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尽管一生不以著述立业，但他“事功本于学问”，对治学颇有见地。本文拟对他的阅读思想作一探析。
一、阅读的目的与价值
一切阅读活动都指向一定的阅读结果，即阅读目的。阅读目的不仅制约着阅读过程与效果，而且决定着阅读的方向和道路。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读书人“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涛，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可见曾国藩的阅读目的包括两个方面：其一，进德修业，这是阅读之于个人的具体目的；其二，经世致用，这是阅读之于社会人生的终级目标。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归宿。
曾国藩从小就有“澄清天下”的抱负。“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他的座右铭。他曾说：“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学而优则仕”、“禄在其中”的阅读目的，他是不屑一顾的。“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他经常告诫诸弟子侄，读书不能心存科第仕宦。“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肾肖哉？”科第仕宦也好，教授乡里也好，作幕府宾客也好，都要计其所业，无愧于心，不至尸位素餐，贻害社会。可见阅读具有立德价值、求知价值及应世价值。此外，阅读还具有养生价值。
人的健康发展，在于身心的和谐相处。养生即指身体的锻炼和内心的修养。它既包括寡欲，也包括养气、健身，但更重要的是养心。养心主要指陶冶情操，净化思想，形成良好的气质品质。曾国藩认为，人的气质品质的形成与阅读密不可分，“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他不仅看到了气质的先天遗传性因素，而且更注重后天阅读学习对气质的影响。因此，他一生阅读学习从未间断。他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他好读诗，因“诗中有一种闲适之境，专从胸襟着工夫。读之但觉天机与百物相弄相悦，天宇奇宽，日月奇闲。”所以，读书如能从胸襟下功夫，即是“进德之方，即是长生之诀。异日或仕或否，皆将受用无穷。”
在曾国藩看来，“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宽，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曾国藩一生宦海浮沉，体会到：“富贵功名皆人世浮荣，惟胸次浩大是真正受用。”尽管他积极的入世、用世态度和进取精神常受打击和压抑，但终究没有消极、遁世，而是从阅读中汲取精神养料，情趣盎然，直面人生。“吾辈现办军务，系处功利场中，宜刻刻勤劳……以求有济。而治事之外，此中却须有一段豁达冲融气象。二者并进，则勤劳而以恬淡出之，最有意味。”
养心重要，但并非排斥养身。曾氏兄弟子侄，大多身体孱弱，所以，曾国藩注重阅读的养身价值。他致诸弟信说：“沅弟买得方、姚集，近已阅否？体气多病，得名人文集静心读之，亦自足以养病。”他致儿子的信中叮咛：“《聪训斋语》，余以为可却病延年。”“尔兄弟细心省览，不特于德业有益，实于养生有益。”阅读的疗疾健身作用主要是从精神调养的角度说的。正如培根所说：“经常保持心胸坦然，精神愉快，这是延年益寿的秘诀之一。……人应当经常保持一种怀有希望、愉快、明朗、朝气蓬勃的精神状态，从事一些对身心有益的学问的思考——如阅读历史、格言或观察自然。”
二、阅读与环境
阅读活动是“读者——读物——环境”三者相互作用的总和。阅读环境泛指影响读者阅读的所有外界力量，如读者所处的历史时代，所在的家庭、社区、学校或工作单位以及社会领域，社会的政治思想潮流，学术流行观念以及读者的心理状态等。这些阅读环境因素互相联系、互相作用，形成一个合力，对阅读活动起着促进或抑制的作用。
习俗染人，环境的潜移默化作用是巨大的。曾国藩致诸弟信说：“兄少时天分不甚低，厥后日与庸鄙者处，全无所闻，窍被茅塞久矣。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亦洎无良友。近年得一二良友，知有所谓经学者、经济者，有所谓躬形实践者，始知范、韩可学而至也，马迁、韩愈亦可学而至也，程、朱亦可学而至也。”蒙蒂默•奥尔德说：“我们只有从比我们高明的人那里才能学到东西。”所以，曾国藩支持诸弟离开乡间局促之地到省城与胜己者处，以求读书长进。而对择师选友更是十分审慎。请师，他要求“品学俱优，勤严并著”，并“善讲善诱”，以启见识而坚志向；交友，他要求道德、学问能够与自己“互相质证”、“互相切磋”，以“匡己之不逮”。这样，“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
