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有着多方面影响的人物，他的个人思想作风、尤其是作战风格、战略思想同样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拟从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历史中，探讨其军事战略思想。
一
太平军兴起，不到两年时间，据永安，入湖南，克武昌，下江宁，横扫东南，荡决无前。一时清廷出现了心中无策、四顾无人的危急局面。咸丰气急败坏地接连查办督兵大帅，连檄各省调兵协饷，迭命在籍官员帮办团练。其时，时势的变异把久蓄大志的曾国藩推向了政治舞台的前列。
出于地主阶级立场及封建伦理观念，曾国藩不可能认识到太平天国革命这一“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的社会原因，但他从军事形势上对官兵屡战屡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其失败的原因：一在兵伍技艺不精，“自军兴以来二年有余，为时不为不久，糜饷不为不多，调集大兵不为不众，而往往见贼逃溃，未闻有与之鏖战一场者；往往从后尾追，未闻有与之拦头一战者；其所用兵器，皆以大炮、鸟枪远远轰击，未闻有短兵相接以枪靶与之交锋者，其故何哉？皆由所用之兵未经训练，无胆无艺，故所向退怯也。”二在绿营调遣之法不善，“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虽此军大败奔北，血流成渊，彼军袖手旁观，哆口而微笑”。
与这种调遣之法相适应的军事指挥系统则是：“军机之权，独峙于其上，国家兴大兵役，特简经略大臣、参赞大臣、亲寄军要”，而作为封疆大吏的“督抚仪品虽与相埒，然不过承号令、备策应而已”。这种武备制度，自清初以来，相沿已久，积久弊生。由此而形成了各省分防，军政脱节、防剿隔绝的状态。
很显然，就清廷而言，客观上需要一支服从统一指挥的军队，改变简任重臣督师的制度，以督抚董戎，建立起跨越数省的军政统一指挥中心，构成攻防结合的战略态势。
曾国藩认识到了这一客观形势。决心藉办团练之机，另创湘军，以取代绿营，并根据湘军的特点，酝酿其战略计划。值此，太平军大举西征，咸丰连连谕令湘军援鄂援皖，以济燃眉，曾国藩却按兵不动，上奏表明自己的战略意图：“各省分防糜饷多而兵力薄，不如数省合防，糜饷少而力较厚。即与张芾，江忠源函商，亦言四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剿为堵之策。”其意在于以湘军为主力，以督抚为帅，建立跨越数省的军政统一的指挥中心。然而这于清廷的初衷大相径庭．奏章上达，立即遭到咸丰的严旨切责：“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
从形式上看咸丰与曾国藩的分歧是应急与蓄势之争，其实质是清皇族对汉族地主的猜忌和防范。因而咸丰帝不顾旗营溃不成军的现实，恪守祖训，不肯轻假事权，否定了曾国藩“四省合防，防剿兼施”的战略计划。唯视湘军为救急之师，至于其后调湘军援浙、援闽、援川都是这种政治意识的表现。终咸丰一朝，清廷既想利用地方湘军扑灭太平军的外线主力，又预思压制之计，以国家经制之师坐制金陵，收揽全功。
二
曾国藩在这一政治原则冲突中，只得屈于朝命，于咸丰四年奏报出师。湘军与太平军在湘岳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斗。湘军于8月27日攻陷武汉两镇。屡胜之余，咸丰竟命湘军孤军深入以直捣金陵为任，“楚省大局已定，亟应分路进剿，……断不能株守省垣”。同时责令沿江巡抚护卫地方。这一战略布置仍是各省分防，单师进剿思想的进一步体现。
曾国藩对咸丰帝的指示心存隐忧。他向咸丰陈述了对于单师进剿的三点疑虑，不肯贸然进师。但咸丰对此不以为然，坚令湘军迅速东下。曾国藩不得已率军兵分三路，沿江东下。其间虽取得了田家镇、半壁山等役的胜科，兵锋及至九江，但各省防军龟缩于本境，全局隔阂，致使湘军“北渡不能顾南岸，南渡不能顾北岸”。咸丰的战略调度使湘军陷入进退维谷之中。太平军抓住有利战机，发起湖口战役，重创湘军。
