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昌济在谈到湘学传统与近代湖南人才蔚起的关系时说：“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扑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杨昌济（1871—1920）如是说，也如是做，他启己正是“薪尽火传”，承前起后的关键人物。

风云变换的时代和杨昌济的身世经历，无疑给他的思想以错综复杂的影响。但在他那取融中西的思想中，最主要的成份却是来源于程朱理学和以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湘学传统。

湘学中理学传统源远流长，加上曾国藩等人的提倡，更有复兴之势。杨昌济的外家即以理学传世。在这种家庭环境和湘中理学氛围中，杨昌济七岁从父发蒙，年事稍长，即攻读程朱理学。他自己说：“余本自宋学入门”，“余本自程朱入门。”在理学的薰陶下，杨昌济在青少年时代即以理学轨辙自身，从他这时期所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湘中理学传统在杨昌济心中打下了深厚烙印。虽然在他后来的思想发展中，理学被修正，其封建意识形态的具体展现——三纲五常逐渐为他所抛弃，但理学的形式结构方面——如立志、心性修养为本、伦理意志的发扬以及注重哲学研究则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他诠释各家，取融中西之所本。在日留学期间，他还向李肖聃说：“君好博览而不读程朱书，终为无本。日人所著《宋学概况》君未见耶？”归国后主讲一师哲学、伦理学课程，著《论语类钞》，中西结合，而归本于程朱，亦不废陆王。深知湘学渊源流变的李肖聃论及杨昌济时说：“自明以来，衡湘学者严于自守，王船山兼采汉、宋而以《正蒙》为宗，及清而李文炤、罗典苦行清修，稍振紫阳之绪。迄于咸、同，则罗泽南、刘蓉皆笃程、朱，而曾（国藩）、左（宗棠）亦颇张其绪论。三四十年来，前辈尽死，士大夫居乡里称老师者，类皆诙诡放荡，自谓通流而迂曲老生，号称理学者，又皆曩昔时文之士，其文学不足以动众，自是宋学益为后生所轻。怀中先生三十年以前既已博究儒先之书，十余年中又益求英日学者之说，固有得于时代之精神，而其心光谌然，力抗流俗，浩然有以自得于己，则友朋皆莫及也。今世道之不明也久矣，欲士之有志于为已之学，而不为逢时之术盖益难矣。然亦视吾所自立者何如耳。怀中寒士也。诚乐乎道而不以穷饿动其心，此其学之所以日进不已也。”言下之意许怀中先生为湘中理学传人。

杨昌济既深研程朱理学，复又吸取王夫之、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加以融会贯通。对于湘学传统中承前启后、影响最大的王夫之，杨昌济做过深入研究，终生不断。曾就学于杨昌济门下的萧瑜回忆说：先生“始之朱熹，次之二程，又及张载，兼治陆王，不分门户，最后用心尤多者，则为王船山全书。”

王船山对杨昌济的深刻影响是无庸置疑的。船山著作中的某些民主性的思想成份，在时代思潮的导引下，使杨昌济对理学的封建性内容加以修正，但船山深邃的哲学思想和要求对最高原理的研究，却加固了杨昌济对理学关于大本大原讨论的信仰。在《论语类钞》中，他往往朱熹、王船山并引。不过，杨昌济看得最多的是王船山的史论著作，从中吸取的主要是经世思想和民族大义的主张。曹典球作《杨昌济先生传》，说：“先生经戊戌政变之后，潜居影储山麓，少履城市，绝意科举，惟常读《通鉴》及王船山《读通鉴论》诸书，以古证今，痛论时弊，储备经世之学，以诏来者。”但在近代史上，经世主要是救亡图存，船山史论的出发点亦是“家国之痛”。因而，杨昌济摘取的主要是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船山的狭隘的种族主义改造成抵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1914年，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杨昌济写道：“学社以船山为名，即当讲船山之学。船山一生卓绝之处，在于主张民族主义，以汉族之受制于外来之民族为深耻极痛，此是船山之大节，吾辈所当知也。今者五族一家，船山所谓狭义之民族主义不复如前日之重要；然所谓外来民族如英法俄德美日者，其压迫之甚非仅如汉族前日之所经验，故吾辈不得以五族一家，遂无须乎民族主义也。……余前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听其西洋历史讲义，谓中国人与罗马人同，惟宝爱其文化；虽外人人主其国，苟不伤其文化，即亦安之，私心揣测，谓日人不怀好意，颇有继满洲人人主中国之思想，此吾国人所当深念也。”杨昌济还鼓励学生到船山学社听讲，讲课内容也在学生日记中得到反映。杨昌济自己在日记中写道：“阅学生日记，知船山学社切实讲船山所著之书，此事深惬鄙意。……青年肯往听讲，必有益也。”

