国藩和其他洋务派人物所能担当得起的，而是由于国内国外多种原因所致，当然这不是本文所要论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