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恩寿是晚清重要的戏曲作家和戏曲理论家，一生著述甚丰，曾汇刻为《坦园丛稿》，另有《坦园日记》手稿八卷。共著有戏曲传奇七种，除《鸳鸯带》未刊行外，其他六种《姽婳封》、《理灵坡》、《桂枝香》、桃花源》、《麻滩驿》、《再来人》合刊为《坦园六种曲》。在他全部著述中，杨恩寿颇看重他的戏剧创作：“吾半生所造，以曲子为最，诗次之，古赋、四六又次之，其余不足观也。”然而，后世对他的戏剧创作评价却不甚高。近人吴梅认为：“杨坦园之六种曲，亦学藏园，而远不如黄韵珊。……《麻滩驿》、《理灵坡》，表章忠谊，不如《芝龛记》远矣。”日本人青木正儿也持相同观点：“亦学蒋士铨而未至，比黄燮清更下者也。……恩寿词彩虽不及黄燮清，然其排场与宾白技巧反过之，但尚未足称善也。”今人龙华评价道：“从整个思想倾向看，杨恩寿的剧作立意不高，尤其是一些反对农民起义的作品，抱有顽固的消极观念。在其艺术表现上也缺乏独特的艺术风格和鲜明的创作特点。”从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两方面予以全盘否定。诚然，较之元明杂剧和传奇，这些评价有其中肯的一面，但从戏剧发展的历史轨迹和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来分析，则有失偏颇和公允。晚清时期，随着花部的勃兴，文人传奇、杂剧进入了最消极的全面衰退期，“黄冈俗讴，风靡天下，内廷法曲，弃若土苴，民间声歌，亦尚乱弹，上下成风，如饮狂药，才士按词，几成绝响，风会所趋，安论正始？”生活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夕晚清这段最黑暗、最动荡时期的杨恩寿，独擎古曲戏剧创作旗帜，站在传统儒家士子的立场，以戏剧理论家的睿智，把目光投向重大的社会问题，关心民生疾苦，现实地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尤其是传统士子在封建末世所流露的情绪和人生观，具有较强的社会现实意义。

　　（一）

杨恩寿生活的晚清时期，已是封建社会的历史尽头。此时的清政府在农民起义和列强入侵中内外交困，摇摇欲坠。从童年起，杨恩寿就目睹了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政变、中法战争等一系列振撼封建统治根基的大事，见证了清政府由“寰宇清明”到乱世的蜕变。世道沧桑，作为一个有着封建正统观念的儒家士子杨恩寿，热衷于科举进身，有着强烈的功名富贵的愿望和维护现存制度的幻想。面对满目疮痍、行将倾覆的清王朝，杨恩寿站在封建地主阶级的立场创作戏剧，反映时代动乱，“表章忠谊”，宣扬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为封建制度弥漏补罅，是当时社会背景和作者思想意识使然。《姽婳封》借用《红楼梦》中《姽婳词》的故事，写明嘉靖年间山寨大王寇魁与青州绅士勾结，诈降，赚守城的恒王出城招抚，在途中设计将恒王杀死。恒王妃子林四娘出城击贼，战败自刎殉国。《姽婳封》创作于1860年，此时太平天国已定都南京，第二次鸦片战争刚结束，国内局势动荡，清政府的统治已到了崩溃的边缘。杨恩寿在《自序》中说：“姽婳事，虽见红楼梦》，全是子虚乌者，阅者第赏其奇，弗徵其实也可。”题材虽取自传说，但剧本体现的主题却非常鲜明：歌颂义夫烈妇恒王及林四娘的忠烈精神，以期唤起人们“尽忠报国”之心。在第六出《证仙》中，作者还借林四娘之口，表明了自己对乱世的远虑近忧：

（生）你看香云郁郁，泪雨纷纷，可谓人心不死矣。（旦）虽然如此，大王身后，又靠何人与我朝出力。尚须奏明玉帝，早生将种，以救时艰。幸勿笑修到神仙，犹抱杞人之虑也。（生）就此赴通明殿去者。

[尾声]肩头重任双双卸，小朝廷大局谁人支架。内忧外患，国无栋梁之材，希望“早生将种，以救时艰”。作者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显得消极倒退，但从当时的政局来看，却不失为一种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的体现。

