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者和统帅，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治军思想。他把治军的内容分为“训”和“练”两部分，他的军事训练，是仿明戚继光练武成法，在以“礼”治军的同时，还体现一个“诚”字，并以“勤、恕、廉、明”作为治军之要义。曾国藩在加强精神训练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军事操练，他既重视对军队的政治和思想教育，也重视军事与技艺教育。

一、以“礼、诚”为本

曾国藩自幼习儒，为晚清理学大家。深厚的儒学功底使他懂得：“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因而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以此作为他治军的核心思想。曾国藩主张以礼治军，认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于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欺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凛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可治哉？”他通过引用儒家思想的说教，不仅可以使士兵为封建统治效忠，而且可以把军队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便于管理。

在以“礼”治军的同时，还处处体现一个“诚”字，这是曾国藩列为治军之本的重要内容。他在给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信中曾说：“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吾国人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趋下，下以伪事上。同辈以伪交，驯至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以诚心求之，虚心处之，心诚则志专而气足，千磨百折，而不改其常度。”这种方法对聚集整个地主阶级力量，尤其对网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曾国藩注重精神教化，即“训作人之道”，其方法有二：一是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他用这些方式对士兵进行封建的精神训练；二是编写歌谣，他亲自编写的有《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等，令弁勇诵习。这些做法，把思想政治教育和军事操练结合起来，把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使弁勇易于甚至乐于服从其领导。

曾国藩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八旗、绿营兵所以不堪任战，主要是兵员素质低劣。因此，湘军编练一开始，他就决心改弦更张，从改变兵员成分入手，以提高兵员素质和增强战斗力，废除积弊尤多的世兵制，改用挑选精壮纯朴勇丁的招募制。曾国藩在《营规》中规定，湘军招募之兵勇，“须择技艺娴熟、年轻力壮、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概不收用”。他认为“军营宜多用朴实少心窍之人，则风气易燃易于纯正。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醇，真意荡然。湘军之兴，凡官气重，心窍多者，在所必斥”。所以他强调“凡兵勇须有宁拙毋新之意，而后可以持久”。曾国藩为了保证湘军兵员质量，利用他总领湖南团练的权力，让地方坤士普遍办团，而自己“于省城立一大团，认真操练。就各县曾经训练之乡民，择其壮健而朴实者招募来省，练一人收一人之益，练一月有一月之效”。他为了审查和控制兵勇，要求“招募兵勇，须取具保结，造具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子名姓、箕斗清册。各结附册，以便清查”。湘军在与太平军的作战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靖港之败后，曾国藩进一步认识到，提高兵员素质并非一时一方而能成的，须不断加以整顿和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和军事训练。所以他一面对湘军进行汰弱补强，一面加强“忠义血性”的教育。对“劣弁羸兵，盖亦当为简汰，以剜其腐肉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肉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驰，殆不知所底止”。经过他的苦心经营，湘军战斗力则逐步提高，大大超过了八旗、绿营兵的战斗力，成了清王朝镇压太平军的骨干武装力量。

二、“勤、恕、廉、明”为要义

曾国藩在治理湘军的过程中，多次告诫统兵的将领，要以“勤、恕、廉、明”作为治军之要义。他认为：“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以为名将，可以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

“勤”，就是认真负责，事事带头，处处督促。曾国藩说：“教训勇兵，仍宜以勤字为主，不宜以命字谕众”。他强调“勤”的重要性：“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身勤则强，佚则病；家勤则兴，懒则衰；国勤则治，怠则乱；军勤则胜，惰则败。”又有“治军以勤字为先，实阅历而知其不可易。未有平日不早起而临敌忽能早起者；未有平日不习劳，而临敌忽能习劳者；未有平日不能忍饥耐寒，而临敌忽能忍饥耐寒者。”“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险远之路，身往验之；艰苦之境，身亲尝之。二曰眼勤。遇一人，必详细察看；接一文，必反复审阅。三曰手勤。易弃之物，随手收拾；易忘之事，随笔记载。四曰口勤。待同僚，则互相规劝；待下属，则再三训导。五曰心勤。精诚所至，金石亦开；苦思所积，鬼神亦通。五者皆到，无不尽之职矣。”曾国藩要求将领们平时点名看操，巡更查哨；闲时读书练字，习武健身；战时堪察地情、敌情、查点武器、粮草。他知道“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以勤为本，军队就立于不败之地。勤以治事的治军思想对于提高湘军将领的指挥和决策能力，提高湘军的战斗力和坚韧性具有重要的作用，使湘军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迅速发展成为一支顽强、凶悍的军队。

“恕”，就是仁，宽以待人，严以待已，兵士间相互团结，相互救援，和衷共济，与人为善，具有宽恕别人，吃亏让人的胸怀。他作诗劝戒将士：“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廉”，就是正直无私，不谋私利。是为官为将者的品德修养和精神素质的集中表现，也是树立威望赢得军心的根本。“廉以服众”是曾国藩在治军活动中反复强调的问题。他认为“弁勇之于本管将领，他事尚不深求，惟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惟自处于廉，公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在当时，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中饱私囊的腐败行径已成为世人皆知之事。这是关系到军心是否稳固、战斗力强弱的重要问题。为了使绿营的腐朽风气不致蔓延到湘军中，曾国藩要求将领必须以廉自守，为官者欲服军心必须崇尚廉洁。曾国藩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尚俭朴。不妄花一文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代矣”。否则，兵勇不服，且背后讥议，自然军心焕散，军无斗志。

