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过去推崇或批判曾国藩，往往偏重于他的事功和道德，而对他在学术和思想方面的成就，则比较忽略，或语焉而不详。我以为曾氏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有三个带全局性的贡献。所谓“带全局性”，是指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不是局部的，而是影响整个近代湖湘文化发展，乃至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史发展的东西。这三个带全局性的贡献是：
一、大力推崇王船山，使船山学成为近代学术研究中之“显学
王船山（本名夫之，1619—1692年），是明清之际的伟大爱国主义者、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由于他的民族思想浓厚，家境又贫寒，所以其绝大部分著作在其生前及身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均未曾出版。直到道光二十二年（1842），才在邓显鹤主持下由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第一次系统地以《船山遗书》的名义刊刻。但这套“遗书”收入的著作只有十八种，一百五十卷，印刷不多，流传不广，影响不大。同治初年，曾国荃出赀重新刊刻《船山遗书》，得到曾国藩的大力支持，于同治四年（1865）刊刻（通称“金陵本”）。此套“遗书”收录船山著作五十六种，二百八十八卷，包括了船山的主要著作，内容比王氏守遗经书屋本完备得多。曾国藩在此书刊刻过程中，不仅亲自指点搜罗船山散佚的文稿，而且亲自进行校勘，经他过目校勘者占收入遗书著作三分之一以上；最后他又为遗书作序。
须知，曾氏兄弟刊刻《船山遗书》是在与太平军进行激烈战争的间隙中进行的。他们为什么如此钟情于船山著作呢？对此，历来有种种不同说法。如“悔过”说、“攘满”说（“夫国藩与秀全，其志一而已矣。秀全急于攘满洲者，国藩缓于攘满洲者。”——见章太炎《书曾刻〈船山遗书〉后》）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是站不住脚的。对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他的见解：“曾国藩所保卫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宋明道学。他是一个道学家，但不是一个空头道学家。他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有两个阶段，其主要标志是由信奉程朱发展到信奉王夫之。这个发展是在和他的对立面作斗争中实现的。……他本来就认为惟有张载的《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这时候更发现王夫之的《正蒙注》以及全部《船山遗书》正是他要寻找的武器。”“正因为《船山遗书》中的教义是他所需要的武器，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在和太平军作战的最紧张、最激烈的时刻，竟然刊刻《船山遗书》。”（《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6——77页）冯先生的这段话，证之以曾国藩的《船山遗书序》，是有道理的。“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船山先生注《正蒙》数万言，注《礼记》数十万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显以纲维万事，弭世乱于未形。其于古昔明体达用，盈科后进之旨，往往近之。”（《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77——278页）显然，曾氏推崇孔孟和王船山的目的就是要“息天下之争”、“弭世乱于未形”。
对于曾国藩推崇王船山的主观动机究竟是什么，以及他从船山思想中到底继承了一些什么东西，是一个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这里我们要说明的是，曾国藩对王船山的大力推崇，在近代湖湘文化史和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的影响是十分深远和巨大的。
首先，是为传播船山思想提供了最系统的资料。“由于曾国藩兄弟在当时均极显贵，号召力很大，世家大族及学署、书院，莫不购备《船山遗书》，于是船山学说，遂传播于当时士大夫阶层。”（周调阳：《王船山著述考略》，曾氏所刻《船山遗书》后来又有人补刻，直到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店铅字重印，先后增补了十二种船山著作，但大体规模还是以曾氏所刻的金陵本为基础。直到本世纪80年代岳麓书社重编《船山全书》以前，金陵本影响了船山研究达120年之久。
