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近代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曾国藩，已经死去百多年了。论者对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尽管存在着歧见，但于其学术成就则多为首肯。他的高足弟子黎庶昌在《曾文正公年谱》中概论其学术宗旨及成就云：

公之为学，其大纲宗，略见于所作《王船山遗书序》，而备见于《圣哲画像记》。自登第以还，于学术无所不窥，九经而外，诸子百氏之书，靡不规得要领。其馀《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明史》、《文献通考》、《五礼通考》数种，尤笃好不厌，治之三反。……在京师时，著有《茶余偶谈》若干卷，久佚。又为《曾氏家训长编》。其成者《朱子小学》一卷，《冠礼长编》一卷，《历朝大事记》数卷，《藩部表》一卷。……出都以后，治军临官，不废书史，著有《孟子四类编》、《左氏分类事目》、《礼记章句校评》、《朴目杂记》、《周官雅训杂记》各若干卷。……晚年衰病，犹日从事于经史，为《论语言仁记》一卷，《易象类记》一卷，《通鉴大事记》未成书。……
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一生勤于治学，著作是相当宏富的。他二十八岁成进士，居京时间较长，但四十二岁离京后一直疲于军旅，晚年衰病，且又政殷事繁，他究竟是怎样在才力、精力都感困难的情况下成就他人所难及的学问的呢？他的治学方法有无特别之点、有无可供借鉴之处呢？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以勤补拙的学习毅力

道光二十四年（1844）春天，已经三十四岁并已迁升翰林院侍讲的曾国藩，向自己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并作《五箴》以自警励。他在《五箴》的序言中说：“仆以中材而履安顺，将欲刻苦而自振拔，谅哉其难之与！”这确实是自知之言。曾国藩的资质委实只算中等。他二十二岁应府试，仅得了个备取，被选为祭孔时充当乐舞的佾生。二十三岁才入县学，二十四岁考取举人。二十五、二十六岁两次参加会试，均落第。二十八岁中了第三十八名进士，殿试只得三甲第四十二名，在从来以少年得志为荣的科场上实在不足称道。虽然如此，但他从秀才到举人，到进士，毕竟只用了六年时间，而且很快由庶吉士、检讨而作了侍讲，所以他在仕途中又是顺利的。所谓“以中材而履安顺”，确为实况。中材难于开创，安顺易成苟且，所以这又是他实现自己更高理想的障碍。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要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劳动。这一年的十一月二十一日，他在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则无一日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百卷，《归震川文集》四十卷，《诗经大全》二十卷，《后汉书》百卷，皆朱笔加圈批。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曾国藩家书》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以下引家书只注年月日和篇名）从七月一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总共不足140天，别的功课姑且不论，单看书一项即280卷，平均每天看四万字。作为成年人的自学而能有如此效率，足见他用功的勤奋了。

一个人求学是否能有成就，固与天赋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却在于是否持之以恒，是否在主观上作最大努力。这一点，从曾国藩兄弟的情况就可以看出。曾国藩兄弟五人，他的四个弟弟，当时除最小的国葆未成人外，他认为最聪明的是国华，其次是国荃，再次是国潢，而最笨的则是他自己，但是，三个弟弟都不爱读书。特别是跟随他在京读书的曾国荃，“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曾国潢则嫌在家读书乏味，要外出坐馆，边教边读。曾国藩写信责备他说：“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宜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问立志之真不真耳！”（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致诸弟）由于曾国藩三个弟弟都立志不真，所以在学问上都无甚成就。曾国荃后来任巡抚，因短于辞章，他的奏稿要派专人从数百里外送请曾国藩修改。而曾国藩也因其弟的文字不过硬，深恐措词不当而招来横祸，常为之提心吊胆。

