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弃错误主张 积极追随孙中山
在日本留学时，杨度认识了孙中山先生，并同他辩论过如何救国的方法、道路。在一次孙中山主办的宴会上。杨度曾对孙中山说：“我主张君主立宪，我事成，先生助我；先生号召民族革命，先生成，我当尽弃自己的主张以助先生。”并举起酒杯，当众立誓：“我失败而先生成功，我当尽力以赴之！”他用自己的行动实践了这一诺言。
辛亥革命后，杨度曾先后支持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但均遭失败。从此，他从错误中清醒过来，放弃君主立宪主张，追随孙中山进行革命，受到孙中山的高度信任。在《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刊登有1923年7月5日孙中山给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的一份密电：“干部会议诸兄：杨度本奉有密令与直系接洽，特无代表名义耳。”1924年。孙中山先生发动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北伐，不料广东军阀陈炯明乘机叛乱，并暗中勾结直系军阀吴佩孚，妄图扑灭广东革命势力。为了挽救危局，孙中山一面亲自部署与陈炯明叛军作战，一面派杨度早年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和朋友刘成禺入京，密请杨度运用他与北洋军阀的旧关系，设法利用直系军阀曹锟与吴佩孚之间的矛盾，进行联曹反吴的策反活动，以求集中力量对付当时革命的最主要敌人吴佩孚。但后来，孙中山截获了军阀沈鸿英与曹锟的密电，知道曹锟虽然与吴佩孚有矛盾，但其反革命立场却极其顽固，于是去电杨度，中断了与曹锟的联络。此事虽然没有成功，但杨度利用吴佩孚与奉系张作霖的矛盾，进行多方游说，终于解除厂吴佩孚欲南下与陈炯明相勾结的意图，为孙中山先生顺利平定陈炯明叛乱建立了功劳。事后，孙先生曾对人说：“杨度可人，能履政治家诺言。”
不惜生命财产 全力营救李大钊
1927年4月，正当第一次大革命暴风骤雨般地胜利发展之时，中外反动派已经勾结起来，秘密策划着屠杀革命者的罪恶计划。杨度在北京也预感到形势将有所变化。自从追随孙中山先生以后，他利用与北洋军阀以及官僚的旧关系，巧妙而秘密地从事着反帝爱国活动，并与共产党人李大钊建立了亲密友谊。
一天，他应熊希龄的邀请到太湖饭店参加熊希龄女儿的婚宴，席间遇见了正在为张作霖秘密办外交的汪大燮。此人原来也是个君主立宪论者，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现在又依附于奉系军阀，为他们与各国驻京公使撮合关系。在婚宴上，汪大燮同杨度聊到政局变化，汪悄悄地说：“这几天我忙得不可开交，总算今天告一段落。你等着，一二天内将有惊人消息！”
“什么事情这样神秘？”杨度轻声问道。
“据说由荷兰公使建议，各国公使准备与张大帅达成协议，同意大帅派人把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受苏俄公使保护的共产党抓起来惩办！”
杨度一惊，但立即镇静地说：“此事涉及苏俄，恐怕不会轻易成功吧？”
“你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总是这样多疑多虑。此事动手即在旦夕之间！”汪大燮笑着说。
汪的这句话。是指杨度因支持过袁世凯复辟而被段祺瑞列为“帝制祸首”之一并下令通缉一事。杨度微微一笑，掩饰了过去。其实，听到上述情况后，他内心如焚，很想把消息立即送出去。但碍于礼节，出于谨慎，他还是坐在席间，和主客虚与周旋。后来，他借口身体不适，未等席终即匆匆告辞，连夜把这一紧急情况托人转告中共组织。第二天清晨，他又让儿子公庶到东交民巷探听虚实。
杨公庶到了使馆区附近，只见军警林立，气氛森严。一会儿，从使馆区内不时走出人来，几个人绑架着一个头蒙白布的人，硬往汽车里塞。很显然，被绑的肯定是共产党员。杨度听到儿子的回报，心里十分纳闷，他想，李大钊他们为什么没有撤退呢？
原来，中共组织得到杨度托人转来的情报后，有人认为张作霖决不会甘冒外交冲突的危险而行事，因此推迟了撤退时间，结果，李大钊等35人被捕。
