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人物，也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文化人物。过去认为，曾国藩作为理学的最后一位代表和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根精神支柱，其思想全部都是属于封建主义的。其实不然。综观曾国藩的言论著述，除了有自觉为封建主义卫道的一面之外，还不自觉地对封建之道有所舍弃、有所改变；尤其在文化精神上，迈出了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蹒跚步履，对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所谓文化精神，是指思想文化中带有普遍性、指导性和内在性的一些观念。曾国藩是从中国古代文化精神起步的，由于终生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阵营，因而他从未——也不可能——抛弃古代文化精神中纲常礼教之类的封建主义核心信条，就这一点而言，曾国藩尚未真正跨入近代文化精神的门槛。然而，正如中国由古代走向近代是封建社会逐步解体的过程一样，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形成也是以传统文化精神渐次演变的方式而进行的。通过发扬传统文化的优良精神而不断自我振兴，通过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新知识、新观念而逐渐除旧立新，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精神的两大生长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曾国藩又确乎开始了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概括起来，曾国藩向近代文化精神的转变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不尚独尊，博取众长
曾国藩在学术上最为尊崇且钻研最深的是程朱理学，因此被人称为“一宗宋儒”。当时，宋学与汉学之争存在已久，学者们往往以汉宋为界而各立门户，势同水火。曾国藩虽尊宋学却并不排斥汉学及其他儒家学派，在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明确表示：“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说皆不敢雷同而苟随”，提倡汉宋沟通交融，“兼取二者之长”。对于儒学以外的诸子百家，曾国藩亦主张择长而用。他认为：“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缺也”。他自云：“学问多途，皆涉其涯”，其门生故吏称他“无学不窥、默观精要”。实际上的确如此。曾国藩除钻研儒家及诸子百家的经典著作外，对时贤论著亦颇感兴趣，象魏源的《圣武记》，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冯桂芬的《校郴庐抗议》等都认真阅读过。他在晚年还为自己不懂天文、算术而感到遗憾。为此，他积极支持自己的小儿子曾纪鸿学习算术。
曾国藩不尚独尊、博取众长的文化精神在其人才观上有着鲜明的反映，表现为选取人才唯才是用，不拘一格。他反对以出身、资历衡量人，认为“凡有一技一长者断不可轻视”，对可用之才“不宜复以资地限之，卫青人奴，拜相封侯，身尚贵。此何等时，又可以寻常行墨困倔奇男子乎！”曾在曾国藩麾下效过力的容闳说：“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容闳的话虽有言过其实之处，却决非没有根据的溢美之词。曾国藩能聚才、用才，充分发挥各类人才的作用，在当时是有口皆碑的。
（二）经世致用，务实变通
在中国社会出现数千年未有的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曾国藩治学有明确的目的，就是要经世致用，从学术中找到治国安邦、扶危救倾的良方。为此，他特别重视“经济”（经世济民或经邦济世之意）之学，将其与所尊奉的理学紧密联系起来．他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说道：“盖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所谓义理之学即是理学，讲“经济”必须以理学为本，而讲理学亦必然不能离开“经济”，这样曾国藩就不仅是坚持了理学，而且是为理学增添了新的充满活力的内容。因此，他对以繁琐饾饤、远离现实见长的考据之学当然也就失去了兴趣。为了提高经济之学的地位，曾国藩还对传统的学术三分法（即分为义理、考据和辞章）进行革新，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经济者，在孔们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形式上是四学干列，实际上是突出了经济之学的重要性。
早在入仕之前，曾国藩对经济之学就甚为留意。他对同为湘人、力倡经世致用之说的著名思想家魏源十分敬仰，将其参加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作为研究经济之学的两本必读书之一，此外还阅读过不少有关经世致用的论著，并称赞冯桂芬的《邯庐初稿》是“名儒之论”。踏入仕途后，曾国藩更用心“详览前史，求经世之学”。他利用担任京官的有利条件，对“朝章国故，如《会典》、《通礼》诸书，尤所究心”、“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史，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薛福成称赞他说：“盖自公始于朝，即侃侃言天下事，如议大礼、议军政、议所以奖植人才，皆关经世之务甚钜”。
