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浩明继创作《曾国藩》之后，又捧出了一部厚重的三卷本长篇历史小说《旷代逸才•杨度》，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杨度，何许人也？知道中国近代史的许多人对此人似乎了解不多，或许可以说出诸如帝制余孽、筹安会首之类的话，或许连这一点都已经淡忘。读过《旷代逸才•杨度》，掩卷之余，应该道一声感谢的是，作者唐浩明不仅将一个大起大落的传奇人物再现给读者，而且以新的视野揭示了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为理想而痴执追求的历程。
一
自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号称泱泱大国的中国大门一直被帝国主义列强轮番敲打，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古老的中华大国已在近代文明的冲击下被彻底战败。这样一个严酷的现实，是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不能接受的。“国难当头，匹夫有责。”于是乎，痛定思痛，求索、抗争，成为这个时代志士仁人们的精神主旋律。而在这个精神主旋律中最响亮的一个音符，当数湖湘士子的崛起，这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历史现象。就在1920年，当时被誉为中国新文化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其《欢迎湖南底精神》一文中，对这一独特历史现象给予了高度赞扬：“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毛泽东在1920年同样充满自豪地说：“呜呼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这里，展现了自周敦颐、王船山以来所影响、凝聚的湖湘文化精神，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到了社会大转折的19-20世纪之交，这种厚重的湖湘文化精神又烘托出了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章士钊、陈天华、黄兴、蔡锷、杨度以及后来的毛泽东、蔡和森、刘少奇、任弼时等一大批杰出人物。
作为活动在清末民初世纪之交的历史人物杨度，在康梁变法时期，进京赴考由此结识康梁，拥护变法，参加了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因会试不中，回湘师从大学者王闿运，钻研帝王之学。后又到日本研究宪政。在留日期间，他受赴日留学生委托回国筹划了将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的举措。经张之洞、袁世凯的联名举荐，任朝廷宪政编查馆提调，为清廷谋划实施宪政。辛亥革命时，他积极为袁世凯效力，为南北议和秘密斡旋，成为民主共和的急先锋，让袁世凯顺顺当当地坐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后又转而投向袁大公子袁克定，拥护君主立宪，充当筹安会的理事长，为袁世凯当皇帝鸣锣开道，落下“帝制余孽”的千古骂名。在孙中山等革命党的影响下，杨度又为民主革命奔走，帮助孙中山平定了陈炯明叛乱。同时，又在孙的帮助下接近了李大钊、伍豪（周恩来），投向了共产党。总之，这个人物的一生都贯穿着思想不断蜕变的传奇色彩。
《旷代逸才》的作者唐浩明屏弃了以往历史小说以正面人物或平凡人物为描写对象的陈规，把这样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毁誉参半、极其复杂的历史人物展示在读者面前，表现出他驾驭历史题材的功底和胆识。
唐浩明把杨度这位被王闿运呼之为“书痴”的才子的一生，放在动荡的中国社会历史背景下展开。晚清民初的政治、文化风云巨变，又无不与主人公的个人命运紧密相连。作者正是出于对深层历史文化的思考，以杨度的人生浮沉、坎坷多舛的命运为全书的线索，把目光伸展到了整个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空间，表现出作者对整个民族道路和命运的关注与探索，在大的文化、时代背景中再现和剖析了世纪之交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追求、迷惘、困惑、跌落、奋起的心灵历程。
二
《旷代逸才•杨度》不仅为塑造人物展示了相当宏阔的湖湘文化背景和世纪之交的时代背景，还从大文化这样一个独特的视角，重点揭示杨度的文化性格和人格内在矛盾，对杨度的思想、才识、情感以及成功与失败作了充分的展示，并站在用世文人的立场上，作出了理解性、情感性的审视和评判，努力恢复杨度的本来历史面目。