曾国藩对于弟弟们不坚持读书，深为担忧，为此，他告诫诸弟说：“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间断看书之课，又弗以考试将近而间断看书之课。虽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试之日，出场亦可看也。”（道光二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诸弟）这不是曾国藩对诸弟的苛求，因为曾国藩本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终身行之不懈。同治十年，曾国藩已经六十一岁了，又在两年前瞎了右眼。就在这年九月，他从徐州至金陵赴两江总督任，一路上坚持读书。事后写信给曾纪泽说：“感冒全愈，脚肿亦未再发。惟目光似更昏蒙，或以船轿中看书稍多之故。余以生平学术百无一成，故老年犹思补救一二。尔兄弟总宜在五十以前将应看之书看毕，免致老大伤悔也。”（同治十年九月十二日夜）其实，曾国藩几十年来一直在不断地努力求学。他在三十四岁时给自己规定了如下的功课：

日课：读熱读书十叶，看应看书十叶，习字一百，数息百八，记过隙影（日记），记茶馀偶谈一则。

月课：逢三日写回信，逢八日作诗，古文一首。

熟读书：易经，诗经，明史，屈子，庄子，杜诗，韩文。

应看书不具载。

曾国藩于工作之馀要完成这样数量的日课，而且又有一条“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的规矩，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曾国藩读书强调立志，强调毅力，而且善于把在进程中碰到的挫折转化为动力，甚至把这看为成功不可缺少的因素。“天下事无所为而成者极少，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有所激、有所逼而成者居其半。”（同治五年六月十六日《谕纪泽纪鸿》）如果说贪、利是自我的主观企求，则激、逼就是客观的刺激了。曾国藩说他平生“吃数大堑”，其中有两次“吃大堑”都是关于学习的。“第一次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次〕庚戍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致沅弟》）但这两次大的刺激，成了曾国藩刻苦学习的强大推动力。道光十二年（1832）曾国藩被学台悬牌呵责之后，他刻苦攻读，用心揣摩，两年后（道光十四年）在岳麓书院竟“以能诗文，名噪甚。”他在第二次会试落第（道光十六年）后，不仅不灰心，还以借贷的百金买书籍。“不足，则质衣裘以益之”。（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卷一）他买了《廿三史》，关门读了一年，学识大增。至于“讲疏内画一图而甚陋”，是道光三十年（1850）发生的事，当时曾国藩已有四十岁，任礼部右侍郎兼署兵部右侍郎。他跻身卿贰而竟使“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其窘状自不难想见。但这个刺激却促使他后半辈子勤奋学习，直到死的那一天，还坚持写完了前一天的日记。

二、能耐能专的读书方法

曾国藩自称“向来记性极坏”。这样，他除勤奋钻研外，就不得不特别注意读书的方法。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读书主要是读经书。经书的内容深奥，有的还佶屈聱牙，读起来令人头痛，但为了取得利禄，又不得不读。曾国藩在京时，他的六弟国华写信给他，说“看《礼记疏》一本半，浩浩茫茫，苦无所得，今已尽弃，不敢复阅。”要求曾国藩告诉他阅读的方法。于是曾国藩复信说：“读经有一耐心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曾国藩认为读经书就是要耐着性子读，越记不住就越要有耐心。这种逐句读、反复读的方法，曾国藩不仅用于读经书，也用于读其他认为必须精读的《史记》、《汉书》、韩文等。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他写信给诸弟，说“读《后汉书》现已丹笔点过八本，虽全不记忆，而较之去年读《前汉书》领会较深。”在军营中，他多次嘱家人送《汉书》来。至于韩文，他为了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经常斟换版本阅读。同治四年八月十九日他写信给曾纪泽说：“郭慕徐处有专集十余种，其中有《韩昌黎集》，吾欲借来一阅，取其无注，便于温诵也。”

曾国藩在读书的过程中，感到史书最难记。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难题呢？他的办法是要“晤”，也就是要和史书记载的古人对话。他向他的弟弟们介绍经验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忆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能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这样设身处地、心专神往地读史书，就缩短了空间与时间的距离，不致使古人与我了不相涉。为了加强对史实的记忆，他还屯张在读史时结合写史论，作咏史诗：“惟有所作，则心自易入，史亦易熟，否则难记也。”（同治五年八月初三日《谕纪泽纪鸿》）论史、咏史，实际上是和古人交流思想，所以也在“晤”字之列。

