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率湘军最后击败太平军，“军容十万转风雷”，这固由多种原因所促成，而他指挥得宜，兵法娴熟，无疑是其重要原因之一。
第一个重视和研究曾国藩兵法的，当推辛亥革命时期的蔡松坡将军。1911年夏，他辑曾国藩与胡林翼的治兵言论为一书，印发云南省新军官兵，以代精神讲话。他在按语中说，曾、胡“均一介书生，出身词林”，“其于舟事一端，素未梦见，所供之役，所事之事，莫不与兵事背道而驰”，然而“武功烂然”，“其功事言论，足与古今中外名将相颉颃而毫无逊色。”曾国藩自己也声称，“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也”。事实证明，曾国藩在战略战术上确有克敌制胜的高人一筹的本领。本文拟对其战略战术思想中之辩证因素作一剖析，以求教正。
一、鉴古而不泥于古效人而不拘于人
曾国藩虽然在京城当过一年多兵部左侍郎，但并未读过多少兵书。直到咸丰三年出办团练，才开始接触军事。他的兵法思想，是学习中国古代历史上的战例，结台与太平军长期反复较量的实践经验，而逐渐形成的。
曾国藩赞叹说：“窃以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它“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他根据《通鉴》所纪兵事．总结道：“行军之道，有依次而进者；有越敌人所守之寨，而先攻他处者。”“张兴世之据钱溪，宋子仙之取郢州，许德勋之下黄州，皆水路越攻而胜；王琳之下金陵，以水路越攻而败。尉元之取下邳四城，李朔之入蔡州，郭崇韬之策汴梁，以陆路越攻而得之；李道宗之策平壤，李泌之策范阳，以陆路不越攻而失之。”这些战例给与他的结论是：“成败得失，固无一定之轨辙”，而在于善于审时度势。他联系湘军的实际，回忆道：咸丰四年十月，湘军水师越过陈玉成占据的蕲州，直攻秦日纲占据的团家镇，结果田家镇一破，蕲州亦不战而溃，“此越寨进攻而胜者也”；同年十一月，林启荣占据九江，湘军水师越过九江直攻下游之湖口，陆军亦会师湖口，结果水陆俱不利，“此越寨进攻而败者也”。曾国藩从这些事实中认识到；“故知胜败无常，视将才为转移耳。”
知识可间接地从书本中来，可直接地从实践中来，而尤可宝贵的是将两种知识结合起来，形成与实际相符合的新的思路。曾国藩正是遵循这样的认识路线，来总结和概括自己的兵法思想的。例如，他认为，“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可近之。”他举战国时的战例说：“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他根据这点，总结了自己以淮军攻捻而败，李鸿章以淮军攻捻而胜的缘由：“余见淮军将士虽有挥奋之气，亦乏忧危之怀，窃用为虑”；然“淮军之气尚锐”，李鸿章用之以取胜。从这个对比中，曾国藩自责道：“忧危以感士卒之情，振奋以作三军之气，二者皆可致胜，在主帅相持而善用之已矣。余专主忧勤之说，殆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聊志于此，以识吾见之偏，亦见古人格言至论，不可举一概百，言各有所当也。”
不可举一概百”，就是因为古人的理论总须灵活运用，自己的实践总须因时制宜。曾国藩深受儒家文化的薰陶，认为“举兵之道，用思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如父兄之带弟子一般。”但他总结自己的实践时，有时又认为自己“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过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云：‘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反之，乃败道也。”
由于他深知“不可举一概百”，故他虽深受古籍的影响，却并不迷信古籍。他在题为《史书》的一则笔记中写道：“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不至冒昧从事耳。”所以他指出：“军事是极质之事，廿三史除班、马外，皆文人以意为之，不知甲仗为何物，战阵为何物，浮词伪语，随意编造，断不可信。”当然，他是把自己的这些怀疑建立在推理判断之上的。他举例说：“儒者纪兵事，以迁为最善，迂史以《淮阴传》为最详。其中如木罂渡河，沙囊壅潍，国藩颇疑其并无是事。……迁书尚可疑如此，则此外诸书叙述兵事，其与当年实迹相台者盖寡矣！”木罂渡河，沙囊壅潍，以科学分析，也不是不可能。曾国藩疑于无疑之处，可另当别论，而他不作书蠹，“颇疑古人之书皆装饰成文，而不可尽信”的精神，却是极可宝贵的，表明他有一种求实的学风。