对经济之学的重视和钻研，培养了曾国藩务实、变通的精神。他抨击迂儒“以为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井蛙跳梁，良可笑耳”；主张脚踏实地，“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劝戒官员“禁大言以务实”。他曾上疏朝廷，建议以经世致国能力来考核人才，崇实恶虚，“力杜小楷试律工巧之风，乃可以崇实黜浮”。既要务实，就不能因循守旧，而要与时俱进、因时变通。对于这一点，曾国藩的认识是比较明确的，例如他在1851年8月的日记中就写道：“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表达了不固守前世前人而要以今世今人为主的变通思想。在从政、治军和外交实践上，曾国藩也是这样去做的，不断有所变革和创新。曾的“布衣之交”兼幕府人物欧阳兆熊认为“文正一生三变”：当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出办团练军务则“变为申韩”，第二次守制以后又“一以（黄老）柔道行之”。这一概括不见得准确，但道出了曾国藩的能变与善变。如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时就深深意识到清军的积弊，决心另建新军。他说：“以今日营伍之习气与今日调遣之成法，虽圣者不能使之一心一气。自非别树一帜，改弦更张，断不能办此贼也。”他还对清朝吏治的腐败有过尖锐的批评，在上疏中指出：“京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退缩，曰琐屑。外官之办事通病有二：曰敷衍，曰颟顸。……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这四种通病，在以务实变通自律的曾国藩身上，应该说是沾染得很少的。他办事主张雷厉风行，注重效率。为提高办事效率，他主张用人宜少，文牍宜简，“官气宜轻”。他在治政期间，对军事、田赋、厘金、盐务、吏治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能摒弃传统的轻利偏见，强调理财的重要性：“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财于不讲，良方通论。”
（三）理势并审，思御强敌
如何对待外国和对付外国侵略，是鸦片战争后中国讲求经世致用的人们所面临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对这一问题，曾国藩开始是认识不足的。《南京条约》签订时，他曾有过如释重负之感：“自英夷滋扰，已历三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失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对一纸和约存在着幻想。1849年，他在家书中称：“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按指徐广缙）办理有方，外夷折服，意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对中外冲突的严重性和持久性仍估计不足。直到英法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初，曾国藩还认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j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人数无几，欲恃虚心以慑我上国”，流露的是虚骄情绪。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再败于西方列强之后，曾国藩受到很大震动，“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认识到“此次款议虽成，中国岂可一日而忘备”，开始思考与列强长期交往和抗衡的对策。
为了吸取以往一败再败的教训，曾国藩对清朝鸦片战争以来对外交涉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他批评叶名琛自大轻敌，“初以拒洋人入城有贤声，因颇自负，常以雪大耻、尊国体为言。凡遇中外交涉事，驭外人尤严，每接文书，辄略数字答之，或竟不答。顾其术仅止于此，既不屑讲交邻之道，与通商诸国联络；又未尝默审诸国情势之向背虚实强弱，而所以谋之”；又不满于崇厚“事事图悦洋酋之意”。他认为，清朝在中外交涉中有“好言势”（畏敌而偷安）和“好言理”（轻敌而浪战）两大弊端，都是不可取的，“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戈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正确的作法应该是“理势并审，体用兼备”。
那么，怎样“理势并审”呢？联系曾国藩办理外交的实践可以看到，所谓审势，就是对中外力量对比要有如实的估计，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和中国的积弱，以此作为中外交涉的基础，所谓审理，就是也要顾全国家的根本利益，据理行事，据理力争，尽可能减少国家利益的损失。两者结合起来，就归结为这样一种认识：“中外交涉，总宜坚守和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论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曾国藩以为只要守定和约，绝无更改，就能使“中外相安”；牺牲和约之内的利益，就能保护和约之外的利益，然后中国就可以在和平的环境中“隐图自强”。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清楚地看到：“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惟利居奇，是其本性”；洋人“论势不论理”，“以强凌弱”。因此，与外国人交涉应“别有一种机智肺肠”。但与此同时，他又找出洋人的一些长处，认为其“素重信义”，“有德于我”，“颇有君子之行”，在与之交往时应“言忠信，行笃敬”。这种对外态度，本身就包含着很大的矛盾。事实上，曾国藩所希望的“理势并审”、二者兼顾是不容易做到的：得势者很难依理，而得理者若无势作为后盾，理亦难以行通。综观曾国藩的外交活动，他在“审势”而行方面是做到了的，但在“审理”而争方面，纵然作过努力，也没有获得多少成效。时人多批评他委屈求全、妥协退让，是有道理的。这不仅是曾国藩本身的弱点，更是清朝统治阶级趋于衰落的反映。所以按照曾国藩的方略办外交，终究也是无法遏制外国侵略、维护中国权益的。但也应看到，在“理势并审”的外交思想中，毕竟减少了一点虚骄自大、无知无为的积习，增多了一点求实的精神，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对这于处理近代复杂的国际关系来说，还是有其合理之处的。