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杨度和友人们四处活动。他想到营救和慰抚受难家属都需要钱，于是毅然把自己在北京的住宅卖掉，筹得一笔不小的款子交给了中共组织，作为经费。他多么希望这些为国家、为民族而献出一切的共产党人能平安出狱啊！但是，由于中外反动派蓄意镇压，虽经多方营救，终没成功。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21人被杀害于北京。
冲破白色恐怖 志愿加入共产党
李大钊同志牺牲后，杨度决心离开北洋军阀的老巢北京。他把母亲、妻儿送回长沙、苏州，自己只身南下，到达上海。在友人的介绍下，他充当了杜月笙的挂名私人秘书。
经历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上海，一派阴森肃杀景象。在这严重的白色恐怖中，杨度参加了鲁迅、田汉、胡鄂公等组织的“自由大同盟”，后又加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接着加入了“中国互济会”，又捐了一笔数目可观的经费给地下党组织。为此，他卖掉了家里许多贵重东西。他还与湖南同乡、共产党员柳直荀一起策划过1927年底和1928年秋太湖地区的革命运动；他所居住的寓所，成了中共地下党的交通站和避难所，不少重要情报从这里送出、接收，一些党的重要领导干部在这里避过了敌人的追捕。因为这所房子的原主是杜月笙，蒋介石的手下谁也不敢怀疑这位赫赫有名的老君主立宪派、帝制余孽、杜月笙的秘书兼顾问的杨度有什么“通匪”之嫌。杨度也以卖文鬻字显示清高，以出入官府显示深厚背景，以追逐于风月场中表示不问政治，与世无争。这一切不仅骗过了杜月笙、蒋介石及其喽罗，即使在爱国进步分子中，也很少有人相信他在暗中帮助革命事业。只有党组织派来与他单线联系并领导他工作的潘汉年才知道他的情况。
几年来，他目睹时局变化，亲眼见到共产党人为国家独立、民族进步而不惜献出宝贵生命，他从心底里钦佩，深深感到“要想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挽救中国”！这是他30余年曲折政治生涯的体会。他决心选择这条艰险而又无限光明的新生之路，把余生献给党的事业。于是，他向负责与他联系的潘汉年郑重而又严肃地提出了入党申请，并请潘汉年担任他的入党介绍人。潘汉年对他表示欢迎，告诉他一定把他的申请提交上级党组织审查。经过周恩来批准，杨度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名中共特别党员。入党后，杨度对革命活动更加积极、谨慎。他从未对任何亲属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并严格遵守着党的纪律。但是也有个别人说他是在搞政治投机。他坦然地对地下党的联系人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时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联系人对他说：“党是信任你的。周恩来同志说过，‘皙子（杨度字）先生毅然摆脱旧营垒，追求真理，献身革命，我们欢迎还来不及，怎么会不引为同志呢？革命不分先后，对每个革命者我们都会完全、充分予以信任的。’”杨度也曾当面听到过周恩来的这些话，他更下定决心要为党的事业贡献全部的力量。
刚刚焕发了革命青春的杨度，却不幸因病于1932年冬在上海逝世。临终前几天，他把儿子叫到身边，谆谆嘱咐说：“你今后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反对共产党！”但他仍然没有讲出自己是共产党员的身份。逝世后，中共地下组织派了两位同志到杨家吊唁，在给杨度家属的慰问信中，高度评价了杨度在晚年时投身革命、忘我工作、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和敌人作顽强斗争直至最后一息的高风亮节。周恩来亲自参加了祭奠和送葬仪式，向这位爱国的革命者、共产主义战士致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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