曾国藩对于同时代人的战例也认真总结，择优吸取。例如，他称赞左宗棠咸丰十一年三月在江西乐平一举击败李世贤，“全在善于蓄机审势”。次年九月，他把左宗棠叙述此次战役的信札寄给正在金陵前线的曾国荃间看，指示左法“可资参采”，并由此而强调了一条普遍性的战略战术原则：“大约与巨寇战，总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乃为善尔。”但他同时又指出：“兵无常法，弟不可泥左之法为法，拘左之机以为机。”
曾国藩之所以能鉴古而不泥于古，效人而不拘于人，是因为他深知“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困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同治八年五月和八月，他两次上折筹议直隶练军事宜。这两份奏折，可说是他统领湘军的经验总结。其中说：“用兵之道，随地形贼势而变焉者也，初无一定之规，可泥之法。或古人著绩之事，后人效之而无功；或今日致胜之方，异日狃之而反败。惟知陈迹之不可狃，独见之不可恃，随处择善而从，庶可常行无弊。”他作《金陵水师昭忠祠记》，是为了总结水师的功绩与经验，以后来者法，但他在文中强调：“凡可得而变革者，正赖后贤相时制宜，因应无方，弥缝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乌取乎颛己守常，妹妹焉自悦其故迹，终古而不化哉？”从各种战例中学习战争，是曾国藩步入军事大殿的主要门径，而时时处处从实际出发，“相时制宜”的思想，则是他学习和运用古代战略战术，而在自己的实践中有所突破、有所创新的重要原因。
“‘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足以包括古今兵书。”曾国藩用这八个字高度概括古今兵书，是颇有见地的经验之谈。其实，“临事而惧”，正是曾国藩一生谨慎的写照；好谋，则是他能获得“千秋功业”的原因。他训诫诸弟说：“既在行间，望以讲求将略为第一义。点名看操等粗浅之事必躬亲之，练胆料敌等精微之事必苦思之。”曾国藩本人极善“苦思”，也极善实践。他认为，“用兵之道，须‘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妙。”这大概正是这位儒将没有“随风尘以殄瘁”的缘故。
二、通筹法：两利相形，当取其重
“探骊之法，以善战眷为得珠。”曾国藩探骊得珠，首先是因为他极端重视战争的全局，“从大处落墨”。他从实践中获得了一个重要认识：“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
咸丰八年六月，他奉命率师援浙。当他还在进军途中，石达开部七八万人却放弃浙江衢州等地进入福建；朝廷乃三次令他率援浙之师援闽。当他集结军队，摆开三路入闽的架势时，太平军却突然飘忽入赣。他感叹地说：“余以援浙而来，改为援闽，今又改为剿办江西之贼，天下事固无定也。”即使在江西战场上，太平军东据与赣毗连的福建连城一带，南占信丰一带，北占景德镇一带。这使曾国藩不得不把直接统帅的一万多人分为三路；三面拒敌，自己驻于建昌府城调度，距三方前线均在五百里之外。显然，伸出三个拳头，兵力分散，曾国藩对任何一方都难以获胜。这种被动的局面促使曾国藩不得不深思。经过一段时间的审时度势，他下定决心改变江西境内湘军的处境，于咸丰九年正月十一日上了一本著名的《通筹全局折》，指出：“就全局观之，则两利相形，当取其重；两害相形，当取其轻。又不得不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本根。”这是曾国藩通筹战争全局的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根据这一战略思想，他在江西战场上缩回了两个拳头，让湘军抱成一团，集中兵力于赣北，夺回景德重镇，不但立即改变了被动应付局面，而且为他后来进军安徽、攻占金陵奠定了基础。
对于攻打太平天国的整体战场，曾国藩在咸丰九年间也进行了战略上的考虑。当时，从两湖、赣、皖到江、浙、闽，各省都有太平军在奋力拼搏。湘军与太平军的分布，犬牙交错，处处有对垒，如果不从全局上考虑，只注意防堵，只争一城一地的得失，虽然也可以获一时之利，但战争的发展前景还难以预料。此时，曾国藩根据“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本根”的战略原则，力主“三道并进，夹江而下”，直捣金陵。这年十月十七日，他上《遵旨会筹规剿皖逆折》，认为“欲廓清诸路，必先攻破金陵”，“全局一振”，而后可以分剿数省。他还具体地规画道；“欲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和，而后可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驻兵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捣庐州，以攻陈逆之必救。”。后来的战局的发展，基本上是按曾国藩的这个规画进行的。
