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以下简称《年谱》）中有一则史料写道：“1931年12月上旬，（周恩来）离开上海，经广东、大埔、从福建永定转往中央苏区。”这是正确的。但《年谱》接着又写道：“离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将离开上海去苏区，决定由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对此，笔者通过查核有关资料，认为这里存在一些史实失误，主要有以下4点。

　　一、关于特别党员杨度去世的日期问题

据《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9月版）介绍，杨度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74年，1902年留学日本，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14年任袁世凯政府参政院参政。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1927年李大钊被张作霖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死于1931年（但未交待具体日期）。就笔者所见的大多数的中国共产党名人辞典及其他名人辞典也都只介绍了杨度于1931年去世。只有《民国人物大辞典》（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中交待了杨度于“1931年9月17日病逝于上海。年56岁。”这应该是可信的，有两则材料可以佐证。其一是刘人寿、何荦的《记潘汉年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片断》（见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潘汉年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中指出，“1931年9月14日，杨度逝世，周恩来、潘汉年等曾秘密地亲去吊唁致哀。”“9月14日”与《民国人物大辞典》中的“9月17日”只相差3天，虽有小出入，但基本吻合。其二是唐浩明著《杨度》（湖南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的“开卷语”中介绍了杨度的葬礼在1931年9月下旬举行，周恩来秘密前去吊唁的情形。唐浩明治学严谨，虽是历史小说，基本史实应当无误。由上可以基本肯定杨度是于1931年9月去世的。那么，周恩来既知杨度已经去世，又何必再安排单线联系人呢？

　　二、关于周恩来“离上海前，考虑到潘汉年也将去苏区”的问题

潘汉年是于1933年夏按照党组织的决定，离开上海去中央苏区的。在此之前，特别是在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中央和周恩来是否有让潘汉年离开上海去苏区的考虑呢？1931年4月24日（一说25日），当时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对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在陈云等的协助下，周恩来果断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当夜，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计划未能实现。但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的组织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几年来克服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的特情组织，部分遭到破坏；中央特科的许多骨干，如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李强等被迫相继离开上海。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在上海的处境日益困难，活动范围大大缩小，中共中央工作一度陷于停顿状态。在这种情况下，1931年6月10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对今后特委工作的组织、工作方针、纪律等作了原则规定。此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工作逐步稳定下来。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特别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康生（赵容）、陈云、潘汉年、邝惠安等5人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由陈云负总责。实际上，在此之前，潘汉年已于1931年5月，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转调中央特科，接替二科（情报科）科长陈赓之职，协助陈云负责特科工作。根据笔者目前所掌握的材料，未见在1931年12月之前，中央和周恩来有任何关于潘汉年前往苏区的想法和决定，实际上，按照当时的情况，中央和周恩来也不可能让潘汉年离开上海去苏区。因为在1932年3月14日，由秦邦宪、张闻天、陈云等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局召开了讨论工会问题的政治局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陈云兼任全总党团书记，离开了中央特科。这样中央特科就由赵容负责，潘汉年副之，实际上主要工作由潘汉年担负。在此之后，潘汉年经历了无数的曲折风险，为保卫中央和地下工作的同志作出了重要贡献。直到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军警在上海逮捕了潘梓年和丁玲。潘汉年营救未成，处境愈加险恶，随后才遵照党组织的决定，被迫离开上海，经汕头去中央苏区，任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的。