曾国藩认为，要记熟古奥的文辞，必须先将它弄懂。他在教导曾纪泽如何读《文选》时指出：“《文选》前数本系汉人之赋，极难领会，后半则易看矣。余所见友朋中，无能知汉赋之意味者。尔不能记，亦由于不知其意味。此刻不必求记，将来若能识得意味，自可渐记一、二。余向来记性极坏，近老年反略好些，由于识得意味也。”（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日《谕纪泽》）在理解的基础上求记忆，这是曾国藩读书的一条重要原则。他曾告诫曾纪泽：“尔读书记性平常，此不足虑。所虑者第一怕无恒，第二怕随笔点过一遍，并未看得明白，此却是大病。若实看明白了，久之必得些滋味，寸心若有怡悦之境，则自略记得矣。”（咸丰九年六月十四日《谕记泽》）曾国藩不仅强调从理解中求记忆，而且注意以培养读书兴趣来求得有恒，加深记忆。他说：“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然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谕纪泽》）曾国藩讲的有恒、理解、趣味，是互为因果的。读书有恒，才能逐步理解；理解后又坚持钻研，就会产生趣味；有了趣味，自然理解得更深。这样，读书就能自觉地有恒。否则，拘苦疲困，既无趣味，也就谈不上持之以恒了。

对于需要熟记的典故辞汇，曾国藩主张摘抄。他教导他的儿子说：“尔现看《文选》，宜略抄典故藻汇，分类抄记，以为馈贫之粮。”（咸丰十年二月二十四《谕纪泽》）他指出：读书作笔记以帮助记忆，始于韩愈。“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抄小册也。”（咸丰九年五月初四日《谕纪泽》）并举阮元不惩罚应考生童自抄夹带故事，鼓励后辈多作笔记：“阮文达公为学政时，搜出生童夹带，必自加细阅。如系亲手所抄，略有条理者，即予进学；如系请人所抄，概录陈文者，照例罪斥。阮公一代闳儒，则知文人不可无手抄夹带小本矣。”（同上）

我国历代典籍甚多，以一人数十年的生命，是不可能全部浏览的，于是曾国藩主张读书尚专。他说：“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别无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致诸弟）曾国藩“专字诀”的要领是：诸经专一经，诸家专一家，诸史专一代；一经未通不读他经，一集未完不看他集；切忌东翻西翻，反对兼营并鹜。他告诫诸弟说：“每日……读背诵之书不必多，十叶可耳；看涉猎之书不必多，亦十叶可耳。但一部未完，不可换他部，此万万不易之道。”（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温弟沅弟》）他极为赞赏吴嘉宾“用功如掘井”的说法：“（嘉宾）识见最大且精，尝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此语正与予病相合，盖予所谓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八日致诸弟）

读书既要专，就不能不注意选择。曾国藩说：“故书籍之浩浩，著述者之众，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尽饮也，要在善择焉而已。”（《圣哲画像记》）曾国藩认为，古来的杰出学者，无一不讲究读书的精选。“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曰易，曰书，曰诗，曰春秋左传，曰庄子，曰离骚，曰史记，曰相如、子云。柳子厚自述其所得，正者曰易、曰书、曰诗、曰礼、曰春秋；旁者，曰谷梁、曰孟荀、曰庄老、曰国语、曰离骚、曰史记。二公所读之书皆不甚多。本朝善读古书者，余最好高邮王氏父子。今观怀祖先生《读书杂志》中所考订之书，曰逸周书，曰战国策，曰史记、曰汉书、曰管子、曰晏子、曰墨子、曰荀子、曰淮南子、曰后汉书、曰老庄、曰吕氏春秋、曰韩非子、曰扬子、曰楚辞、曰文选，凡十六种。……伯申先生《经义述闻》中所考订之书，曰易、曰书、曰诗、曰周官、曰仪礼、曰大戴礼、曰礼记、曰左传、曰国语、曰公羊、曰谷梁、曰尔雅，凡十二种。”（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有鉴于古人读书精选的经验，曾国藩也只“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又好通鉴、文选及姚惜抱所选古文辞类纂”和他自己所选十八家诗抄，“类不过十余种。”（同上）