但是，他的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布署还一时不容易被人所理解和接受，他还不得不作出努力，付出代价，以排除来自朝廷的干扰。他婉转地拒绝朝廷于咸丰九年调他入蜀西防的指令，便是一倒。他在家书中说：“景德镇一松，抚、建必陷，临江、瑞、袁，在在可虞，是未救无事之蜀省，先失初定之江西。”他冒着风险，不赴援江、浙，又是一例。咸丰十年四月，李秀成叱咤风云，再次击溃江南大营之后，以猛烈的攻势席卷了苏南广大地区，并向浙江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自四月初一至四月二十九日，清廷连发八道上谕，令曾国藩“率军东下”，救援苏、浙。但他以兵力单薄、顾此失彼为由，屡不受命。曾国藩坚持认为，“欲复金陵，北岸则须克安庆、和州，南岸则须克池州、芜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势。”而朝廷严辞谴责：“曾国藩规取安庆，顿兵坚城，即使安庆得手，而苏、常有失，亦属得不偿失。全局糜烂，补救更难。为今之计，自以保苏、常为第一要义。”两种战略思想、两种用兵方向可说已尖锐对立。本来，赴援苏、常，正是曾国藩这位两江总督的职责。如受命驰救，朝廷对这新上任的总督必别眼相看，这正是曾国藩的“利”之所在；而且苏、常为江南富庶之地，在军饷上显然也有“利”可图。但是，他坚持要先克安庆，去金陵之屏障，认为这是更大的“利”之所在，两利相形，当取其重。
曾国藩常说：“余于大利大害所在，均悉心考究”。故在战争的全局上，他始终把眼睛狠狠盯着安庆，盯着金陵。他下定决心：“任凭各处糜烂，仍不分安庆兵力。”他甚至对家人说：“此次安庆之得失，关系吾家之气运，即关系天下之安危。”他正是坚持了“舍小而图大，舍其枝叶而图本根”的战略原则，才最后成就了一番大“业”。
三、稳慎棋：以静制动，以主待客
两军对垒，有如弈棋。曾国藩说：“凡善弈者■■于棋危劫急之时，一面自救，一面破敌，往往因病成妍，转败为功。善用兵者亦然。”既要自救，又要破敌，曾国藩的方针是稳慎。
咸丰七年，曾国藩曾一再劝告其弟曾国荃“不求近功速效”，“无好小利”，“到吉安后，专为自守之计，不为攻城之计”。同治元年三四月间，业已攻占了安庆的湘军，夹江而下，连克十余城，曾国荃部于五月初进抵周村，距金陵只四十里。曾国藩接到这一连串捷报，又喜又惧，连写两信给曾贞干说：“沅弟进兵，究嫌太速。”他生怕曾国荃孤军深入，自置于危地，告诫说：“弟此次进兵太快，不特余不放心，外间亦人人代为危虑。”后来，曾国荃打退了李秀成救援天京的大军，在雨花台立定了脚跟，并且已经合围金陵，胜利在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也多次劝说道：“望弟无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望“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其实，距写此信只一个多月，金陵就被湘军占领。曾国藩在临胜前的这些叮咛，固是针对急功贪利的曾国荃的一剂攻心药，却也说明，“稳慎”在曾国藩的兵法思想中是一以贯之的。他极力称赞萧启江一军“向以‘坚稳’二字著名”，亦是佐证。
可以说，曾国藩是非常反对速战速决的。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正在攻捻前线的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将战事推诿给梁孝王的故实，力陈“兵贵神速”之义。曾国藩在回信中却盛赞周亚夫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并说：“国藩之处兵间，虽薄立功绩，而自问所办，皆极拙极钝之事，与‘神速’二字几乎相背，即于古人论兵成法，亦于千百中无什一之合私心。”为什么他作“极拙极钝之事”？因为他认为，“兵，犹火也，易于见过，难于见功。”与其因求神速而见过，不如稳慎而缓见功。他称赞曾国荃说的两句话：“稳扎稳打，机动则发。”然后马上补充道：“机事殊不易审，稳定尤不易到。”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极力反对“浪战”，反对不知战事深浅的轻浮之举。他批评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所以他称赞李续宾“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又赞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其平日从容整理，即其临阵，亦回翔审慎，定静安虑”。