湖口战役是曾国藩战略思想的转折点。此次失败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咸丰指挥的错误和自己主张的正确。首先他以自我检讨的口吻，反讥咸丰，指出了孤军单进的失误：“细思臣等办理错谬之处，盖有二端：武汉当留重兵驻守，并当留战船数十号以为后路声援，兹因江汉无战船致该匪乘虚上窜，其失一；九江未破，遽攻湖口，冀通江西饷道，弁勇冒险轻进，致轻舟百余号陷入内河，一军分为两截，外江无小舟，内湖无大船，顿形薄弱，其失二。”随后他静观战局变化，吸取以往教训，明确提出了“与其千里驰逐，卒以饷匮而至意外之虞，又不如坚扼中段，保全此军”的战略主张。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曾国藩一面分军回救武汉以巩固战略后方，一面死守南昌，以保持战略反攻的前沿阵地，死死苦撑。在紧张的相持阶段，太平军发生内讧，湘军乘机展开战略反攻。水陆主力麕集江西，外江水师由原来“仅存一百四十余号驶至武昌，今重来九江，陆续添至四百余号”，陆军“罗泽南、李续宾所带湘、宝各营仅存五千人，今重来九江，添至八千余人，……至于江西各府，尚有分驻兵勇五万余人”。这支庞大的军队，唯曾国藩马首是瞻，他省督抚指挥不动，甚至朝命也奈何不得。湘军头目胡林翼握篆湖北，左宗棠主政湖南，湘军苦战江西，把持全赣，湘鄂赣数省联成一气，实际上形成了地方军政结合的新局面和长江中段战区统一指挥中心，所缺仅名号而已。如果说湘军的创立仅仅为改变战略态势创造了条件，那么这一局面的出现，则为他独立自主地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提供了基础。
湘军攻陷江西列县，战场重心北移，双方进入了一个决定性时期。曾国藩对此时战局的看法是：“臣等窃以为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所必救”。此折是曾国藩后期战略思想的主要表叙：以陈玉成为主要进攻对象，以安庆为主要进攻区域，以攻其必救为战略重点。曾国藩入皖后，立即组织了太湖战役，将太平军由鄂皖边境压至皖中，并着手进围安庆。
安庆是金陵门户，此地的得失对双方至关重要。在曾国藩进围安庆之际，太平军再破江南江北大营，先则向苏常发展，继而陈玉成、李秀成两军夹江而上，会攻武汉，意在迫湘军分兵增援，解安庆之围。慌乱中的咸丰不得已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急令其弛安庆之围，火速增援苏常，在清廷看来“曾国藩规取安庆，顿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亦属得不偿失”。但曾国藩认为，“群贼分路上犯，其意无非援救安庆”，是行“围魏救赵”之计，“照抄前文”。他一面率鲍超等南渡祁门，摆出进军苏常的架势，以敷衍咸丰，另一方而却“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最终克制了太平军“围魏救赵”的战略突击，争取了有利战机，迫使太平军求战于安庆城下，从而实现了他围城打援的战役计划。“围城打援”则是“攻其必救”思想的自然延伸。
安庆失守，曾国荃领兵东下，直薄金陵，以围攻金陵牵制外线太平军。这仍是围攻安庆以制下游的战略计划的翻版。太平军诸王放弃外线突击机会回救天京。援军与湘军激战60余日不胜，只得入城助守。至此苏杭已失，金陵城围四合，太平军败局已定。
三
当然战略分析从来就与作战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攻防形势密切相关。太平军都城甫定，没能及时解除江南江北大营对天京的威胁，而是把攻防重点放在外线，先则北伐，继则两征，意在更大范围内造成清王朝的全面危机。战略计划是宏大的，但已有力小任大之嫌。北伐失败，西征受挫，湘军紧逼而来，太平军来不及调整整个战略烙局，就形成了天京不稳，外线危急的不平衡局面。太平军的战略态势自然就被动地分裂为：守其所占与救其所攻两部分。在这种态势下，太平军唯一可行的战略行动就是“围魏救赵”。交战双方的军事活动就围绕着攻其必救这一轴心展开。但太平军由于拖累太重，局而太散，战略规模的突击力不够，而攻击对方又不能无后顾之忧，因而执行起来就不能全力以赴，从而达到牵制湘军的战略目的。
