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1874—1931），湖南湘潭人，字皙子，号虎公，又号虎禅师，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极富争议的政治人物。1975年冬，周恩来在重病中特别提到了杨度晚年参加共产党一事，“他晚年参加了党，是我领导的，直到他死。”当时人们听到这一消息，都难以置信，更无法理解，一个臭名昭著“帝制祸首”，怎么是中国共产党员呢？
杨度一生的政治思想极其复杂，颇具传奇色彩。他早年师承清末大学士王闿运习“帝王之学”，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青年时期先后两赴东瀛，受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确立了君主立宪思想，后又参加过清末新政及袁世凯的复辟活动，成为“筹安六君子”之首（帝制祸首）。政治失意，杨度一度遁入空门学佛。陈炯明围攻孙中山时，杨度再度出山利用其关系周旋于军阀之间，成功解救孙中山及革命军。晚年，杨度曾力图营救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最后在周恩来的引导之下走向光明道路，成为中共地下秘密党员，为革命做过不少鲜为人知的贡献。
君宪主张及其思想基础
杨度少年师从国学大师王闿运，深谙其“帝王之学”精髓，国学功底深厚，颇具传统士大夫习气，“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他希望辅佐一代名主，成就一番相业，救国家民众于水火，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为探求救国真理，杨度先后两次东渡日本。经过实地考察，发现日本的强大在于其政治上的革新，即“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制度。他又对宪政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认真研习赫胥黎《天演论》、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伏尔泰《哲学通信》、卢梭《社会契约论》等一系列西方政治理论名著，并将英、法、美、德、日等国的宪政体制与中国现状比较分析，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和救国方案，即中国只宜实行君主立宪的责任内阁政府体制。一方面，他认为中国君主制已经有近两千年的历史，突然废掉君主会引起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受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他认识到宪政才是救国之道。可以说，杨度的君主立宪主张是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政治理念相碰撞的产物。
杨度的君宪救国思想主要反映在《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何谓“金铁主义”？“金者黄金，铁者黑铁；金者金钱，铁者铁炮；金者经济，铁者军事”，“欲以中国为金国，为铁国”，“即为经济国、军事国，合为经济战争国”。它包括两方面内容，对内通过给人民以自由，扩张民权，靠大办工商之国，达到富民的目的；对外通过有责任的政府，靠大办军事之国，巩固国权，达到强国的目的。
青年杨度不仅有着满腔爱国热情，而且有着先进的政治理论主张，有着一套系统的资产阶级救国方略。他时刻希望借助“非常之人”的实力推行他的救国方案，达到国富民强的目的。
君宪救国梦的破灭
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张之洞、袁世凯两位军机重臣联名保荐杨度，杨以“精通宪政，才堪大用”被授为四品京官，做了宪政编查馆的提调。杨度参与起草了《钦定宪法大纲》，力主限制君主权力，但清政府并不是真心立宪，只是掩人耳目罢了。杨度受劾罢官。
杨度虽然对清政府完全失去信心，但对君宪主张仍深信不疑。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夺取了革命果实，妄想称帝，遂聘杨为顾问。在袁的授意下，杨作《君主立宪论》，“今欲救亡，先去共和！何以故？盖欲求富强，先求立宪，欲求立宪，先求君主故也”。杨度还出面联合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6人组成“筹安会”，以“筹一国之安”为名，替袁称帝大造舆论准备。
杨度何以如此热心为袁世凯奔走效力？笔者认为，袁就是杨度心目中的“非常之人”。杨度深受恩师“帝王之学”影响，希望自己辅佐“能人”成就大业。为了报答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更重要的是为了推行君宪主张，杨度没有认清袁世凯独裁面目，反而积极为其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而奔走，落得“帝制祸首”的骂名。杨度对政治的复杂性和残酷性认识得远远不够，错误评估了袁世凯的政治品格以及当时的形势。袁极善于伪装，他利用杨度在政治上的幼稚为其鼓吹帝制。
民主共和深入人心，洪宪帝制仅维持了83天，杨度成为帝制祸首。当时北京传闻杨度畏罪潜逃，1916年5月1日，杨度接受《京津太晤士报》记者采访，不但丝毫没有畏罪表现，相反却“态度安闲，词义坚决”，侃侃而谈：“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然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俟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受审判。”可见，杨度的君宪救国信仰是何等坚定。他固然希望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推行君宪主张，但也有自己的原则，“实行君主必须真立宪，万勿再蹈清末假立宪之覆辙，对宪政必须诚实，不可欺民”。可见杨度也是受害者，也受了袁世凯的欺骗。杨度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实现其君宪主张，最终目的也是为了强国富民。杨度有一副挽袁世凯的对联：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评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可见，杨度认为“明公误君宪”，是袁世凯误了君主立宪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以说他是“好心干了坏事”。杨度错误的选择了袁世凯，在错误的时间来推行过时了的君主立宪，导致了他背负“帝制祸首”的沉重骂名，然而他内心是无愧的。
