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杨度，字晰子，一个令世人瞠目的奇人，一个谁当政也不能小觑的清客。回眸北洋时代，视线躲不开杨度。
杨度1875年生于湖南湘潭，和18年后出生的毛泽东同籍。这位少时即得清名的三湘才子，这位执政者的座上宾，这位黑白两道都能摆得平的“老大”，在清末民初的政坛上，他忽现忽隐的身影曾牵动了多少国人的视线。得意时他出入京华豪门，失意时他避居天津、青岛，按说，无论湖南还是北京，也无论青岛还是津门，都总该留有一两所杨氏遗址才是。可是，翻遍这些城市的相关图书，已经找不到一处杨度的故宅了。
也许真的没有了。当年，为救在北大任教的“过激党”朋友李大钊，杨度把自己的住宅“悦庐”卖了；数年后，为了救剂李大钊等烈士的遗属，他又把远在青岛的前德国租界的房子卖了。失了私宅的杨度只能作权势者的门客，从京城，到沪上，直至死。所以，我虽生长于青岛，对清末民初寓居岛城的名人旧居不太陌生，但从来不知道哪座洋房曾属于杨度。而且，我两度在天津探访旧时租界里的名人故居，也没有谁告诉过我杨度曾在哪栋小楼里落脚。
北京的丰盛胡同曾是杨度居住的地方，我曾自西向东走过两遍，百多米长的胡同里已经没有一座像样的旧时豪宅，而且，新拓宽的太平桥大街刚刚又切去了胡同的西端。一位中年居民告诉我：本来胡同西头儿的北边，还有几栋以前的大房子，但现在都拆了。
看一地残砖废瓦，我知道，一座新建筑很快就会拔地而起。
或许，丰盛胡同里的两个“国”字号的单位与这位奇人有某种关联？一是中国法学会，一是国家档案局。杨度乃中国走向共和国体之初的大法学家，其思想与作为理应留给后人档案吧？可是，偌大的都市，却没给他一席之地。
所以，在北方，我也就一直没能与这位奇人“碰面”。倒是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我却两度与之“邂逅”。
虽说是上个世纪、上个朝代的事了，但“杨度”两个字依然是个幽幽散着神秘微光的人物，以致两度遭遇都颇令我踟蹰，不知自己该不该摸着运微光一直走进二十世纪之初。我很怕自己迷失在那段烟雾弥漫的历史里。
两次相遇的日子，都十分难忘：
一次是在1995年的6月1日，那天因与天真可爱的孩子有关而使我耿耿于心，而我也真的是在一位大孩子的指引下走进了著名的万国公墓——那天，我本是去谒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陵园的，无意间却走到了“杨度之墓”的碑石前。
一次是2000年的1月8日，那天是周恩来先生的忌日，我恰巧在上海半晌无事，便请《新民晚报》的高晨陪我去看“周公馆”。从幽静的原“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回来的路上，在一个公交车的站牌旁，居然见一方里弄口的墙上嵌着一块小小的铭牌，上面刻着四个字：杨度故居
我不禁为这巧合暗自一惊，因为周公恩来先生确乎与杨度有着某种神秘的关系！
乱纷纷的闹市中，我一下子想起杨度的一句哀己不幸的诗来：市井有谁知国士？
哎！现在，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位北洋时代的“国士”呢？
二
国士，顾名思义，国家级士人。士，乃古时候对介于大夫和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的称谓，士往往是读书人。辞书上的“国士”解释是：古时指国中才能或勇力出众的人，举例为司马迁说到淮阴侯时即发过如许感慨：“诸将易得耳，至如信（韩信）者，国士无双。”瞧，只有韩信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国士”，而且，这样的人是“无双”的。可见，国士难求矣！
国士不是天生龙种的国君，更不是凡夫俗子，也不是随便在某行当里留下点名声的人。曾见过一套近年出版的《百年国士》丛书，章太炎、梁启超、辜鸿铭、蔡元培、鲁迅、齐如山、苏曼殊、吴宓、叶圣陶、钱穆、冯友兰、老舍、张大干、冰心、沈从文、巴金、季羡林等人都跻身卷中，把真国士如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这几位，与众多的文艺名流混为一谈，这实在是编著者对“国士”的误解与滥用。
我理解的国士，当是一国之中通天接地的栋梁之材，而不是只在某一领域有所造诣的“专业技术人才”；国士乃见解超前、韬略过人的时代的先驱，他首先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其次才是文学家或别的什么家。国土的“证书”是靠当代舆论和历史两位“评委”共同颁发的，而不是由当朝的官场位置或后世的政治需要决定的；此“证”不能滥发，不能如现今这般高级技术职称的帽子满天飞。而且，国士也绝非割一茬又生一茬的韭菜，国士往往不可再生。国士是只在国运式微或君主求助时才得以产生的特殊人物，平和的历史时期和过于刚愎强陣的君主都不需要国士。总之，国士是中国历史森林中的巨大乔木，各时期的风景线因了他们的存在才显得生动和多彩起来。