（四）师夷长技，谋求自强
要抵御西方资本主义强敌的侵略，办理外交固然重要，但根本之策还是要使中国自己强大起来。在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的落后就已经暴露得非常清楚。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内患”与“外忧”交织在一起，更使清朝统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在寻求解救危机的办法时，曾国藩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的思想，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率先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设想。随后，又在回复咸丰帝关于“购买外国船炮”上谕的奏折中表示，“购买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可先“陆续购买，据为己物”，使英法等国“渐失其所恃”，然后自己学习制造，“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曾国藩将此主张付诸实践，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兵工厂安庆内军械所，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运动——洋务运动由此而发端。
在洋务活动的实践中，曾国藩对西方“长技”的认识逐渐加深，向西方学习的范围也不断扩大。他在奏折中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主张了解西方在科技领域的某些专门知识。同时指出，中外“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因而建议首先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他对西方教育甚为羡慕，认为“西人求实济，无论为士、为工、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因而采纳了容闳派幼童出洋留学的计划。1871年，曾国藩领衔奏请选派子弟“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以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熟”，中国近代官派留学由此开始。
曾国藩师夷长技的目的是为了自强，因此他在办理洋务时比较重视自主权。例如，对于买船，他主张外国轮船购到之后，“每船酌留外洋三四人，令其司柁司火，其余即配用楚军，水师之勇丁学习驾驶，炮位亦令楚勇施放，虽不能遽臻娴熟，尽可渐次教习”，希望“始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以便不受制于外人。又如，在阿思本舰队问题上，曾国藩反对英国借帮助中国建海军之名行控制中国海军之实。当然，曾国藩师夷长技并未取得多大成就，更未实现自强的目的。此中教训需要总结和吸取，但其对外国先进事物虚心学习、对中国因弱受侮不甘于心的精神无疑是应予以肯定的。
（五）立足实践，重视人为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入仕、统兵、兴办洋务，跻身于清朝统治集团之列，居高位，任要职，担负起挽救清朝统治危机的重任，立下为封建统治者所极为赞赏的显赫功勋，除了其他思想因素之外，还与他注重实践、积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有密切的关系。
曾国藩爱读古书，还专门编纂过大部头的《经史百家杂钞》。但他并不一味迷信古人古书，而是将书本知识置于实际中加以检核，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读《史记》，就对《淮阴传》中关于兵事的一些记载颇有怀疑。他写道：“儒者记兵事以迁为最善，迁史以《淮阴传》最详，其中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今临晋之黄河尚在，果木罂能渡乎？沙囊堵水，溢漏如故，断不能顷刻成堰，水大则不能忽堵忽决，水小则无损于敌，以物理推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史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合者盖寡矣。”虽然只是推论，从中亦可见曾国藩重实迹甚于重书本的态度。
曾国藩行事非常重视人的主观努力，并特别强调立志立诚的重要性。他说：“人苟能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益孜孜，唯孔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又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至则神应”，只要有至诚之心，则“天下无不可为之事矣”。纯粹从理论上分析，这些说法带有很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过分夸大了人的主观意志的作用；但如果从一般的文化精神层面来分析，似乎也可以说，立志立诚对于个人成就某项事业，又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思想素质。古语云“有志者事竟成”，“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表达的也是这样一种文化精神。中国古代和近代许多著名人物之所以建功立业，往往都是从立志开始。当然，“立志”的具体内容因时代或阶级的不同会有很大差别，但具体内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自然发生改变，而“立志”中所孕涵的文化精神却值得继承和发扬。