1917年张勋复辟，邀请杨度去徐州做客，商议国事。杨度批评道：今日当局，内战不休，外交轻率。敦劝张勋趁此对德绝交宣战之机，“亟谋内政之改革”，“奋其救饥拨溺之怀，挽此将亡未亡之局”。杨度派代表出席张勋召开的徐州会议。得知张勋并不是真正实行君宪，而是借复辟之机企图自己掌握政权，他又一次地受到打击。他于7月3日发表“反对张勋复辟公电”表明了自己与腐朽势力决裂。1927年杨度在《江亭词序》中说：“未几而清室亡，共和成，予仍坚持君宪主义不变，一败于前清，再败于洪宪，三败于复辟——予于君宪三败之后，自谓对国家主义忠矣。”他以前认为君主立宪是救亡图存的终南捷径，但现实的政治环境告诉他君宪在当时中国是行不通的，要想救亡图存，必须另辟蹊径！
三次君宪梦的破灭特别是洪宪帝制失败后，杨度开始对自己过去的政治主张及其行为进行反思，他彻底抛弃了君宪救国主张，认识到“时代不同了，君宪救国已经是废话，无我法门（佛教用语）的成全大我论也是空话。现在是改持革命救国论的时候了”。
走向革命道路
1917年杨度“三败于复辟”后，遁入佛道，“从此披发入山”，“不愿再闻世事”。他学佛不是真正遁入空门，而是带着修身养性的目的，暂避时事。他抛弃了赖以安身立命的君宪主张，在佛教中寻找心理寄托，净化心境，从而防止了自身思想的堕落，这为他日后接受新的思想留下心理空间。
杨度佛学思想的中心是“无我主义”，他主张废除“我见”即废除私心。他“深叹今世之社会不自由不平等”，认为其根源是“一切罪恶，无非我见”。他虽没有用私有制一词去概括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但他认为“今欲救人，必先救己，其法惟有无我主义。”可见他的佛学理论核心是清除“我见”，以求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与共产主义思想有相通之处。
杨度用佛学的语言描绘了未来公有社会的蓝图：“此界中人类衣食住平等，男女恋爱自由，无可贪嗔痴，即无可戒定慧……故此世界中，因衣食平等，故人无私财，……平等生产，平等分配，平等消耗，食力互助，无所竞争，因无竞争，故无国界，因无国界，故无烦恼。”它透露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火花，杨度创造性的发挥佛学思想，终于在佛学中找到了与共产主义的结合点。
他真正摆脱佛学的束缚，用社会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解释问题的思想反映在《系统进化哲学序》一文中：“故人类一切社会，皆以食而成立，……惟自有人类历史以至于今，所行社会制度，全为争食制度，因争食使原因，遂成不平等之结果。”杨度的认识十分深刻，他认识到了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根源，这是非常可贵的。他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典型文章《论圣贤同志》可称得上是会通中西的代表之作，开篇就引用孔子与子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愿无伐善无施劳”的对话。这一方面固然颇为典型地说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与现代人类高深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间的某种联系，但另一方面则深刻地显现出了中国现代先进知识分子继承传统并走出传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艰难和有趣历程。杨度在佛海之中经过艰难的跋涉终于由此岸到达了彼岸。他抛弃过时的君主立宪，经过佛教的洗礼，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上了革命道路。
杨度在学佛的过程中时刻关注着中国政局的动向。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孙中山避难于黄埔。杨度接受孙中山的委托，成功说服曹锟阻止吴佩孚援陈计划，在危难中帮助了孙中山和北伐军。孙中山十分感谢道：“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的诺言。”次年，当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之际，杨度追随其左右，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被孙誉为“倾心归来志坚金石”。他依孙中山的嘱托，周旋于军阀之间，分化和遏制北洋军阀，于国于民做了不少好事。这是他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具体行动，也坚定了他走向革命的信心。
1923年，杨度通过章士钊结识李大钊，两人交往密切。李派人送给杨一些革命书籍和《向导》、《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在李的影响下，杨度又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和唯物论书籍，思想向着唯物主义方向转变。李大钊被捕后，杨度通过多方营救未果，他又变卖房产抚恤烈士家属。李大钊等革命烈士视死如归的气概给了他很大触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刻了，他认为“要想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做到”。
在同李大钊、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交往中，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归宿。经周恩来的介绍，杨度于1929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直接受周的领导。杨度利用他在杜月笙门下做清客的特殊身份为我党搜集了许多宝贵的情报，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贡献。有人说他加入共产党是投机，他理直气壮地反驳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杀头灭族之机。”
1932年冬，杨度病逝于上海，终年58岁。在去世前几天，他为自己写了一副挽联：
帝道真如，如今都成过去事
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杨度抛弃了过时的“帝王之学”和君宪救国论，坚信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杨度一生苦苦追求君主立宪，却遭遇三次失败和失望，最后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完成了从君宪救国到信仰共产主义的重大转变。杨度的爱国救民思想是这一转变的根本动力。这也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拥有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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