曾国藩强调通过专学一家进而通众家，他告诫他的弟弟们学诗“必须学一体，不可各种同学，盖明一体则皆明也。”（道光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致温弟》）为什么明一体则各体皆明呢？他说：“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道光二十四年三月初十日《致温弟沅弟》）所谓“百川分流，同归于海”，是说古文、诗、赋、骈文，虽然艺术形式不同，但作为文学，它们是有共同性的；所谓“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是说弄懂了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在艺术上的共同点，就能把握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

三、冶诸家子一炉的治学气度

曾国藩治学能取得成就，不仅得力于持之以恒和善于选择书籍，而且还得力于能采各家之长，不存门户之见。近人李肖聃在其所著《湘学略•曾左学略》中，说曾国藩“斥尊道贬文之说，明词章义理之分，合奇偶于一炉，循阴阳之大顺。”所谓“斥尊道贬文之说”，是指清代的许多儒者，受程朱理学影响，重道轻文，而曾国藩却力主文与道统一；所谓“明词章义理之分”，是指曾国藩既主张把“辞章”与“义理”合而为一，又认为须分别其特点与作用；所谓“合奇偶于一炉”，是指曾国藩写的“古文”，在句子形式上能注意奇偶错综；所谓“循阴阳之大顺”，是指曾国藩能够注意“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既重情韵，复尚奇崛，终于自成一体。

有的同志说曾国藩是封建社会最后一个道学家。这“最后一个”虽不太妥当，但说曾国藩是道学家（或理学家）却是确切的。曾国藩三十一岁从唐鉴游，“专以义理之学相勖，遂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黎庶昌《曾文正公年谱》）曾国藩对“宋学”即程朱理学是下过一番功夫的，但他不空谈心性，而能“以宋儒理学治兵，发而为事功”。就是说，他能把程朱理学家所讲究的居敬穷理、存诚畏慎的学说运用到组织训练湘军和统率湘军去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以及处理湘军将领之间的关系等方面，从而挽救了清朝摇摇欲坠的统治，建立了“功勋”。曾国藩于戎马仓皇之间不废文事，不仅穷经读史，而且以很大的热情研究“古文”理论并从事创作。他重“道”又重“文”，认为“圣人”之“道”是通过“文”来表达的，无文则无道。“古之知道，未有不明于文。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独藉于文以读古圣之书而究其用心之所在。因此，曾国藩重视作“古文”，要求通过“文”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认为“不善咋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跛不能行。”（同治十年十月二十三日《致澄弟沅弟》）曾国藩这样主张“文”“道”统一，以“文”明“道”，固然不是新鲜的观点，但在程朱理学盛行、不少儒者把文与道绝对对立起来，甚至视作文为玩物丧志的那个时代，却不失为开明的见解。

清代的训诂考据之学极盛，它与宋明以来的理学严重对立。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叙述两派间的斗争情况说：“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昔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谓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对于“汉学”和“宋学”两派的互相攻击、入主出奴，曾国藩都提出了批评：“吾观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洙泗，何可议也。其训释诸经，小有不当，因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曾国藩的态度是：“汉学”和“宋学”各有所长（当然，曾国薄还是侧重于宋学），应该加以融合，而决不可偏废。因此，他在家墊里所供的“圣哲画像”中，既有宋学的大儒周、程、朱、张，也有汉学的宗匠班、马、许、郑，二家秋色均分，算是摆得比较“平正”了。

曾国藩之所以不忽视汉学，一方面看到了小学和经学的关系，认为“欲明先圣之道，不得不精研文字。”另一方面，也看到了训诂与词章的关系。他说：“余观汉人词章，未有不精于小学训诂者。如相如、子云、孟坚，于小学皆专著一书。《文选》于此三人之文著录最多。余于古文志在效法此三人，并司马迁、韩愈五家，以此五家之文精于小学训诂，不妄下一字也。”又说：“自宋以后能文章者不通小学，国朝诸儒通小学者不能文章。”对于不能将“训诂”与“文章”加以统一，表示遗憾。同时，曾国藩也以自己不能做到而悔恨：“余早岁窥此门径，因人事太繁，又久历戎行，不克卒业，至今用为疾憾。”（同治元年五月十四日《谕纪泽》）其实，曾国藩的文章在效法杨、马、班、韩方面是有成就的。近代骈文家李详评论说：“文正之文，虽由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谊，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光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转引自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李详的评论，指出了曾国藩文章的渊源，和其自成一派的特点。曾国藩自己也说：“国藩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姚鼐去世时曾国藩年仅四岁，自然谈不上从姚鼐受业。所谓“启之”，是指受到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辞章相兼备的主张的影响。曾国藩作文虽然从桐城入手，但他以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司马迁、韩愈五家为榜样，致力小学，力求不妄下一字，而且注意骈语和散语，多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的交错使用，克服了桐城派文章优游缓懦的缺点，显得“英华秀发，语有遒响”，终于异军突起，自成一派。