其次，是金陵本《船山遗书》的出版，推动了近代船山研究高潮迭起。如果说，曾氏兄弟推崇船山之功主要在于系统整理出版其著作的话，那么大力推崇船山人格和思想者当首推郭嵩焘。郭氏与曾氏兄弟不仅是挚友，而且是儿女亲家。同治九年（1870）郭嵩焘掌教城南书院时，曾建船山祠于南轩（张栻）祠之旁。光绪二年（1876）当郭氏行将出使英国之际，专门向朝廷上了一道《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此疏为礼部所格未获批准，所以郭嵩焘晚年家居时，又“开立思贤讲舍，专祀船山先生”，并创立禁烟公社，每年在屈原、周敦颐、王夫之、曾国藩等四人生日之时举行祭祀和讲演。曾、郭等人对王夫之的大力推崇，使船山之学风靡湖湘，影响全国。例如，当时浏阳的欧阳中鹄、刘人熙、涂启先就直接用船山思想培养了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而梁启超对船山之学的了解，又是受了谭嗣同的影响。章太炎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研究船山著作的。至于辛亥革命期间一大批湖南革命志士受船山思想影响则不必说了。进入民国，刘人熙又建议将郭嵩焘创立的思贤讲舍改为船山学社，船山思想又深刻地影响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代五四湘籍青年。
当然，我们强调曾国藩等人大力推崇王船山之功，主要是就这种推崇引起了近代思想和学术界对王船山的研究的重视而言的。至于往后的船山研究和船山思想在不同时期发生了不同影响，如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以前，人们利用船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进行排满，等等，则是曾国藩等人所始料不及的，并且也不能把这个功劳归在曾国藩的帐上。
二、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变成哲学命题
在中国学术史上，汉代有所谓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之争，清代有所谓汉学与宋学之争。“汉学”家所推崇的正是汉代的古文经学。“汉学”家们所标榜的“实事求是”正是班固在描写西汉的古文经学家、河间献王刘德治学风格时所使用的话。
据《汉书•河间献王传》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这里讲的《毛氏诗》和《左氏春秋》，正是汉代古文经学家们推崇的经传。在西汉一朝，朝廷所提倡的主要是今文经学。据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记，为古文经学家所推崇的《左氏春秋》和<<毛诗》，直到帝帝时才由朝廷立博士，而刘德在他的治下早就为这两经立了博士。这说明在景帝和武帝时期，古文经学还是一种“私学”而不是官学。马宗霍在《中国经学史》中说：“河间献王学举六艺，尝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而膺博士之选者，即毛公与贯公。则此二家虽曰私学，在当时已显矣。”（上海书店1984年影印本，第41页）这段话说明刘德在西汉提倡古文经学中的重要地位。上引刘德传还说明，他不仅推崇古文经学，而且还特别喜欢用古文所写的先秦旧书。每当民间向他进奉古文旧书之时，他将“真”书即原本保留，而给进献者另外复制一份（“好写与之”）并赐以金帛。刘德这种好古、重真的学风，便被班固称之为“实事求是”。所以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实事求是”时说：“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显然，这句话的“真”是对“假”而言，“是”是对“非”而言，而所谓“真是”就是“确确实实是这个东西”，而不是假货、膺品。由此可见，“实事求是”的原意就是要辨别古代典籍、文物或文献的真假、对错、是非，它原本是一个考据学的命题而不是哲学认识论命题，因为它所讲的“是”还并不包含后来人们讲的“规律”的意思在内。清代汉学家所标榜的“实事求是”也正是此义。当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在《与诸同志论校书之难》一文中说：“校书之难，非照本改字不讹不漏之难也，定其是非之难。是非有二：曰底本之是非，曰立说之是非。必先定其底本之是非，而后可断其立说之是非。……何谓底本？著书者之稿本是也。何谓立说？著书者所言之义理是也。……不先正注疏释文之底本，则多诬古人；不断其立说之是非，则多误今人。”梁启超对段玉裁这段话评价颇高．他说：“此论最能说明考证学在学术界之位置及价值。盖吾辈不治一学则已，既治一学，则第一步须先将此学之真相，了解明确，第二步乃批评其是非得失。”（《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页）可见段五裁和梁启超所说的清代汉学“实事求是”的“是”，也是指“是非”之是，而不是“规律”意义上的“是”。这说明，在清代汉学家那里，“实事求是”也是一个考证学的命题而不是哲学认识论的命题。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宋明理学是注重认识论的，它有一个命题叫“即物穷理”，这里的“理”却包含有“规律”的意义在内。关于这一点，朱熹在《大学章句》第五章补传中讲得十分明白：“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以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可见，朱熹讲的“即物而穷其理”，就是要通过接触事物而把握该事物的规律。但是朱熹却从来没有将“即物穷理”与“实事求是”两个命题统一加以理解。第一个将这两个命题加以统一理解的人就是曾国藩。其统一的出发点则是为了调和清代汉、宋两派的论争。