对阅读活动来说，优越宁静的环境、明师益友的指点启发固然重要，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仍是读者自己。如果自己志向远大，目的明确，那么，他不仅能够顺应优越的阅读环境，而且可以改变阅读逆境。“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读书的成功与否，关键是读者自己，若自己刻苦努力，事事勤思善问，即使无师无友，不出里闾，也能“挺然特立，作第一等人物。”
变阅读逆境为阅读顺境，起转化作用的是读者的心境，这是影响阅读的又一个重要环境因素。阅读心境指阅读时的一种微弱而平静、持续时间较长的精神状态，它弥散于阅读活动中，构成阅读的思想情感背景，使阅读活动染上了强烈的主观色彩。就性质而言，阅读心境有积极和消极两种。阅读时如果心情舒畅、愉悦、乐观、宁静，那么，读者就会全神贯注、思维敏捷，容易激发灵感和火花，对阅读活动起到“增力”作用。相反，如果阅读时心情沮丧、焦虑、烦躁、厌倦，那么，读者就会对实现阅读目标缺乏信心，情绪反应淡漠，阅读思维运转缓慢，阅读行为反应迟钝，影响阅读效果。对此，曾国藩颇有感悟。他经常教育子弟，“用工不可拘苦，须探讨些趣味出来。”阅书有恒，“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
三、阅读的主体素养
曾国藩认为，读者作为主体，其阅读素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有志。对阅读来说，读者立志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读者的人生志向决定着阅读的目的，规定着阅读的方向，制约着读物的选择。“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者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然此亦仅为有大志者言之。若夫为科名之学，则要读四书文，读试贴、律赋，头续甚多。”坚卓的志向是一种巨大的驱动力，能使读者发挥主体的创造精神，“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人若立志，当务其大者远者，“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有恒。曾国藩从自己的经历中体会到有恒的重要性：“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吾辈读书惟‘敬’字、‘恒’字二端，是彻始彻终工夫。”读书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知识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如果中断，积累过程也就中断，这样，不仅无从获得新知，即使已经获得的旧知也会遗忘。一曝十寒，忽作忽辍，只能是有始无终，半途而废，贻误终生。要做到读书有恒，就必须专注，做到“心一而不纷”，不能东翻西阅、兼营并鹜。“凡看书只宜看一种，一种未毕而另换一种，则无恒之弊，终无一成；若同时并看数种，尤难有恒，将来必不能看毕一种，不可不戒。”此外，读书有恒，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以排除来自外界的干扰和障碍，做到日不间断，“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
虚心。曾国藩总结道：“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恃才傲物，苛求于人，而不肯反求诸己，结果只能是潦倒一生而无寸进。读书要长进，“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所以，“吾人为学最要虚心。”
关于阅读主体应具备的态度，曾国藩作了这样的概括：“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阅读心理品质。良好的阅读心理品质应该是主动的、自觉的，这就保证了读者不把阅读看作一种附加的、外在的行为，而是主动支配着自己的阅读行为，深入钻研读物，探索读物思想，提高阅读效果。“余从前教诸弟，常限以功课。近来觉限人以课程，往往强人以所难，苟其不愿，虽日日遵照限程，亦复无益，故近来教弟但有一专字耳。”
生活阅历。没有一定的人生经验，就很难理解读物。生活阅历对阅读的作用在于它有助于读者理解作品的意义。一个读者会利用字典、词典。但并不一定能够准确地理解一个字、一个词的真正涵义和情味。“涵义”是一个人对于客观存在的一种心理反映，它既包含着对事物固有本质属性的理解，也包含着个人有关该对象所经历和体验过的东西。因此，读者要想真正理解作者的旨趣和企望，就要借助于生活经验的积累而形成的敏锐的“语感”，即读书要“切己体察”：“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岁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揆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若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
