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近代中国由传统向现代转化过程中的过渡性人物，他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将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想变成了现实，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由此推动了中国近现代军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推动了近代中国人心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化，中国近代化进程也由此渐次展开。学界对曾国藩的伦理思想、理学思想、洋务思想等作过多方面的、大量的研究和阐述，对曾国藩的教育思想中的合理部分也给予了一定的肯定，但对曾国藩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就此问题展开论述。
一
曾国藩作为一个饱读诗书、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封建士大夫，在西方列强纷至沓来、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之际，不得不暂时放下过去自己十分熟知的儒家经典，而去阅读和学习西人书籍以了解西方世界。他不但阅读《圣武记》、《寰球志略》、《考工记》，还开始阅读日本人写的《新论》以及西方火轮枪炮方面的著作。同时他还极力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如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延揽在身边，随时向他们索取西人著述，随时请教一些自己弄不明白的问题。通过了解西方，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认识到，西方之所以富强，是有一整套培养人才的近代教育制度。他说：“西人学求实际，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要富强起来，仅学习其坚船利炮，购买其机器设备是不够的，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他说：“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他认为，“中国欲取所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惟力有未逮，且此中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因而还必须熟知西方制器之“本源”，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学习其培养人才的教育制度。
从“遍览久习”、“洞澈本源”的指导思想出发，曾国藩将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看作是“遍览久习”、“洞澈本源”的关键。他说：“外国学技以算法为第一义，而又证之以图，申之以书。中国学外国之技，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得洋人一技之长，始明其迹，继探其意，既乃翻译汉文，使中国人人通晓，可见施行。”为此，他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内附设翻译馆和印书处，礼聘徐寿、李善兰、华蘅芳、李凤苞、赵元益、徐建寅等，以及外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玛高温、金楷理、林乐知等为该馆主要翻译人员，采取“急用先翻”即翻译馆译述以“制造”之学为主的方针，所译书籍有算学、测量、汽机、化学、地理、天文、行船、博物、医学、工艺、水陆兵、新闻纸、造船、历史、交涉公法、零件等，在1868年译成之即有《机器发轫》、《汽机问答》、《运规指约》和《泰西采煤图说》四种，至清末，译书约二百种，差不多占全国同时期译书数量的一半。
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无论是对曾国藩个人还是对中国的近代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对曾国藩个人而言，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扩大了他阅读书籍的范围，加强了他对科学技术知识的了解，认识到西方科技力量的无穷和博大精深。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一方面勉励他的子孙多读有用的西方科技书籍，反复叮嘱和督促曾纪泽学习英语，让次子曾纪鸿学习和研究高等数学，以掌握西方近代科学知识，而不是死守理学和科举之道；另一方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一些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的工作，如他将《几何原本》后几卷在金陵重校付印，并命其子曾纪泽代为作序加以推介。对中国近代教育而言，大量译著的问世，奠定了中国近代许多科学的基础。譬如华蘅芳所译《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决疑数学》等介绍了代数、微积分、概率论，再加上李善兰的数学译著，为近代数学打下了基础。《炮法求新》、《格致启蒙》以及《电学》、《光学》等奠定了近代物理学的基础；徐寿所译《化学鉴原》、《化学考质》等书奠定了近代化学的基础；《泰西采煤图说》、《金石识别》等书则奠定了矿物学的基础；由李善兰、徐建寅续补的《谈天》，首次介绍了哥白尼的天文学说；《西药大成》和《内科理法》等书，则是介绍近代西医原理的重要译著。同时，这些译著，还成了近代中国早期许多学科的教科用书，对启迪和培养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所以有人评论说：“泰西声、光、化、电、营阵、军械各种实学，遂以大明，此为欧西文明输入我国之滥觞。”
二
曾国藩不仅认识到翻译西方科技对“自强”的重要性，同样他还认识到西方各国之所以在科技制造方面优于中国，原因在于他们把新式教育与造船练兵紧密结合，互为表里，“其制则广立书院，分科肄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每治一艺，每制一器，皆系父子相传，世继其业，然后通微合漠，愈外愈精。”因此，他在组织人员翻译西方科技著作的同时，也拟筹设近代新式学校，培养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人才。他先是拟在江南机器制造局内设立一学馆，“俟学馆建成，即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无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掌握西方科学技术，“庶几以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继之，他大力支持各地新式学馆的建立，对于上海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事，曾国藩认为，“上海机器局所议学馆事宜，精深博大，纲举目张。”若“能悉心研究，必有日新月异之效。”特别是对上海广方言馆，他不仅大力支持，而且亲自对广方言馆的章程逐条提出了修订意见，从这些修订意见中，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的近代教育思想的一斑。
