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他的才气，他的交游，他几起几落的仕途和他晚年的入党，使他一生极富传奇色彩。而最令人称道与关注的是他赖以安身立命、念念不忘的“帝王之学”。这是他一生的追求。也是他最终沉沦史册的关键所在。

杨度早年师从湖南名宿王恺运（壬秋）先生。王先生是近代卓有盛名的经学大师和诗文大家，怀抱“帝王之学”，注重通经致用。早年试图参与政治，大有作为，却屡遭挫折，无法施展抱负，遂决意仕进，归而撰著授徒，在弟子中物色人才，传授其绝学——“帝王之学”，以完成自己未竟之业。杨度以其资质成为王壬秋授受“帝王之学”的第一个人选。杨度少时聪慧，小有名气，自恃甚高，王先生凭自己直觉认定杨度绝对是他合格的衣钵传人。退隐后，王先生“纵横志未就，空余高咏满江山”的伟岸之气未有稍减，平时嬉笑怒骂，讥弹嘲弄，无所不至。杨度为先生器重，多年相随先生左右，耳濡目染，因为无论是才气还是盛气都极具乃师遗风。

习得“帝王之学”又较通新学的杨度信心十足，目空一切，豪气满怀，誓为帝王师的狂狷表现得畅酣淋漓。他一曲《湖南少年歌》载誉海内外，激励多少学子少年；他说唐宋八大家文章如同儿戏，自己少时就能为之；他拜访梁启超，因学问门路不同而嘲谑梁氏少年才美，而以《春秋》骗钱；他书成《大阅赋》，准备上达天听，却无人代奏时又自叹“相如自有上林赋，不遇良辰空白嗟”。

当然，杨度并非一味狂放不羁，他也在政治的迷雾中实践着恩师的“宝学”，为自己的仕途做着不懈的努力。他在1903年清政府的经济特科考试中考了一等二名，却因被怀疑是康、梁余党而遭通缉，因福得祸的他只得留学日本。这是他成为清末民初重要政治人物的关键时期。在日本，他的“帝王之学”初试锋芒，收效极佳。他有意识地结识各色各界人士为自己的未来服务，这些人都是后来左右中国政治的关键人物，如黄兴、汪精卫、梁启超、孙中山、陈天华、杨守仁等。实践证明杨度后来倚靠的也大多是这些人。杨度首先经人引荐认识了孙中山，因其笃信的君主立宪制与孙的革命主张不符而相约各行其是，互帮互助，“努力国事，期在后日”。他又介绍孙中山与黄兴认识，并与二人交好。他与立宪派的梁启超等也关系密切。1905年，清五大臣出国考察团更请他捉笔写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行宪政之程序》两篇考察报告。杨度因此而暴得大名，不仅旅日华人知道了他，政界人士也记住了“懂宪政”的杨度。1907年，袁世凯、张之洞更联名保荐他以四品京堂充宪政编馆提调，他正式走入了政治，先生所传“帝王之学”也找到了真正的施展舞台。知遇之恩使杨度对袁世凯感恩戴德，后来不断地参与袁的政治活动，杨度最终认定袁就是能圆他“帝师”梦的主子了。从此，杨度施展出浑身解数，力图把袁世凯推上皇帝宝座，进而使自己能出将入相。他的梦还没实现，袁世凯却在全国人们的一片唾骂声中死去了，杨度也只得狼狈地逃入天津租界。

那么，王壬秋先生视为珍宝，杨度一生津津乐道、孜孜追求的所谓的“帝王之学”到底为何物呢？简单地说，就是物色、拥戴、辅佐“非常之人”，成“帝”成“王”，在辅佐过程中设非常之谋略，建非常之功勋。在历史上，信奉它的人称之为“帝王学”，大多人称之为“帝王术”。它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名利性极强，以出将人相、得意仕途为唯一追求；二、谋略至上，重术不重德；三、进取不由正道，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四、所说未必所笃，心口不一，矛盾反复；五、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在斗争中能四处逢源。我们可以看出，它只是一种工具理性，没有终极关怀，缺少规范性，其实是有“术”而无“学”。战国时期的纵横家就是搞“帝王之术”的成功典范。

