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昌济的知行观主要是在继承中国传统知行观的基础上形成的。《朱子语类》中“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的知行观和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在这基础上，他融合了近代维新派人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家如康德的先验哲学而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由于杨昌济既具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出洋留学9年，具有丰富的“世界之智识”，故他能斟酌古今，权衡中外，“合东西两洋文明一炉而冶之”。但其思想的主流仍是中学。他主张“知先行后”、“知行并重”，一方面强调“知”，强调“知”对“行”的重大指导作用，认为“不知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力，危险愈大”。另一方面，又不忽视“行”的意义，注重“行”的作用。“博学、深思皆所以指导其力行也”，“知则必行，不行则为徒知，言则必行，不行则为空言；……力行尤要”。

杨昌济的知行观着重阐述的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的关系，强调道德意识对道德行为的指导作用，强调道德行为的自觉性，认为“欲为善去恶，必先明善恶之别。而知何以某事为善、某事为恶之理由，于为善去恶有大效力”。因此，如果我们从伦理学的角度分析，杨昌济的知行观是正确的，他的目的在于突出主体自觉和实践的能动性，以达到转变世风、锻造民心、拯救民族危亡的目的。杨昌济曾立志“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他极力要求学生立志，说：“人患不肯立志耳，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要求学生彻底研求学问，研究哲学、伦理学，探求大本大源，树立大志，在“积诚立行”的基础上，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而且强调积诚立行过程中，要坚忍、勇敢，认为人生斯世，不勇敢不奋斗，则无生存之希望，而奋斗则要恒久，要有毅力。在《伦语类钞》中，他反复向学生解说道：“然若士人修身，一旦懈于为善，则立失其为善人君子之资格。盖君子之于修身，乃毕生之事，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他还结合自己的经验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欲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所成就也。”

杨昌济突出“知”的指导作用，强调“行”的自觉性，本是正确的，但他不能对认识的全过程进行唯物的、辩证的考察，而是一味地把“知”指导“行”这个认识过程的一方面片面夸大，得出“知先行后”的唯心主义认识论观点，认为“心中先发一种思想，然后实现之于行动”，“思想者，事实之母也”。总之，杨昌济强调知在先，行在后。由于他受个人经历、认识和时代的局限，他所学所教的是西洋哲学、伦理学和孔孟程朱陆王等中国先儒学说，没有认识、掌握马克思主义，虽然其间有过一些唯物主义思想的闪光，但他接受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是个唯心主义者。他说过“体魄界之中心点吾身是也，灵魂界之中心点，吾心之灵是也。总之，天地万物，以吾为主。”因此，他虽然有过“即知即行，知行合一”的命题，但终究不能跳出“知先行后”的圈子，故他的知行观是头脚倒置的，是唯心主义的。

　　（二）

杨昌济围绕道德完善、实现自我而提出的知行观对青年毛泽东有极大的影响。他在一师执教的时间正好是毛泽东在这里学习的时间，两人形成了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毛泽东非常敬佩杨昌济的学问、人品，几十年后，还和斯诺谈到青年时代杨昌济对他产生过很深的影响。而杨昌济也十分器重勤奋、好学、善思且志向不凡的毛泽东，临终时，还向友人力荐，盛赞毛泽东“海内人才，前程远大”，是救国救民的首选人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初涉哲学领域而又试图对一些哲学基本问题进行探索、回答的青年毛泽东来说，受到杨昌济知行观的深刻影响，是可以理解的。