我们知道，在清代乾嘉年间，汉学（考据学）在学术界占了统治地位，而当时一些推崇宋明理学的学者攻击汉学的“破碎”，而汉学家也反唇相讥，说宋学“空疏”。方东树在嘉庆年间写过一本《汉学商兑》，把汉学家说得一无是处，于是汉宋两派势同水火，互不相容。梁启超说：“方东树之《汉学商兑》，却为清代一极有价值之书。其书成于嘉庆间，正值正统派（指汉学）炙手可热之时，奋然与抗，亦一种革命事业也。其书为宋学辩护处，固多迂旧，其针砭汉学家处，却多切中其病，就中指斥言‘汉易’者之骄诬，及言典章制度之莫衷一是，尤为知言。后此治汉学者颇欲调和汉宋，如阮元著《性命古训》。陈澧著《汉儒通义》，谓汉儒亦言理学，其《东塾读书记》中有《朱子》一卷，谓朱子亦言考证，盖颇受此书之反响云。”（《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6——57页）曾国藩的调和汉宋，除了与这个大的时代学术趋势有关之外，还与湖湘学派历来门户之见不深，善于兼收并蓄这个优良传统有关。曾氏曾就读岳麓书院。过去，有的论者认为，在清代汉学大昌之时，湖南学者以及岳麓书院的历届山长仍固守宋学的阵地，所以汉学在湖南影响不大。如钱穆在《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清儒考证之学，盛于吴皖而流行全国，独湖湘间被其风最稀。”如果这一说法是指湖南没有出现如惠栋、戴震那样著名的汉学家的话，是有道理的。但如果说，这个时期的湘学根本未受汉学影响，则不符合事实。仅从《湖南省志•人物志》上册所收雍乾间学人30多名来看，其中即有一半以上可列入汉学家一类，其较著者有王文清（1688——1779）、刘权之（1739——1818）、吴思树等等。当时湖南一些学者不仅终身从事考据之学，而且有的与国内一些著名汉学家有师承关系，有的互通声气，有的则参与了汉学家共同成就的巨大工程——《四库全书》的修纂。由于受湖湘文化传统影响，当时这些学者虽然偏重汉学，但门户之见并不很深，有的主张调和汉宋，有的则兼治汉宋。这种风气也不能不影响到曾国藩。
如果说曾国藩以前的一些学者调和汉宋的方法，主要表现在兼治汉宋或发表一些诸如“汉儒亦言理学”、“朱子亦言考证”之类的折衷言论的话，那么曾国藩的调和汉宋的方法则更为彻底，这就是将汉学家的“实事求是”与宋学家的“即物穷理”两个命题统一加以理解。他在《书〈学案小识〉后》中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曾国藩全集•诗文》，等166页）曾国藩也讲过考据学意义上的实事求是。例如，他在《翰林院庶吉士遵义府学教授莫君墓表》中说：“当乾隆之季，海内矜言考据，宗尚实事求是之说，号曰汉学。”（向上，第263页）但在《书〈学案小识〉后》中则明确将汉学家说的“实事求是”中的“事”说成就是宋学家说的“即物穷理”中的“物”，将汉学家说的“实事求是”中的“是”说成就是宋学家说的“即物穷理”中的“理”，这样，就不仅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两个原本没联系的命题统一加以理解了，因而从理论基础上将汉宋两家调和起来，而且把“实事求是”这个原本是考据学的命题第一次变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不仅如此，他还将“实事求是”这个命题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例如，在同治二年（1863）三月二十七日他写的《保奏穆其琛补授无为州知州片》中指出，穆其琛自任无为州代理知州后，“巨细躬亲，实事求是，厘剔州县向来积弊，据实上达；地方应办之事，次第举行。”（《曾国藩全集•奏稿六》，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219页），显然，这里讲的“实事求是”已属于思想和工作作风的范畴。