《理灵坡》和《麻滩驿》同样表彰忠烈报国的精神，两剧是“悉本行状暨各传记，不敢意为增损”的历史剧。《理灵坡》是作者极力描写的有代表性的作品，曾传均曾评道：“《理灵坡》表扬忠烈，正气凛然，自是得意之作。”剧本取材历史上张献忠攻陷长沙、司理蔡道宪死难报国事。写蔡道宪铨授长沙司理后，广行善政，竭诚报主，爱民如子，断案如神，赢得了“蔡青天”的称号。当张献忠大兵压境之际，蔡道宪受知府堵允锡之托，摄理公务，制定扼关隘、守岳州（今岳阳）以阻止张献忠南下的战略，无奈巡抚王聚奎迁延张望，坐失战机。张献忠攻取岳州后，直逼长沙，蔡道宪两赴辕门，请王聚奎出城防守，但遭到拒绝，最终长沙陷落，蔡司理被擒。面对劝诱，蔡道宪正气凛然，慷慨激昂，大骂而死。《麻滩驿》则演沈云英在父亲、丈夫相继殉战后，匹马夺回父尸，守住了道州，后辞官回家赡养老母，刻画了一个“忠孝两全”的妇女形象。龙华认为：“三部剧作都贯串着同一主题，即是表彰‘忠义节烈’之士，强烈地反对农民起义运动。”龙华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到了剧作消极甚至反动的一面，但欠全面。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帝国主义用炮与火浇铸的文明的侵凌下，中国丧师失权，割地赔款。列强四邻交逼，中华民族面临被瓜分豆剖、蚕食鲸吞的危机，传统的封建士子们是不可能无动于衷的，尤其是作为一个未受到西洋文明影响的内地士子杨恩寿，更加惊惶于列强的侵略，期望人们团结起来，共御外侮。作者热烈赞颂忠肝义胆式的英雄人物，也正是此三部作品更深层的内涵。这种反对外侮的主张，我们同样可以从创作于1875年的《桃花源》中看到。如第一出《渔唱》：

[南泣颜回]则为胡骑乱中华，向谁把伤心同话，怕又对铜驼泪下。今日听见人说，秦王苻坚，自从王猛死了，他藐视中朝，起兵南犯，号称百万之众，浩浩荡荡，杀将前来。那苻坚说道，吾投鞭可以断流，其猖獗一至如此。……朝廷拜了谢石为都督，谢元为将军，大杀一阵。……后来把苻坚杀死，秦兵大败，苻决中流矢而逃。……（生大笑介）强奴欺人太甚，有此一战，亦可雪朝廷之愤，伸中国之威矣。

历史上淝水之战是东晋抗击北方氐族入侵中原的重大战役，杨恩寿借用这一历史事件，揭露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表达了对中国民族命运的忧虑和强烈的反对列强侵略中国的民族思想，“雪朝廷之愤，伸中国之威”，呼吁人们奋起抵御列强，保卫国土。

　　（二）

同当时许多士子投笔从戎的作法不同，杨恩寿把全部精力投入科场，以期功成名就，振兴家国。杨恩寿少年聪颖，七岁能诗，二十四岁中优贡生，但此后十余年，为科举拖累而苦不堪言。不得已，他奔波于湖南、广西、云南、贵州等地，过着寄人篱下的幕宾生活。远离家乡的浪游生活，使生性敏感的杨恩寿内心中充满了对前途的惊惧：“吁差矣，冬烘先生手故纸，大惧与我相始终。”终于，三十六岁那年得中举人，科场稍有起色，但他仍未得到施展抱负的机会。四年后的1874年，他远赴北京参加贡试，“万里扶摇而上，鹏博奋远翼，全凭忠信初心。”一如既往地热衷科举。然而贡试并未给他带来转机，虽初授盐运使衔，后升湖北候补知府，充湖北护贡官，但终因官缺过紧，随即去任，远赴滇南重做幕客。多年的浪游生活使早年踌蹰满志的早慧少年变成了情志黯然的失意文人，也使他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科举的黑暗。杨恩寿把自己亲身经历和辛酸感慨一并倾注于戏剧《再来人》的创作中。