广方言馆创办于1863年，1868年并入江南机器制造局翻译馆，并设立章程有十六条，即：求师资以端模范、分教习以专讲求、集人才以备学习、广制器以资造就、编图说以明理法、考制造以究源流、测经纬以利行船、广翻译以益见闻、录新报以知情伪、储群籍以资稽考、购测器以便考订、刊书板以省传抄、定课章以循诵习、严甄别以昭奖劝、立年限以收实效。
曾国藩对修订后的章程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大体是持赞成成态度的，认为，广方言馆章程“均极妥协”，章程“所定学馆事宜，规划既已周详，撰论尤为精凿，非于西人格致之学，精心研索，确有据依，安能指示途，如此明切，以此提倡，诸生必有日新月异之效。”这说明曾国的思想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是同步的。
同时，曾国藩对章程中的某些规定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第一条规定聘请一个能精中西之学者为山长，曾国藩并不以为然，认为山长可以不设，原因在于，“学馆之设，专求实用，不尚虚名，今既分门别类，各有教习指授，若山长必须庵有众长，则目前颇难其选。若徒拥虚位，则不足服诸生之心。”第十四条规定习经史，曾国藩并不反对，但对于其中规定的“每月除初—、十五西教习课试西学外，初八、二十四日就所读经史，试以策论，或以觇其心得，间课以八股制义，如兼通算学制造，则试以条说”，担心“其用志既纷，转荒本业，似与第二条专门肄习之法，稍有未符”，提出“只可姑悬此格，以待能者，不必尽人而绳之。”这实际已经蒙胧地提出学校教育中如何处理传统教学内容与现代教学内容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对第十五条提出优秀学生赏给举人的建议，曾国藩则提出“亦不必令其一体会试，此与帖括自属分途，不必责其兼长也。”从中可以看出，曾国藩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步伐是同步的，而且在某些方面还超出了同时代的人。
曾国藩虽然不是倡导在中国设立新式学校的第一人，也没有直接参与新式学校的创办，但他的近代教育思想特别是在处理传统文化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的关系方面，走在了当时代的人的前面，在他和同时的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各级各类新式学校相继创办起来，较有代表性的有：1862年建立的京师同文馆，1863年建立的上海广方言馆，1865年建立的上海机器学堂，1866年建立的福建船政学堂，1880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等。这些洋务学堂，开设外语、外国史、国际法、数学、物理、化学、机器制造、航海测算、天文、地质、矿务、医学、军事等课程，不仅为洋务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实用型人才，而且也推动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的转变。
三
派遣幼童出国留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极其重要的一步，曾国藩在推动中国教育走出这一步上起了关键的作用。
在曾国藩提倡出国留学之前，就有有识之士提出过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的建议。早在1863年，桂文灿就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仿效日本派遣幼童分往俄、美两国，学习制造船炮铅药一切军器之法，1870年，李鸿章向清政府上了《拟选子弟出洋学艺折》，主张选拔年幼的学子出国学习。但是，这一提议遭到顽固保守派的反对而夭折，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不得不向他的老师——曾国藩寻求支持。
相对于制器以图自强和兴办新式学堂来说，曾国藩对于派遣幼童出国留学的重要性认识较晚。但是，他毕竟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中较为开明的一位政治家，一旦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他便坚决地、义无反顾地予以支持。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处理，由抱定“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宗旨的容闳担任翻译。容闳朝夕相伴于曾国藩左右，不时向曾国藩介绍西方各国由教育发达而臻于富强之境的情况，这使曾国藩的眼界更加开阔，对西方的教育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认识到，西方各国不仅学有体制，而且各国“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初无轮船，国主易服微行，亲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年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肄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明效。”他认为，一则上海机器局所造轮船已成，以后即拟专造兵船及铁壳等船。枪炮造成者甚多，即来福枪、林明敦枪，为外国所称绝者，亦已仿造，与之相埒。以后日进不懈，不患不臻极至。二则“今上海局中所翻诸书，颇能窥洋学之奥秘。若勤学不已，将来创立新法，别出绝技，亦属意中之事。”现在剩下的问题是要了解西学之奥窍，“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澈，而曲折无以自明。”要做到这一点，仅仅在国内办新式学堂、翻译西书是不够的，须如“古人谓学齐衙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此物此志也。”即必须派员出国留学。
基于上述认识，曾国藩批判了保守派关于中国已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在京师设同文馆、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童肄业，似中国已有基绪，无须远涉重洋”的观点，指出，国内设馆与派员留学，二者产生的效果和影响是不一样的，“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团振奋之基也；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他不顾保守派的反对，于1871年3、4月间，连续两次上书同治皇帝，“宜博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及军政、船政等院，分门学习，”认为这样坚持下去，“行之既久，或有异材出乎其间，精通其法，集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在这个基础上，1871年8月，曾国藩又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请准“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实力讲求，以仰副我皇上徐图自强之至意。”得到皇帝的批准。接着，曾国藩还与李鸿章讨论制订了《挑选幼童前赴泰西肄业章程》，规定了出国留学的人数、学习期限、学习内容、经费、管理人员、考核、毕业后的待遇以及学习期间应注意事项等等。从此，派遣幼童出国留学才付诸实施。