杨度自称为国士，倒也不是他太不虚心使自己进步，因为早在清朝末年，名满天下的梁启超背地里就这样赞誉他了——梁氏在给老师康有为的信中，推荐杨度“才似谭嗣同，当以国士待之”。连才高气傲的梁先生都这样认为，可见，杨度的“国士”头衔早巳为国人所共认。
杨度确也不凡。他在那篇名噪一时的《湖南少年歌》的长诗中，其中四句概括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
我年十八游京甸，
上书请与倭奴战。
归来师事王先生，
学剑学书相杂半。
清末民初时的“少年”，不是今天的脖子上绕着红领巾的16岁以下的孩子，而是现今的“青年”。后来李大钊等在北京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和赵世炎、陈延年、周恩来等人在巴黎郊外成立的“少年共产党”，也都不是“少先队”，而是“共青团”。
杨度这四句诗说的是他27岁以前的事：18岁他即离湘去北京游学，考中举人，曾与湖南应试举人联名上书皇帝，请求朝廷拒绝与甲午战争中的敌国日本议和。返回湘潭后，他师从一代名儒王问运（民国元年被袁世凯大总统聘为国史馆馆长），边学武功边读书。七年寒窗之后，他离开恩师只身赴日本留学，凭其才干和交际能力很快成为中国留学生的领袖（留曰学生总会馆干事长）。在“东洋”时，他与同为湘籍的黄兴、章士钊等人结下了友情，并促成了黄兴与孙中山的相识，而且还曾与汪精卫同窗。也是在日本的时候，杨度的那首《湖南少年歌》被同在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刊》上，此“歌”传回中国后，大行其道，尤其诗中的那句“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的豪言，曾说热了包括毛泽东在内的多少湘籍热血青年的心！
因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在日本的杨度成了“宪政”的权威诠释人，名声远播帝都北京。某日，湖南老乡熊希龄专程赶到日本找他，说：清廷派五位大臣出访西方考察宪政，回国后的考察报告请杨代笔。杨度遂将自己的政治主张与超众文采一并倾于纸上，写下《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方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纲领性文章。“作业”交回国后，他立马接到北京的“调令”，回国为仕去也——这个颇有抱负的青年学者一下子就被提拔为“宪政编查馆”里的两名“提调”之一，官居四品，可谓一步登天。
然而，调人中央机关的杨度，依然像流亡在异国的“反对党”干将一样的不“老实”，而且，利用职务之便公然“以权谋私”，成为国内鼓吹召开国民会议的第一人。
国民会议，即由国民代表们参与表决国家大事的集会，是杨度设想的资产阶级国会的雏形。清末民初，不知多少精英认定此“会”为灵丹妙药，仿佛这个会一开，南北就统一了，各方就同心了，中国就民主了，列强就知足了。从清末杨度开了头，直到整个北洋时代，“国民会议”成了朝野人士的一个心病，无论在朝的黎元洪，还是段祺瑞；也无论是在野的孙中山，还是李大钊，当然更包括位于朝野之间的杨度，都一直在为开这么个会而孜孜矻矻地奔走，结果直到“北洋”像老妪一样被凶悍的新妇国民党赶下台来，这个难产的“会”也没能降生。
虽然杨度的政治理想一直未得实现，但他的才干却赢得了那个时代几位想改天换地的人的尊重——这边，袁世凯拿他当心腹；那边，孙中山、黄兴引他为知交。民国元年（1912年）夏秋，当上民国大总统的袁世凯邀请孙、黄二位相继入京晤面，杨度即因与双方均有密切关系而专程从青岛赶往北京参与巨头之会。
这样一位天赋很高且资望很好的政治家，却因笃信君主立宪而成了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帮凶。民国四年（1915年），他积极发起并领导了“劝进”（劝袁氏当皇帝）的“筹安会”，由此得到袁大总统亲赐的“旷代逸才”匾额。是年12月13日，穿上皇帝新衣的袁世凯在中南海居仁堂里接受了“百官朝贺”。翌年初，开始按公、侯、伯、子、男五个档次封授爵位，刚好40岁的杨度竟然成为最高一级的“公”，且单享“文宪公”的称号、其位置远高于一些握有重兵的封疆大吏——后来当上大总统的曹锟，当时只是十二个伯爵里的一个；做过大元帅的张作霖排名更低，“子爵”还是“二等”；后来不可一世的吴佩孚起初连爵位都没有，只是在转年的元月里被追授了个“三等男”。只会舞文弄墨的杨度竟能如此煊赫，能不遭人忌恨？况且，他干的本来就是一件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大蠢事。