曾国藩也讲“天命”，说“人之生死，有命存焉”，“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命”，但两相比较，他更重视的还是人为，认为“皆由人谋而探必胜之权，所谓祸福无不由自己求之也”，应“以人事与天命争衡”。他还进一步总结说：“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道出了事在人为的真谛。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开始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转变，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根本上来说，这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出现的历史性大变局所导致的一种积极的文化回应。在从古代中国到近代中国两个时代、两种社会交接的过程中，社会的变化异常明显，新旧矛盾十分尖锐，暴露的问题格外突出。以曾国藩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19世纪40至70年代而言，其间就发生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国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象近代这样遇到如此强大的外国对手和遭受如此难堪的奇耻大辱，清朝开国以来，亦从来没有象进入近代之后这样衰弱和动乱。这样前所未有的变局不能不在思想界产生巨大反响，引起一切关注现实的人们尤其是知识分子的痛切思索，自觉或不自觉地改变其固有的文化精神，以适应社会的需要。在曾国藩之前或与他同时，就出现过一大批作出各种文化回应的人士，显示了中国文化中所潜藏的自我防护、自我更新的机制。曾国藩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而已。
除了时代的原因之外，还由于曾国藩具有积极进取的个人志向和较高的文化素养。曾国藩在青年时代就有高远的个人志向。他的好友刘蓉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原名子城，字居武，后改号为涤生。按他自己的解释，“涤”即“涤其旧染之污”，“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表明他立志要涤除旧习，唤起新生。曾国藩在入仕之前，他曾寒窗苦读20余年，常常“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虽然主要目的是为了博取功名，但也借此打下了传统文化的初步基础。入仕之后，他比较自觉地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宋明理学、经济之学及辞章之学的钻研，终于在学问上获得了很大成就，这使他有可能在近代初期率先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转变发挥积极的作用。此外，湖湘文化的熏陶，师友的影响等，也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在由古代文化精神向近代文化精神转变的过程中，曾国藩的历史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终其一生，他都是封建纲常礼教的维护者，坚信“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当太平天国起义军以拜上帝相号召，对清朝统治和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进行猛烈冲击的时候，他发表《讨粵匪檄》，痛斥太平军使“士不能涌孔子之经”，“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号召一切“抱道君子”加入镇压太平军的行列，“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卫道”而不是“变道”，这是曾国藩始终抱定的宗旨和毕生遵循的准则。除此之外，他身上所存在的其他封建性东西还有不少。例如，曾国藩虽不反对科学，但缺乏科学精神，也不大懂科学，津津乐道的是风水之类，“闻四弟言家中生热毒者共八人，恐祖坟有不洁净处。望时时打扫，但不可妄为动土，致惊幽灵”。这些不但不是近代文化精神，而且与近代文化的根本精神——民主与科学精神格格不入。但是，也应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曾国藩的局限性又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从社会生产关系、阶级关系变化的状况，还是从传统思想文化发生危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传播的程度来看，都还不可能使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宣告与封建主义的诀别，相反，封建主义越是趋于没落，他们在主观上就越是希望维护其原有的统治地位。然而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效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他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只有从属意义”。曾国藩本想竭心尽力地保持封建主义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但结果却使封建正统思想文化发生了偏差和裂痕，换言之，他自觉追随的是古代文化精神，但又不自觉地向近代文化精神挪动着脚步。这种转变虽然幅度不大，其意义却不可忽视。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转变，曾国藩才不仅在当时能够卓有成效地立德、立功、立言，而且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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