不打无把握之仗，本兵家常识。而曾国藩所说的“浪战”，不仅指无把握之仗，也指那些仅有小胜小挫的胜负不分之战。因为他认为，“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敌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日。”所以他主张“先清后路，脚跟已稳而后进”，主张“宜先守后战，脚跟站定，庶免震撼之虞”。他甚至常告诫诸将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数月不开一仗，可使士卒身心强健，斗志昂扬，战机一到，一战可胜。这就涉及战争中胜负的迟早与快慢问题。不浪战，或数月不开一仗，似乎取胜甚慢，其实，欲速反不达，形慢而实快。曾国藩说：“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战争的快慢、迟早，决定于机是否灵活，势是否酣足。浪战者，是极不审“机势”二字的人。正因为稳慎，曾国藩提出了“以静制动”的战略原则。他说：“守城尤贵于静，务思沉几渺虑。”他评述双方将领守城的特点说：“林启容之守九江，黄文金之守湖口，乃以悄寂无声为贵。江岷樵守江西省城，亦禁止击析列矩。己无声而后可听人之声，己无形而后可伺人之形。”围攻安庆时，他授与其弟曾国荃的锦囊妙计是：“坚守不战”，“不分心攻城，专主坚守后壕。”为什么如此？他的理由是：“贼以积劳之后远来攻扑，我军若专守一‘静’字法，可期万稳”，故围城者必须“神不分散，力不旁分”。他甚至认为，在挂车一带打援的多隆阿部也应“任贼诱敌搦战，总不出队与之交仗，待其晒过数日之后，相机打之”，因为援军“行太速，气太锐，其中必有不整齐之处，惟有一‘静’字可以胜之”。
曾国藩的这一“静字法”，实乃《孙子》“敌疲我打”、“击其惰归”的具体运用，也是曹刿“一鼓三竭”的“气势”论的继承与发展。他说：“凡用兵最重‘气势’二字。”“‘气敛局紧’四字，凡用兵处处皆然。”他引古战例来论述道：“大约用兵无他妙巧，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荀■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忽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蔽：此善于用气者也。”这正反的例子说明：当两军对垒，善静者善养己之锐气，躁动者必再衰三竭。所以曾国藩说：“凡用兵，须蓄不竭之气，留有余之力。”在没有现代化武器的前提下，打仗全靠体力，全凭勇气，曾国藩的“静字法”，无疑有其合理内核。
正因为稳慎，曾国藩又提出了“以主待客”的战略原则。他说：“古之用兵者，于‘主客’二字最审也。”何谓主客？他罗列道：“守城者为主，攻城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格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如何处理主客？他指出，“反主为客，所谓致于人者也”；“我常为主，所谓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又认为，“主气常静，客气常动。客气先盛而后衰，主气先微而后壮。”所以“善用兵者，最喜作主，不喜作客”。他用这一原则评论将领们说：“多礼堂好先去寻贼，李希庵好贼来寻我。休、祁、黟诸军但知先发制入一层，不知以主待客一层。”以主待客，既可以逸待劳，养精以应敌，又可以静以审势，乘机以破敌，故曾国藩认为以主待客是致人而不致于人的重要原则。
总之，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节奏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他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
四、多变术：虚实结合，奇正互用
曾国藩常常强调：“兵无常法”。又说：“古人用兵，最贵变化不测。”他自省说：“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平、直”二字，确实可以概括曾国藩用兵的特点。但事实上他还是很重视变化的。他曾作箴弟联一副，曰：“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战略战术原则的总要求。