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杨度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济世报国的思想，因此，他在大半生中，全身心地痴迷于帝王学的研究和实践，执著地去追求那“辅佐天子，做一代贤相，建千秋伟业”的人生理想。张明圆在《近代湖南人性格试释》中指出：“湖南人的敏锐警觉性，有救中国当从湖南始之见识。”这种见识在杨度早年写的《少年湖南歌》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杨度吟道：“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将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种豪迈自负，救中国自湖南始，济天下自我始的强烈参政意识，是杨度思想的基调。戊戍年杨度在湖南长沙时务学堂与谭嗣同、蔡锷等八个士子举杯起誓，要为国献身；在日本四年，他又与梁启超一样研究各国宪法，为在中国建立起完整的宪政法制而刻苦努力；为了祖国，他放弃了在日本唾手可得的美人和财产；他在《新民丛报》上的一首歌词《黄河曲》，表达了他深切的赤子之心。到晚年他从消沉中奋起，接受了教训投向已显现出强大生命力的中国共产党，这是他人生最闪光的地方。小说中的这些情节足以说明，杨度身处乱世，以天下为己任，是一个极富有爱国心的知识分子。
当然，作者在展示杨度的思想底蕴时，并没有回避对他思想性格弱点的剖析。其一，杨度尽管走出国门，留学日本涉猎欧美西学，但他的思想根基仍然是“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士大夫的习性，思想单纯、执著，轻信于人。袁世凯父子对他以金钱、美女、权力的笼络，使他感恩戴德，失去了是非原则，结果这个聪明的才子堕入了袁氏父子的掌握而不能自省。其二，过于看重名分，看重权力。如小说中写到袁世凯登基后杨度的心态时，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杨度这几年没有做成内阁总理，主张恢复帝制是为了自己好做宰相。让他们说去吧，我就是要做宰相，又如何呢？士人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没有职权能行吗？有百里之抱负，必须有县令之职权；有天下之抱负，必须有宰相之职权。
杨度随时准备将知识与权力结合，为了推行帝制，扩大影响，不惜用权谋手段欺骗老学者严复，使其列名于筹安会榜首，又极力荐举蔡锷入京，做自己今后政治生涯中的护甲金神。此时此刻的杨度，已把权力看得高于一切，不再顾及私谊。在共和十年中，时而主君宪，时而主共和，左右顾盼，看重的是权力得失，个人功名。其三，意志薄弱。“得意时则拼命做官，不计后果，失意时逃庄逃佛，表示已经看破红尘，与世无争，其实是自欺欺人。”这也是传统知识分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思想变异。然而作者透视杨度这种政治风云大变幻时期的转型性格时，既不是一概贬斥，也不是一味揄扬，着墨点放在强调杨度乃是个人与时代错位的悲剧性人物。在这一点上，作者给予了极大的理解甚至辩护。作品借人物的口吻说：“如何来衡量一个政治活动家的节操？我以为首先看的是他心中有无为国为民的大目标。有则好，无则不好。至于信仰、主义等等，只是达到目标的途径而已。目标不可易移，信仰、主义是可以选择的。另一方面，也不能太苛求一个政治活动家的个人功名追求。”又说：“中国若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梁启超、杨度等人组成一个内阁的话，则是中国最理想的内阁，因为这些人都是既爱国又有才能的人。”在作者看来，杨度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事件中的所作所为，只是一种救国道路之争，没有过多地去批判他拜相的私欲，以至怀着一种惋惜的态度把杨度美化为一个背时的理想主义追寻者。
作者在塑造杨度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时，始终把握住了这样一个原则：人物在历史上的所处地位及其精神内核。杨度，作为一个历史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其精神内核是经世爱国的，是一个有志于国事的士人。因而作者在观照和审视这个人物的时候，始终没有脱离这一点。当作者将人物立定坐标之后，可以放开去扫描人物的其他方方面面、功过得失及自身的弱点和局限，这样，使历史人物既不失“真”，又能获得丰富而复杂的性格体现。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在他创作《曾国藩》这部长篇历史小说时，也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特点。虽然作者并不隐讳曾国藩凶狠、虚伪、狡诈的一面，但更多地表现出对曾氏人格的理解以至推崇，突出他严谨的儒家精神和“打碎牙和血吞”的刚毅性格，肯定他治家、治军、治国的才能。曾国藩的历史定位，就是已经到了极端腐朽的清王朝的忠臣。这样，即使对其“美德”的充分描写，却不会改变历史人物的基本面貌，相反，更有助于凸现历史人物的主体感。这正是作者塑造历史人物独特之处，也是能给人以启发之处。比较曾国藩这一人物形象，作者在塑造杨度的形象时，更突出了人物个性的描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超群的才华，一是丰富的情感世界。