传奇《再来人》创作于光绪元年（1875），是杨恩寿的代表作。剧本刻画了福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儒生陈仲英，执意追求功名，虽博学善文，但始终困顿场屋，科名不就，一生穷苦潦倒，最终老死牖下。死后托生为季毓英，其命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取功名如拾草芥，“十三采芹，十四食饩，十五发解”，状元及第，享尽荣华富贵。毛松年认为《再来人》“与《儒林外史》相似。”作者批判科举制度虽没有《儒林外史》那样淋漓尽致，鞭辟入里，但对科举制度的黑暗却有较深刻的认识，揭示了主人公陈仲英一生不得科名的原因是：“时文风气坏”、“不专在应试文字上用心”、“应试之作，愈庸愈妙，我因不肯趋时，以致终屈”。在剧中，作者特地安排了两个角色：用钱买了举人的孙福桐和抄几陈文骗来进士的钱成铭。这一净一丑的表演，辛辣地讽刺了末世科举制度的腐败不堪，道出了作者的忧虑和愤慨：“读书人到此地步，不独为衣冠之玷，抑且有风俗之忧，朝廷慎重科名，偏中了这些败类。文运如此，国运可知。”

《再来人》通过两位命运截然不同的儒生形象，极力刻画了老儒屡试不第的辛酸和季毓英登第出仕后的荣华富贵，可以说是作者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差距的真实再现。1870年，杨恩寿在得知中举后，当即赋《得第口占》四首，其中两首：“顷刻声名众口传，回首往事最堪怜。青衫留得伤心泪，一第蹉跎十七年。”“一麾五马诏新开，圣世何曾废不才。从此风尘人海里，几绕青梦到蓬莱。”形象地表达了自己久旱逢甘霖的心理：往年困顿科场，蹉跎岁月，泪湿青衫；如今青眼微开，碧海飞黄，梦绕蓬莱。两诗的相互矛盾又自成一体的思想情感影响着他的生活和创作。中举后不久，杨恩寿在创作的《桂枝香》第四出流觞》中流露出对科举鄙斥、超脱的情绪：“（旦）宝珠也太俗了，区区科第，得之不足为荣，不得又何足为耻。桂芳见他胸襟开阔，气宇不凡，想他作个奇男子，立千古之功名，岂仅为中一进士乎？”而在第五出憨侦》中，李桂芳去通州索债，夜宿禁城外屯子里想象田春航考试的结果，作者极力描写“得中之乐”和不中之苦”的种种情形，淋漓尽致地刻画李桂芳的种种心理。这两种对科举截然不同的态度，看似相互矛盾，其实是作者热衷科名的患得患失的心理反映，也是封建末世士子们处于科举腐朽衰败时期的变态心理的真实表现。作者曾在《再来人自叙》中对怜悯功名失意者和羡慕少年即飞黄腾达者两种态度均持批评态度，认为“怜者不必怜，羡者不必羡”，主张“超于科第之外，以进于道，为孝、为名臣、为硕儒，虽百易其身而不一死其心，非吾道之幸哉！”在科举考试之外寻求一条进身上进的捷径，否定科举，具有积极的思想倾向。但作者在该剧的结局，描绘了一个真真假假、假真真假的镜中世界，表明作者并未勘破现实，没有找到进身报国的出路。

　　（三）

杨恩寿在科场上“既蹇不遇于时，其心究不能忘情斯世”。身处末世的杨恩寿，从一些社会现象中感到“朝政日非，人心不古，皇上有图治之心，无致治之术；臣下有结主之术，无报主之心，阉寺弄权，盗贼蜂起。”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和危机，但他无力挽回颓势，甚至连参与的资格都没有。现实使他欲进不能，欲罢不甘，对时政有着强烈的不满和激愤情绪。创作于1875年的《桃花源》在艺术虽无甚特色可言，但作者意图明确：“顾就世外人说兴亡，淡荣利，举人间世无足撄吾心者，或亦热肠中清凉散也。”借历史兴衰，针砭时事。如前所论，第一出《渔唱》作者借武陵渔人与渔兄、渔弟议论“太元时事”，就是作者对当时列强瓜分中国激起的尖锐民族矛盾的揭露。在第二出《农歌》中又借秦时人之口历数暴秦罪恶，表达作者对腐败不堪的清王朝的愤懑之情。第五出《讯古》“历述汉魏各朝，看似平铺直叙，妙在各有议论，非以搬演史事见长，此老杜咏怀古迹诗，所以独有千古也。”这是作者创作的重点，武陵人与秦时人等纵谈历史，其中关于汉刘邦“受制于吕后”、晋惠帝“娶贾皇后”，并将杨皇太后毒死两件史事，更是作者用心所在。吕后和贾后专权在历史上均引发了长时间的内乱，造成生灵涂炭，阶级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激化。这些史实与1860年北京政变后慈禧专政的时事极为相似，显然作者意在借古论今，揭露和批判现实。