　　三、关于潘汉年与夏衍会面的时间问题

既然在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之前，中央和周恩来没有让潘汉年离开上海去苏区的考虑，那么，为什么要让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呢？具体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考证后一个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最具权威的说法是来自当事人之一夏衍的回忆。1982年11月23日的《人民日报》上登载了夏衍的文章《纪念潘汉年同志》（这篇文章是中共中央为潘汉年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后，陈云要求夏衍写的，是国内首篇披露潘汉年光辉一生的文章），上面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联系人的这次会面的过程：“1931年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指潘汉年）在当时‘文总’的机关（南京路王兴记木器店楼上）向‘文委’所属各联的党员作了全会决议的传达报告。这之后，冯雪峰同志接替了他的‘文委’的书记的职务。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见面之后，他就要了一辆出租汽车，开到法租界的薛华立路（现建国中路）的一家小洋房里，把我介绍给一位五十出头一点的绅士。他们似乎很熟悉，相互间没有什么寒喧客套。汉年同志一上来就说：‘过几天后我要出远门了，什么时候回来也难说，所以……’他指着我说：‘今后由他和您单线联系，他姓沈（夏衍又名沈端先），是稳当可靠的。’…出了门，他才告诉我：‘这是一位知名人物，秘密党员，一直是我和他单线联系的，他会告诉我们许多有用的事情，你绝对不能对他怠慢。’……大约来往了半年之后，他（指杨度）才坦然地告诉我：‘我叫杨皙子，杨度。’这一下可真的使我大吃一惊。”关于这件事，夏衍于1978年8月写的一篇《杨度同志二三事》（见1978年9月6日《人民日报》副刊），也作了简单的介绍：“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指杨）单线联系。他当时住在上海旧法租界薛华立路附近的一座小洋房里，我每月跟他联系一次，送给他一些党内刊物和市上买不到的‘禁书’，…他（指杨度）还曾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最初我不知道他的真名，只知道他是一位姓杨的秘密党员。后来逐渐熟悉了，他才告诉我：‘我就是杨皙子’。当时我也的确大吃一惊。”（现在，几乎所有关于潘汉年的文章和书籍中有关这一段情节的描写均由此而来。）不过，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夏衍的这两篇文章所说的时间存在着一些漏洞。首先，1978年的文章上称“周恩来同志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由我和他单线联系。”根据前面第一点的考证，这显然在时间上是有误差的。（笔者推测，《年谱》上的时间和说法很有可能据此而来。）其二，1982年的文章上写的“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大约在这一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他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按照这里的说法，夏衍与潘汉年的见面时间是在1931年的深秋，似是在10月前后，这明显在时间上又出现了误差。不过，夏公在此用了“大约”一词，还是给我们的考证留下了回旋的余地。夏公在其1985年7月出版的《懒寻旧梦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有这样一段叙述（见该书第201—202页）：“大概是一九三一年夏，已经五、六个月没有见面的潘汉年，通过一家书店的关系找我，约我到爵禄饭店的一间房间见面，从下午四点一直谈到薄暮。…于是，我就幼稚地问他这段时期他到哪里去了？他说什么地方也没有去，只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我再问他什么工作，他就不肯讲了，谈了一阵之后，天色已经晚了，就和潘到一家俄国餐馆吃了饭，饭后，我和潘分手……当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一别，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才在上海见面。”这里没有说到与潘汉年同去杨度家的事，但是，把这段文字与1982年的夏文中叙述的见面过程作一比较，就不难发现，两者说的极有可能是同一次会面。理由有三：一是1982年的文章说是潘“通过良友图书公司找我”，1985年的书上说潘“是通过一家书店找我”，良友图书公司和书店应是同一单位，为我党的地下关系；1982年的文章上说“我有半年多没有和他见面。”1985年的书上称“已经有五、六个月没有见面”，两者时间基本吻合，都是潘汉年在1931年1月在“文委”传达报告后的第一次见面（党的六届四中是于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之后不久”，潘汉年在“文总”作传达报告，推算也应在1月。），此其二；从内容上看，1985年书上说的会面并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似是聊天，在当时极其险恶的环境下按排这样一次会面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1985年的书上说这一次见面是两人在1937年之前在上海的最后一别，更应得出这两段文字中叙述的见面过程，是同一次会面了，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在极短的时期内，连续按排两次会面的，此其三。据笔者推测，这次会面，可能是先谈“文委”即“左联”和“剧联”方面的工作，然后再同去杨度处的。由“大约”半年多没有见面，“大概”在1931年夏之说，可知这一次潘、夏的见面的时间应该在1931年的5、6月间了。

　　四、关于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杨度单线联系人的原因

下面再回到前一个问题上来，即为什么又要让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呢？这里的问题主要是在下面的一个疑点上，即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随之进行了改组，在此之前，谁与杨度直接联系呢？刘人寿、何荦在《记潘汉年对敌隐蔽斗争工作片断》一文中介绍，“1931年5月中央特科改组，陈赓将杨度的组织关系转给潘汉年。后来，潘又奉周恩来命交给夏衍。”由这里的介绍看，特科改组前，似乎是由陈赓与杨联系的。但根据笔者掌握的材料，所有关于陈赓的文章和书籍，均未提到陈与杨度的直接联系情况。而且从刘人寿文中还可以看出，潘汉年接手杨度的关系后，很快又转交夏衍了，潘汉年与杨的联系时间极短，只有在5月份与6月份之间一段极短的时间。很显然，这与1931年5月方才根据中央的指示，调入中央特科，接替陈赓的情报科科长之职的潘汉年所担负的职责是不相符合的。进一步说，这同夏衍文在介绍潘汉年与其见面时说：“一直是我和他（指杨度）单线联系的”的情况也是有出入的。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一下1978年9月的夏文，夏衍在文中介绍，杨度在李大钊牺牲后，思想发生了转变。到上海后，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是经潘汉年介绍，由周恩来批准，于1929年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之所以由潘汉年介绍，原因夏文没交待，有材料说是因杨度与潘汉年的姐夫路家相识，通过这一层关系，潘与杨也熟悉了。刘人寿文中也说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长李立三对杨投身革命不相信，曾派潘汉年去与杨见面。不管怎么说，由此可知潘与杨在中央特科改组前已相识了。根据这些材料，可以作出这样的分析，潘汉年在中央特科改组前，就已成为党组织与杨度的单线联系人了。理由是什么呢？因为潘不仅与杨度熟悉，而且一直在文化界活动，以其文化界人士的身份与杨联系是比较方便的。而潘在情报传递方面则受陈赓的二科领导（或者是间接的），这一点，潘陈之间可能相互不知道，或者说潘不知道。陈赓没有与杨度直接联系，一是因为其战将身份，当然主要是因为其情报科领导身份，不便与杨直接联系。但这仍可以说杨度的组织关系是由陈赓负责的。后来，潘汉年负责情报科后，也由于其情报科领导的身份，不便与杨直接联系了，而改由夏衍利用其文化人的身份与杨联系，但仍受潘的领导，或者说在负责传递杨的情报上受潘的间接领导，只不过夏不知道罢了。这样就可以解释在中央特科改组前，是由陈赓与杨联系，潘接手后，很快又交夏衍的情形的原因了，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要让夏衍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的原因了。而且，根据这一点，我们还可以推断，潘、夏之间的会面应在1931年的5月份，至迟不超过6月下旬。因为，潘于5月份接手特科后，应将与杨度的联系越早转交越好。

通过上述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是在1931年的5、6月间，周恩来考虑到潘汉年已成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不便与杨度直接联系，于是决定由夏衔接替潘汉年作为中共党组织与特别党员杨度的单线联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