“机局生活”，曾国藩认为是用兵最可宝贵的态势。因此，他提出了“虚虚实实”之法，即“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常宜隐隐约约，使贼不能尽窥我之底蕴。”而不至形见势绌。虚虚实实，亦即虚实结合，主要体现在示形上。他在《陆军得胜歌》中具体地说：“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越打越强如老虎。”之所以“起手要阴”、“出队要弱”，就是为了麻痹敌之心意，蓄养己之锐气，“先为不可胜，然后伺间抵隙，以待敌之可胜。”这正是“气敛局紧”的意思。曾国藩断言道：“凡用兵之道，本强故示弱者多胜，本弱而故示强者多败。”本强故示弱，是用兵之虚；用虚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己之实（实力）。故这种虚实结合，终归是形虚而实实。正如《孙子》所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
又因为力求“机局生活”，曾国藩主张奇正互用。他评论吴竹庄带勇“甚好，甚好，有重兵以镇守，有轻兵以雕剿，正合古人奇正互用之法。”何谓奇正？他解释说：“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札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机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狂者为正兵，赢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在战场上，一般以正兵为主，奇兵为辅。但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有时候用兵的重点方向，即指挥员的主要着笔处，不在正兵，反在奇兵，这是因为“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即常言所谓出奇制胜。《孙子》说：“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互用，忽正忽奇，正取此意。
曾国藩为求“机局生活”，还很注意重兵与轻兵、呆兵与活兵之辨。他说：“进退开合，变化不测，活兵也；屯宿一处，师老人顽，呆兵也。多用大炮辎重，文员太众，车船难齐，重兵也；器械轻灵，马驮辎重，不用车船轿夫，飙驰电掣，轻兵也。”他认为活兵、呆兵、重兵、轻兵，须互相配合，缺一不可。但他主张“宜多用活兵，少用呆兵，多用轻兵，少用重兵”，或者“半活半呆、半轻半重”，“更相互换，乃能保常新之气”。他批评向荣、和春的江南大营之败，在于“以重兵株守金陵，不早思变计”，即不知于“空处着笔”，运用轻兵、活兵之妙。他坚持反对曾国荃顿兵金陵城下，“以数万人全作呆兵，图合长围。”他反问道：“今岂肯以向、和为师，而蹈其覆辙乎？”所以，他不断派鲍超等部为应援之师，驰骋长江两岸，南北冲击，以解曾国荃金陵围军的后顾之忧。
虚实、正奇、呆活、轻重，在战场上如何具体运用，关键在于见机审势。同治元年三月，曾国荃部将南渡以攻金陵，曾国藩指示说：“若在下游采石渡江，隔断金陵、芜湖两贼之气，下窥秣陵关，是为得势。若在上游三山渡江，使巢、和、西梁之师与分攻鲁港之兵隔气，是为失势。”这是曾国藩在用兵地点上审势之一例。“至进兵金陵之迟早，……机已灵活，势已酣足，早进可也。否则不如迟进。”——这是曾国藩在用兵时间上审势之一例。他概括地说：“用兵以审势为第一要义。”咸丰五年，湘军水师被分割为外江、内湖两部分，进击无力；陆师围攻九江，也久而不下；曾国藩驻扎南康，一筹莫展。太平军则乘机西上，第三次攻克武昌。八月，罗泽南至南康、湖口一看，“知其力不足以图功”，乃毅然扬长而去。率勇弃赣奔鄂。曾国藩后来多次提到这一事件，盛赞说：“有识者皆佩服罗山用兵识时务，能取选势。余虽私怨罗山之弃余而他往，而未尝不服其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也。”
善于审力、审机、审势，则战争中的动静、主客、迟速、正奇、虚实、呆活、轻重、伸缩、开合等等对立物，都可以有机地统一，运筹自如，得心应手；否则，弄巧反成拙，南辕而北辙。这就是曾国藩“先求稳当、次求变化”的辩证思考。蔡松坡说，曾国藩的治兵言论，“多洞中窥要”，乃“治兵之至宝”。作为对《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吴子》、《六韬》及《练兵实纪》等中国古代兵法理论的继承，作为对中国近代军事实践的总结，曾国藩的战略战术思想确实含有丰富的辩证因素，“多洞中窥要”的评论，当是言之有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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