青年毛泽东和他的老师一样，强调“知先行后”，“知”对“行”有重大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始终贯穿着他的“知先行后”的思想，在他分析人们“不好运动之原因”时，认为首要的一条就是“无自觉心”。在他看来，“一事之见于行为也，必先动其喜为此事之情，尤必先有对于此事明白周详知其所以然之智”。否则不能付诸行动。而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关于“知先行后”的批注非常多，比如他不同意德国哲学家鲍尔生“谓知识毫无影响于人心”者，认为知识“大有影响于人心者也。人心循感情冲动及良心而动作者半，循新得之知识而动作者亦半，人类之有进步、有革命、有改过之精神，则全为依靠新知之指导而活动者也”。并强调先要知，后才能信，才能行，“必先之以知识，知之而后信之”。“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坚”，否则必陷于矛盾之中，必傍徨无所适。认为“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种之知识，即建一种之信仰，既建为一种信仰，即发为一种之行为”。既然“知”是如此重要，为求得“知”，青年毛泽东曾醉心于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的研究，并发誓“只将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处探讨”，而“以其所得真理，奉以为己身言动之准，立之为前途之鹄”。在毛泽东看来，这样立志，方为真志，而不是盲从他人之志。

既然探得真知，立下了真志，那么，关键就在于“行”了，认为“行”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是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就体育而论，认为最要紧的是实行，“苟能实行，得一道半法已足”。体育锻炼如此，其他事情也莫不如此，“凡吾思想所及者，吾皆有实行之义务，即凡吾所知者，吾皆有行之义务”。也正是从重“行”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接受并发挥了杨昌济的“自我实现”理论，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说：“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能力至于最高之谓。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而且，毛泽东还根据杨昌济的“自我实现”理论，提出了“精神个人主义”的伦理主张，认为一切道德都是为了“成全个人”，即实现自我，主张个人价值大于宇宙价值，以此来反对扼杀个性的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

在“行”的过程中，青年毛泽东也深受他的老师影响，反复强调奋斗、勇敢、坚忍、持久等意志的作用。在《讲堂录》中记下了被视为达化斋法门的“以久制胜”的名言，并认为“意志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因此，他在求学期间，就通过各种方式磨炼自己的意志。纵观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而形成的知行观，主要有两个特征：

首先，他也是围绕道德完善、实现自我而提出其知行观的，把“行”理解为道德完善的要求。他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甚至他还把“行”理解为一种精神活动，认为“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因此，他和其师一样，强调主体自觉和实践的能动性。这种认识，如果从伦理学角度分析，无疑也是正确的，是当时“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的状况，必须改造国民性的时代要求的反映。他强调人生理想、道德追求和救国救民的爱国主旨，即便是在今天，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但是，他过分夸扬了抽象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以致在认识论上走向了唯心主义，把知行关系头脚倒置了。

不过，有一点需要说明，由于青年毛泽东十分重视“行”，善于面向实际思考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所以他对知行关系的认识在接触了《伦理学原理》之后，出现了一些唯物主义倾向。在学习《伦理学原理》之前，毛泽东还是个完全的唯心主义者，所谓“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小物能辟大理”，“人心即天命”，“天命何？理也”。就是其唯心思想的反映。在学习《伦理学原理》之后，因为作者鲍尔生是个心物二元论者。毛泽东后来回忆他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过去他接触的全是唯心论的东西，这时突然接触了一些唯物主义因素，感到十分新鲜，吸引力很大，于是在杨昌济指导下，他花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研读《伦理学原理》，并写下了一万多字的批语。我们姑且不论其它客观条件对他的影响，而就通过学习这本书而论，应该说对他心物二元论的形成起了一些启迪作用。在他的批语里，便出现了“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新鲜命题，反映在他的认识论上也有所进步，过去他醉心于“大本大源”——宇宙之真理的研究时，曾认为宇宙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而这时他已不同意鲍尔生所谓知识是先天直觉的产物的说法，认为知识是由经验而获得的，“学皆起于实践”。而这里他所说的经验即是客观事实的反映，是实践的结果。由于毛泽东在知识来源问题上的唯物主义态度，他在确定什么是真理的标准问题时，也得出了不同于鲍尔生的结论，认为不要以对人有没有价值作真理的标准，而要在天然本质中求真理。由此，我们看到，尽管这个时期毛泽东仍是个心物二元论者，更没有解决物质和精神究竟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这个哲学上的关键问题，但由于他认识论上的一些唯物主义倾向，只要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善于扬弃，他就能实现其知行观变化的飞跃。