在研究船山著作的同时，杨昌济也开始研究开一代风气的魏源，尤其是魏源编撰的《皇朝经世文编》。从现存的《达化斋日记》来看，1899年，杨昌济把读该书立为常课，每天看数十页。书中载有顾炎武、潘耒、龚自珍、黄宗羲和包括魏源在内的许多湘籍人士的文章，杨昌济还在日记中手录其中湘籍学者的生平，对他们的文章特别留意。顾、黄等人经世致用的学风和魏源“道存乎实用”的观点，对杨昌济无疑有很大影响。

对于曾国藩，杨昌济尤为心折。杨先生诞生于太平天国失败后的第七年，曾国藩作古的前一年。曾氏声名远播，湖湘士人更是如雷贯耳，引以为楷模。杨昌济在父辈们的启导下，攻读程朱理学的同时，即精心研读曾国藩的诗文、日记和家书。直到1914年和1915年，我们还可以在他的日记中看到他以全副精力阅读抄写曾氏著作：“欲在一月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昨日将曾文正公家书抄完，颇自以为喜，已做成一事矣；此后仍当节抄其家训与日记，拟合刻之，名曰曾氏嘉言。”从杨先生的日记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曾氏写日记的纸张，所读的书籍都为他所留意，并每叹自愧不如。

有的研究者认为，湖湘文化从王船山、曾国藩到杨昌济和青年毛泽东，是所谓军事战略的发展线索。这似乎有点不合史实。实际上，曾氏主要是把王船山看作孔孟宋儒道统的继承者，同时又吸取其通经致用的务实学风。而曾氏兼重义理与实学的思想给予杨昌济巨大影响。一方面，杨昌济把曾国藩看作是清代的理学传人：“阅《甲寅》杂志第一卷第二号放鹤之民德篇，论正人心端学术，而以讲学为急；谓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颇惬鄙意。其以明之东林、清之曾罗证程朱派之有人，尤为特识。及阅康率群读《汉学商兑》书后，乃为之愀然不乐。汉学宋学之争，程朱陆王之争，在今日已不成问题，此篇之作乃抹煞程朱陆王一派人，岂为平允之论？”另一方面，杨昌济对曾国藩提倡经世之学的务实态度也拳拳服膺：“曾文正谓经济之学，当以能树人能立法为主。余谓改良社会之物质生活，能为百年大计者，乃是真人才。”清代盛行考据学，渚儒倡导实事求是，薄宋儒为空疏，实际上把学者眼光引向书本，引向古籍，无视现实社会问题，曾国藩批评这是“五十步笑一百步而已矣。”杨昌济引以为同道，认为“实证”不是求证于书本，而是要求证于事物；不是求证于古，而是要求证于今。曾氏倡导务实、力行，不尚空谈，杨昌济更是称道不已。

杨昌济与“晚清思想界一慧星”（梁启超语）谭嗣同，际会于戊戌风云之时，更直接地深受谭嗣同的影响。1898年，杨昌济就读于岳麓书院，此时戊戌变法进入高潮，湖南新旧两派成尖锐对峙之势。一方面以谭嗣同、唐才常等人为代表，创立报刊，举办学堂、学会，变法呼声日趋激烈；另一方面以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为代表，纠集叶德辉等人，极力反对维新运动。在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中，杨昌济虽然对其老师王先谦抱有尊敬之心，但王先谦学术路向及其思想在杨昌济的思想发展中几乎没留下什么痕迹，而谭嗣同却成为他的精神偶像。在岳麓书院的恶劣环境下，杨昌济居然参加谭嗣同等人主持的“南学会”。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友”。该会成立于1898年1月，是一个进步的爱国救亡团体。以讲学为主，每周演讲一次，谭嗣同为主要演讲人之一。每逢学会演讲之期，杨昌济都赴会听讲。对谭嗣同等人倡导的“不缠足会”、“延年会”，杨昌济也极力支持，后来还在日记中详细追忆团体的这些活动。