此外，充沛的精力、稳定的情绪、广博的知识等也是读者应具备的基本素养，分在各节论述，此处从略。
四、阅读方法
阅读方法是读者认识读物的桥梁和通道。正确的阅读方法能使人获得神奇的摄取信息、知识的能力，使阅读事半功倍。“阅读的良好方法可以看作是把握即时即境阅读任务、处理必读的具体书籍、进行有效阅读的一种最佳的运筹方法和操作方法。”阅读方法是一个多层次体系。阅读的战略原则是阅读方法的最高层次。它把一个人一生的阅读作为考虑问题的“本位”，普遍适用于人生任何时候的阅读，它有普遍的、全局的、根本的、长远的指导意义，在阅读方法中处于统帅地位。如果一个人缺乏阅读的战略，纵使掌握了一些具体的操作方法，并因此达到了学富五车、满腹经纶的境界，也只能沦为书的奴隶。纵观曾氏的阅读思想，其主要战略原则如下：
养生与力学并重。阅读是心理活动和生理活动的统一，它既消耗脑力，又消耗体力。因此，身心的健康发展是阅读的前提和保障。对此，曾国藩的论述精辟人里，“吾望尔兄弟殚心竭力，以好学为第一义，而养生亦不宜置之第二”。这就摆正了养生与阅读学习的正确关系。中国古代有“悬梁”、“锥骨”等勤勉为学的故事，作为一种求学的精神固然可嘉，但从高效的原则看，这并不可取。赫•斯宾塞认为：“心智和身体一样，超过了一定的速度就不能够吸收；……体力充沛才能够使心智训练在生活斗争中有用。”阅读是创造性的劳动，它需要思想的高度集中。如果身体疲倦，势必影响阅读心境，降低阅读效果。只有劳逸结合，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阅读学习时才能保持旺盛的精力。曾国藩劝诫子弟“读书用心，亦宜检约，不使太过。”“每日须有静坐养神之时，有发愤用功之时。一张一弛，循环以消息之，则学可进而体亦强矣。”没有强健的体魄这一物质基础，人才大厦将毁于一旦，道德学问也将化为乌有。
广博与专精结合。要研究一门学问、一种专业，一定要对其他相关学科有所了解。否则，把自己局限于专门的一隅，知识面狭窄，研究就很难深入下去。正如曾国藩所理解的：读书之道，“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若见闻太寡，蕴蓄太浅，譬犹一勺之水，断无转相灌注、润泽丰美之象，故君子不可以小道自域也。”只有广采博览，不拒涓滴细流，才能多方汲取，成为浩瀚汪洋，使专业研究有所依托。博览群书是学有所成的基础。但人生有限，学海无涯，面面俱到既不可能也没必要。人必须选择一个主攻方向，做深入研究，才能有所建树。否则将成为一个杂货摊子。业贵精，不贵多。而“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心有专嗜，细心玩索，熟读精思，才会有心得、有创造。“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同时，由于知识间的联系性，一旦掌握了一门专业知识，获得该学科完整的认知结构，就能很好地同化其他知识，使其纳入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中，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形成新的认知结构，做到由约施博，触类旁通。曾国藩对子弟的教育体现了这一点：“学诗，须先看一家集，不要东翻西阅。先须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由博返约、由约施博，知识不断积累，学问日臻博大精深。要做到学问专精，读书必须有所选择。曾国藩认为“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根据他对学问的研究，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本根之书只有数十种，如《四书》、《五经》、《史记》、《汉书》、《庄子》、《通鉴》、《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只要对这些古籍细加研究，就是有本有末之学问。
读书不能“蛮读蛮记蛮温”。这是阅读的一条重要战略原则。这一原则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根据不同的学习任务，确定不同的阅读方法。有人读书，无论何时何书都只随便翻翻，不高兴看的时候就抛开了。有人读书，无论何时何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这两种方法尽管都有道理，但都不可取。阅读应根据即时即境的任务选择适当的方法。如在学习的初级阶段，主要任务是迅速摄取信息，读书时就要速点速读，不能句句求熟。曾国藩教儿子纪泽看《汉书》，“每日至少亦须看二十叶，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今日半页，明日数页，又明日耽阁间断，或数年而不能毕一部。