自从曾国藩将“实事求是”改造为哲学认识论命题之后，在他以后的一些人谈及“实事求是”时，也大多从这个意义上加以理解，而郭嵩焘则通过他对西方的亲身考察之后明确指出：“西人格致之学，所以牢笼天地，驱役万物，皆实事求是之效也。”（《郭嵩焘日记》第3卷，第766页）又说：“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同上，第731页）曾纪泽在《〈文法举隅〉序》中谈到初学者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外，还要“复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36页）。至于为郭嵩焘所特别赏识的严复，后来在《政治学讲义》一书中谈到西方科学时也说：“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然彼（指西方各国）之于所学也，初不设成心于其间，但实事求是，考其变相因果相生而谨记之。”（《严复集》第5册，中华书局版，第1248页）可见，不论是郭嵩焘、曾纪泽还是严复，在谈到实事求是时，不仅将它与“格物致知”或“即物穷理”联系起来，而且将它与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及其认识论联系起来。这些史实，既表明了“实事求是”从考据学命题转化成了哲学认识论的命题，又预示着这个古老的命题转化为现代命题的征兆。有了这些历史的铺垫，我们就会懂得，毛泽东将“实事求是”进行辩证唯物主义的改造，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最基本的认识路线，决不是偶然的。当然，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与曾国藩讲的“实事求是”是有本质区别的。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一章中作过具体分析，此处不再赘述。
三、提出“为学之术有四”，明确打出理学经世派的理论纲领——“经济”
所谓“经济”就是经邦济世，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经世致用。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理论必须联系实际。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这种重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明末清初社会大变动之时，表现尤为明显。梁启超在谈到清初学者顾炎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时，指出除了“贵创”和“博证”之外，就是“致用”。他引用顾炎武的话：“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时之务者，一切不为。”接着指出：“彼诚能践其言。其终身所撰著，盖不越此范围。其所谓‘用’者，果真为有用与否，此属别问题。要之，其标‘实用主义’以为鹄，务使学问与社会之关系增加密度，此实对于晚明之帖括派、清谈派施一大针砭。”（《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10页）可见，清初的经世思潮实际上是对明代末年科举考试的弊端和王学末流清谈的一大反动。但是，由于清初统治者实施对学术的高压和禁锢政策，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潮随着汉学的兴起，又逐渐泯没了。这又如梁启超所说：“启蒙派（指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引者）抱通经致用之观念，故喜言成败得失经世之务；正统派（指汉学家——引者）则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同上书，第4页）这种“为考证而考证”的脱离实际的学风，正是清代高压政策的产物。汉学家们标榜“实事求是”，把自己所治的汉学称为“实学”，但发展到后来和明末学术一样流为空疏。所以梁启超说：“夫清学所以能夺明学之席而与之代兴者，毋亦曰彼空而我实也？今纷纭于不可究诘之名物制度，则其为空也，与言心言性者相去几何？甚至言《易》者摈‘河图洛书’而代以‘卦气爻辰’，其矫诬正相类。诸如此类者尚多，殊不足以服人。要之清学以提倡一‘实’字而盛，以不能贯彻一‘实’字而衰，自业自得，固其所矣。”（同上书，第58页）
正是鉴于汉学的这种弊端，于是在嘉道年间，顺应时代的要求，一股新的经世思潮又开始兴起。而当时提倡经世致用者又包括两个学术流派。一派是今文经学派，一派则为理学经世派。今文经学经世派最早提倡者为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等人，后来在湖南的传人为王闾运、皮锡瑞、谭嗣同等，影响所及还有杨昌济。王闿运通过他的弟子四川廖平又影响了康有为。理学经世派的提倡者，在嘉道年间则首推陶澍和贺长龄。著名史学家孟森在《晚清史讲义》下册中指出：“澍，湖南安化人，嘉、道以后，留心时政之士夫，以湖南为最盛，政治学说亦倡导于湖南。所谓首倡《经世文编》之贺长龄，亦善化人。而澍以学问为实行，尤为当时湖南政治家之巨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18页）在嘉道年间，以陶澍为核心，湖南形成了包括贺长龄、贺希龄、汤鹏、严如炤等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人才群体。这一批人又直接影响了以曾、左、彭、胡为代表的湘军人才群体的经世致用思想。