从上面的阐述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促使清政府同意派幼童出国留学起了重大作用，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曾国藩的大力支持并亲自上奏，出国留学事宜难以讨诸实施，甚或恐怕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虽然由此开始的留学教育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的确在推动中国古老的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方面走出了关键性的一步，注入了一丝新鲜的空气；虽然派出的留学生学习也各有参差，但他们回国后将西方的教育理念、西方教学的新内容、新方法介绍进来，对人们思想观念起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果没有这些，就难以理解十九世纪末维新派的废科举之议，就难以理解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废科举之举。
四
在推动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传统教学内容和近代教学内容的关系。
几千年来，在中国传统教学体系中，以经史大义为主要内容，以儒家经典为核心，这在早期洋务派创办的新式学堂中也依然如故。京师同文馆设立之时，对于汉文经学，虽然并未另立课程，但它对中文的要求是很高的，入学的学生必须具有牢固的中文基础，入学后还要在专职的中文教师指导下再习中文。实际上，学生入同文馆后，出于功名需要，对于经史一直“始终不己”，“每日专以半日用功于汉文，其稍进者亦皆随时练习作文。”上海广方言馆则明确规定，“教习生徒以经学、史学、算学、词章为四类，而以讲明性理、敦行立品为之纲。”在学习西学的同时，“仍以正学为本，”要求“四书经史教习，似宜分讲解，而生徒欲有进益，非讲论无以浚其灵，非体认无以保诸实；故讲论者知之事，体认者行之事也，各艺既已分途，全材岂易多得。就其性之所近，因时而教导之，而必以该书明理为本。每月除初—、十五西教习课试西学外，初八、二十四日就所读经史，试以策论，或以觇其心得，间课以八股制义，如兼通算学制造，则试以条说”。福建船政学堂可以说是新式学堂中最广泛开设近代科技知识课程的学校，但依然要求学生“每日常课外令读《圣谕广训》、《孝经》”。
这些学堂身后还拖着一条长长的封建尾巴，这就不能不影响办学的实际效果。曾国藩在世时当然还看不到各类学堂创办若干年后出现的弊端，但他已经看到了在学堂中既习西方科技知识，又习经史典章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影响。在《批广方言馆章程》中他已看到，“每月初一、十五既课试西学，初八、二十四等日又间考经史时文，恐其用志既纷，转荒本业”，既学不好西学也学不好中学，与“专门肄习之法，稍有未符”，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反对中西学并重，但他认为这条只适应于那些有特殊才能者，“不必尽人而绳之”，因而提出“只可姑悬此格，以待能者”，实际上要学生专心学习西学。曾国藩这样做，实际上也是顾忌到保守派的反对意见和中国的实际情况，而他作为一个饱读诗书的封建文人，一时也找不到如何处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的方法，因而只能“姑悬此格”了。
如果说在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学内容上，曾国藩还心存顾忌的话，那么，在出国留学生教育上，他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中西兼学的，主张派出留学的学生出国后以专学西学为主。当时主持出国留学工作的李鸿章和陈兰彬为了减少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主张派遣的留学生出国后除学习西学外，还要学习经史大义，对此，曾国藩不断地致函李鸿章、陈兰彬，认为：“幼童赴洋学习须通汉文，阁下定课经史为主，旁及会典律例，求为有用之学，每日习夷技后酉戌之间及礼拜日另为督课汉文，自是善策。”但是，“第以西法精奥，必须专心致志，始克有成。”他主张，留学生出国后“只宜专学洋学”，“到洋以后但重专习洋文，不复兼攻汉业。”那么如何解决学习西学与学习经史大义之间的矛盾呢？曾国藩提出两点建议，一是可以在挑选出国留学人员时，注重他们汉学功底，“幼童年习汉文，仍以在中华先习为妥”，“汉文之通否，重在挑选之际先行面试一二，以决去留”，“将来挑选之际，或写或作，而试一二。必须略通汉文乃可入选”。二是将出国留学人员的年龄“改为自十三四至二十岁止。”因为在他看来，“年稍长，则易求通文理者也”。这就能做到“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也。未可因兼课汉文而转荒洋业也”。
曾国藩的上述思想虽然并未在顽固的封建保守壁垒中引起共鸣，也未对出国留学章程的制订产生实际影响，但是曾国藩提出的处理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之间关系的思想，已经触及到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核心问题；他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学校废除读经、学生废除学习经史大义，但他的“到洋以后但重专习洋文，不复兼攻汉业”的思想，至少在留学生这一领域中已隐含了这层含意，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教育废除读经的一个起点。从此，处理传统教育与近代教育的关系，从学校废除读经，就成了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化的一个重要课题，直到辛亥革命这一任务才得以完成。
总之，曾国藩由制器以谋自强出发，认识到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之重要，进而谋教育之改革。虽然他并没有也不可能对传统教学体制、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育方针提出具体的改革意见和措施，但是他通过翻译西书，传播西方科技知识，积极支持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派遣留学生出国留学，并对如何处理学习传统教学内容与近代科学知识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所有这些，对促使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中国教育由传统向近代的嬗变起了重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