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也。”在学习的高级阶段，温习巩固，消化领悟是目的，那么阅读时就应该慢读精思。据此，曾国藩把读书分为看和读两种，即泛读和精读。“看者涉猎宜多、宜速；读者讽咏宜熟、宜专。看者‘日知其所亡’，读者‘月无忘其所能’。看者如商贾趣利，闻风即往，但求其多；读者如富人积钱，日夜摩挲，但求其久。看者如攻城拓地，读者如守土防隘。二者截然两事，不可缺亦不可混。”第二，读书不能死读硬记。记诵不能靠机械的死读，而应该注重理解记忆。曾国藩认为，读书记性平常并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第三，根据个人的智力结构特点灵活运用阅读方法。如有人记性较好，而有人悟性较高，若采取同一种方法，就会失之偏颇。纪泽“读书记性不好，悟性较佳。若令其句句读熟，或责其不可再生，则愈读愈蠢，将来仍不能读完经书也。……若蛮读蛮记蛮温，断不能久熟，徒耗日工而已。”
具体的阅读方法。说起阅读的武库，人们积累了许许多多的技巧，因人而异，千差万别。就曾国藩而言，他的读法主要有“涵泳法”、“朗读法”、“读写法”。
涵泳法。这是宋儒理学代表人物陆九渊的一种读书方法，后来朱熹把它加以发展。曾国藩在读书实践中认真体验，给以形象的阐释：“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濯足。……善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此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则涵泳二字，庶可得之于意言之表。”这是精读的一种方法。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作者的思想简单些。因为书天然地包含着一种矛盾：“作者的独特意义采用可以交流的公共符号来加以表达。……也就是说，一旦写成书。客观的文字记录总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了作者的特定社会情境和特定的意思。”正象哲学家冯友兰所说：“读书时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读书要知其意，就必须平心静气，深入作品，慢慢地涵泳、品味、领悟。
朗读法。也叫朗诵法。这是我国一种传统的读书方法，主要用于读诗词和古文。这种阅读方法的产生与汉字的特点有关。汉字单音孤立，元音占优势，没有复辅音，因而乐音成分比例大，响亮悦耳；加上调分四声，交错排列，平仄相对，读来抑扬顿挫，或拟声以状客观之事，或感声以表主观之情，自然显出声象与声情之美，富有吟咏不尽的审美情调。曾国藩一生对诗和古文颇有研究，他认为，“古人文章，所以与天地不敝者，实赖气以昌之。声以永之，故读书不能求之声气二者之间，徒糟魄耳。”特别是那些雄奇古茂的文章，训诂精确，声调铿锵，“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所以，读诗文必须“先之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既领略了文章的气势、风格，也体味了作品的意境、趣味，久而久之，必有所得。
读写法。这是以动笔为基本特征，把读书、思考与动笔结合起来的一种阅读方法。由于做到了“眼到、心到、手到”，较全面地调动了各种感官和思维器官的活动，因而，这一方法能起到加深理解与记忆的作用，受到学人们的推崇。曾国藩也十分注重这一阅读方法。运用这一方法，他有以下作法：第一，分类摘抄。它既能加深对读物的理解与记忆，又能提高思维能力，同时所抄内容又可作“馈贫之粮”，成为以后写作的材料。曾国藩的《十八家诗抄》就是采用此方法。第二，札记。“读书贵有心得”，而“读书笔记，贵于得间。”曾国藩早年有志著述，后来戎马倥偬，学问无成，成了他人生最大的遗憾，故对儿子纪泽期望甚高，“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作札记本身就是一种做学问的方法。第三，作文。“心常用则活，不用则窒，如泉在地，不凿汲则不得甘醴；如玉在璞，不切磋则不成令器。”阅读是一个过程，表述评价是它的终点，写作便是它的结果。只有通过写作，把阅读的成果表达出来，一个阅读过程才算结束。我们常说“眼高手低”，就是指缺乏实际的表达训练，心有所想，却不能形诸文字。这样，作文也便成为检测阅读的一个标尺。同时，作文的过程也加深了对读物的理解，有助于记忆。所以，曾国藩经常督令小儿“或作制艺、或作赋、或作论、或作经解札记”。
当今信息时代给人们提出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提高阅读水平。曾国藩的阅读思想全面而深刻，对我们今天的阅读活动仍不失其启发和参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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