曾国藩在提倡经世致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他自己身体力行，而且在于他在桐城派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加上“经济”，使之明确地成为一个学术纲领。他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指示直隶士子如何致力于学时说：“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曾国藩全集•诗文》，等442页）
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的思想，最早是桐城派著名作家姚鼐提出来的，曾国藩十分推崇桐城派，特别是姚鼐。但是必须指出，桐城派在清代决不仅仅是一千古文派别，它首先还是一个与汉学相对垒的宋学派的重要营垒。对此，梁启超曾有过说明：“乾隆之初，惠（栋）、戴（震）崛起，汉帜大张，畴昔以宋学鸣者，颇无颜色。时则有方苞者，名位略以（汤）斌、（李）光地等，尊宋学，笃谨能躬行，而又好为文。苞，桐城人也，与同里姚范、刘大櫆共学文，诵法曾巩、归有光，造立所谓古文义法，号曰‘桐城派’。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第55页）这就清楚地表明，方苞等人创立桐城派首先是为了与汉学对垒，大力倡导宋明理学。而我们从姚鼐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统一来看，他已开始具有调和汉宋的倾向。曾国藩推崇桐城派，特别是姚鼐，正表明了他们学术思想的一致。但他在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的基础上，再加上“经济”，却具有重大意义。
其一，它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把理学经世派的经世主张纲领化了。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就反复强调经济与义理之学的统一。他说：“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观其雅言，推阐反复而不厌者，大抵不外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力行，成物以致用。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特其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3页）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与经济本来是统一的，但有时也容易出现“详于体而略于用”的倾向，所以他要将“经济”突出出来，使之与“义理”平列，从而避免忽视经世致用的弊端。
其二，如果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主要还是一个“为文”之方的话，那么曾国藩则明确指出，他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是四种“为学之术”，从而大大扩张了其适应范围，并使之成为理学经世派的一个理论纲领。
曾国藩对“经济”的如此重视，不仅深刻地影响了湘军人才群体和他的一批弟子，而且对近代湖南学风发生了深刻影响。现代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就特别强调其重经世致用的传统。他说：“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刘蓉、郭嵩焘，一代名臣，声施四海；王闿运、阎镇珩，老儒暗修，独抱遗经。遭际不同，出处攸异。然学不仅占毕，志在于匡俗；通经欲以致用，文章蕲于经国，则固不同而同。”（《近百年湖南学风•湘学略》，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54页）谭嗣同在《论艺绝句六篇》注中称：“经学莫盛于国朝，不知史学、道学、经济、辞章以及金石、小学，无不超越前代。自王船山、黄梨洲诸大儒外，虽纯驳不齐，要各有所至，不可偏废，故尝论学亦学今学而已。”（《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7页）谭嗣同后期虽推崇今文经学，但这里讲的史学、金石、小学，大体属于“考据”的范畴；道学则属于“义理”的范畴。可见，他对“为学之术”的分类与曾国藩的分法也是一致的，并且认为它们均“不可偏废”。所以戊戌变法时期的时务学堂以及本世纪之初创立的明德学校，均如毛泽东所说：“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643页）1915年9月6日毛泽东致萧子升的信中在谈到掌握“国学常识”的重要性时说：“为学最忌一陋字、行此庶几或免。仆观曾文正为学，四者为之科。曰义理，何一二书为主（谓《论语》、《近思录》），何若干书辅之。曰考据亦然；曰词章曰经济亦然。”由此亦可见曾氏“为学之术有四”影响深远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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