于是，当袁世凯一命呜呼、黎元洪当家作主后，杨度和“筹安会六君子”立即成了新总统下令缉拿的“帝制祸首”——先总统是民国五年（1916年）6月6日死的，而继总统的通缉令是7月14日发布的。也就是说，杨度从九天之上摔人狗屎堆里，仅一个多月的时间。若不是他犹豫之后终于遁往津门避难，没准其生命就中止于41岁那年了，因为有人动议开除他的国籍，更多的人则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
在国人皆曰可杀的那些日子里，他不得不躲在青岛和天津两地的洋租界里，除了研究佛经，就是研墨临池——汉隶和魏碑一直是他的拿手活儿，后来每到潦倒时，他总能用自己不菲的润笔费维持生计。
他被解除通缉后，尽管曾出任北洋政府的政治顾问，甚至当过军阀张宗昌的总参议，但其名声之恶一直让人们所不齿。后来，这个落魄的北洋名士，居然跑到上海滩，成了名声更差的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最后，竟正是为杜氏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
但是，有谁能相信，这个声名狼藉的保皇派头领，这个纵横于各军阀豪门间的北洋遗老，这个委身于流氓头子门下的过气人物，竟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秘密党员，而他加入中共时，正是转入地下的中共被国民党当局追杀得血流成河的极为惨烈的年代！
而且，更匪夷所思的是，他的真实的政治面目竟然一直被隐瞒下来，不光国民党当政时未稍有暴露，即使到了共产党坐定天下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没被公开认可，一直拖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亲历者似是不经意地披露出来！
谜底是这样揭露给世人的——
1978年7月30日，曾长期在周恩来身边做秘密工作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上撰文回忆前年谢世的周恩来。文中有这样一段：
亲爱的周总理在逝世前几个月，有一天，派秘书来告诉我：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是周总理介绍并直接领导他的。总理说，请你告诉上海的《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条目，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我听了以后，一面告诉上海《辞海》编辑部，一面向许多人打听。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但是大家也都一致认为总理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做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这篇回忆已故总理的文章，除了让人们加深了对已故总理的缅怀之外，还意外地让蒙受了大半生屈辱的杨度的子女们泪流满面，更让天下知杨度其人者目瞪口呆——这个注定遗臭万年的人物竟是亿万人敬爱的已故总理亲自介绍加入中共的地下党员！
呜呼！“市井有谁知国士！”
三
民国二十年9月，杨度曾为自己题写过挽联：
帝道真如，于今都成过去事；
匡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所说的“帝道”，即帝王之学，亦即辅助别人成为帝王之学。
有帝王便有帝道，依附成帝成王者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士人，古即有之。且不说战国时期奔走于各地的那些凭三寸不烂之舌纵横捭阖的“纵横家”，只说晚清，即有多少智者赶赴于此途中。竭力辅佐光绪帝的康有为不就是这样一个人吗？康有为之后，最具“帝学”精神的即应该数这位杨晰子了，他很把自己当成当代的苏秦、张仪。
晚清时期，他选中要辅佐的人，只能是袁世凯。
袁世凯对杨度是有知遇之恩的。杨度与老袁的身世差不多，也不是读书世家出身，也是因父辈当了军官他们才有机会念书。1907年，正是老袁和张之洞两位朝廷中最有分量的汉臣保荐他，称他“精通宪法，才堪大用”，才使他一跃成为朝廷命官。不料，仅过了一年，风云突变，光绪帝与慈禧太后隔天病逝，老袁那颗肉乎乎的脑袋马上就被摄政的光绪之弟载沣盯上了。载沣极想用老袁的头来祭哥哥载湉（光绪皇帝）。有人考证出，幸亏杨度因参与草拟诏书，提前泄了密，才使老袁通过张之洞和庆亲王奕劻劝阻了载沣，“项城”项上的那颗圆颅才得以保住。