湘军以私行招募成军，自成体系，呼吸相通，缓急相救，且始终以两湖为依托，前线部队得以源源补充，又凭上游形胜，“夹江而下，幸而得手，进占十里则贼蹙十里之势，进占百里，则贼减少百里之粮，既不甚得手，而上游之势既重，即下游之贼不得不以全力御我”。曾国藩正是深切分析了双方形势，来制定战略计划的。
综观曾国藩的东南作战史，大致以攻陷九江为标志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曾国藩为创立湘军，进而形成军政合一的数省余防局面，构成攻防结合的战略态势，作过困苦的努力。随着这一政治性战略计划的实现，后期，他成功地抵制了咸丰移缓救急的胡乱指挥，独立自主地实施自己的战略计划，克制了太平军“围魏救赵”的外线突击，以攻其必救为契机，以围城打援为目的，牵制全局，夺取了战略主动权。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战略计划是适合时宜的。
曾国藩的战略思想既根植于湘军这一武装集团的私属性质，又是在清廷的猜忌干扰和太平军的顽强抗争这一双重压力下的产物。既要排除清廷的干扰又不被太平军消灭，那么保存实力就成为曾国藩作战思考的出发点，稳扎稳打是其制定战略计划的基础。因此在曾国藩战略计划逐步实施的过程中，他的全部军事活动都蒙上了一层特殊的色彩，概括地讲可归纳为四个字：稳、忍、呆、拙。
曾国藩自咸丰四年，奏报出师，至攻陷金陵，虽战事纷繁，但其大势表现为顺流东下，节节推进，步步严防后路，处处突出一个“稳”字，至于具体战役的组织实施更是“稳”字当头。江西诸城、安庆、金陵等地的围城战，时机不成热不轻薄城下，既迫城下绝不轻言撤退，贯彻了“不轻进不轻退”的原则。
其次是“忍”。湘军自成军以来，屡遭大挫，他终能从危机中挣扎出来。他说：“本部堂办水师，一败于靖港，再败于湖口，将弁皆愿去水师而就陆，坚忍维系而后振。安庆未合围时，祁门危急，黄德糜烂，群议撤安庆之围援彼二处，坚忍力争而有济。至金陵，百里之城，群议皆恐蹈和、张之覆辙，即本部堂亦不以为然，厥后坚忍支撑，竟以地道成功。”这是他对江南作战史上几个关键问题的认识，其间不乏得意之词，但事实毕竟如此。
再次是“呆”。湘军与太平军的作战史，基本上是：两湖战场，江西战场，皖北战场，最后是江宁战场。战场的推进，战役的实施皆因势而成，无一机动灵活的奇谋异策。其大局如此，其行军扎营也是以持重为道。行军每日不过30里，扎营必须挖壕垒墙，壕栅不成决不开战。这就是所谓的“结硬打寨呆战”。
再次为“拙”。曾国藩与太平军作战的主要战役是武昌、九江、瑞州、吉安、安庆、江宁等。以上诸城都是滨江之地，湘军三面开掘长壕，以水师扼守临江一面，其壕为前后数道，前壕防守军之突出，后壕防援军之冲入，壕上遍设木栅垛。江面上架浮桥铁链，俨然守城。围城之战，动辄经年，迫守军反主为客，扑击壕墙，湘军则以逸待劳。曾国藩力诫诸将：“凭壕对击，坚忍不出，最为合法，凡扑人之墙，扑人之壕，扑者客也，应者主也，我不越壕，则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主客之辨，是曾国藩战役组织时着重考虑的一个因素。他在总结这些战役时说：“前此武昌之围，瑞州吉安之围，其要在长壕，其妙在水师。”其说不为无见。
稳、忍、呆、拙，是曾国藩作战风格和战术作风的深层概括，与全局的战略部署相配合，构成了他的战略思想的基本内容。他说：“行军本非余之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他以平、直两字表达他的战略思想，似乎把问题简单化了，然而却真实地反映本质性的东西。如果把他的这一思想与传统军事理论上占有突出地位的“奇诈”兵机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似乎令人觉得另有一番生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