其次，青年毛泽东知行观的另一个特征是，直接为改造伦理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服务，并试图通过“倡学攻心”，达到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目的。

新文化运动的狂飙兴起之后，青年毛泽东一直十分关注，并对陈独秀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的说法十分赞同，因此他学习哲学、伦理学，研读《伦理学原理》，其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改造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孟旧道德，树立新道德。那时候，他还认识不到要通过民众力量去改造社会制度，只寄希望于少数圣贤人物“倡学攻心”。杨昌济曾认为，“转移风气，在乎一二人之心而已！”而毛泽东则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这样才抓到了“枝干”，能起到“一干竖立，枝叶扶疏之妙”。过去中国的先进人物倡导变法，俱从枝节入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这一切在毛泽东看来，都只是枝节，故不能救民族于危亡之中，不能使国家臻于富强幸福，只有“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才能动，“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他希望“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青年毛泽东设想的“倡学攻心”变革社会的路是走不通的，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毕竟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三）

青年毛泽东在继承杨昌济知行观的同时，最难能可贵之处在于食而能化，逐步超越他的老师。要完成这一超越，既要有主观条件，也要有客观形势，二者相互作用，缺一不可。

毛泽东的主观条件主要在于他具有重“行”的品格，善于面向实际。在一师求学储能时期，毛泽东就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18年4月，组织成立旨在“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新民学会。为解除穷苦工人不能写、算之苦，创办了工人夜校，因此，获得了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他虽然说过“世界之外有本体，血肉虽死，心灵不死”，应该不计“寿命之长短，而在成功之多寡”。但又认识到对一个活生生的人而言，应该注意身体锻炼和意志锤炼，以便在“艰难百倍于昔”的来日之中国，大显身手，对社会有所建树。

另外，毛泽东还擅长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华，特别是明末清初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对顾炎武“留心当世”、“经世要务，一一讲求”的做法倾心佩服，对他关注民生、“足迹半天下”的实践精神十分赞同，在《讲堂录》中专门记载了顾炎武的事迹；对颜习斋重视直接经验，反对空谈心性之学，主张到实际中去锻炼的思想完全接受。在《体育之研究》一文中，他称颂顾炎武、颜习斋、李恕谷等人“文而兼武”，“此数古人者，皆可师者也”。因此青年毛泽东认识到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为此他走出书斋，走向社会求学。在一师时，他就几次和同学一起，风餐露宿，游历农村，了解民情风俗，考察社会，自称当了几回“游学先生”，并感到“游之为益大矣哉！”既游览了祖国名山大川，开阔了眼界、胸襟，又了解了社会，为把握国情打下了基础。

这时，毛泽东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主观因素就是：一师毕业之后，他曾两度北上，期间在新思潮十分活跃的北京，尤其是北京大学，通过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宣传介绍，通过参加哲学研究会、新闻研究会等学术团体和各种学术活动，接触并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现实斗争的迫切需要和他救国救民的宏大抱负，促使他从一师毕业后，就迅速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他从北京回到长沙之后，就组织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湖南五四运动，继而发动了驱张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在这些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他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他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分析戊戌变法运动存在的缺陷时，认为维新派“很少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故那时的思想是空虚的思想，不过是“一味的‘耗矣哀哉’，刺激他人的感情作用，内面是空空洞洞”。因此要获得实在的切合实际情况的思想，就必须“引入实际去研究实事和真理”。显然，毛泽东在这里已触及到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在上述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对知行关系的两个方面给予了相当的关注，他既强调“主义”，又重视“运动”，认为“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不行，要把“问题”的研究与“主义”的研究结合起来。同时，又要有“运动”的继起，“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这说明，青年毛泽东的知行观已经超越了过去从杨昌济那里继承过来的道德范畴和精神活动的狭小领域，已经朝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迈进了一大步，在1921年1月，他已认识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