被逐出京城的袁世凯，风雨惨淡地欲登南下的火车，无人肯来为这位曾位极人臣的河南胖子送行，满官场都以为此人将回到故土了却残生呢！不料，汽笛骤响时，蒸气弥漫处，却有两位官员公然不避人耳目赶到月台话别，其中一位，即杨晰子。
回到安阳后的袁世凯，自然成了臭狗屎，谁都怕沾上恶味。但专管起草法令的中央政府的司局级干部杨度却数次前往安阳看望旧友。
袁氏重出江湖后，先为大清帝国第一重臣，后为中华民国首任总统，醉心于“帝道”的杨度自然兴奋不已。民国既立，但天下犹乱，杨度胸怀祖国放眼世界，从英、德和日本国的现实看出救国门道，认定只有“君宪”才能救中国，所以，便带头精心为老袁打造新的御座。别无他，只为成就自己的“帝道”也。
杨度的“劝进”一开始便广遭天下人责骂，没几个月，帝制运动即气息奄奄。然而，他却对前来釆访的记者宣称：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
真是个死不改悔的保皇派！
那时的杨度认为，中国不需要国民作主（民主），只需要一个英明的君主和一部完备的宪法（君宪）。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事已至此，并非“君宪”经卷出了问题，而是君主把这部经念走样了——他赴“公府”吊唁袁世凯时送上的那幅广为传诵的挽联，即直白表露了他的这种心境。
他不是吹牛，早年在日本时，他确曾与孙中山辩论过拯救中国之策。他认为，孙氏的“国民革命”药力太猛，会毒死患病已久的中国，只有他的“君主立宪”才是改变国之命运的温火良剂。所以，孙中山请其加入新成立的革命党同盟会时，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吾主张君主立宪，吾事成，愿先生助我；先生号召国民革命，先生功成，度当尽弃其主张以助先生。努力国事，期在后日，勿相妨也。
面对名气很大的革命党领袖，青年杨度的口气更大——政见不同，各走各的道，别互相妨碍！
民国肇始，黄兴步孙中山后尘亦抵京城与袁世凯会面。其间，黄兴力邀杨度加入生机勃勃的本党（国民党），但杨居然又以政见有异恕不同党的冷面谢绝之！
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失败了的国士却不肯变更自己的信念．中国的政治家，趋炎附势翻云覆雨者太多！难能可贵的是信守政治贞操并一直为之清苦奋斗的人。风雨飘摇的日子里，杨度不光不肯自省，反倒讥讽帮助过自己的老友梁启超是“一变再变”。社会上已流传杨度已逃窜出京欲经天津出游美国的消息，他马上对前来采访的报馆记者侃侃而谈：
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报载我已窜，你看我窜了否？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
有点敢做敢当的大丈夫的气概嘛！
到此时，他还坚信他的“杨度理论”：日本不就是君宪制嘛！德国、英国不也是皇帝领导下的内阁负责制嘛！他们能靠此富强起来而为什么我中华就不能效仿之？这“杨度理论”是否符合我中华国情，恐一时说不清楚，但这种合我其谁肯为国家负责的“国士”精神却实堪令人钦敬。
不过，他的“君宪”主张，决不是复辟旧的王朝，这一点，“辫帅”张勋和那位过气儿的政治家康有为都想错了。当时，“辫帅”把黎大总统召他进京“调处国是”颟顸地当成了复辟大清王朝的天赐良机，而因鼓吹君主立宪遭通缉的杨度，无疑是他同一战壕的战友。
张勋也在青岛有寓所，一幢位于天主教堂附近的至今保存还算完好的德式楼房。不知他与杨度是否在青岛见过面，但他对杨度的同情是世人皆知的——就在举国通缉杨度时，他却自徐州通电北京，为杨打抱不平曰：
君主、民主，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落井下石，既非大丈夫所为，而止沸扬汤，究与大局何益？
惶惶然的杨度读到这通绝无仅有的说情电文后，没准儿会一股暖流涌心间。然而，当杨度读到张勋的最新一纸通电后，却不惜“恩将仇报”——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张勋等发出拥戴逊清宣统皇帝复辟的通电，紫禁城里遂加演了一出时间很短的历史闹剧。杨度7月3日就毫不客气地给张勋、康有为发出电报：
度认公等所为，与君主立宪精神完全相反……不如及早收束，速自取消。
大是大非面前他是立场坚定不顾友情的。特立独行者总有自己的做人原则。（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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