在同代知识分子中，杨度才华横溢，学识超群，因而意气风发，自视甚高。这是作者对他这一性格基本特征写得最惬意、最舒畅之处。杨度一出场，就贬韩薄柳，号称一代文宗的韩愈、柳宗元的文章，在杨度眼里亦不过如此。这除了表现出青年杨度的狂傲之外，至少也表现了他的才大气高。癸卯年杨度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的一论一策两篇文章，做得头头是道，警策动人，正场高中一等第二名，不料复试时因“梁头康足”的冤狱而断送了榜眼前程；共和四年，杨度的一篇洋洋洒洒的万言策论《君宪救国论》，在五天之内挥笔而就，使袁大公子惊羡不已，奉为“真正是绝妙好文”。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阅文后，眼睛一亮，突发灵感，除特授杨度勋四品官以外，还亲赠牌匾：“旷代逸才。”旷代，当代没人比得上；逸才，谓超出众人之材也。杨度又是一位诗才俊逸的少年诗人。他在江亭初题一首《百字令》，令聪慧的静竹一见钟情；他在黄鹤楼送夏大之江右题作的诗，令王闿运兴致勃然，凭着学者的识见，认定他是一个英才；他的一首《黄河曲》，令张之洞看后认为此子是时下士人中的高才捷足；他刊在东京《新民丛报》上的一首长达246句的歌行《湖南少年歌》，更在当时国内外广为流传。他常常与湖湘文人诗酒唱和，他的诗歌洋溢着磅礴的气势，充沛的感情，光芒四射的文采。他不仅有超出常人的诗文才能，而且还有巧舌如簧的辩才和扎扎实实的干才，如游说老相国张之洞，老学者严复；在日本东京与孙中山就“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问题，辨论了三天三夜，不相上下。尤以粤汉铁路收回一事办得极为漂亮。杨度作为留日学生总会干事长，代表留日留美学生回国就粤汉铁路收回自办向官府请愿，先从在湘的天津兴大公司、华昌公司以及湘军将领后裔等富商名绅中发动，筹集股本一百零一万三千二百两，进而游说两湖总督张之洞，使其联合两广总督岑春煊上奏朝廷，废除驻美公使与美华合兴公司所签粤汉铁路借款合同，将粤汉铁路交由湘、粤、鄂三省自办。正是杨度的穿梭活动，圆满完成了全体留日留美学生的重托，还在国内掀起了一股爱国筑路的热潮。对杨度的文才、诗才、辩才、干才，作者给予了极大的欣赏和赞许。杨度不再是一个土产的士人，他学贯中西，博通古今，出入百家，游说四方。以他的学养和才识的确是清末民初的旷代逸才。
作为一个旧式知识分子，杨度有着传奇的爱情生活，丰富的情感世界。但他与一般封建社会的风流才子又有所不同，他不是那种旧式的“始乱终弃”才子佳人式的薄情郎，也不是那种纵欲者或喜新厌旧的轻薄者，只是被追求美的渴望折腾得痴情而着迷，爱得真诚，爱得沉重。这也正是杨度性格“痴”的又一表现。
在杨度的生活中，有两个他挚爱的女人，一是风尘女子静竹，一是东瀛女郎千惠子。青年时代的杨度在京师应试落第失意，与高中榜眼的同乡夏寿田同游江亭时，邂逅一风尘女子静竹，静竹的超凡脱俗和轻轻柔柔的一句话“我看重的是词，不是榜眼”，安抚了两挫会试的三湘举子杨度的心灵。五天后两人在潭柘寺真诚相爱，私定终身，然而时运乖舛，两次失之交臂。静竹，这个聪慧而痴情的女子为了心爱的人赎身从良矢志不嫁，以至于空守寒窗，积郁成疾。杨度从日本回国后，听说静竹已故，便欲踏遍西山，要到静竹墓穴去；待到天公开眼破镜重圆，杨度见到已经瘫痪在床的静竹时，他仍像从前一样含情脉脉地向静竹倾诉了多年来对她的思念之情，并毫不犹豫地将她和她的手帕妹妹亦竹接至身边。杨度不计较静竹的名誉地位，看重的是情义无价，富有责任感，以真情去呵护一个柔弱的女子，这是难能可贵的。
杨度的另一段恋情发生在留学日本时。寄住主人的外甥女千惠子是一个高雅脱俗，清纯靓丽，令所有的男子一见倾心的女孩子，她一门心思跟随杨度学习中国古典诗词书法，通过一段师生关系的交往，两人深深地相爱了。当富有的千惠子及其家人欲挽留住杨度成为他们滕原家庭的一员时，杨度为了危难中的祖国，为了已有的妻室，婉拒了这番美意，不改初衷，毅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土。离别时千惠子留下他的一首《少年湖南歌》，久久地悬挂在床壁上。杨度教给她的一道《上邪》，唱得情欲醉，心欲碎，表达了他们之间无比圣洁的爱。十多年以后，当依然楚楚动人的日本少妇千惠子践约来到中国寒山寺揭幕一座《枫桥夜泊》中日合璧诗碑时，与杨度不期而遇，意外相逢。当饱受沧桑之变的杨度再次见到自己一直刻在记忆深处的千惠子时，不禁激情满怀，惊异万分。两人一如当年的真诚，一如当年的热切，一如当年的惆怅。这故友、恋人重逢的场面，为人间古今再添一段绵绵无尽的男女情憾。