在杨昌济的著作和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谭嗣同思想的深刻烙印。杨昌济发表在《湘报》上的《论湖南遵旨设立商务局宜振兴农工之学》一文，是按学会的布置而写的，在南学会课卷中被评为第三名，这篇文章可以看作是对谭嗣同倡导实学思想的发挥。参加南学会活动，亲聆谭嗣同的演讲，也是杨昌济从封建思想的禁锢中开始解脱出来的契机。在一次演讲会上，杨问谭嗣同：“如何理解天地之大德曰生？”谭非常赞赏这一问题，答之曰：“总之以民为主，如何可以救民，即以如何为是，则头头是道，众说皆通矣。”杨昌济在日记中写道：“以民为主，乃余记此段之主旨。”在仔细阅读了谭嗣同的《仁学》之后，他“乃知中国三纲之说，严责卑幼而薄责尊长，实酿暴虐残忍之风。”杨昌济极为重视哲学研究，认为“余研究学理十有余年，殊难极其广大；及读谭浏阳仁学，乃有豁然贯通之象。”谭嗣同的“心力”说和冲决网罗的精神，更为杨昌济称道不置。对于谭嗣同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为国捐躯的壮举，杨昌济在其文章、日记和讲课中，多处抒发他的衷心崇敬之情，认为“谭浏阳英灵充塞于宇宙之间，不复可以死灭。”

从上可以看出，杨昌济完全继承了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为代表的湘学传统，并充分体现出湘学传统的基本特征。杨先生执教于一师，自觉承担起“薪尽火传”的任务，尤其是他主讲哲学、伦理学，使得这种文化传承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与作用。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内容来看，杨昌济向学生所讲授的，主要的正是理学与实学传统以及民族大义，亦即所谓修己治人，内圣外王之学。杨昌济反复向学生阐扬的，是理学的立志、修身，同时倡导经世之实学，讲求理想人格的自我实现，亦即成为立德、立功、德业俱全的圣贤。另一方面，从文化传承的人物关系来看，杨昌济同学生所极力推崇的，也正是王夫之、曾国藩、谭嗣同等人。他执教于湖南一师，“雍容讲坛，寒暑相继，勤恳不倦，学生景从”，以渊博的知识，高尚的人格，严谨的学风和炽热的爱国之情，强烈地吸引了一大批青年学子。在这些学生中，青年毛泽东受杨昌济的影响最大，也最为杨昌济所器重。

毛泽东于1913年春季考入第四师范，不久四师并于一师，于是转入一师就学，在这里共学习五年半时间，1918年夏毕业，与杨昌济在这些学校的教学时间相始终。杨昌济在当时的湘中学者中，颇负盛名。正处在“求学储能”时代、求师求友甚急的青年毛泽东，很自然地极为崇敬杨先生。他在给黎锦熙的信中曾说：“先生及死去了的怀中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除了课堂上认真听杨先生的讲课外，每逢星期六或星期日，青年毛泽东还和同学相率到杨家去聆教，或听治学、做人方法；或改正笔记；或探讨人生问题，纵论天下大势。杨先生为人治学，极为严谨，学生在许多方面虔诚地向先生学习，甚至模仿。杨先生也极为喜欢这批学生，特别是青年毛泽东博览群书，好学深思，志向不凡，博得杨先生的特别器重。正如时人所记载的：杨先生“在长沙五年，弟子著录以千百计，尤以赏毛泽东、蔡林彬。”杨昌济自己也在一则日记中详细记述了青年毛泽东的身世、品格，并说“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当青年毛泽东因领头发动驱逐校长张干的学潮而受到开除处分时，杨昌济和其他教员出面力保，张干被迫收回成命。据杨开智回忆，杨昌济为此事愤愤不已，他的“强避桃园作太古，欲栽大木柱长天”的诗句就是针对此事而发的。不难看出，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他竭尽心血所要培养的救国人材，直到临逝世前，他还致函好友章士钊“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材，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人者，毛泽东与蔡和森也。”

在师生这种相得相爱，亲密无间的情形下，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自然要受到杨先生的深刻影响。毛泽东后来与斯诺谈话时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影响。”在谈到新民学会的缘起时，青年毛泽东说“诸人大都系杨怀中先生的学生，与闻杨怀中先生的绪论，作成一种奋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观，新民学会从此产生了。”杨先生的“绪论”是多方面的，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湘学传统。