使得曾国藩与桐城分道扬镰而自成一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曾国藩讲求文章气势，即李详所说“厚集其气”。曾国藩不仅自己作文注重气势，而且经常教导子弟也应这样做。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曾国华把所写的两篇文章寄给曾国藩看，因为气势不足，曾国藩大为不满，随即写信批评：“六弟笔气爽利，近亦渐就范围。然词意平庸，无才气峥嵘之处，非吾意中之温甫也。如六弟之天资不凡，此时作文，当求议论纵横，才气奔放，作为如火如荼之文，将来庶有成就。”（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二日致诸弟）又教育曾纪泽兄弟说：“少年文字，总贵气象峥嵘，东坡所谓蓬蓬勃勃如釜上气。”（同治四年七月初三日《谕纪泽纪鸿》）曾国藩认为自西汉以来文章分为两大流派，都是通过气势来体现的：“子云、相如之雄伟，此天地遒劲之气，得于阳与刚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义气也。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气也。”（《圣哲画像记》）这两种风格是互相区别，不可混同的：“韩无阴柔之美，欧无阳刚之美，况于他人而能兼之？凡言兼众长者．皆其一无所长者也。”（同治四年七月十三日《谕纪泽》）曾国藩正是从这里与桐城派分手的。“桐城之文，由归有光以学欧阳修，由欧阳修以追《史记》。湘乡之文，由韩愈以摹扬马，由扬马以参《汉书》。”（《近百年湖南学风》）路子不同，所以风格迥异。不过，曾国藩超越桐城规模、用以探求西汉文章风格源流的思想武器，又正是姚鼐的阳刚阴柔说。

曾国藩在讲求气势的同时又很强调文章的情韵。他把姚鼐的阳刚阴柔说进而和邵雍的四象说结合起来，创立了他的“古文四象说”，主张把文章的气势、识度、情韵、趣味有机地统一起来。“所谓四象者，识度即太阴之属，气势则太阳之属，情韵少阴之属，趣味少阳之属。”（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致沅弟》）他强调“有气则有势，有识则有度，有情则有韵，有趣则有味。古人绝好文字，大约于此四者之中必有一长。”（同治四年六月初一日《谕纪泽纪鸿》）对于“趣味”，曾国藩尤为注意。他说：“凡诗文趣味，约有两种，一曰诙诡之趣，一曰闲适之趣。诙诡之趣惟庄、柳之文，苏、黄之诗。韩公诗文皆极诙诡，此外实不多见。闲适之趣，文惟柳子厚游记近之，诗则韦、孟、白、傅均极闲适。而余所好者尤在陶之五古，杜之五律，陆之七绝，以为人生具此高淡襟怀，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同治六年三月二十二日《谕纪泽》）曾国藩笃好诗文之“趣味”，不仅是欣赏问题，而且涉及道德修养问题，他企图通过对“闲适之趣”的领会来陶冶自己的品德，这就使他与一般庸俗的醉心富贵利禄的官僚区别开来了。

曾国藩治学的特点，我作了如上的论述。曾国藩治学取得明显的成绩而又可供后代借鉴的主要是在文、史方面，所以在这方面作了具体的论述。关于所谓“经济”之学，曾国藩主要是用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维护清朝的统治，即使也有某些值得注意的见解，但其主旨是不足取的。至于曾国藩的研究哲学，他只是阐述了程朱理学的某些陈旧观念，并没有什么创见，也没有提出研究程朱理学的新的方法，因而也就不能不只略为提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