作者以诗一般的语言，以饱满而真情的书写营造了杨度至美至奇的爱情世界，既不乏细腻柔情的描写，巧妙的悬念安插，又不乏对人类文明演进的局限，中西文化的异同思考，在富有诗意的爱情故事的讲述中，真实自然地描摹出了知识分子的丰富人性，同时又表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自我”存在的本质探寻。
三
“在早期湖湘文化中，就出现了师徒相传、朋兴景从、同心求道、共赴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意识。这种群体观念，在近代湖南知识分子中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不是闭门读书，自我封闭，而是广泛交游，建立联系紧密的社会网络。他们既有承上启下的师生关系，又有互通声气的横向联系。而且代代相传，环环相扣，薪尽火传，源远流长。”《旷代逸才》这部小说，也就在很大的程度上，突出了湖湘文化这一特点，再现了一大批知识分子群体形象。这些形象既有为杨度形象参照、补充、映衬的一面，又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更好地说明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由此更为全面地反映了历史转型时期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鲜活的个性特征和独异的精神风貌。
小说中描写的人物林林总总，但刻画得最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以下几个——
王闿运，又称王湘绮，湘潭人，曾是曾国藩的一位重要幕宾。他主讲衡阳船山书院前后达二十余年，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有一代文宗之称，是湖湘学界一位非常重要的教育家。他在小说中的出场已是年近花甲的老者，然而对追求帝王之术，寻觅帝王学的传人仍矢志不移。他与杨度是两代知识分子，思想、才情有许多共同之处，尽管杨度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同时，又接受过外来文化的影响，思想更复杂更活跃，然而，他较之杨度对世事有着更强的洞察力。他在杨度的一生中，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教授之法也是遵循孔老夫子传下来的有效的教学方法：因材施教。他有三门主要的功课：功名之学，诗文之学，帝王之学。所谓帝王之学，就是布衣卿相、书生公侯研究帝王之术的一门学问，是王氏三门学问中的最高境界。杨度拜在他的门下，选择的是帝王之学。王闿运也认定他的这个徒儿是个干大事成大器的材料，正是他几十年来寻觅的理想的帝王学的传人，因而怀着“欲栽大木柱长天”的崇高愿望，用自己的满腔心血精心培育之。在东州书院明杏斋，他给杨度讲祺祥政变时期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演说爱新觉罗家族的兴衰史，慷慨谈国事，悲愤议朝政，常常是通宵达旦；杨度进京前夕，湘绮楼上，他为荣任四品京堂的学生书写给袁、张的昔日诗篇；在中南海里，他给杨度讲梦见宋襄公的调侃情景；在辞去袁世凯所任的国史馆长职务而准备南下回湘时，他声声叮嘱杨度：“早日奉母南归，我在湘绮楼为你补上老庄之学。”二十多年来，他满怀期望把学生引入帝王之学中，又为学生跻身政坛最高层创造条件。但二十年后，他戏弄当今帝王袁世凯之后又轻轻地抛弃了毕生探求的绝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杨度就是王湘绮生命道路的延续，这种“薪尽火传”、一脉相承的“兼济”和“独善”的儒家思想渊源关系，在师徒二人身上表现得至为密切。作品中还很成功地刻画出了王湘绮这个诗酒名士的特有风采，如写他嫁女也与众不同，临上花轿之前，都要背一遍《离骚》，作为王家的家规。挑媳妇也以诗为媒介，要求温顺贤淑。人家称他为“霸才”，而他得了稿费竟高兴得邀弟子们共进晚餐，一醉方休；另一方面又恃才傲物，我行我素，如对康有为的指责，带着上坑的老妈子对袁世凯的戏弄，对国史馆长职务的超脱等等。如上种种，无不把一个继承六朝名士风采的士子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作者刻画这样一个人物，是对杨度形象一个极好的映衬。在小说中，有一位与杨度伴随始终的士人，即夏寿田（湖南桂阳人）。夏寿田与杨度同拜师于王闿运的门下，既是同窗又是挚友。他主要学功名之学，走的是一条以科举求仕的道路。当杨度在大考前还周旋于时务之中时，夏寿田却不管外面闹得如何轰轰烈烈，时务学堂如何名震海内，他都雷打不动，天天焚膏继晷，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四书文试贴诗中。“功夫不负苦心人”，戊戌年他与杨度同进京城会试，杨度再次名落孙山，28岁的夏寿田却中贡士前列，到了殿试张榜时，竟高中一甲第二名，成为榜眼，一举成名天下知，随即被授予翰林院编修。夏寿田才华出众，却又没有通常才子那种散漫自负的习气。他谦恭谨慎，勤恳扎实，待人亲和，被颇有才情的女子杨庄（杨度的妹妹）视为心中崇拜的偶像，一生对他都有解不开的情结。这个榜眼公本可以沿着这条已因科举胜利而开辟的宽阔大道走下去，登上仕宦的高峰，可是在风雨飘摇的清廷他并无多大建树，后又做了袁世凯总统府的内史。随着袁世凯的倒台，夏寿田也成了一个被通辑的帝制余孽，落得与杨度同样的命运。作者通过杨度的同龄人夏寿田的人生道路，也正说明了不管学帝王之学也好，学功名之学也罢，在那样一个历史转折时期都是派不上用场了，因为时代不同了。