现存毛泽东早期文稿表明，青年毛泽东继承了这一湘学传统。一师时期，毛泽东从杨昌济学习宋明理学，好讲大本一原之道，表示要用全力探讨大本大原，其思想倾向、使用的概念和范畴，基本上是理学传统。从理学出发，青年毛泽东非常注重立志、修身，追求道德人格的完善，高扬伦理意志。但是，另一方面，毛泽东也完全秉承了湘学传统中的经世观念与务实精神。《讲堂录》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故曰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主张“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对于曾国藩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讲堂录》颇为推崇。至于理学突出的义利之分，青年毛泽东深受经世观念的影响，加以调和：“君子谋道不谋食，系对孳孳为利者而言，非谓凡士人均不贵夫谋食也。”“志不在温饱，对立志而言，若言作用，则王道之极亦只衣帛食粟不饥不寒而已。”由于理学与经世实学传统的影响，青年毛泽东追求的理想人格是德业俱全的圣贤。他仔细辨别人们所向往的圣贤与豪杰两种人格，认为“有豪杰而不圣贤者，未有圣贤而不豪杰者也。圣贤，德业俱全者；豪杰，歉于品德，而有大功大名者。”圣贤与豪杰的区别在于，圣贤是立德立功、内圣外王的统一，而豪杰则只具有外在的事功，圣贤必然包含豪杰的外在事功，而豪杰则缺乏圣贤的内在品德。这种圣贤人格，正是以王船山、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学传统所追求的。杨昌济向学生所倡导的，也是这种圣贤人格，并以曾国藩为楷模引导学生。青年毛泽东认为曾国藩德业诸全，功德圆满，近乎圣贤：“宋韩范并称，清曾左并称。然韩左办事之人也，范曾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也。”所以青年毛泽东指点评论近代人物，表示“独服曾文正”。

同时，湘学传统中的“民族大义”也极为深刻地影响了青年毛泽东。如1914年长沙成立船山学社，标举“船山之大节”，毛泽东等人经常前往听讲。特别是谭嗣同的爱国壮举为杨昌济及其学生所由衷崇敬，称道不已。杨昌济在向学生解释谭嗣同为国捐躯的思想原因时说：“吾观世之君子，有杀身亡家而不悔者矣。彼非不欲生，实不忍以一身一家而害天下后世。……夫人谁不爱其生，然而甘死者何也！不忍不死也。毒蛇螫手，壮士断腕，非不爱腕，非去腕不足以全身也。彼仁人者，以天下万世为身，而以一身一家为腕，惟其爱天下万世之诚也，是以不敢爱其身家，身虽死，天下万世固生，仁人之心安矣。”青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非常完整地记下了杨先生的这段话。并且，在青年毛泽东的思想和实践中，处处体现出湖湘士子的这种爱国精神。

从上可以看出，通过杨昌济，以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为代表的湘学传统深深地内化为青年毛泽东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基本的因素，成为他那时思想的主导规范或“集中意识”。“五•四”以后，毛泽东的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主导规范或“集中意识”已是马克思主义，但一师时期所形成的文化心理的结构性框架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曾经是主导规范的“集中意识”转化为他后来进行各种创造性活动的“支援意识”，理性传统积淀、转化为结构性形式。

例如，湘学传统中的民族主义与忧国忧民情怀，曾导致毛泽东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从而成为他从爱国主义向共产主义思想转变的契机。但在以后漫长的军事政治活动中，爱国主义与民族尊严始终是他考虑和处理问题的心理因素和价值取向。施拉姆极为重视民族主义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作用，认为它是引导毛泽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桥梁。特里尔甚至说：“毛的民族主义倾向是如此之强，以至如果社会主义不能拯救和繁荣中国时，也会随时把它束之高阁。”这一说法有所夸张，但如果考虑到从毛泽东倡导全民对日抗战到天安门广场上那“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历史宏音，屹立在人民面前的，确乎是使中国获得独立解放的民族巨人。

湘学中最突出的传统是理学与实学的结合，对毛泽东的影响至为深远。虽然理学与实学的具体的封建性内容完全为毛泽东所抛弃，但一方面高扬主体道德意志的能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脚踏实地的务实精神，却是毛泽东文化心理的结构性形式，并与湘学传统相一致。由于务实精神，伦理意志才不致流于空谈；由于伦理意志和理想，务实才有所本。这一互补作用，在毛泽东的活动背景与思维结构中获得相互制衡而又相得益彰的效果。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弱敌强的特殊环境，既需要高扬伦理意志以克服艰苦的物质生活困难，同时又不能光凭伦理热情盲目蛮干，而必须脚踏实地，一切以客观条件为转移。故在特殊的环境下，毛泽东更加强化了伦理意志与务实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务实精神被改造为实事求是，心性修养与伦理意志被改造为共产主义理想、思想修养与主观能动性。这两个方面在毛泽东的思维结构中处于制衡状态并获得互补效果。惜乎后来失衡，毛泽东强化了伦理意志与道德理想的一面，而弱化了求实务实的另一面，这无疑是毛泽东晚年失误的文化心理结构上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