在《桃花源》中，作者极力铺陈了桃花源的超凡景象：“耕的耕，织的织，婚的婚，嫁的嫁，自有鸡犬桑麻，更无官腐贼盗，不觉身世两忘，逍遥自在。”“天茫茫一片，水茫茫一方，不纳粮，春田自广，不纳税，春蚕自纺。”一派陶渊明笔下与世无争、怡然自得的太平盛世。作者对此欣赏不已，但并未沉缅其中。因为这种道家无为式的清静与他执着的儒家出世精神相当背离。所以，杨恩寿在尾声中说：“世人何必仙源访？只要乐家庭盛世农桑，这福分还在那源里人家上。”不久又在《满江红•桃花源》一词中说：“莽莽鳞塍刈获，劳劳羊酒联姻眷。算此中都与外间同，何须羡？”作者刻画的“此中都与外间同”的桃花源，并非与众不同的仙境，同样有生老病死，桑麻劳作。然而，这种人们安居乐业、礼法自守的、现实中本该存在的社会在当时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杨恩寿笔下盛世农桑式的桃花源，正体现了封建大厦行将倾覆时士子们向往平和生活的焦渴心情，也表现了作者对清政府昏聩无能的失望。

　　（四）

杨恩寿性情旷达，不拘理学，醉心于戏剧欣赏和创作。他曾坦言：“忆自十余年来，颇有戏癖。在家闲住，行止自如，路无论远近，时不分寒暑，天不问晴雨，戏不拘昆乱，笙歌岁月，粉黛年华，虽曰荒嬉，聊以适志。”杨恩寿长期沉沦下潦，广泛地接触了下层民众，了解优伶的酸甜苦辣，为戏剧创作提供了生活源泉。取材于《品花宝鉴》的《桂枝香》就是敷演名伶与文士的风流韵事。作者旨在歌颂李桂芳的豪侠义举和嘲讽世间的冷眼无情，但作品的余绪流露出封建文人品花狎妓的庸俗情趣。《拜尘》一出中，田春航说：“腊尽始来京邸，寄居宏济禅寺，幸遇高卓然、史南湘两位诗人，携酒品花，消磨岁月。京城梨园之盛，首推联锦一班，如袁宝珠之待徐子云，杜琴言之待梅子玉。燕台花选，早道其详。小生所特赏者，独在李桂芳一人。”作者所反映的确有深刻的现实性。咸丰、同冶年间，长沙狭邪之风盛行，富商、名士、公子之流花天酒地，“宫室车马，衣服饮食，力模维扬风气。置酒宴会，无花不欢。”“咸丰改元后，阳羡方伯、嘉定太守先后莅官，提倡风雅，时作文酒诗歌之会，乌纱红粉，镇日排当。官绅从而和之，即下及伧楚，亦慕雅效尤，若辈遂以省城为花薮。……近因名花坌集，遂穷工极巧，以待不时之需。有若庆春园，有若萃贤阁，有若如松馆、玉壶春，而以老怡园为最。……每值佳日，有女如云，莺颠燕狂，左宜右有，虽秦淮之丁字帘，吴门之治芳浜，无以过之。”《桂枝香》写田春航与李桂芳恋情不是以往传奇“才子佳人”男女两性间的风流缠绵，而是同性间的变态相恋，是畸形社会的丑陋现象，是行将灭亡的封建社会的荒淫和腐朽的表现。

杨恩寿弃却传统传奇吟唱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的题材，把创作的重心放在反映重大社会问题上，并结合个人的人生经验，再现了晚清动荡的时局，展示了末世士子们的心路历程，无疑在思想上已高于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