在作者笔下，还刻画了一位雄奇俊逸之才，即中国近代最著名的青年军事家蔡锷。蔡锷乃湖南邵阳人，自小天资过人，胸有大志。13岁那年，学政江标到邵阳主持岁试，蔡锷的史学、词章答案出奇的优秀，被江标亲拔为秀才，16岁时应考唐才常、梁启超主办的时务学堂，在高班中名列第三，他的一篇论重建海军的札记，梁启超看后大加赞赏。这位个头不高却很稳重的时务学子，虽以梁启超弟子著称，“而受杨度之熏染者为多”，在日本留学时于乡人中独与杨度交往，倡言军国主义以救积弱之中国。蔡锷22岁时在日本士官学校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与蒋百晨，张孝淮并称士官三杰。他也曾主张君主立宪，在民国建立后也欲得人而匡辅之，但是他比杨度要识时务，洞察力要强，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不为权力左右，不谋私利，后选择了一条与杨度不同的政治道路。他曾对他的老师梁启超说：“卓如师放心，学生练出的军队决不会成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一定要使它成为安定国家保卫百姓的长城。”正因为这样，他凭着他的大智大勇，在西南边隅首举义旗，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复辟梦，使得袁世凯登基大典沦为令千万人耻笑的丑剧，捍卫了神圣的民主共和国体，赢得了人们的敬慕和爱戴。蔡锷不惟湖南军人的表率，而是民国以来知识分子中志向操守远大持正的楷模。他与杨度虽然政见不同，但他对杨度的迷误，寄予了极大同情。他说：“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而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而语。望政府为国惜才，界以宽典。”蔡锷以他自己对杨度的认识和了解，为杨度做了最大限度的辩护，这也正是正人君子的忠恕之道。作者着力再现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是杨度形象的一个有力的对照。
小说中还着意把一代精神领袖梁启超，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李大钊，著名学者严复、刘师培以及画家齐白石，诗僧八指头陀等这样一批知识分子作了有机的编织穿插，使之与杨度的人生奋斗拼搏交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部坎坷的历史，每个人几乎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和人格理想作为最后的精神屏障，“兼济”与“独善”，“不屈”与“不移”的儒家精神是他们的深层心理基石。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家庭的关系网及其历史空间，达到了给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知识分子灵魂画像的空前的真实性。他在谈创作时说：“婚姻家庭，性格爱好，情趣习惯，以及为事业所付出的隐于‘辉煌’或‘凄凉’后面的心血苦乐、奋斗搏击等等，这恰恰是历史人物成败的要害之处，是他的精神和魂魄所在。”这充分体现了作者唐浩明对塑造人物的慧眼和识见。
在对唐浩明在这部小说中塑造的杨度及其与之相关的人物作了一番评析之后，我们不难看出，本世纪初叶的时世复杂性，决定了湖湘士子人生追求的艰难和沉重。济世报国，才华横溢，情感丰富，经历曲折，追求痴执的杨度，则是博大厚重的湖湘文化孕育出的一个典型知识分子。杨度在复杂的政治漩涡中由迷惘到醒悟，由歧途到正道，人生转折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世纪之初的爱国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唐浩明的这部小说，通过描写性格复杂的杨度其人来反映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通过展示风云变幻的中国社会来塑造性格复杂的近代知识分子形象，因而思想内容深广而艺术形象鲜明，诚为一部描写历史人物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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