“明”，就是办事能力。一是高明，有远见卓识，站得高，看得远，有全局观点和战略眼光。二是精明，认真细致，脚踏实地，明辨是非，思虑周密。三是严明，从严要求，一丝不苟，办事公道，赏罚分明。上述四字，实质是以封建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将士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但是其内容不乏精华部分，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曾国藩认为，廉则明，贪则暗，“得廉明二字为之基，则智信仁勇诸美德，可以积累而渐臻，若不从此二字下手，则诸德亦茫无把握”。他指出：“唯分别良莠，须廉明而兼细心之人，方能无枉无纵，若一味任性轻率，必不济事”。“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他不仅论述了明与廉的关系，又指出明而则强。“强人”也必须是“明人”，把强和明联系起来，确实有独到之处。

三、军事训练与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并举

曾国藩在加强精神训练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军事训练，他既重视对军队的政治和思想教育，也重视军事与技艺教育。曾国藩自称“训练之才”，以治军善于训练自负，同时认为自己“非战阵之才”。他训练军队，以训为首要。他在长沙初练军队时，每逢三、八操演，都亲身训话，常常讲说到两三个钟头，“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他把训又分为训营规、训家规两种，训家规是用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训练军队，使之成为效忠于自己的私人武装。规定“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此外，他在教训将领的批牍和书札里也有所论列，说：“将领之管兵勇，如父兄之管子弟。父兄严者，其子弟整肃，其家必兴；溺爱者，其子弟骄纵，其家必败。”又说：“我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无银钱，无保举，尚是小事，切不可他因扰民而坏品行，因嫖赌洋烟而坏身体，个个学好，个个成材，则兵勇感恩，兵勇之父母妻子亦感恩矣。”他把诚、敬、仁、慈、礼、义、辱、耻等伦理道德、保乡卫邑和为传统文化而战的观念引入军队，重视部队的政治思想和宣传教育工作，使士兵有明确的战斗目标。此外，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曾国藩还总结出了一整套关于行军、打仗、扎营、军器、纪律、操练等方面的经验，编成通俗易传播的《陆军得胜歌》、《爱民歌》等，用作对湘军将士进行精神教育的军事教科书，他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家。

训营规就是遵守军营规则，即遵守军纪的教育。曾国藩严格军营规章，从最基本的点名、操演、站墙子、巡逻、放哨到行军打仗，事无巨细，都要苦口婆心，躬亲示范。湘军的训练，固然是以训居首要，但对练也没有放松。他定有操练课程，日日照课程操练，一日不间断。正如他在《晓谕新募乡勇》所说，“原是要你们学些武艺，好去与贼人打仗、拚命。”他还教导士兵，“于今要你们学习拳棍，是操练你们的筋力；要你们学习枪法，是操练你们的手脚；要你们跑坡跳坑，是操练你们的步履；要你们学习刀、矛、钯、叉，是操练你们的技艺；要你们看旗帜、听号令，是操练你们的耳目；要你们每日演阵，住则同住，行则同行，要快大家快，要慢大家慢，要上前大家上前，要退后大家退后，是操练你们的行伍，要你们齐心。你们若是操得筋力强健，手足伶俐，步履便捷，技艺纯熟，耳目精明，而又大家齐心，胆便大了。一遇贼匪，放炮的放炮，放枪的放枪，刀、矛、钯、叉一齐上前，见一个杀一个，见十个杀十个，那怕他千军万马，不难一战成功。”

曾国藩把治军的内容分为“训”和“练”两部分。“训”侧重于政治与思想方面，“练”侧重于军事与技艺方面。他在阐述“训练”时说：“训有二：训打仗之法，训作人之道。训打仗则专尚严明，须令临阵之际，兵勇畏主将之法令，甚于畏贼之炮子；训作人之道则全要肫诚，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庶人人易于感动。练有二：练技艺、练队伍，练技艺则欲一人足御数人，练队伍则欲数百人如一人。”他在训作人之道时特别强调纪律教育和封建伦理教育。如严禁吸鸦片，查禁甚严，空闲时只准练习武艺，优者给予奖励。他看到太平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深受群众欢迎，于是他注重纪律教育。“练勇之举并非有他，只以官兵在乡下无骚扰，而去岁湘勇有奸淫掳掠之事，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稍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得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炀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誓不相弃之死党。”曾国藩的军事训练，主要是仿明戚继光练武成法。其内容主要可归结为操、演、巡、点四个方面，操即上操；演即演习诸般武艺和阵法；巡即巡逻、放哨、站墙子；点，即点名。湘军每天在黎明和傍晚各上操一次，中午或熄灯前各点名一次，五更三点与掌灯后各派三成队伍站墙子一次。湘军之制，吸收宋岳家军和明戚家军的长处，讲求编制，厚给军饷，又别立长大、帐棚之制，既重政治教育（“训”），又重军事操演（“练”），充分显现了生机勃勃的气象。正因为如此，湘军兴起之后，各省疆臣募勇作战，均加效尤，以致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政府亦不得不依湘军之制整顿绿营，别练新军。

不可否认曾国藩是为清朝统治阶级服务的，这是其治军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其治军思想中的许多精华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的。抓政治思想，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也是我们现代社会一贯重视的，我们可以从曾国藩重视抓政治思想的举措中得出一些启示，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