综观杨度一生，他所奉行的“帝王之学”与战国纵横家所谓一脉相承。他一生坚信为官是大丈夫的最佳出路，梦寐以求控制时局，左右政治，出将入相，扬名立万。他广泛交游，力图为己所用。他以“救国”为口号，穿梭于不同的官僚和利益集团之间，以图等待时机，在矛盾中成就自己的“开国第一功勋”的功业。杨度在1902年6月曾留学日本，大谈君宪救国，在留学生中印象极佳。当他听说清政府将举行经济特科考试的消息时，就毅然回国，这是明显的功名思想的表现，因此留日学生对他看法很大。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开缺回籍，袁的交好纷纷疏远、回避，杨度却大烧冷灶，奔走于彰德与北京之间，为袁通风报信，出谋划策，共图东山再起。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并没有对杨度加官进爵，对称帝，袁也表现得信心不足，为实现自己的“帝师”梦，杨度不惜违背自己初衷，与民意背道而驰，大倡帝制，成了洪宪复辟的急先锋。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作为第一“要犯”被通缉，杨度躲进天津租界，信起佛来。他一面念些不急不徐的经，写些没滋没味的诗，一面在军阀中搞些纵横捭阖的活动。晚年的杨度又和上海青红帮头子杜月笙搞在了一起，作为社之谋士的他虽然并没为杜做过多少实质性的事，但他给杜月笙写的《杜氏家祠记》却使杜对他印象极佳，并把他在上海的一所豪宅慷慨相赠。该文中的杜氏完全成了“侠”而“儒”的人物，与历史上的负面人物“杜老板”大相径庭。

但是，杨度的“帝王之学”既没有使他能如张仪、苏秦等战国纵横家那样成功地在各国间游刃有余，建功立业，出将入相，也不能如其师那样风流倜傥，对各种野心家应付自如，游戏人间，甚至轰世凯本人自始至终不愿首肯他“第一元勋”的地位。因此，杨度的“帝王之学”可以说是收效甚微了。杨度想起自己的失败时，总归之于自己没把“帝王之学”学到家。1916年，先生王壬秋逝世，杨度献的挽联书曰：“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平生帝王学，只今颠沛愧师承。”1937年，杨度大病之际，他给自己写的挽联中也有“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的句子。真是这样吗？杨度运用“帝王之学”失败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杨度在运用“帝王之学”时确实犯了许多致命的错误。已成为终身大总统的袁起初对帝制畏首畏尾，而更急的是想做“太子”的袁克定。因此，杨度退而成为“太子党”的干将，利用“太子”推波助澜，妄图拐弯抹角，“建功立业”，自降其等，这也使袁世凯对他产生了帮闲不帮忙的想法。其次，“筹安会”闹的沸沸扬扬，出尽了风头，也挨够了骂，而在实际的帝制活动中却有它不多，没它也不少。因此，袁世凯根本不领他的情，也不以为杨度为他的“帝业”付出了多少。再次，当袁世凯对称帝已变得急不可待，只希望立刻就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为之筹划的“六君子”杨度等却要求他按部就班，又是讨论国体，又是请愿。杨度这样做是因为接触过新学的他多少知道民意不可违的道理，认为至少做做样子是必要的，而大老粗的“袁大头”却把此举当成书呆子的迂阔，完全无用，杨度在他心目中从“旷代逸才”变成了鸡肋。

但是，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杨度的“帝王之学”已经完全不合时宜，时代注定了“帝王之学”必然会失败。清末民初是一个利益与权利不断更替、易主的时代，谁有力量谁就是时代的主人，否则就没有发言权。是以袁世凯以天津小站新兵起家，而能在清末政治中占尽上风，耍尽威风，而孙中山最终把到手的革命成果拱手相让；是以段其瑞等能赶走张勋，甚至强奸民意，左右政治多年。杨度手无缚鸡之力，更无一兵一卒，纯凭三寸不烂之舌，奔走于“猛人”（鲁迅语，即军阀和各种有实力的人物）之间，赤手空拳而妄图建功立业，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迷信枪杆子的袁世凯首先就不真正器重他。袁信任和倚重的是北洋老袍泽，最担心的是南方革命党可能的反抗。而对杨度，始终没为他实质性地封官赐爵，杨度一生所期待的出将入相梦始终遥遥无期，袁世凯甚至把他当成了可有可无的角色。其次，民心注定了杨度的“帝王之学”要失败。经历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中国人对一人高高在上，众人众星捧月的帝制已完全失去了兴趣，并产生了强烈抵制情绪，民主、自由成了普遍的呼声，而杨度的“帝王之学”谋求的是想方设法推出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独裁者，并使自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功臣。这与帝制一样，无疑会被时代之流冲人历史的垃圾堆。

总之，杨度的资产阶级思想比较肤浅，他根本没能放下封建思想的负担，他所追求的“帝王之学”只是战国以来纵横家策略的继续，其实是纯粹的个人英雄主义，在清末民初是注定了要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